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共同体强大的必要性
[内容提要]：人们组织共同体的根本原因和基本动机，不是为了实现某个抽象的原则或法则，也不是为了虚荣的当家作主的自尊，而是希望通过政治共同体提供的公共平台保障和自己的最大利益。强大的政治共同体与弱小的政治共同体相比，在实现社会安全、增加社会总收益、保证人民民主、增强影响国际规则的政治影响力、实现人民的利益和权利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人们进行政治共同体规模选择时如果能够摆脱政客的蛊惑，将政治利益的得失而不是抽象的政治原则或政治原理作为政治选择的基础、指导原则和基本目的，他们就必定会选择组建或加入某强大政治共同体的明智决策。
[关键词]：政治共同体 强大 必要性 政治利益
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性已经得到了社会各阶层及方面人士的广泛认同，不论是已经建立起政治国家的民族，还是正在努力建立政治国家的民族，都把建立和守护自己独立自主的政治共同体作为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现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思潮、本土化运动、分裂主义运动，甚至令人作呕的恐怖主义，都与人们对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追求有着这样那样的紧密联系。但是，社会日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却已经宣告了强大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性，而人们对政治共同体的普遍追求却直接违反了强大政治共同体发展的全球化发展趋势。
当北美的十三个英属殖民地通过构建强大政治共同体而成为头号世界强国，欧洲的各个民族政治共同体正在通过一体化运动而逐渐构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共同体的今天，人们尤其是那些被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裹胁的普通民众到底该如何选择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政治共同体，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实际上，美国的联邦主义者在建国之初已经充分论证了强大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性，我们只不过是在新的发展形势下重新强调一下联邦党人的政治观点，以提醒正在选择自己政治共同体的普通民众，千万不要被不顾民众具体利益而一味追求政治虚荣的无耻政客所蒙蔽。
一、 政治的原始目的与基本功能
人类有着追求自由的天性，不论是原始时代的野蛮人，还是今天理性意识普遍觉醒的社会个体，都本能地排斥外在权威对自己的肆意干涉，本能地反对被管束；但是，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的控制系统却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人类的，甚至有人还对政治充满了希望，希望政治能够积极地推动和促进人类历史的前进及人类福利的普遍化。这就形成了一种尖锐的悖论式对立，需要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做出解释，为什么人类政治社会中会出现这样的二律背反现象？为什么喜欢自由而厌恶被管束人们要积极地呼吁和推动管束自己的政治系统的发展？
政治从本质上起源于人的社会属性，起源于人们之间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性。如果人们之间不具有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性，如果人们在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下能够生活地很好，那么他们会按照其爱好自由的天性而反对一切政治权威，从而坚决否认任何政治系统的存在合法性。但是，人类从开始形成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人们之间必须也必然要存在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性，这种联系性来源于以下几方面：其一，人类的需求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很强的社会性，一方面，个人的能力永远是比较单薄的，不论是原始时代的个人，还是今天欲望十分复杂的个人，其生产财富的能力永远都不足以应付复杂的外部形势而获得足够多的生活资料，因此，人们必须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以便能够把分散在个体身上的微不足道的资源有效地整合成一个强大的资源群，利用集体的力量来举办一些个人无法承办或办理不好的事务，通过谋求共同发展来谋求个体的积极发展；另一方面，人类进行生产的方式具有社会性，他们在社会需求及满足需求的手段和需要消耗的资源等方面具有需要调节的稀有性质，这就决定了人类必须对稀有资源的使用途径做出集体性选择，以便能够充分利用稀有资源制造丰富多样的劳务和产品，否则就会导致人们之间的无谓纠纷，而稀有资源的利用效果也会因为无谓纠纷而大打折扣，甚至导致稀有资源被破坏，以至人类社会由于彼此之间的自相残杀而导致生态恶化，最终取消了人类存在的基本生态前提。
其二，自从人类形成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成功可以归结为纯粹的个人努力，每个人的生存都需要基本的社会前提，每个人的个人需求和个人努力都是建立在一个公共平台基础上的，甚至公共平台的好坏和水平直接决定了个人努力可以得到的成果的档次和大小，原始时代的个人不论他怎么努力，他都不可能取得今天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成果。我们知道，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的事务是个人能力不能胜任的，而这些个人能力不能胜任的大量事务又是社会发展及个人利益的发展不能缺少的，于是社会生活中就出现了许多由非私人人格的社会实体举办的社会事业，其中最典型的要算是高等事业。自从革命以来，人类的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技术时代，人们必须依赖专业技术才能在社会分工中谋得生存所必须的一席地位，特别是知识社会的来临更强化了人们对复杂技术的需求，而人们所必须的一系列复杂技术和技能需求都不是依靠个人能够实现的，而必须依靠社会公共力量的积极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其根本的条件并不完全是私人自己创造的，甚至个人的努力也不是私人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提高的最主要的因素，实际上，私人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提高往往是社会公共力量举办的公共事业大幅度发展的自然结果。
其三，人们的社会性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行为必须是有基本前提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一定社会的私人实体在进行社会合作时候的成本、风险和收益不仅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程度，也取决于整个社会环境的质量。如果人们处在没有任何制约的完全自由状态，那么人们相互之间实际上就处在一种如同霍布斯所说的“战争状态”，人类社会中充满了弱肉强食的激烈争夺，任何人都没有基本的完全保障，没有基本的利益保障，人们的每一个行为都必须付出极大的成本，而且具有极高的风险，并且没有能够获利的任何保障。因此，人们的各种利益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制约条件才能实现，随着制约条件的不同，人们实现其利益的方式、程度及付出的成本和承担的风险也有很大差异，而提供社会制约条件却是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功能。当政治共同体的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在广阔的社会空间进行有效合作，而人们从社会制约中获得的利益及安全保障也比较少，一个势力比较弱小的政治共同体不可能为实现人们最广泛的利益而提供优良的社会制约系统。如果社会利益紧密相关的人们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共同体中，那么，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受到影响，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协调将增加人们合作的社会成本和社会风险，从而有损于人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人们组织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原因和基本动机，不是为了实现某个抽象的原则或法则，也不是为了虚荣的当家作主的自尊，而是希望通过政治共同体提供的公共平台保障和发展自己的最大利益。一切抽象的政治原则或法则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推崇和认真执著的追求，根本原因是政治原则和政治法则有利于人民群众实现和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如果没有了利益方面的具体体现，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具体的利益实惠，那么，所谓公平、公正、自由、理性和正义等，都是有悖于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任务的哗众取宠之举，并无实际政治意义。政治共同体的正义和公平等主要取决于它能否给人民群众普遍带来低成本、低风险的利益收获，而不是民主形式上的普遍参与和虚假自主。为了追求政治民主的形式而牺牲民众具体利益收获的民主追求是虚假的政治民主，单纯为了追求当家作主而进行的为当家作主而当家作主的政治民主同样也是虚假的政治民主，判断政治共同体及政治活动是否民主的标准不仅是政治民主的形式机制是否健全，而且还要看政治共同体及政治活动的结果是否促进了社会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参与，是否有利于增加人们的整体收益，是否能够保证整体收益能够公平、公开、公正的分配。
总之，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基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原则或法则，而是为了实现维护人们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具体利益，既要减少社会合作和社会行为的社会成本，降低社会合作和社会行为的社会风险，提高整个社会的共同或整体收益，还要保证社会利益能够公平、公正、公开分配，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的共同发展。人们所以追求政治民主，乃是因为政治民主能够集中社会的智力资源进行决策和公平决策，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政治共同体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人们组织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就不应该是抽象的政治原则，而是政治共同体的社会效率，以政治共同体的社会效率来决定发展什么样的政治共同体，发展多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
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性和大政治共同体的好处只要在比较了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合作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社会合作的效果之后才能得出一个令人心服口服的结论。我们先来分析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合作，而政治共同体内部社会合作的好处则只有在与不存在任何政治共同体情况下的社会合作相比较才能得到有效揭示。当然，人类的种种社会合作都处在一定质量的政治共同体中，但是政治共同体的质量却存在巨大差异，而人类在最坏的政治条件下的社会合作几乎与没有政治共同体的情况相差无几，甚至比没有政治共同体的情况更糟糕。政治共同体不存在只不过是一种有意义的理论假设，目的是为了准确地理解政治共同体对于社会合作的积极意义。
如果世界上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或者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相互关系，那么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就根本不必要。但是，人的社会性却注定了人们之间具有紧密的相关性，这就决定了人们必须进行社会合作才能生活下去，而人们之间要进行基本的社会合作就必须以存在一定的公共权威为基础，完全没有公共权威的无政府状态几乎从来没有存在过，可以说，各种各样的无政府状态从来就是一种虚拟的存在。政治思想家们为了追求和论证某种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曾经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各种没有公共权威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认为没有基本政治权威的人类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性维持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或者认为缺乏基本政治权威的人们必将处于一种相互争斗的战争状态，不管怎样，各种各样的虚拟存在其实都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依据的。因此，我们讨论缺乏基本公共权威的社会合作完全不必拘泥于著名思想家们的状态理论，甚至可以不必去理会各种各样的自然状态理论，而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分析社会生活在公共权威瘫痪或异化情况下的无效和无能方面，这种社会生活的无效和无能就是社会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真实写照。
社会公共权威瘫痪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而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必然产生出一个肆无忌惮的盗匪世界。人生活在匪盗横行的环境中，必须面对无限的社会生活风险和巨额的社会生活成本，而且所追求的各种收益都没有任何可靠保证。一般而言，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都必须以一定的风险预期、成本预期和利益预期为基本前提，甚至可以说人们行为的可预期性是社会合作所以可能的基本条件。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缺乏必要公共权威的社会环境中，那就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必担心受到任何制裁，只要拥有足够的能力，谁都可以为所欲为，那么，人们就会生活在一个十分不安全的社会中，不仅没有任何可以保证的利益获得，而且还必须随时作好付出一切却一无所获的心理准备，甚至还要随时忍受可能丧失生命的莫名恐惧。上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由于社会公共权威瘫痪而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瓦解，甚至也不止一次地出现了社会公共权威与土匪恶霸相混同的尴尬境地，中国的中记载着大量的由于社会公共权威瘫痪或异化之而造成的悲苦社会生活，五代十国及元朝末年可能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公共权威瘫痪或异化的比较典型的时代，即使仅仅从中华民国的几十年历史文献中，我们也能找到大量的相关文献材料。中国近代的匪患无疑是社会公共权威没落的结果，而频繁的匪患又加重了公共权威的没落，人民不仅要忍受落草为寇者的蹂躏，而且还要接受披着官衣的强盗的勒索，官匪勾结共同祸害中国社会的结果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风险过高，生活成本过大，以至许多人都由于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失去了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条件。
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组织成政治社会以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出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公共权威，不论这种公共权威是通过公共契约产生的，还是暴力集团为谋求长远利益而建立的，它都最终为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平台，使得人们的各种社会行为都具有了较为明确的可预期性。当人们处在同一个公共权威管辖下的时候，他们的行为都受到了公共权威的影响，都由于害怕被惩罚而不再敢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有了可以预期的界限；同时人们为了争取在一定的规则下取得更多的社会利益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精心设计，这样就进一步导致了他们行为中的可预期性急速增加。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们，由于处在同一个公共权威的治理之下，人们各种行为的可预期性非常明显，从而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合作提供了便捷条件，降低了社会合作的风险。另外，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们在解决纠纷时所花费的时间的社会成本要远远小于不存在共同公共权威情况下纠纷解决所必须的时间和社会成本。由于社会公共权威的形成已经预设了被治理者的同意，因此，当人们的社会合作出现了纠纷的时候，公共权威具有完全代表当事人做主的当然合法资格，它的权威性调节具有不可反抗的神圣性质。当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出现了纠纷的时候，他们马上可以确定公共权威和自己的行为许可范围，并且可以通过对比各自的行为与公共权威的相关规定而确定解决纠纷的基本思路。如果社会生活中没有公共权威，那么，人们解决各自纠纷就会由于缺少行为的可预期性和可衡量性而加大解决纠纷的社会成本，一方面，纠纷的各方如果势均力敌，那么他们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的社会成本进行较量，另一方面，如果纠纷的各方势力悬殊，那么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就可能是社会的团结本身，不论如何，公共权威的弱化或缺失必将增加解决社会纠纷的社会成本。
综上所说，政治共同体的内部社会合作属于一个公共权威治理下的社会合作，相对于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合作来说，它具有明显的社会优越性，从而成为人们进行社会合作的第一选择。一方面，由于社会公共权威为每个人都设定了一定的行为规范，使得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具有比较高的可预期性，从而提高了人们进行社会合作的可能性和合作效率，另一方面，公共权威的有效性有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合作的各种风险和解决纠纷的社会成本。
三、 跨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合作
人们的社会合作并不总是局限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内，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人们社会中就一直存在着跨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合作，而且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们跨政治共同体社会合作已经日益流行起来，并且呈现出了强劲的势头。但是，跨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合作一直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以至它一直没有表现出比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合作更多的优越性。
一般来说，跨政治共同体社会合作具有比较高的政治风险，需要花费比较多的社会成本，而且社会合作随时可能被意外的干扰因素追加新成本，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合作的彻底终止，相对于政治共同体内的社会合作而言，跨政治共同体社会合作具有太多的局限性。
跨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合作必然要面临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决定性因素是个人把自己行为的终极控制权已经有条件地交付给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权威，该公共权威具有按照大多数人要求强制控制社会合作当事人行为和利益的合法权力，而各当事人对自己所属政治共同体所做出的种种决定具有必须服从的和道德义务，因此，跨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合作，其实已经暗暗包含了政治共同体的合作在内，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却不属于各当事人的控制范围，因此，当分别从属于不同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合作者之间进行合作时，各方当事人都不得不面对由各当事人从属的政治共同体的影响因素，不得不面对自己不能控制的政治因素增加的合作的不确定性，相对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合作各方而言，他们必然要面临更多更复杂的不确定因素，必然也必须要面对各方合作行为及后果的不可预期性。人们的合作行为大都是以对合作环境及合作各方的行为和行为后果的一定的预期为基础，如果各方行为及合作环境的可预期性高，那么社会合作的政治风险就相对比较低，而且合作当事人不必花费大量成本去进行难度较高的预期，社会合作的社会成本一般也比较低；如果各方行为及合作环境的可预期性比较低，社会合作过程中的不可预期性过高，那么合作各方面对的政治风险就比较高，而且他们必须花费大量成本才能做出一些基本的行为预期，社会合作的社会成本会相当高。总之，跨政治共同体社会合作中不可预期性的增加，一方面加重了合作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加重了合作各方的合作成本，而高风险和高成本则总是抑制社会合作的消极因素。
跨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合作随时可能被意外的政治干扰因素追加新的社会成本，这样的事例在跨政治共同体社会合作中数不胜数。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关系明显不属于合作各方的控制范围，但是这种政治关系却是影响社会合作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两个从属于不同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实体在政治共同体政治关系比较良好的时候开始了某种社会合作，虽然他们一开始就考虑到了政治因素的重要影响，并尽量为此做了各种准备。但是，当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关系突然发生变故的时候，他们仍然会面临社会成本的急遽增加，不得不花费大量社会成本去消除政治因素的消极影响。比如，某A国公司在两国政治关系的蜜月时期开始与B国某公司进行某项社会合作，如果没有意外政治因素的干扰，这种合作完全可以按照当事人当初设想的样子一直发展下去，经过几年的合作之后，双方都可以取得相当丰硕的收获，这也是他们在进行合作之初就已经预期到的结果。但是，两国政治关系却由于某个意外的政治事件而突然恶化，不仅B国民众的民族激情严重影响到了产品的国内市场，而且B国政府也开始对A国公司及B方合作者进行政治调查。国内市场的萎缩和社会合作面临政治麻烦都是合作各方事先没有料到的，但是，他们却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成本配合政府的政治调查，争取尽快结束合作面临的政治麻烦，同时，他们也必须花费大量社会成本做各种解释工作，把民众民族激情对自己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如果政治事件导致的政治共同体关系恶化具有普遍性，双方都受到民族激情的影响而保持刚性特征，那么他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就会由于政治事件而彻底终止，即使其中的一方保持着清醒的理性，如果另一方的态度始终无法软化，那么，他们之间的社会合作也很难继续进行下去。
跨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合作的难易程度、风险系数和顺利与否等取决于相关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关系。如果相关政治共同体在根本的战略利益方面具有比较高的一致性，或具有比较强的互补性的话，跨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合作一般比较容易进行；如果相关政治共同体在根本的战略利益方面具有比较高的冲突性，或基本没有什么互补性的话，跨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合作一般比较难以进行，即使勉强进行了，效果一般也不会很好。当然，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只要不有意强化彼此间的政治分歧，一般也不会对跨政治共同体社会合作产生强烈的消极影响，虽然合作的层次比较低，但使双方共同受益的基本的社会合作即使在政治风险比较大的情况下也还是有顺利进行的可能性的。特别是在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今天，通过各个政治共同体的努力，营造一种有利于跨政治共同体社会合作的社会气氛和相关的制度环境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是，各个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纠纷还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跨政治共同体社会合作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国际战略利益存在冲突的政治共同体之间，它们的政治冲突可能会对全球的跨政治共同体社会合作产生消极影响。
全球政治发展到今天，政治多极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了，国际社会正在分裂为几个比较大的政治利益集团，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已经成为影响全球跨政治共同体社会合作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从某种程度说，人类已经开始尝试逐渐减少为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关系支付额外社会成本，这就是现在国际社会中流行的各种地域性国际组织，其中有些地域性国际组织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国家化的发展趋向。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还很难形成一个覆盖全球社会的最高公共权威，而跨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合作也还会长久面对比政治共同体内部社会合作更多的不确定性，人类还必须继续为克服政治共同体之间政治关系的消极政治影响支付多余的社会成本，而跨政治共同体社会合作相对于政治共同体内部社会合作也将会长期劣势。
四、共同体强大的必要性
美国在建国的时候具有选择政治共同体大小的全部权力，但是美国最终并没有选择建立十三个能够体现直接民主原则的小共和国，而是选择将十三个前英属殖民地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广土众民的共和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如果着意坚持并尊重部分国土上人民的政治意愿，那么美国完全可以分为政治地位对等的南北两部分，但是，美国仍然不惜代价地维护了政治共同体的统一。从建国之初直到今天，美国社会的主流民意始终对政治共同体强大的必要性深信不疑，而且还创造了许多论证政治共同体强大必要性的政治理论，其最著名的思想代表就是汉密尔顿、麦迪逊等联邦党人。
《联邦党人文集》对政治共同体强大的必要性进行了充分的理论论证，这种论证很好地捕捉住了政治基本目的，非常理性地提出了建立政治共同体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结合联邦党人坚持建立“和谐联邦”的观点，我们认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政治共同体优于众多小而弱的政治共同体的松散联盟，其理由如下：
第一，一个强大的政治共同体有利于保证政治共同体的安全，并最终有利于人类的持久和平。人类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物质力量，如果不能减少爆发激烈冲突的可能性，那么人们就必须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风险，如果人们必须时时面对战争风险，那么人们的安全就会缺乏基本的保障。人们保障自己安全的最基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增强自己的抗侵害能力，其二是尽量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而一个强大的政治共同体既能够增强人们的抗侵害能力，也能够尽量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政府对应于一个大政治共同体，它在降低战争风险方面的效果要比管辖范围狭小的小政府优越得多。一方面，大政府减少了国际条约的主权当事人，减少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且大政府比小政府更容易遵守国际条约，正如联邦党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全国政府，要比十三个分散的州或三四个不同的邦联能够更完善、更正确地做到这一点。”① 另一方面，大政府能够集中较大范围的人力、物力和智力，从而增强了政治共同体抵抗直接暴力侵害的能力，并因此而减少了被侵害的可能性，“至于由直接的非法侵犯所造成的那些正当的战争理由，……一个良好的全国政府在对付这类侵犯的危险方面，能比任何其他方面提供更多的保证。”②另外，《联邦党人文集》第七篇详细列举了导致各个地域之间出现激烈冲突的种种原因，并进一步论证了一个大政府可以在一个广阔的领土范围内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调节，可以减少和避免一定主权范围内各个地域之间内乱或内战。
第二，一个强大的政治共同体在国际交往中比弱小政治共同体更有利用价值，也更容易得到其他政治共同体的真诚尊重，从而给政治共同体中的所有人都带来更多的收益。“本国的衰弱和分裂，会招致外国的威胁”③，一个无力维护自己利益和尊严的政治共同体就会受到周围伙伴的无限侵犯，而其构成成员的利益也会由于缺乏足够的保护而任由其他政治共同体侵犯，在晚清和民国时代的政治经历，使得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充满了对强大政治共同体的渴望。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政治利益及各种具体利益既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基础，也是指导国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修昔底德认为：“无论国家之间或个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最可靠的结合。”19世纪的索尔兹伯里伯爵接受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国家之间“唯一能够持久的联合方式，就是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④各个政治共同体为了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加入到国际政治的行列中来，必须寻找那些能够影响规则建立和影响国际政治形势的伙伴，而大的政治共同体总是比小的政治共同体在规则建立和影响整体形势方面具有较好的实践效果，因此，对于置身于任何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共同体而言，大政治共同体总是比小政治共同体更具有利用价值，更值得尊重，从而也更容易得到其他政治共同体的倾情帮助。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共同体总是倾向于尽力帮助那些对自己有重要价值的大政治共同体，而易于侵害或勒索那些有重要利用价值的小政治共同体。美国政府对中国及伊拉克不同的外交政策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对于美国有重要的利用价值，美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虽然敌视中国，但是，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却始终坚持小对抗大合作的策略；而伊拉克的石油对美国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伊拉克政府在石油输出及国际政策方面对美国的不合作却遭致了美国武力打击的厄运。一般而言，大政治共同体对于小政治共同体的这种优势地位总是能够给其构成人员带来丰厚的利益回报。
第三，大政治共同体比小政治共同体更容易避免内部党争对共同体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伤害，从而更易于实现真正的民主，更利于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联邦党人向美国民众推荐广土众民的合众国共和政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一个组织良好的联邦能够保证的许多利益中，再也没有比制止和控制狂热分裂的趋势值得更正确地加以发挥了。……不安定，不公正和带进国民议会里的混乱状态，事实上是使平民政府处处腐败的不治之症；……政府太不稳定，在敌对党派冲突中不顾公益，决定措施过于频繁”。①联邦党人所谓平民政府实际上包含实行直接民主的规模不大的共国和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广土众民的大共和国，它们都不得不面对由公民自由参政带来的党争。“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②联邦党人认为：“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方法才能得到解决。……如果党争所包括的人不是多数，可用共和政体的原则来求的解决，这就是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当党争包括大多数人在内时民众政府的机构能使他们把公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当作占统治地位的感情或利益而作出牺牲。……要么防止大多数人同时同时存在同样的情感或利益，要么必须使具有同样情感或利益的大多数人由于他们的人数和当地情况不能同心协力实现损害他人的阴谋。……一种纯粹的民主政体——这里我指的是由少数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组织牺牲弱小党派或可憎的个人的动机。因此，这种民主政体就成了动乱和争论的图景，……共和政体，我是指采用代议制的政体而言，情形就不同了。……后者（指共和政体）的政府委托给由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后者所能管辖的公民人数较多，国土范围也较大。……首先，……共和国不论多小，为了防止少数人的结党图谋，代表必须达到一定的数目；同时，共和国不论多大，为了防止人数过多的混乱，代表必须限于一定的数目。……代表人数并不同两个共和国的选民人数成比例，在小共和国所占的比例就大一些。结果是，如果大共和国里的合适人选的比例并不小于小共和国，那么前者将有较大的选择机会，从而就较大可能作适当选择。其次，由于选举每一代表的公民人数，大共和国要比小共和国多，所以不足取的候选人就难于成功地采用在选举中常常采用的不道德手段；同时由于人民的选举比较自由，选票也就更能集中于德高望重的人的身上。……共和政府能比民主政府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国土，……使前者的派别联合没有后者那么可怕。”①联邦党人的结论是“大共和国胜于小共和国”。②另外，采用民主制度的小政治共同体更容易受到党派冲突的严重伤害，最近的政治经历最为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五、社会群体的政治选择
社会群体会面临许多不同类型的政治选择，这里，我们主要论述社会群体对政治共同体规模的政治选择。涉及政治共同体规模的政治选择不仅曾经是许多民族国家或移民国家不得不进行的一项艰难选择，而且还影响到了社会成员对所处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态度，而不论是进行艰难的政治选择，还是该选择影响到的政治态度都将严重影响了选择当事人的命运。虽然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政治共同体的规模的选择问题，但是政治共同体的规模却经常是不能自由地选择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涉及的问题主要目的不是详细罗列曾经发生过的政治共同体规模选择，而是详细分析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政治共同体规模日益扩大化的情况下，小政治共同体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政治共同体及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扩充应该抱何种态度。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和相互依赖》一书的开篇即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③这个判断说出了今天绝大多数人的一个生活感受。世界的相互依赖性首先表现在各个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指出：“现在的这个世界渗透性太大，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有效地排除世界的影响。”④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一书认为：“在一个整体的而又相互联动的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一国内部的政治决策和治理过程越来越受制于外部的或国际的因素，国家内部的许多社会问题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的痕迹，……在日趋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国际领域涌现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全球公共问题的兴起，……全球公共其他的兴起，客观上提出了全球管理与‘治理’的必要性问题。”①事实上，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共同体的政策、策略及治理效果，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从政治共同体获得的利益的多少及利益质量。迄今为止，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还没有获得国际公共强制力的保证，因此，政治共同体之间相互依赖性的确定主要还是依赖于有一定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大政治共同体的影响力，大量的小政治共同体目前还缺乏参与和影响国际规则制定、运行等的足够能力。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小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或者为了加大自身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而谋求小规模政治共同体的真诚团结，并企图把这种团结的组织成果固定下来而组建一个新的较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或者企图加入某比较大的政治共同体通过搭便车而增加自己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度；而较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则为了进一步增加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度而谋求更大范围的坚强团结和更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总之，人类社会的政治共同体出于增加自身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而表现出了不断扩充的态势，欧盟的日益共同体化就是众多主权国家通过自愿联合而谋求对国际基本规则的较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的一个有益尝试。
现在还生活在一个规模较小的政治共同体中的社会成员如果还具有选择政治共同体规模的机会，我想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扩充政治共同体规模的机会，至少也要力求能够搭上某个大政治共同体便车的机会。如果他们由于受到少数野心家的蛊惑而追求所谓完全的自治和绝对直接民主，并由此而错过了加入某大政治共同体的机会，我想，这样的结局对于追求自己利益的清醒者而言不能不是一种痛苦的遗憾。不过，这些清醒者的痛苦遗憾对清醒者而言总是暂时的，一旦痛定之后，他们就会选择逃离影响小规模小的政治共同体，而单独加入影响大规模大的政治共同体，以求能够使自己的利益尽早最大化。清醒者绝不会也绝不是赤手空拳地逃离，他们是带着原本属于小规模政治共同体的优质社会资源逃离的，于是，那些固执地坚持小规模政治共同体的人就势必会加倍地被孤立，加倍地被伤害。
我们在前文已经就政治共同体强大的必要性做了充分的说明，详细地罗列了政治共同体强大的种种好处，此外，我们还结合政治共同体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简要地论述了加入一个强大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性。小规模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应该如何对待加入一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大政治共同体已经不再是问题。但是，现实政治世界中还存在大量的反对政治共同体不断扩充和强大的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大众在进行政治共同体选择的时候还是存在大量只根据抽象政治原则和政治原理进行选择的情况，而少数政客又有意扩大了政治原则和政治原理的极端重要性，甚至蛊惑和诱骗民众把政客倡导的抽象的政治原则及政治原理当作大众政治行为的基本目的。因此，我们还是有必要把政治选择的基本目的及政治共同体强大的必要性再强调一下，希望读者朋友能够注意到本文所提出的基本观点，以便提醒并帮助人们进行有利于自己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政治共同体规模选择。
注释:
①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②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14页。
③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19页。
④ 参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13页，北京，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①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44页—45页。
②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45页。
①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48—50页。
②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50页。
③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和相互依赖》，1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④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2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①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