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乡村社会与农民经济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2
一、现代性的反思：半殖民地化与农民的道路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影响甚大，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化理论所表现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已经受到了挑战。90年代，一些美国学者开始注重对现代性的反思，从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得失考察其对现代化的反映，从而更深刻地观察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地位。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沃尔克(Kathy Le Mons Walker)的《中国的现代性和农民的道路：长江三角洲北部的半殖民主义》⑥，该书探讨了农民与现代化改革事业、与西方经济势力的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如卜凯(J．Lossing Buck)，帕金斯(Dwight Perkins)，马若孟(Ramon Myers)，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付大伟(DaVid Faure)，罗友枝(Thomas Rawski)，罗伯特(Ash Robert)，卡尔·罗之金(Riskin，Carl)，维克多·里皮特(Lippit Victor)，黄宗智(Philip Huang)，布南特(Loren Brandt)等。
② 《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③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④ 黄宗智 (Philip C. C. Huang) :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⑤ 主要文章有：1.王国斌( R. Bin WO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Peasant Economy: A New Formulation of Old Problems. Peasant Studies Volume 18, Number 1, fall 1990 ; 2. 费维凯: Presidential Address : Questions About China’ s Early Modem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51, Issue 4, Nov. 1992, p 761 ; 3. 费维凯: An Old Question Revisited : Was The Glass Half full Or Half-Empty for China’s Agriculture before 19497 Peasant Studies(Londan) vol. 17.No.3 spring 1990 p207o
⑥ 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Peasant Path : Semicol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yanzi Delta. Stan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该书作者沃尔克，美国台泊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比较史学和第三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
在此书中，作者探讨了16、17世纪以后，江南北部的棉花种植和手工业的发展，19世纪晚期被卷入全国和世界市场之中，逐步繁荣到衰落的过程。主要讨论了清末民初南通、海门和苏北地区与张謇的现代化事业之间的关系。17世纪至18世纪，三角洲北部的农民一直依靠种植棉花和纺纱维持生计，至19世纪晚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纺织品包买商将机纺棉纱分给农家纺织，以提高纺织品的数量和质量，然后将产品销售到上海和东北。1890年代末，儒商张謇获得清政府的允许，在这一地区开办了唯一的现代工厂一一大生纱厂，除了生产棉纱，还开垦盐地为棉田，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①。通过召佃承种和部分雇工耕种的经营方式，不仅解决了劳动力，还募集了大量资本。这就使得当地的土地关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一些经济情况较好的农民通过承租土地增加了田产，有时还到垦牧公司打工，出租劳动力去为地方市场和手工业生产者种植和收获棉花。与此同时，更多土地所有者却因债务原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这样，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日益增多。土地买卖的增加带来了租金和押金的上涨。其间，地方统治者税收增加，大多转嫁到农民头上，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暴力抗议事件经常爆发。在植棉、纺纱和纺织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增长。沃尔克认为大多数江南北部的农民已变成了国家和世界市场的附庸而生活水平下降，成为“半殖民地发展”的牺牲品②。
这一观点与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林刚在《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一文中，论证张謇在南通等地的现代化事业，以及其城乡互动的经营模式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据1933年的一项调查，平均每一个织布家庭出售土布的年收入达145元以上③，这对贫苦农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而这时南通土布已处于衰落期，兴旺时期收入会更高。”④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乐观派”代表人物付大伟和布南特的观点也完全不同。后二者认为，中国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大于所获得的灾难。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农民与地主，以及农村各阶层人士都获得了新的机会，这种新机会为改善生活水平提供了条件。在其论著《解放前中国农村经济：江苏和广东贸易增长和农民生计，1870—1937》中⑤，付大伟认为：从1870年代到1920年代，江苏和广东的农村经济，特别是生产出口作物的地区，看上去十分繁荣，而且“这种繁荣可能转化成较高的生活水平，对大多数农民、自耕农，以及佃农而言。”⑥这种状况只是到了1930年代，当世界经济大萧条影响中国时才有所改变，而且“地主和佃农双方都觉得他们受了不公平的待遇”⑦。1930年代中国的萧条，“被那些认为外国贸易介入给中国带来坏影响的社会观察家估计得过分悲观”⑧。布南特也认为“尽管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地域和程度上的不平衡，但仍有大量证据证明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棍高”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通海垦区地跨南通、海门两县，北自南通吕四丁荡起(吕四今启东市)，南至海门小安沙川流港止，总面积232方里，合12．3万多亩。1901年正式成立，张謇任总理。自1901年10月开始招集，至1904年实收股款计209 180两，张謇以每亩一钱八分九厘多银子的地价领得了123 377亩的土地耕种权，进行筑堤、开渠、蓄淡、种青等工作，陆续开垦。通海垦牧公司的原始资本除股东投资外，还有“佃农顶首”、“佃农劳力投资”等。参见南通市档案馆存《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中《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实业文钞》卷2《垦牧乡志》和《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等资料。
② 详见沃尔克：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Peasant Path：Semicol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Yangzi Delta．Stan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第7章“清末民初农民的政见与现代化道路”。第156—173页。
③ 蔡正雅：《手工业试查报告》，转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第76l页。此注是原作者加的。
④ 林刚：《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⑤ David Faure, 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 : Trade Expansion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 ,1870—1937，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⑥ David Fame (1989) ,202。
⑦ David Faure (1989),207。
⑧ David Faure (1989),202。
⑨ 罗友枝，在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一书，表6．11中，提出在1914—1918年和1931—1937年这两个时段中，人均增长1％左右。在1890年代和1930年代之间，保守估计累计增长在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之间。详见布南特的"Reflections on China’s Late 19[上th] and Early 20[上th]—Century Economy"，The China Quoderly，number 150， June 1997．Odord Shire，England．P283—284。
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问题，争论了许多年，“乐观派”认为有所提高，至少没有下降；“悲观派”①认为农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差，存在“绝对贫困化”“相对贫困化”。所以著名的“乐观派”马若孟在评论此书时写道：“尽管沃尔克的区域历史研究试图呈现三个世纪中多种层次的人类活动，但她只观察了市场欠缺的一方面，这时候市场不完善、较零碎，因而导致成本上涨。然而，这些多层次人类活动也有与兴旺的市场发生联系的一方面，这时候市场整体性较强，交易和运输成本降低，收入和产量增加。”②马氏的意思是只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忽略了另一方面，不够全面。可见沃氏仍然秉承了其老师黄宗智的观点，属于悲观派阵营。
此外，该书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概念一一“半殖民地化”、“城乡精英模式”、“新农民化”，这些概念与国内的研究有所不同。
“半殖民地化”的概念以及“半殖民地”问题，前些年国内学者有过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半殖民地”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但不是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化的历程实质上是中国封建主义衰落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动因与阻力，并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不是社会性质”。③沃氏的“半殖民地化”的概念与以往的社会性质的定义不同，与以上新的观点有些接近，但也不一样。认为应从两方面理解这一概念，第一，它是一个历史运动，特别是在近代与欧洲或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事业相关的历史运动；第二，它是一个控制(dominmion)、侵害(violation)和反抗(resistance)的代名词。“控制”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竭力干预中国政治以达到扩张自己利益的目的；另一方面，本土精英通过自己手中的特权极力盘剥真正从事生产的各个阶层(主要指农民和手工业者)。“侵害”存在于这两种控制形态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双方都受到同一种意识形态一一发展和现代化一一的影响，借助某种权利，推行所谓的现代化事业，并成为发展的一种模式，但是由于这种发展模式与旧的农民道路的轨迹和景观相反，所以遇到了激烈而普遍的抵抗④。所以反抗一直存在于这个过程之中。
笔者沃氏的“半殖民地化”概念为以下几点，第一，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各个层面的控制；第二，殖民地国家精英人士的政治经济诉求，及现代化努力，沃氏称之为“精英国家主义”⑤，他们往往得到殖民地国家的支持，进行一些改革项目。但他们进行改革的理论源泉存在一个内在的悖论，那就是殖民地人民的政治要求恰恰是建立在殖民地统治的“现代性”知识结构之上。西方资本主义的统治理论和文化产物被中国的精英们复制、再生产，变成了半殖民地过程的一部分，它作为帝国主义统治的一部分，但却为新的对抗帝国主义本土力量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第三，农民的抵抗和选择。沃氏认为，农民的反抗不仅仅是一种对半殖民地化、帝国主义或商品化力量的反应，而是在当时的特殊语境(specific context)中，特别是在城乡精英模式影响下，农民政治意识的觉醒，其中包含了对帝国主义和本国现代化力量双方的反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根据学术观点的分歧，多年来，美国学者中形成了两个派别，70年代以前称为“分配理论”(Distribution theory)和“技术理论”，又称为折衷理论(Eclectic theory)，80年代称为“悲观主义论”(pessimistic)和“乐观主义论”(Optimists)。分配理论(悲观主义)代表人物及其著作：1、Ash，Robert：1976．Land Tenure in Pre-rovolutionary China：Kiangsu Province in the 1920s and 1930s。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2, Riskin, Carl : 1975. "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 in China’ 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Dwight H. Perkins, ed., 49—8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 Lippit, Victor: 1974. Land Reform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White Plains, N. Y:l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黄宗智属于此阵营。折衷理论(“乐观主义”)代表人物及著作: 1、卜凯, Land Utilization in Modern China. Nanking :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7.2, 帕金斯,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Chicago. 3, 马若孟,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4, 费维凯, 5、付大伟: 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 Trade Expansion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 1870—1937,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6,Thomas Rawski(1989),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② 马若孟，关于本书的书评。The China Quarterly Number 162，June 2000，P573。
③ 张庆海：《论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相关研究有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聂希斌：《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认识》，《学术研究》1992年第1期；淘季邑：《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问题一一与陈金龙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④ 详见沃克: 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Peasant. Path : Semicol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Yangzi Delt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99, p13 。
⑤ 即官僚资本主义，由政府倡导的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资本主义因素。
这样的“半殖民地化”的概念与前述张庆海的观点接近，张认为半殖民地化历程是中国封建主义衰落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主要动因与阻力。“关于殖民侵略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后者不成熟时，发展后者是为了反抗前者；当后者较为成熟时，反抗前者是为了发展后者。但无论哪一种情况，反抗殖民侵略均会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①二者都强调动态的过程，以及对近代社会的影响，但不同的是张论及的主要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沃氏讨论的是宗主国与半殖民地本土资本主义的关系，和农民在此过程中对以上二者的回应。这对国内的关于“半殖民地”概念的争论无疑具有补充意义。
所谓城乡精英模式，特指张謇在南通建立的城乡互动的经济模式，沃氏称之为张謇的“自给道路”(Self- Reliant Path)。这是一种垄断模式，张謇在南通建立大生纱厂，把农民的种植和纺织生产联系起来，首先是收购农民种植的棉花，纺成棉纱，然后出售给农民，由农民纺成棉布，通过上海的买办，成为条约口岸贸易的一部分。通过与地方的其他现代项目的结合，张謇建立了将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的垄断体系．通过这套体系，南通早期的工业化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发展力量。大生纱厂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中最成功的一例，南通也成为中国农村棉纺织工业的中心。另外，张謇通过与大生纱厂相关的垦殖公司，开垦了一大片新的租赁棉花农场，快速提高了当地的棉花产量。南通成了现代化路线的楷模。
张謇的城乡互动的经济模式，是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结合，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②。正如费孝通在经过深入调查之后所得出的有关中国城乡关系的结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③。“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都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也只有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④中国的城乡经济关系并非如某些经典作家所言的“城乡分离”，“城市剥削乡村”，而是城乡一体，互为依托(特别是在江南地区)。
但这种依托的前提是地方自给系统(self-reliant)的平衡，即原料、生产和销售的自给能力。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城乡互动”体系也就不复存在。所以到1920年代早期，当南通的自给系统和地方体系发生分裂后，上世纪由张謇建立起来的城乡模式也就分崩离析。“银行公会接管了纱厂，大多数相关产业倒闭或濒临倒闭，曾经支持张謇进行棉花垄断收购的土地发展公司也落入私人之手，收购体系的其他特征也消失了。
与此同时，在乡村，出现了两种趋势，一种是“现代地主主义”(modern landlordism)的出现。1911年以后，江南北部的地主，与南通城市的现代精英结成同盟。城市企业家一商人阶级继续领导现代化运动，而保守的农村地主，包括那些放弃城市到农村居住的人，也默默地卷入到现代政治经济变革中。在政治上，他们站在辛亥革命一边以便控制当地事态，然后一窝蜂地进行改革以“获取领导权”。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式的经营农场在大中型地主中发展。这种变化，造成了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对贫苦农民越来越不利，对半地主一富裕农民的农场越来越有利，于是出现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的地主种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张庆海：《论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第232页注(1)，《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② 关于张謇的研究，参阅章开沅先生的《开拓者的足迹一一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会出版社2000年版)、《张謇与近代社会》(华中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与田彤合作)。
③ 费孝通，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a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Broadway House：68—74．Carter Lane E．C．4．1962。
④ 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1948年版，第82、84页。
另一种趋势是农村政治经济中的“新农民化”(repeasantization)态势。新的“半无产者农民”阶级产生，他们过去是在自己农场里耕作的贫穷的小商品生产者和挣取低微工资的劳动力。旧的农业生产结构被商品经济解散或削弱，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在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建立了许多模式的“资本主义”，但任何一种模式都是以农村劳动力作为支撑的，他们获得利润的方式就是如何更紧地将农民控制在手里。因而无论是那一种现代化道路，都不是农民自己的道路。他们的反抗也不能仅仅看作是对半殖民地主义的简单反映。沃氏认为，南通及江南北部的农民运动，与毛泽东1930年对江西南部地区的调查不同，毛泽东的结论是“与富农一样的半地主阶级”是坚定的反革命。而长江三角洲北部的农民运动不是江西那样的社会革命，所以存在跨阶级的联盟①。尽管在内部存在资本主义和公共平等主义(communal-egalitarian)的矛盾，但对若千现代化表述中的半殖民主义的反对，形成了20世纪初农民运动中多种阶级联合起来的基础．20世纪早期的农民运动有两个主要动机。一是反对现代城市精英，一是反对国家一农村精英，二者相互联系，交替出现。
本书对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史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第一，对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与现代精英的行为相抵触的观点进行了挑战。认为国家为精英改变社会经济结构提供了空间，在南通城乡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清政府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第二，关于城乡关系。传统观点是现代化必然带来城市和乡村的分裂，形成核心和边缘，南通的城市精英却通过城乡互动的方法发展城乡经济。第三，作者的研究进一步显示，大、中型地主发展的优势，发展成为经营农场，对乡村社会经济改变产生了巨大作用。这一研究与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结论不同②。该书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现代化过程中复杂多变的历史层次进行了充分的展示，同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如“半殖民地”概念问题、城乡经济关系问题、农民运动等问题都有一定的价值。二、生态平衡：研究社会的新视角
经济与生态环境危机是当今世界最引人关注的突出问题之一。它引起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广泛关注，促成了席卷全球的环保运动，引起、经济学、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等学科的广泛兴趣，学也不例外。环境史的研究正在国内外兴起。
对环境史的研究也正在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的新热点。美国学者罗伯特．B．马尔克斯(Robert B． Marks)的《老虎、稻子、丝绸和淤泥：中华帝国晚期中国南方经济》③就是一部环境史的力作。在此书中，作者力图改变人类中心历史的写作方法，把人类活动放在平衡的、综合的种类、生物、以及政治发展过程中考察。将岭南地区两千多年的历史放在一系列的生态变化中，研究在这一地区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所扮演的角色，重新构建和解释中华帝国晚期(大约是1400—1900年)，中国东南部的岭南地区环境与经济变迁的内在联系。
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④这本书为人们从环境史的角度认识岭南的历史与经济变迁，从更广泛的领域研究历史，提供了良好的视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沃尔克: 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Peasant Path: Semicol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Yangzi Delt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99, p 160—163。
② 黄宗智明确论证，反对江南经营地主主义的发展。付大伟的研究虽提及地主驱逐佃农而转为经营地主的现象，但未详细论证。详见黄宗智(1990)：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Stanford Univ，Press和
付大伟: 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 Trade Expansion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 1870—1937. Oxford : Oxford Umversity Press, 1989 。
③ Robert B.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④ 转引自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作者原本想研究气候对中国粮食生产和粮食价格的影响。他发现了大量关于气候及气候变化的资料，同时找到了一些15世纪华南土著人起义的资料，还发现了一些关于老虎袭击村庄的记载，“老虎袭击村庄和土著人的反抗同样吸引了中国修史者的目光：他们都是对这块土地上的汉族人的骚扰和破坏。在记载这些事件的汉人看来，土著人和老虎是对他们的耕居农业(settle agriculture)文化的威胁”①。于是产生了研究老虎与人类的关系，气候、气候变化与历史上的农耕区域、老虎、森林、疟疾②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人类制度一一国家、经济、社会关系的想法，并发现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在该书中，作者考察了华南地区的农业技术，包括毁林开荒，修筑灌溉工程等，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带来了大量的食物，养活了日益增长的人口，而且华南地区物质环境的变化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次，作者还思考了一些无形的、纯精神层面的东西，如道德规范、、迷信等在人与自然、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中的作用。起来，在此书中，作者力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即生态与技术，自然与文化，环境与经济。
作者用了十章的篇幅来阐述以上问题。第一章《“方圆几百里的冷杉和松树”：岭南的自然环境》，主要描述岭南的自然环境，确定该区域的物理特点，特别是山川系统，重建了岭南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的结构。第二章《“森林深处和莽荒之地没有疟疾”：2—15世纪，人类殖民与岭南生态的变迁》。在这一章中，作者广泛考察了从2世纪到15世纪岭南地区动物种群的数量和分类，考察汉族在岭南定居的环境变迁，包括珠江三角洲的产生；第三章《“农业是基础”：明代(1368—1644年)经济复苏和岭南的发展》，这一章主要研究明朝时期(1368—1644年)岭南的人口和经济史，考察经济增长、土地使用的变化与农作物品种以及经济商品化增长的联系。在第四章《“所有的人都逃走了”：17世纪中叶(1644—1683年)危机中的战争与环境》中，作者着重研究从明朝到清朝的变迁，以及伴随着17世纪中叶这场大危机的殖民战争，探究那几十年人口猛然降低的环境原因和结果。第五章《“富裕家庭竞相造船”：海外贸易和经济复苏》，考察了开始于17世纪晚期的经济增长，作者还论证了由急剧增长的海外贸易所带来的、以及由丝绸和糖的贸易带来的农产品品种的变化，和把岭南联合成一个经济单位的市场体系的出现。在第六章《“从来没下过雪”：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率》中，作者重建了影响岭南地区的气候变化模式，着重探讨了18世纪气候波动与庄稼生长的关系。随后的第七章《“有一个固定的谷物生产量”：粮仓和国家在食物供应体系中的作用》和第八章《“活跃的稻米贸易”：市场一体化与环境》，探讨岭南人民对因为气候的变化造成粮食生产变化的反映：国家粮仓系统和私人稻米市场。第八章仍然论证稻米商品化和18世纪稻米价格的上涨。第九章《“人口天天增长，土地却不然”：18世纪的土地开荒》，讨论国家官吏们面对粮食价格上涨和人口增长的双重压力所采取的办法和措施，主要是通过垦荒来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第十章《“人们说它不可能枯竭”：开垦荒地的生态后果》，作者主要考察了开荒垦地的生态后果，包括采伐森林，洪涝灾害的增多，物种的消失。
通过以上研究，作者发现了岭南地区环境和经济史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五个里程碑。
第一是宋、元时期汉族移民对疟疾的环境适应过程。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是人们对疟疾的免疫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是通过治水项目使环境获得改善，从而使汉人能从岭南北部的山区进入到更肥沃的河谷地区，发展种植业，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养活更多的人口。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几个世纪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治水技术的运用，汉族人战胜了疟疾带来的麻烦，尽管，与此同时，甚至在18世纪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疟疾仍然在广西一带盛行。
第二是珠江三角洲的创造。作者认为珠江三角洲并非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13世纪为躲避蒙古侵略的北方汉民，逃到珠江口外的一些岛屿上，他们把从珠江口获得的泥沙运到更肥沃、更适合灌溉的农耕地区，渐渐把海岛附近的海域填平，使之成为临时性的农田，日积月累，成为肥田沃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罗伯特．B．马尔克斯：Tigers，Rice，Silk，and Silt：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2。
② 欧美地区的老虎在有疟疾存在的地区是非常危险的，而华南地区在历史上经常流行疟疾，那么老虎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详见罗伯特．B．马尔克斯Tigers，Rice，Silk，and Silt：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3。
第三是珠江三角洲以及岭南其他地区的商业化。这个过程开始于16世纪中叶，在18、19世纪继续发展，尽管此过程曾被18世纪中期的危机打断过，尽管市场和产品交换在16世纪以前已存在了几个世纪，但在新市场产生的最初200年里，却主要是由人口增长所起的作用。1550年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仍然将大部分土地用来种植水稻和其他粮食作物，但也将越来越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直接用于市场销售的农作物商品，特别是蚕桑和甘蔗。当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为种植非粮食作物和商品而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时，他们也就转向由市场供给食品，因而稻米也就成了一种农作物商品。到18世纪中叶，最远到达珠江东西两岸的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出售到下游的广州一一佛山城市地区和珠江三角洲。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644年才暂告段落，但当1684年清朝为航运和贸易重新开放海防时，经济的商品化进程又重新开始。
第四是人口的增长。1700年左右，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人口是增长的，之后下降，经历了两个大的循环。第一次人口高峰出现在13世纪早期，第二次是17世纪中叶危机以前。两次人口高峰都被战争和外族入侵所消弭，一次是蒙古族、一次是满族。但是17世纪中叶的危机过后，到1700年，岭南的人口又达到了两个高峰，并超过了前两个高峰时的人数，此后的人口总数再没有减低到1700年的水平。人口增长的结果使个人和国家面临增加食物的压力。雍正皇帝的政策是增加可耕地，谁开荒谁拥有。由于一些官吏虚报垦荒数量，增加地方土地所有者的税收负担，这项政策失败了。到乾隆时期，主要的问题是现有粮食的有效分配。于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统计、研究粮食价格、谷仓供应和收成产量，最后允许商人和市场而非官员和国家在岭南地区经营粮食供应。作者称雍正皇帝推行的是“生产主义”(productionist)，相信国家制定的计划能增加更多的土地满足粮食生产的需要；乾隆皇帝推行的是“分配主义”(distributionist)，通过市场的力量保证粮食从剩余地区到粮食缺乏地区的流动，从而供给不断增长的人口。
第五是华南虎的命运。到19世纪早期，岭南大部分地区的华南虎已经被消除。固然，华南虎并未被斩尽杀绝，但很显然，老虎的生活环境已经被破坏，只能逃到还存有大片森林的南岭山脉继续生活。对老虎来说，不幸的是，清朝的土地政策，允许农民在山上零星地开垦荒地，种植烟草和靛青等商品作物。农民们烧山伐木，开辟荒地，一点一点地靠近森林的边沿。作为一个明星物种，华南虎渐渐从岭南消失，意味着完整生态的失衡。
作者不仅用这五个发展标志来解释岭南地区的环境和经济，而且进一步追溯，总结出三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气候的变化、人口动力和经济商品化。
气候对农业和粮食供应的影响对理解中华帝国晚期的经济很有意义。但多年的研究却忽视了气候的作用。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在阐述他关于经济发展的微观区域理论的时候，也讲到“在许多以从国家生产的角度进行的农业统计资料为主的研究中，很少有气候变冷可能使经济贫困和经济行为萧条的推想”①。实际上气候的变化与农作物产量及农产品价格的关系十分密切，与人口的死亡率也有一定关系。作者的研究支持了法国环境史家杜帕契尔(Dupaquier)关于“气候打击”(climatic shocks)的观点，认为气候打击使农作物产量减少，使农产品价格上升，并提高了人口的死亡率。②
但是，岭南人民并没有坐视气候的变化，任凭它影响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他们创造了许多的技术、社会经济的策略和制度，来与反复无常的气候相抗衡。最显著的例子是，岭南的农民发明了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温暖的气候是两熟制的基本保障，而两熟制的推广，增加了粮食产量，养活了更多人口。另外，18世纪末灌溉技术的进一步推广，17世纪中期国家谷仓的建立，使人们能够调节因气候原因造成的粮食产量的下降和粮价的上扬。这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岭南地区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森林的消失。因为农民的毁林开荒，增加了耕地数量，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但却毁灭了大量的森林，使生物的多样性减少。但人口和人口的增长还不能完全解释包括人类在内的岭南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施坚雅(C．W．Skinner)：“Presidential Address：The Structure of Chincsc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5，no．2(Feb1985)：271—292。
② 杜帕契尔恳结的古典模式认为：“人口危机是由因为气候打击带来的低收成造成的，就象1693年的雨季和1709年西伯利亚的冬季一样。”杜帕契尔对此进行了补充，认为除此之外，在1650—1725年法国的人口危机和生存危机中，流行病和真菌类植物也是影响死亡率水平的重要因素。见John Walter and Roger Schofield．eds，Famine，Diseas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Early Modem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89—199。
境的变化，经济的商品化也是环境改变、地形重建的一个重要力量。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从经济利益考虑。挖田造塘养鱼，栽种桑树、甘蔗等非粮食作物，修筑堤防，使用于种植粮食的土地减少，需要从三角洲以外的地区进口粮食，而珠江上游北部、东部及广西的一些地区正适应了这种需要，向三角洲地区输出粮食，而当地人为了补充粮食的不足，在山地上开垦更多土地，种植从美洲传过来的粮食作物，特别是甜薯。岭南地区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商品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专门化的过程。简单概括岭南的特点是：珠江三角洲主要是蚕桑业和蔗糖业，而河谷地区专门为三角洲输出稻米。这种商品化的环境后果是少数农业生态系统的扩展，进而是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减少。戴维德．沃尔斯特(Donald Worster)将这种专门化和市场体系归纳为“是对建立在一定区域内相互作用的物种数量的自然生态秩序的根本简约”①，沃尔斯特将这种“根本简约”(radical simplification)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出现”，特别是生存型农业(subsistence-oriented apiculture)向“资本主义农业生态系统”(capitalist agroecosystem)的过渡。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地球的生态系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资本主义与环境退化是手牵手而来的”②。
通过对气候、人口和商品化等因素的研究，作者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全球气候的变化和人口的增长对岭南地区的经济和环境变化起了重大作用，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这个过程显得十分微不足道。”③显然，商品化或资本主义化是岭南地区环境变化的根本原因。
全书贯穿了作者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和基本关怀，那就是生态平衡的理念。作者反复强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批评人类为了开垦土地而砍伐森林，射杀老虎的行为，将其称为“大规模的谋杀”(mass murder)行为，就像人类谋杀自己的同胞一样，应该受到谴责。同时，作者指出汉族和土著的非汉族人在对华南虎的生存环境的破坏和族群分裂的问题上，都应该承担责任。作者只是把华南虎作为一个明星物种的典型经历来研究，其他的野生动物，如大象、野猪等也经历了同样的食物短缺和生存环境的破坏，随着森林的消失而消失。
由于作者的生态平衡的视角，使我们在阅读此书时，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活动，以及我们的学术研究。耕地面积的扩大，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曾经都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重要标志，许多学者倾注了毕生的精力进行研究，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但却没有换一个角度看一看，在人类自身进步的同时，是否给了其他物种同样进步的机会，是否给了自然界足够的尊重。作者的这种视角，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也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空间，以前被忽视或不太注意的一些资料，如气候、动物、植物、瘟疫等相关的记载，将会在今后的研究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史与生态环境变迁史综合研究非常见功力的成功之作，马尔克斯主要的优点是“仔细地研究华南地区长时段的环境变迁，将人类的进程结合进自然、生物和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来进行研究”④。对方兴未艾的中国环境史学必将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沃尔斯特( Worster, Donald ), The Wealth of Nature :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 Cronon, William. Changes in the land :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New England. New York : Hill & Wang, 1983.P161 。
③ 罗伯特. B. 马尔克斯,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40。
④ 详见麻省理工学院的Peter c．Perdue教授关于此书的书评，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58，Number 2．May 1999。
三、结论
以上两部著作，反映出近年美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农村研究的两个新取向，一是对性的反思，注重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互动；一是生态平衡的理念，尽管每一部农村经济史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对研究区域的环境进行介绍，但真正探讨环境与人类生产活动互动关系的著作却是微乎其微，所以《老虎、稻子、丝绸和淤泥：中华帝国晚期南方经济》的价值尤其突出。其实．在20世纪末．在美国及国际学术领域引起极大凡响的著作，当数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①。关于《大分流》及其论战，近来国内学术界讨论十分热烈，因此尽管意义重大，本文也不再赘述②。
20世纪最后十年美国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十分繁荣，值得介绍的著作不少，如蓝达．比尔(Lynda S． Bell)的《一种产业，两个中国：无锡县的缫丝业与农家生产，1865—1937年》③和苏祖塔．马祖姆达(Suclaeta Mazumdar)的《糖与中国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④都是十分优秀，很有见地的学术著作，但限于篇幅，在此不作一一介绍。
美国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区域不够广泛，主要集中在江南(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地区，对东北、华中和华南略有涉猎，对西南和西北的研究非常少⑤。就其原因，其一主要是资料。美国学者研究这一选题所使用的除地方志及档案资料外，主要是满铁的惯行调查资料。这套资料没有或者少有中国西部的内容。其二，对西部地区重视不够。由于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社会经济进步相对较缓慢，在全国的作用不是十分明显，所以往往被忽视。
第二、研究的领域和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尽管如前所述，农村经济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但一些基本问题如生活水平、劳动生产率、内卷还是发展等问题，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争论几十年没有停息，说明学术在不断深入，但与其仅仅在这几个问题上纠缠，浪费太多精力，不如对一些新问题进行研究，以拓展研究的领域，丰富研究的内容。
第三、在史料的解释和解读上，存在歧异。例如，许多学者在研究华北、江南等地区时，使用的是同样的资料，同样的数据，得出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结论，虽然各有道理，但却使读者无所适从。
尽管如此，美国学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值得关注，他们对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的贡献不容忽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同时发表了黄宗智、彭慕兰、李中清、王丰等人的文章，就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或内卷化问题展开论战。详见Philip Huang,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Kenneth Pomerranz,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orld, James Lee, Cameron Campbell, And Wang Feng: Positive Check or Chinese Checks? Robert Bernner and Christopher Isett: England’s Divergence fronl China’ 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No. 2, May 2002 。
② 相关讨论详见(美)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一一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一一回应黄宗智先生》，《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香港)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一一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③ Lynda. S. Bell, One Industry, Two China : Silk Filatures and Peasant- Family Production in Wuxi County, 1865-- 1937. Stanford :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8。
⑤ 在西部诸省中，对四川的研究稍微多一些，如施坚雅先生的《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就是以成都平原一个场镇为例进行研究，提出了“农村市场共同体”的模式，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外，四川的巴县档案公布以来，也有一些学者运用它来作一些课题。如黄宗智先生及其学生用巴县档案研究农村的法律关系等问题。见黄宗智，Code，Custom, and Legal Practice in China: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Compare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