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三次并购浪潮的动因分析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徐静霞 时间:2010-07-03

  内容摘要:到目前为止,我国购并共经历过三次大的浪潮。消除亏损、优化资源配置、获取低价资产、享受优惠政策、降低代理成本是前两次并购的主要动机;而第三次并购的主要动机则为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确定企业的战略模式以及培养和发展企业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企业并购 浪潮 动因
  
  我国在上一直是一个商品欠发达的国家,在1949年前,基本上未出现过大的并购浪潮。新成立以后至20世纪50年代末,实行了特殊形式的产权重组,即通过对私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实现公有经济的“兼并收购”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上世纪80年代末之前,根本不具有企业并购的前提条件。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进行,作为产权交易的并购活动才得以出现,到目前为止,我国企业购并共经历过三次大的浪潮。
  
  我国企业购并的三次浪潮
  
  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
  我国企业间真正以企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并购开始于1984年,由此开启了我国企业的第一次并购浪潮。1984年,在全国企业根据“两权分离”的原则,广泛推行承包、租赁经营方式的同时,首先在保定和武汉出现了企业兼并,将效益差、经营不善的企业产权有偿转让给有经营优势的企业,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1986年底,企业并购开始在其他城市,如北京、南京、沈阳、无锡、成都、深圳等地陆续出现。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全国有6966家企业被兼并,转移资产82.25亿元,减少亏损企业4095家。
  第一次并购浪潮有以下特点:并购活动都是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进行的,各地政府也都直接参与和干预了企业购并活动,并购主要集中于本地区之间。这一时期的企业并购具有横向性质,即并购双方产品相似、工艺相似、生产厂地基本相临。并购活动是在产权未明晰的情况下发生的,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企业自发和政府干预现象并存。
  
  第二次企业兼并浪潮
  我国企业的第二次兼并浪潮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在中央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情况下,在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双重压力下活跃起来的。1992年仅北京就有66家企业被兼并。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要明晰产权关系,让产权流动和重组。1993年9-10月间,深圳的“宝延”风波拉开了我国股市并购战的帷幕。随即又发生了万科申华事件,中远收购众城、恒通收购棱光、大港收购爱使、光大收购玉柴等轰动全国的并购事件。
  与第一次并购浪潮相比,这次发生在证券市场初具规模之时的并购活动,有以下特点:企业并购的范围、规模进一步扩大,大型合并和收购增加,强强合作增多。产权转让出现多样化,上市公司股权收购逐步占据主要地位,境外企业参与国内企业并购开始初见端倪,但承担目标企业债务式的并购仍占到60%左右。并购范围突破了所有制和地区限制,开始向多种所有制、跨地区方向挺进。企业并购开始由以往的“任务”逐步转为以企业为主体,并开始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第三次企业兼并浪潮
  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性的企业购并此起彼伏,伴随着我国企业的不断成熟及加入WTO的巨大压力,第三次国内企业的并购浪潮也悄然兴起。出现了易趣与雅宝联姻,联想与赢时通结合,搜狐收购chinaren、华润控股万科,小天鹅与科龙结成战略联盟,海信集团与浪潮信息产业合并,青岛海尔斥巨资收购海尔空调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等事件。这一切表明,我国企业的战略性大并购已经第三次拉开序幕。
  同前两次相比,这次并购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过去那种强吞弱,大吃小,而大部分是强强连手。并购的目的不带有“扶贫”色彩,而是企业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并购的重点多是高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力图形成优势互补。在并购中政府不再担当“红娘”,而基本实现企业间的“自由恋爱”。
  
  我国企业并购动因的理论分析
  
  第一、二次并购浪潮的动机分析
  救济型购并——消除亏损的动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的购并浪潮明显存在政府撮合、干预的特点。企业并购主要是为了解决亏损问题。这种不考虑企业具体情况“杀富济贫”的做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成了我国企业并购活动的主要动机。这种并购动机的背后是一种对企业破产的替代机制。其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劣势企业没救活,优势企业也跨掉了。
  存量调整式购并——优化资源配置的动机 我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问题。通过购并活动,可对国有企业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存量资产的运行效率,从而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这是政府推动的企业购并的另一个重要动机。

  投机型购并——获取低价资产的动机 获取低价资产,是我国社会转型期购并的另一个重要动机。据统计,1987——1989年,我国大约80%的企业购并动机是为获取被购并企业的廉价土地;如果是跨行业的并购活动则100%是为了获取廉价土地。另外,20世纪80年代政府急于消灭亏损企业,在并购中采取“资产上算粗帐,效益上算大帐”,造成被并购企业估价普遍低于实际价值,甚至许多被并购企业的资产未被计价。这种因素曾导致投机型购并盛行一时。
  资源型购并——享受优惠政策的动机 通过购并可获得银行的优惠贷款,政府的减税、免税以及财政补贴等。这是我国企业并购的又一个重要动机。这种并购往往发生在民营企业对亏损国有企业的并购上。由于政府在政策上对两类企业区别对待,许多民营企业希望通过这种购并,获得原本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享有的特殊资源。这也是在我国特殊的体制环境下所特有的一种购并现象。
  管理型购并——降低代理成本的动机 在我国企业规模与行政级别相联系的制度下,通过并购活动,扩大公司规模,相应也能提升企业管理者的行政级别。这是一些国有企业并购的另一个重要动机。并购之后,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收入变化不大,但是行政级别的提升对其自身的利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是管理型并购在我国的特殊表现形式。
  
  第三次并购浪潮动机分析
  随着我国企业的不断成熟,以及我国加入WTO后,行政性的干预在并购活动中的作用将逐渐淡出,依据企业自身的愿望和市场的条件来实施的并购将成为主流,这样在第三次并购浪潮中,我国企业购并的动机主要表现为: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通过强强联合,尤其是在高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上,以形成优势互补,达到改善长远的经营环境和经营条件,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长期占领、开拓某个市场,获得资金和市场优势。
  并购战略,创新 综观世界前100家跨国公司发展史,无不是通过资本经营形成的。新经济呼唤新的企业发展模式,并购作为企业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这时就显得非常重要。
  优化重组,提升竞争力 加入WTO后,国内的企业将面对开放度更高、竞争更激烈的局面,通过联合,不仅减少了竞争对手,而且还获得了竞争对手原有的信息、核心资产、销售渠道、研发队伍、管理经验等资源,即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重组,又增加了市场占有率,从而达到并购企业间优势互补,提高核心竞争能力的目的。
  通过对我国企业三次并购浪潮及并购动因的研究,我们发现我国企业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美国的五次兼并浪潮,极大的催生了一大批巨型、超巨型及跨国大公司的产生和发展,完成了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增值,推动了产业升级和资产结构在社会范围的优化配置,提高了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而我国企业的并购在产权问题、并购动因、并购效果、并购对象、并购中介、并购跨度以及股东权益保障程度上均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国内企业并购过程中存在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使得企业并购很难顺利进行,也难以体现并购的真实价值,妨碍了我国资本运营的进程,这又成为另一个必须研究和重视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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