略论文艺对和谐社会的推动力量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王绍辉 王清清 时间:2010-09-05
  [摘要]文章以当代广西的文学作品为例,生动具体地论述了文艺对和谐社会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审美的导向、心理的疏导、负面的警示、形象的感召、生态的建构等方面。
  [关键词]文艺;和谐社会;推动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这也就是说,“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文化部部长也认为,要构建和谐社会,是基础,是保障,文化是灵魂。笔者认为,要“建设和谐文化”,这是作为“人类心灵的工程师”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备受关注并将大有作为的大好时机。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文学艺术特征都是“以和为贵”的,对内讲“和气生财”,对外讲“和平友好”。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华文化传统。广西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广西社会学专家的研究,“和气、合作和善良,也是广西各民族的文化传统”。这种“和气”的广西文化也与文艺作品的带动和营造密切相关。解放以后,尤其是近10年来,广西的一些优秀文艺作品就承载着广西的和谐文化精神,向着海内外传播。区内一些优秀作家创作的一些优秀作品,像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和《后悔录》、鬼子《被雨淋湿的河》和《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子》、映川的《不能掉头》等等,都是在中国文坛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大型歌舞壮剧《妈勒访天边》、壮剧《大儒还乡》、桂林的大型实景剧“印象刘三姐”等文艺作品也不同凡响。“广西文化舟”在首都北京集中展示了广西的优秀文化,获得了如潮好评。这些优秀文化产品在思想观念、审美境界、文学水准、艺术造诣上所达到的高度,在广西乃至全国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文学艺术是文化的集中反映,在文艺所营构的和谐的审美文化熏染下,人们的审美素质与合作精神就逐渐提升,“润物细无声”地促进着广西各民族的团结以及和谐亲善的状态。广西解放以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广西经济社会的跨越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都是跟广西的“文化软实力”的推动分不开的。
  具体说来,以当代广西的文学艺术为例,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主要部分,文学艺术对繁荣和谐文化、对和谐社会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审美的导向、心理的疏导、负面的警示、形象的感召、生态的建构等方面。
  
  (一)和谐审美观的导向作用
  地看,一种先进的文化,离不开优秀文学艺术对审美的积极引导。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坚持用和谐的文艺观和审美观来影响社会,重点是教化青少年。
  以广西文学艺术为例,在国内外展演引起如潮好评的广西民族音画《八桂大歌》,围绕劳动与爱情两大主题,表现了广西各族人民朴素的生活观念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与企盼,给人以和谐幸福的地域文化感。《八桂大歌》就是广西各族人民和谐幸福生活在舞台上的真实而艺术的再现。该剧《劳动篇》中的《击鼓挖地》《祈雨》《插秧、耘田》和《收割、晒禾》《挑谷》等节目,使人们从中感受到八桂儿女的勤劳勇敢、热爱生活、安居乐业和丰收的喜悦。《爱情篇》中的《天地有爱》《十画想郎》《网住两条鱼》《瑶家妹子要出嫁》和《婚典》等十余首歌舞节目,更是生动地谱写了八桂儿女相知、相思、相亲、相爱、如梦如幻的爱情篇章,以载歌载舞、诗情画意的场景,尽情演绎和礼赞了八桂大地上壮、苗、瑶、侗、京等各族人民的和谐生态的“前世今生”。正如一些著名的评论家所说,“广西歌舞《八桂大歌》……围绕劳动与爱情两大主题,表现各族人民朴素的生活观念和对美好幸福的向往与企盼,给人以强烈的地域文化感”。这虽然是高于生活的艺术境界,但也真实地体现了“广西歌海”的民族团结的现实。这表明广西人民创造的富有地域特色的歌舞文化是具有亲和力和凝聚力的,他们如歌似画的、和谐幸福的生活令人向往,也引导着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创造像这样和谐幸福的“人间天堂”——类似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愿景。
  优秀的文艺作品以和谐的审美观培育民众的共同理想,在动员群众、凝聚人心,为共创和谐社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又如广西风情壮剧《歌王》是一部反映古代广西各民族和谐共处题材的作品,戏剧以轻松、独特的表现手法,历史地再现了中华民族交流、交融的过程,将古代的一场民族之间的战争化干戈为“绣球”。古代南征的中原汉族大元帅韩歧虽然有十万雄兵,却在动情的山歌感召下放下刀枪融入岭南歌海之中。“为山歌所败”的韩歧,在驻守岭南的日子里,学会了开田垦荒。还替百姓疏通河道。与骆越人相处,他深感骆越人心纯如清泉,不仅学会了山歌,还得到了骆越姑娘的爱情,得到了骆越百姓的拥戴。当然,中原大军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先进的文化,最后实现了南北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正是基于这一点,该剧所选取的题材准确地把握了历史的脉搏,用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演绎了一出符合历史本质真实、符合历史精神而又妙趣横生的风情诗剧。历史的长河正是这样,文明战胜暴力,和平消弭战争。两千年前的壮族先民所创造的山歌文化,就引领和推动着广西各民族相互团结、和谐发展的历史,一直到现在,广西社会长期的和谐稳定都是有口皆碑的。
  再如广西作家潘琦,就自觉地在作品中弘扬和谐文化。他的散文和歌词创作都有相当成就,其诗歌《三月三,九月九》曾获全国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歌词写道:
  三月三,九月九
  歌儿挽着彩云走。
  三月唱播种。
  九月唱丰收,
  牧歌满山飘,
  渔歌浪中游,
  为什么家乡这样美?
  只因那各族兄弟手挽手!
  三月三。九月九
  歌儿挽着日月走。
  三月唱希望,
  九月唱成熟,
  歌中有故事,
  歌中有追求,
  为什么祖国这样美?
  五十六个兄弟民族手挽手!
  词作生动形象而寓意深刻地概写了小平同志那春天的“故事”和全国人民奔小康的“追求”,又写出了“三月三”这个壮乡儿女特有的民族地域节日,并用“手挽手”的“民族团结”形象,回答了“为什么祖国这样美”的设问。歌曲中民族团结“手挽手”的和谐意象似一群雕塑一样耸立在人们的心目中。这首歌已经传遍了广西城乡,笔者常常在展练的公园中看见成群结队的大伯大妈载歌载舞地传唱这首歌曲。这说明作者是深谙艺术创作之道的,并且自觉地以和谐的审美情感打动人,以美妙的歌唱艺术感染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二)心理的疏导作用
  在人与、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者关系中,自身的身心和谐往往处于首要的位置。人在困顿中非常需要心理疏导,文学上也叫审美超越。人和动物都需要物质的满足,但是人有时更需要精神的“审美超越”,这就是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在某种时刻,这种精神需求还十分强烈,它甚至成为生命的支撑。
  当代广西作家致力于和谐文化建设中的心理疏导工程。比如从彭匈的散文随笔集《向往和谐》的书名,就可以知道作家的努力方向了。这里的“和谐”,主要是追求人们身心的和谐。在这本随笔集后附的《我的随笔观》里,作家明确要求自己的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彭匈散文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诙谐幽默,他在《多一点幽默》一文中特别强调了用幽默作为和谐交往的润滑剂:“幽默是智慧的外衣,风度是知识的升华。在生活节奏紧张,人际关系纷繁的今天,我们由衷地呼唤:多一点幽默。”他的散文大多能够让读者在会心的微笑中获得某种心灵的净化、情感的洗涤、知识的满足。因此他的散文不仅获得广西文艺创作最高奖的“铜鼓奖”,而且以代表作《时髦青年吕布》获得“2000,年度中国最佳散文”之一的荣誉,该文还被多家刊物和选本转载。这说明追求身心和谐、有益智悦情作用的文艺作品是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从而推动着社会的和谐发展。
  追求身心的和谐,要提到北部湾畔的女作家林宝,她的散文很注重心灵对世俗利益的超越。如她在《永远的蔚蓝》中,针对一些人有防城港新城的“征服者”心态,作者写道:
  我们是不是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及操作呢?让大海与土地、大海与城市、大海与人的关系相互融洽相互守望,让人类在一个充满物欲的世界里更多地保留清白和安宁,扎扎实实寻找一条天人合一共同发展之路,让理智、道德和良心都要牢守家园,心与大海永远是一片蔚蓝!
  在经济建设热火朝天的时刻,的确需要呼唤另一种“生态平衡”,需要这种坚守“清白和安宁”的心态,需要提防环境污染、提防急功近利的豆腐渣工程。呼唤像大海一样“永远蔚蓝”的心态,在人心躁动的今天,世间将少一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多一些坦荡的君子、和谐的人情。
  西方家柏拉图说“人是精神的动物”,这说明跟满足于口腹之欲的动物不一样,精神活动对于人特别重要。尤其是在特殊的困境中,人除了基本的生存需要,还需要多么强烈的精神慰藉。请看女作家冯志奇的散文《的魅力》:
  那是“文化大革命”年代。那年,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两百来名刚毕业的“臭老九”,被分配到桂西山区,在某农场劳动锻炼……
  除夕那天……当《思乡曲》奏起时,既没有谁来制止,也没有说来提醒,倒是在演奏者周围引来越来越多的听众……乐曲带有浓郁的思乡情绪,此时在他乡,在年关,在这空旷寂静的夜,这思绪最能引起我们的共鸣,这乐曲便成了我们惟一的寄托!
  ……这一声声召唤。将占据我们心中的那一份孤独、寂寞和乡愁,抹擦得干干净净!
  可以设想,“在他乡,在年关,在这空旷寂静的夜”,在这个偏僻的山沟,在本来应该与亲人联欢的除夕之夜,如果没有这一场自发的“音乐会”的疏导和缓解,这一群知识青年恐怕被压抑成精神分裂症了。如今多少人患精神疾病,甚至衣食富足、前途无量的人也坠楼自杀的新闻不绝于耳,这足以说明人们的精神健康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人类渴望心灵的自由有时胜过万千财产,这就是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吧。这也说明文学艺术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容忽视的“灵魂拯救工程”。
  从彭匈的“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凭天上云卷云舒”那淡定从容的散文境界,到林宝《永远的蔚蓝》那气定神闲的心曲和冯志奇那艺术拯救灵魂的作品等等,它们对树立人们的审美境界,对人们良好品格的养成,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当代广西文学注重陶冶人格和心理疏导,努力促进人们身与心的和谐,让和谐文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三)负面的警示作用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任务,是在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这说明“社会矛盾”总是长期存在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克服了旧的矛盾后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不能杜绝而是要正视这些问题,让它警醒我们,以求得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和谐。因此我们的文学需要一种批判性思维,以干预生活、引导生活。广西文坛“三剑客”等作家的作品都善于通过揭示“不和谐”来追求“和谐”的审美理想,也就是通过审美批判来实现“真善美”的建构。
  广西仫佬族作家鬼子,以他的“悲剧三部曲”《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空的麦田》对底层民众苦难的揭示而享誉中国文坛。以《瓦城上空的麦田》为例,小说主人公农民“李四”的悲剧就是精神与灵魂无处安放引起的身心不和谐。李四不存在物质匮乏,而是缺乏存活于世的精神依托。故事的情节就一句话:他盼望在城里工作的儿女回乡庆贺自己的60岁生日而不得。李四最后在凄惶无望之中死去了。作品暗示我们:李四的身份在儿女们心里的丧失,是商业社会挤压灵魂和精神失常的结果。发表这篇小说的《人民文学》的编辑说得好:“关注人的灵魂,关注人的精神状况,让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逻辑经受一次检验、一次冲击,这也许是《瓦城上空的麦田》的立意所在。也许我们都很忙,忙得忘了父亲的生日,忙得顾不上看看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生活,但是,停一停吧,哪怕短暂的、哪怕偶尔一次。”鬼子的小说竭力帮助人们寻找传统伦理道德和家庭美德,目的是促进社会和谐。这篇小说在国家级的著名刊物呼唤和谐文化,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广泛而深远的。
  东西的短篇小说《我们的父亲》中的“父亲”,也有李四的悲剧,这位父亲就在儿女的眼皮底下孤独地惨死在车轮下,而“忙忙碌碌”的三个儿女毫无感觉。这部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播出后,对如何构建和谐家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更让东西获得较高赞誉的《没有语言的生活》这部中篇小说,先写器官残疾的一家人过着和谐而“没有语言的生活”。最后,连新生的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气的爱说话的小孩也被迫沉默寡言了,全家又过上充满怨恨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了。小说的思想内涵丰富,格调戏谑而悲凉。“没有语言的生活”一方面固然是缺乏沟通造成的,但另一方面更是由于社会的劣性——“倚强凌弱”的国民劣性造成的。只有改善文化环境,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人们才能充分享受温馨和谐的“有语言的生活”。这篇小说通过审美批判替被遗忘的角落里的弱势群体发出了呐喊——为了争取与人交流的基本文化权利即“表达权”,一定要过上“有语言的生活”——当然是更和谐幸福的生活。
  东西的这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通过“王加宽一家”的遭遇呼唤家庭内外的和谐,到后来拍摄成同名电视剧和央视播放的电影《天上的恋人》,将这种和谐的审美文化推广到中国文化中去了。东西、鬼子所描写的是“不和谐”的现实生活,其目的是警示人们,正因为存在不和谐的病态,所以要提醒人们继续为和谐健康的社会理想而不懈地奋斗。
  
  (四)形象的感召力量
  中国是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全民族的凝聚力作支撑是难以做到的。这种凝聚力的产生,除了雷锋式的少数真实的英模人物的道德力量的影响,还需要刘三姐式的大量的艺术形象的感召。我们的文艺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具有某种榜样的力量,能够将人们的思想引领到共同的文化目标上去,从而产生某种亲和力和凝聚力,不断地推动着和谐社会的建构。
  广西最著名的艺术形象“刘三姐”,她智慧、善良、勤劳,能歌善舞,常常“以山歌敬乡亲”,深受老百姓喜爱,她就是一个和谐的艺术典型,是广西和谐文化培育的一个代表。旧社会艰苦的生活没有泯灭这“歌仙”爱唱山歌、乐观旷达的天性,她总是歌不离口,“宁可三天三夜不吃饭,不能一天一夜不唱歌”。村里的人们也都爱唱歌,喜欢向她求教歌诀,听她唱歌,据说,“数百里甚至数千里以外的人都来听刘三姐的歌,来人之多,把四周围的山都踏了……大家唱着刘三姐歌时,即使苦恼忧愁的人也立即会愉快起来”。刘三姐真诚友善地对待众邻乡亲,“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乡亲们也以山歌友好应答,大家以礼相待。刘三姐落难流浪,人们热情相助,诚恳礼待,给予慰勉和信心。刘三姐的故事传说折透出了壮族人民嗜歌如命、乐观旷达、相互慰勉、和谐相处的美好的传统品格,这种友好和谐的品格影响到广西整个民族性格的形成,从而推动着广西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种和谐互助的文化传统在当代广西还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因为人人争当刘三姐式的民间英雄。
  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的广西歌曲《老王》,表现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开展扶贫工作中,干部与老百姓的那种感人至深的鱼水关系,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老王”,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一曲《老王》唱响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
  广西创作的优秀广播剧《情洒邕江》不只是对南宁基层工商所长黄振磊以身殉职的英雄赞歌,也是我们整个时代的强烈呼唤——在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向利益格局多元化的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我们的体制和干部作风都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胡锦涛同志告诫领导干部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黄振磊作为基层干部就很好地实现了总书记的要求,他应该成为当今领导干部“文明执政”的楷模。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黄振磊的英雄事迹本身就十分感人,所以经过多次艺术加工和提炼的广播剧《情洒邕江》,作为艺术形象的黄振磊更有了感天动地的艺术效果。作为全国优秀的广播剧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播出后,将产生更大更广泛的艺术感召力。
  在“天下民歌最眷恋的地方”,广西歌曲《老王》《三月三九月九》《壮乡社戏》《挑着好日子山过山》《壮族大歌》《太阳与星星》《人民公仆》等从“歌海”中踏浪而来,传播到四方。这些歌曲让民众尤其是让贫困地区的群众产生认同感,那些“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好干部让社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凝聚力。
  
  (五)生态的建构作用
  随着化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我们的环境却发生了危机,所以,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建设“生态文明”,因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建构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作为当代的广西文学,也在努力创造这种和谐的生态文化。
  广西素以青山绿水著称于世,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世人共羡。广西作家也在创作中维护和讴歌广西的生态美。如桂林诗人雷熹平的诗歌,就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意境,《龙胜温泉》中写道:“耳畔水声声。心田泉温揾。”“枫耸天地中,童跳梯田垅,弯月连天落,闲牛恋剩绿。”枫林与孩童成趣,广西龙胜那连片的梯田像西沉的弯月,与身处其中的闲牛,构成一幅水墨画。摘要发表在国家《文艺报》上的雷熹平的诗集《名胜之歌》,它所描绘的桂林山水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正如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所评论的:“亲近山水,与其说这是一种雅兴,不如说这是一种心存高远的境界。当今世界,满目奢华,飞光流电,五色乱眼。流俗夹带着物欲形成一种难以抵御的蛊惑,而能在此种情势下坚持的,就显得异常的艰难。诗人身处尘嚣而寄情于山水,寻求精神的寄托,寻觅知音于高山流水之间,在大自然中寻求诗意,又在诗意的荡涤中视通古今,兴会万物。或发为联翩的奇想,或发为深情的咏叹。或发为警世的浩歌。他所致力的,不仅在身心的愉悦,甚或于以此召唤世道人心。”说得多好,维护生态美,的确也是召唤世道人心,是一种和谐价值的召唤,是“发展”的召唤,是对片面追求经济利润的反拨。
  桂林的大型山水实景《印象·刘三姐》,以蓝天为幕,以大地为台,将表演艺术与自然山水实现了巧夺天工的结合,创造了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当地农民在这舞台上演出的“活剧”,吸引了海内外熙熙攘攘的观光客。这是著名导演张艺谋推出的富有创意的“天人和谐”的佳构,也是和谐广西和生态广西的一个亮丽的缩影,它对“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广西以山清水秀闻名于世,“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和风生水起的北部湾海洋风光令世人神往,当代广西的文艺作品都在呼唤生态文明,这有利于把广西建设成为山美、水美、人情更美的和谐的人间天堂。
  从壮族史诗《布洛陀》、花山岩壁画到美丽的歌仙刘三姐等民间文化遗产,就一直是广西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富矿,两千多年来凝聚了他们的智慧、自信和力量;一部《刘三姐》,把聪明智慧、爱憎分明的广西美女形象推向世人面前,也把“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的诗性文化展示在世人面前。一年一度的南宁国际民歌节,还将广西的这种和平友好的山歌文化推向了全中国和世界,使广西成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这种“文化软实力”当然促进了广西的团结和奋进。最近10多年,广西文学崛起于中国文坛,不仅增强了广西文化的软实力,还增强了广西人民的凝聚力,而且还强化了整个广西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形象。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所说:“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广西文化由于与广东文化渐渐拉大的差距而被人们淡忘和忽略。这种情景,直到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才有了些许的改变。造成这种改变的文化现象之一是近十年来广西文学的崛起,即以“广西三剑客”作家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在中国文坛造成的影响。”是的,当广西的作家精英们登上北京大学的讲坛,当《漓江百里图》醒目地悬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当“广西文化舟”浩浩荡荡地驶进首都北京,不仅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更加凝聚了广西人民团结进取、奋发有为的力量。

图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