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认识中国对日本外交关系

摘 要：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之间最吸引世人眼球的问题莫过于中日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以及民间最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地从和现实的角度去分析一些现象，不难发现，中国和日本间的关系实质上已经陷入了一种博弈的局面。具体表现在：第一，历史问题（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华战争问题）的博弈；第二，基于文化传统的民族意识的博弈；第三，以基础性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博弈；第四，以亚洲主导力量为核心的政治博弈。
关键词：中日关系 政治外交 理性分析 博弈局面
眼下，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之间最吸引世人眼球的问题莫过于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问题，这也是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以及民间最关注的问题。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之间到底如何看待两国间的关系，各类媒体多有报道，但大都是国际交往的表面需要。实际上，认真地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去分析一些现象，不难发现，中国和日本间的关系实质上已经陷入了一种博弈的局面。
一、日本概况
研究中日间的关系，我们首先有必要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邻居的大概状况。
日本国（Japan），面积37.78万平方公里，太平洋西侧的岛国，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４个大岛和约3900多个小岛组成。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相望。海岸线长3万多公里，多海湾、良港以及火山和地震，资源极其匮乏。属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人口1.2778亿（2005年12月）。主要民族为大和族，北海道地区约有2.5万阿伊努族人。通用日语。神道和佛教较盛行。首都东京（Tokyo）。
公元4世纪中叶出现统一的国家——大和国。公元5世纪初，大和国达到鼎盛时期，其势力扩及朝鲜半岛南部。公元645年通过大化革新，仿照唐朝律令制度，建立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体制。12世纪末进入由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军事封建国家，史称“幕府”时期。1868年，革新派实行“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资本主义，并逐步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初期，美军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1947年5月实施新宪法，由绝对天皇制国家变为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议会内阁制国家。
通过对日本概况的一个了解，我们不难发现这样几个事实：
1、日本是一个岛国，自然资源比较匮乏，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一种资源依赖型模式，而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这种依赖型会迅速质变为对外扩张型；
2、日本在地理位置上，东南面临浩瀚的太平洋，西北隔海面对欧亚大陆，在整个东北亚地区其生存空间相对比较狭小；
3、日本地处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汇处，国土呈零散型的群岛状态分布，国家多火山、地震、台风及海啸等自然灾害，加之面对大陆国家，其地缘安全感较差；
4、日本在历史上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日本历史，毋庸置疑，中国是日本历史文化的母体。
二、中日间的历史渊源
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渊源是很微妙的，汪公纪先生在《日本史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一书中，更是直言了开创日本正史的神武天皇就是中国先秦时期秦始皇派出的求仙方士——徐福。而现在的日本人也把徐福作为他们的先圣崇拜，尊他为“司农神”和“司药神”。徐福在日本的遗址至今保存有徐福墓、徐福宫、徐福岩、徐福上陆纪念碑等遗址。1991年，日本人民还在佐贺县诸富町建立了一座“徐福之路”公园。每年秋季，佐贺县人民都要向供奉在“金主神社”中的徐福敬献“初穗”。每隔50年，要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祭典。通过中日两国的史书记载，日本忽然由绳文文化时代，一跃而到了精美的弥生青铜文化时代，徐福便是始作俑者。不过这并不能使得我们与日本之间更密切，徐福的原意似乎就是想隔绝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自汉朝以后，日本一直对中国称臣，尽管神武天皇不愿日本与中国有联系，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依然对日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再加上原有的血脉联系，因而两国之间的交往始终没有中断过。大约从汉桓帝至隋代期间，是日本向中原朝贡和请求册封的性质，那时日本刚刚摆脱茹毛饮血，尚待开化，对中国甘愿称臣。日本推古天皇15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递交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第二次使隋时又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是历史上日本第一次要求对等交流，同中国平起平坐。日本对中国“不买账”由此而起，以后日本便同唐朝、元朝对抗，甚至为拒绝臣纳贡不惜同忽必烈对抗。其实忽必烈很有洞察力，从日本与唐朝争夺朝鲜的主导权和不愿回到臣属关系就判断出日本不是省油的灯，迟早会给亚洲大陆带来祸害。与其让其做大，不如先发制人，及早解决之。日本自源氏家族在关东兴起并灭亡平氏家族为标志步入幕府统治时代，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封建割据局面。到了明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经济、文化、思想、宗教、建筑。戏剧、绘画、茶道等文明成果已具规模，加上长期内战所积累的丰富战争经验，便一反长期臣服和对等交流态度，毫不犹豫地产生要鲸吞中国、朝鲜，做亚洲大陆甚至世界“领导者”想法和行动。近代自“明治维新”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化转型领先的日本就一直自视其高，并毫无顾忌地以武力向亚洲大陆扩张。（见倪乐雄著《中日交往的历史经验以及对当代的启示》）
三、当代中日之间的博弈关系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站在历史与现实的角度重新审视中日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迅猛发展，中国政府和人民更是不计前嫌，将中日关系摆到了我国外交战略的优先地位，中日间的一些深层次的痼疾在中日友好大潮的挤压下，成为中日关系历史长河的一股暗流。但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这股暗流逐渐翻腾并急涌出来，使当代中日关系步入了博弈局面。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决定这是中日关系的必然结果。
第一，历史问题（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华战争问题）的博弈
这是由于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及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历史清算不够彻底所造成的。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独自占领，美国出于自身在亚洲利益的考虑，在对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了消极妥协的态度，保留了日本封建军国主义的精神象征——天皇以及后来引发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导火索——靖国神社，对部分罪恶滔天战犯的敷衍式处理等等，而当时的中国国力衰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被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所以也就不能左右战后的局面，这为日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复苏埋下了祸根。正如今年上映的影片《东京审判》中所描述的一样，在日本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里，日本不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美国。而更为可怕的是，相当数量的日本人到今天依然不肯承认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场战争的侵略性以及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伤害，他们仍然顽固地醉心于“大东亚共荣”的荒谬逻辑之中。因此，后来在日本国内出现的诸如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篡改教科书等伤害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民族感情的挑衅性事件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第二，基于文化传统的民族意识的博弈
通过中日间的渊源的分析，这个博弈其实早在我国的隋朝时期就开始了。大和民族及其文化传统脱胎于中华民族母体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日本古代女作家紫式部所著的《源氏物语》被誉为是三千万日本家庭不朽的国民文学，读过该书的人普遍存在一个共同的感觉：该书体裁颇似中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加之大量引用汉诗，及《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使该书具有了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氛围。但是，日本似乎缺乏雅量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继而也就开始回避这个事实。那时的日本自认为向大唐学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便想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想借助西方的思想文化在原有的中国文化传统基础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却适得其反，误入歧途，走上了军国主义绝境。究其原因，日本在模仿他国文化传统时，虽然很认真、刻苦，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文化常识——民族文化的排他性。时至今日，日本依然没有调整好心态，无法正视其母体文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试图通过非军事手段取代中国文化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和高科技，将经济产业链向文化、延伸，将其所谓的“大和民族文化”融入到经济链条之中，并通过其苦心经营的对外经贸桥梁向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渗透。中国是其重点目标，采取先易（港、澳、台，脱离母体时间较长）后难（大陆，华夏文明的发源地）的方式，而这一策略已初显效应。
第三，以基础性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博弈
日本矿产资源贫乏，除煤、锌有少量储藏外，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其主要资源依赖进口的程度为：煤95.2%，石油99.7%，天然气96.4%，铁矿石100%，铜99．8%，铝矾土100%，铅矿石94.9%，镍矿石100%，磷矿石100%，锌矿石85.2%。这种先天性的缺陷，成为日本经济的瓶颈，因此，日本除了不远万里从中东、非洲、南美、大洋洲进口所需资源之外，更多的将目光投向了周边的国家以及本国周边的经济海洋区域。中国虽然资源的蕴藏量远远高于日本，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对于一些基础性资源的需求量逐渐加大，本国的储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我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使日本感到极为不安，日本认为自己的能源补给线因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而面临波动。因此，日本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了与中国在能源上的争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与俄罗斯政府洽谈能源合作事宜，并初步确立了安（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加尔斯克）——大（中国的大庆油田）线油气供应项目合作意向，由于日本从中作梗，使安大线最终变成了有利于日本的安（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加尔斯克）——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纳霍德卡港口）线，此项目最终流产；中国在东海的春晓油气田开发，也让日本处心积虑地与中国争夺开采权，并迫不及待地伸张自己在东海油气田经济专属区的权利；在最近的萨哈林1号油气田输送能源的问题上，中国初步取得了主动权，但日本仍然寄希望于萨哈林2号。此外，日本不顾史实，厚颜无耻地主张自己对钓鱼岛的主权，除了层面上的意义外，恐怕利益所在就是200海里经济专属区问题。总之，在中国与国外进行能源开发合作的过程中，日本总是阴魂不散地从中觑觎破坏。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与经济地位不对等的窘迫，这也让日本政府的心理天平发生了倾斜。日本政府将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开发援助（ODA）中期计划作了战略调整，大幅度削减对华开发援助项目。同时，与美国、印度等一些国家遥相呼应，在国际社会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这些做法不得不让我们要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中日的经济关系。
第四，以亚洲主导力量为核心的政治博弈
日本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在政治上始终与其经济地位相距甚远。因此在近些年来，日本外交呈全方位进取态势，积极展开大国外交，更加倚重美国，加强日美安全合作，同时致力于稳定对华关系，深化与东盟关系，加强对欧关系，改善日俄和日朝关系。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力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00年4月森喜朗担任首相后表示，日本将继续奉行在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基础上，将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为优先课题，立足国际协调，致力于“人的安全保障”，发挥日本的主体性，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具体的如：作为唯一的非欧美国家加入G8峰会；积极参与“朝核六方会谈”，维系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联合巴西、印度、德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关于联合国改革的议案，意图谋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小泉上台后欲加强军事力量以提升大国地位的战略意图更趋清晰。2001年10月，小泉政府借“9.11”事件之机出台的“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一举突破制约日本发挥军事作用的“地区限制”、“行为限制”和“国会限制”三大禁区，使自卫队首次远赴印度洋配合美军行动。此举实际上已经突破日本宪法“专守防卫”的范畴，等于变相实施“集团自卫权”。2002年 4月日本政府又将“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有事法制三法案提交国会审议。被俗称为“战争法”三法案进一步强化了首相的权限，可以强行征用土地、拆除民房，并使与该法有冲突的“道路法”、“土地法”、“地方自治法”等国内法无条件地让路。日本政府的种种做法，彰显了其谋求亚洲主导力量乃至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的战略意图。但这个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败国对历史问题的反省态度极大地损害了其国际形象，为其谋求政治大国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拒绝承担历史责任的国家很难会对国际社会负责、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负责！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一个不敢正视本国历史甚至回避本国历史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去续写历史，更谈不上去开创人类新的历史！我们还有理由相信，一个不与人为善、狂妄自大的国家，很难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责任！
当前中日关系已经降到二战以来的历史最低点，随着安倍晋三首相的走马上任，中日间的关系会何去何从，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