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安流坑村传统聚落形成与演变的特色探讨

　　[关键词]传统聚落;流坑村;特色;定位 

　　[论文内容提要]从多维视野,以江西乐安流坑村为个案,分析在传统聚落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资源优势为前提,以环境为依托,以民俗文化为内容,以宗法礼制与风水为主导,以为聚落演变关键的特点,而中的行政分区强化了聚落特色的地域性特征｡最后从历史地域变迁､人地关系､环境行为三方面对聚落进行,从而揭示出流坑村的赣文化特色,丰富了聚落的地方化研究｡ 
　　 
　　对流坑村的研究,早在1985年4月,上海同济大学古建筑专家吴光祖教授专程考察流坑村,认为流坑村是江南古建的代表[1]｡其后,由江西学者周銮书先生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从历史学､谱牒学､建筑学､经济学､学方面做过专题研究;清华大学以陈志华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对流坑村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他相关学者也各自从专业角度对流坑进行研究,取得一定成绩｡总的来说,以上学者在宏观研究及中观的个案分析上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对流坑村的特性及定位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对聚落中欧式建筑的传播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从历史学､地､规划学等领域对流坑村的产生及发展进一步审视,还可发现该村所蕴含的多元文化交织的特点｡ 
　　 
　　一､对资源的利用与自然环境的适应是早期流坑村聚落形成的原因 
　　 
　　流坑村位于乐安县西南部的乌江之畔,距县城38公里｡该村上游有田村,下游有麻坑村､水南村､牛田镇｡村子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丰沛､无霜期长,这都为该村农业的发展和森林的繁衍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由于流坑村东侧有乌江水通过,对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成为聚落发展的前提｡与此相应,聚落防洪成为聚落生存的首要因素｡流坑村的桥东中洲一带为原乌江水淹没地,后水位下降,形成湿地｡明朝有洪水泛滥,根据明朝嘉靖､万历期间流坑村名贤董燧与村民建龙湖一事即可明了｡洪水从乌江上游进入流坑村,通过修建的下水道排水设施流入龙湖,再流入乌江下游,形成较好的防洪排涝措施｡而系列的排水措施及龙湖的开挖也只有在强大的宗法制度､雄厚的及经济资本下,经共同协作才能成功｡ 
　　 
　　二､聚落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流坑村的特色内容 
　　 
　　1､文化圈｡古江西地处吴头楚尾,各时期皆有文化遗存,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江西土著文化｡土著人为古越族及其先人三苗族人,后被中原的华夏族征服,至夏禹时,逐渐衰亡下去｡但由于远离中原,所以三苗作为一个氏族部落仍在江西沃土上发展,传播自己的文化｡[2]后期逐渐形成三苗文化圈､荆楚文化圈､百越文化圈和中原文化圈的融合｡这种融合也形成了赣文化的底层,共同影响着流坑村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巫术崇拜､买水习俗及傩戏等遗俗中｡ 
　　2､民族与语言特征｡流坑村人皆为汉族,血缘关系的村落｡早期主要为三姓,一为董､一为曾､一为何,现何姓已消失,曾姓极少,而董姓为多数,该村方言属乐安县汉语方言,乐安县由于历史上多次动乱,由北方来的移民路经附近,使客家话与土话结合,语言较为复杂,但主要为赣语系,兼杂有客家方言｡[3]由于语言受移民等多方面影响,聚落文化上显示出多元融合特征｡ 
　　3､宗教信仰方面｡流坑村为杂神信仰,其中仰山庙祭祀杨筠松等风水师,主要是这些风水师对流坑村的相地卜宅有功;神社团祭祀土地神和何杨神;龙湖一侧有武当阁,祭祀玄武大帝等,多种神仙齐聚一堂｡此外,由于天主教的传播导致流坑村还有少量受天主教影响形成的建筑｡江西最早出现天主教布道是明万历23年,利玛窦因去南京末成,呆南昌三年,并与乐安王等往来密切｡史载康熙三年在南昌､吉州､抚州皆有天主教堂,但数量较少｡鸦片战争后,清咸丰8年(1858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签订《天津条约》,其中明确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1860年《北京条约》又扩大传教特权,担任翻译的巴黎传教会私自在中文本中加入“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4],这种做法无疑扩大了法国传教士的权力,使信天主教的人数急剧增加,直到解放前夕,江西省仍有11万教徒｡受此影响,流坑村清晚期少数祠堂及住宅与法国建筑风格极为类似｡ 
　　可见,文化既是聚落中人的行为的产物,同时也进一步制约了人的行为,文化与人的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流坑村的特色内容｡ 
　　 
　　三､宗族对风水的认知与互动形成聚落发展的骨架 
　　 
　　流坑村的宏观布局受江西形势派风水的具大影响,村中族人在来水天门处建造三官殿,外水口地户处建观音庙｡同时五龙湖与乌江交接处,由武当阁､玉皇阁锁住内水口,锁住水口也就守住了财源｡在风水景观方面,流坑村有十六古迹之说,即“白茅洲､中洲､龙湖毓秀､仙冢流芳､北岭垂流､西山过化､石遗仙迹､壁写精忠､峰列台楼､峡开日月､三山起顶､五桂联名､天马南驰､兑鱼西镇､文笔插汉､石印浮江”[5]｡此十六古迹中有十一景由风水师杨筠松及弟子所箝｡尽管对杨筠松所箝存在争议,其目的是宗族借助风水将权力延伸到景观之中,又通过景观的叙述确定风水及自身合法地位｡另有二景,一为中洲,一为文笔插汉｡中洲即是现在流坑村龙湖与乌江之间的地块｡由于中洲一带与流坑村的龙脉相关,因而尽得保护并形成一景,实际也与风水相关｡文笔插汉指的是文笔塔,有意思的是,此塔并非董氏族人所建,而是田村姓毕的阁老所建,万历年间已塌｡[6]流坑村人将此景挪为己用,形成了自己的景观势力范围｡如董燧注曰:“东有梅岭､西有镜山,南有天马,北有雪峰,中有宝塔,皆秀拔高耸如文笔” [7],可知此言不虚｡就这样,流坑村宗族借助风水,通过景观将自己的心理､想象及势力边界充分表达出来,贯穿了整个聚落的发展,形成了聚落发展的骨架｡ 
　　 
　　四､经济发展是流坑村聚落发展与演变的关键[8] 
　　 
　　该村经济崛起,繁荣昌盛,先靠科举,后靠经商｡一朝中举,仕路大开,伯叔子侄,昆仲邻里,声息相通,互为援引,上至宰相､侍郎,下至主簿､教谕,竟达一百余人｡而科举又给流坑村带来了具大的经济利益｡其后,由于明末该村推崇王阳明心学,朝庭则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天下士人学习准则,所学不合适宜,使许多人投身于工商业活动中｡该村所从事的主要为竹木经营,在它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成为江右商帮的一部分,并得到了这个商帮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乌江上游的竹木贸易到清代已为流坑村董氏所垄断,该村商人利用宗族的力量控制乌江的竹木贸易,使外姓无法立足分取利益,清朝前期该村还出现了竹木贸易的组织——“木纲会”,成为宗族组织下的一个业缘组织｡商人富裕之后,不仅从朝庭获得地位,也可从家庭获取声望｡商人们将大量商业利润作为一种社会投资投入家乡建设,捐资祠堂和书院,对流坑村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逐渐成为流坑村的主角和核心人物,对聚落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尽管流坑村商业繁荣,文化昌盛,但明清以来没有自发地从传统宗法向近代市场转变;此外,日本侵华战争,大片国土沦陷,切断了流坑村赖以生存的竹木贸易这一命脉｡曾经发达的宗族组织也随之涣散,村中“木纲会”随之分裂,昔日强大的家族逐渐瓦解,造成流坑村的彻底衰落｡  　　五､行政划分强化了聚落特色的地域性特征 
　　 
　　流坑村现归牛田镇管辖,在唐朝属庐陵县太平乡,由于此处出现紫云密布的奇异景象,庐陵县令将此现象告知于州,州刺史告于朝,遂改名为“云盖乡”｡宋景佑元年,流坑村董氏一门五进士,云盖乡一度由太守奏请朝廷改名为五桂乡,后恢复原名｡五代南唐时,吉州庐陵县析出水东十一乡置吉水县,云盖乡属之｡宋仁宗至和元年,从吉水县析出报恩､永丰､云盖等六乡设永丰县｡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从吉水县划出迁莺乡归永丰县,而将云盖乡归属抚州乐安县｡乐安行政区划在宋元无资料可考｡明代实施里甲制,乐安县以下设乡､里､都､图｡清沿明朝,清同治期间流坑村属云盖乡望仙里第三十八都｡1984年至1985年,牛田由公社改为乡,后又撤乡建镇,流坑村大队随之改为村委会,归牛田镇管辖｡可见,村落空间格局的形成,并不仅仅是民间力量在村落自足体内部独立作用,国家力量也通过行政区划等手段达到控制乡村社会的目的｡国家对行政区的划分,意味着管辖区内的不同村庄由于在同一行政权力的指挥下,有着趋同性,而趋同性无疑影响了聚落的营造,这也可以从流坑村与周边村落建筑的一致性做出判断｡ 

　　六､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中的地域性变迁内化为聚落固有的属性｡流坑村的,自唐以来均可找到多元文化发展的痕迹;而从宋以后则有确切的历史记载,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其深刻的影响;其集中发展则在明末,急剧发展的使聚落发生较为重大的演变,经济发展成了聚落演变的关键｡其中,“经济运行机制和村民的经济生活则是影响村落构成机制的最根本的因素”[9]｡ 
　　从行政管辖看,流坑村由于行政上属于抚州,但村落位于乌江上游,与吉州地区水系同属赣江流域,地理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文化既有吉州(庐陵文化圈)的传统,又受抚州(临川文化圈)的熏陶,是庐陵文化圈与临川文化圈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历史文化底层看,则为三苗文化､荆楚文化､百越和中原文化圈交流与融合的产物｡同时,该村本土文化受外来法国宗教文化的冲击,也体现在建筑中;历史上中原多次移民也使该村具有客家文化遗存[10]｡因此,不妨认为,流坑村是本土文化､中原文化与吴､越､楚文化的交汇地,是临川文化与庐陵文化的集中体现,是赣江流域的文化代表,江西历史文化的缩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是具有本土特色和原生态特色的场所｡ 
　　2､历史中人地关系的处理形成聚落的主干｡早期的聚落,环境提供了聚落生产活动必需的各种物质基础,并以其提供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影响了聚落中人的生产活动程度,它决定了人的活动内容｡因此,早期的聚落体现了以资源优势为前提,以自然环境以依托的特点,形成了适应自然和调节自然的生态聚落｡ 
　　中期的聚落,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结合共同对聚落发生作用｡其中宗族与风水的互动对传统聚落的影响尤其深远｡从聚落的演变来看,风水实际充当了对聚落发展的解释和操作的作用,而这种解释与操作是基于宗族中有影响力的仕绅阶层在聚落中的倡导才得以实施,二者的共同作用强化了双方的地位和影响力,并由此而形成聚落发展的骨架｡ 
　　3､历史中环境行为的深度体现聚落的文化内涵｡聚落中人的行为空间就是人类活动的地区界限,它既包括了人类直接活动的空间,也包括通过交流认识间接活动的空间｡这种空间由环境及人的建构所形成,它体现了聚落中人对自然实施控制所达到的深度｡因此,聚落空间演变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类行为的｡一切聚落中人的文化财富实际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聚落中的宗教及祭祀等风俗是聚落中的人类通过行为创造的人文景观,从而形成了聚落以民俗文化为核心内容｡ 
　　总之,以上分析初步揭示了流坑村传统聚落发展的演变特色与定位,实际上流坑村在景观､建筑设计上也极有特色,值得进一步思考｡只有这样,对传统聚落的价值才能有更深的体会和更好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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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符节约.流坑人文景观[M].内部版,1998.4.[2]李国香,江西传统民居及其区系研究[硕士],南京:东南大学,2001.[3]江西省县志编纂委员会.乐安县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437.[4]李国强,傅伯言.赣文化通志[M].南昌:江西出版社,2004.205-209.[5]秘阁校书董文晃公房谱[M].民国27年(1938年)修.[6]陈志华,李秋香.流坑村[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7]流坑董氏重修族谱.万历十年(1582)修.[8]周銮书.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第二版)[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26-76.[9]郭谦.湘赣民系民居建筑与文化研究[M].北京:建筑出版社,2005.92.[10]流坑村益宇公祠门簪上的乾坤符号在广东南雄的乌迳巷大量出现,此处曾为客家必经之地,应受客家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