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主论》看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

  摘要：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君主论》的写作背景；作者所关注的主题；写作方法和研究风格；如何评价马基雅维利及其思想。我们必须结合时代背景来考察其思想，既要注重其思想的时代特质，又要从一个相当的时段和整个学术脉络来考察其思想的意义。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 君主 知识增长                           马基雅维利的美誉很多，“政治理论之父”，“现代政治的奠基人”、“第一位民主思想家”等等。其传世之作：《君主论》（1513）、《论李维》（1513－1517）、《战争术》（1521）、《佛罗伦萨史》（1525）等。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马基雅维利作品都是出自其自己之手。而且带有强烈的政治现实主义色彩。与此同时，“马基雅维利主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玩弄权术的思想和做法——却成为后世声讨马基雅维利的一个重要理由。无论是给其带来良好的声誉、还是带来无情的责难，都得从从其，《君主论》一书说起。因此，本文以《君主论》为分析文本，评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有些论者们讨论的更多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所展示的恶的人性观，不顾道德、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权力观，善于玩弄权术、玩世不恭的君主观，而对以下问题似乎讨论不够，或者需要进一步的考察。这就是：《君主论》一书的写作背景是什么？作者所要关注的主题是什么？作者的写作风格和研究方法是什么？如何评价马基雅维利及其思想？本文的写作主要也就是围绕这四个问题展开论述。                 一、《君主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1、开篇直陈其意，折射其政治智慧         马基雅维利非常珍视自己的这本著作。尽管他不是出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的目的而写作《君主论》一书。这从马基雅维利开篇《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可以看出。         “凡是想要获得君主恩宠的人们，向来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自以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作为献礼。因此我们常常看见人们把骏马呵、武器呵、锦绣呵以及同君主的伟大相称的一类装饰品献给君主们。现在我想向殿下献呈本人对你一片忠诚的证据，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东西里面，我认为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我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了。这是我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不断钻研而获得的。对于这种知识，我曾经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现在我把它写成小小的一卷书献给殿下。”（马基雅维利，1985：1）         就是马基雅维利自己的这段陈述，引起后世人们对马基雅维利的不少责难。有政治史家如此评论道：“全书开篇奴颜婢膝，向麦第奇献词表忠，实为一张欲盖弥彰、祈求佛罗伦萨新得势的反共和政府赏个饭碗的陈情表。有人说，历史上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如此明目张胆公然变节的例子。马基雅维利能如此恬然无耻背叛其毕生执持的道德与政治信念，必属邪恶非常之徒。论者另援引马基雅维利生平其他事实，以成其马基雅维利奸恶之说。”（麦克里兰，2003：182）         到底如何看待马基雅维利的这一行为？不管这么说，从书中的论证和材料的选择来看，马基雅维利写作此书自有其特色。《君主论》一书结构严谨，论证严密，思路清晰；材料丰富，引证自如，娓娓道来，一气呵成。更重要的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马基雅维利非常谨慎。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中特别说明的一点，他没有太多的野心。不管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至少我们可以指出一点，其既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游说君主，又是一个善于自我保护的政治家。我们不妨再次重温马基雅维利自己的陈述。         “我想，一个身居卑位的人，敢于探讨和指点君主的政务，不应当被看作僭妄，因为正如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顶一样，同理，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马基雅维利，1985：1）         由此可知，在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时，马基雅维利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并且，强调自己没有僭越之意。其目的或许只是想从一个臣民的角度来审视国君应该怎么样做？君主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国君？国君有哪些选择？在一个四分五裂、政局不稳的社会，能够如此投入政治、敢于给国王直陈其意，为其“指点迷津”，多少还是需要一些道德勇气与政治智慧。毕竟，假若没有相当的智慧，就算有这种道德勇气，也是无济于事。如此一来，上述的指责和非难似乎很难成立。                 2、回归当时社会结构，折射其写作目的         在考察《君主论》一书直接的成书背景之外，我们还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结构，来考察其写作此书的目的。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情形，史家多有论述。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马基雅维利写作此书的政治考虑。萨拜因对此有非常清晰的描述：         “十六世纪初，君主专制政体已经成为或将很快成为西欧普遍政体。中世纪的机构体制到处正在土崩瓦解。君主专制都是靠铁和血建立起来的。因为它大部分都是非常公开地建立在武力之上。”法国最为典型。教会已然臣服于国王。“从十六世纪初期直至大革命时代，国王几乎成为法国唯一发号施令的人。”（乔治·萨拜因，1986：388－390）         意大利政局处于一种分散状态。“没有一种力量强大到足以统一整个半岛。意大利人忍受了暴政的所有屈辱和压迫，而没有从中得到丝毫的补偿。暴君之间四分五裂，又使这块土地成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日耳曼人的牺牲品。马基雅维利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意大利人一样，认为意大利的这种情况应特别归咎于教会。教皇本身没有力量统一意大利，而却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其他的统治者来这样做。同时他在国际上的联系又使得他成为推行一项招引外国干涉的邪恶政策的首要人物。”因此，马基雅维利会经常以尖刻的讽刺来攻击教会。（乔治·萨拜因，1986：391）         具体来说，使意大利分为威尼斯共和国、福洛伦斯共和国、尼布尔斯王国、米兰侯国和罗马教会领管区这样一些政治单位的原因是：教皇持“分而治之”的政策，俾能利用矛盾，以便操纵；各国之间相互猜忌与倾轧，不能得到统一与合作；任何一国都无强有力的统治者，足以控制其它国家；外国的干涉与操纵，使之互相敌视，力量分散，俾能乘暇抵隙，在意大利半岛逐其野心，攫取利益。（张金鉴，中华民国七十七年：154）         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这种追求和平统一的观点，有论者也有不同看法：使意大利获得和平统一固然是马基雅维利的真正思想动机，但是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思想感情而不是一项明确计划。他看到法国和西班牙获得国家统一，便认为意大利一定要由一位专制君主来统治，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之为使意大利获得统一的方针政策。质疑者所要针对的是意大利统一的具体方式问题。诚然，这一点尚有可商榷之处。但是，至少马基雅维利指出了意大利当时所面对的历史问题是统一，而不是各自为政。         并且，这样一种趋势无法回避，更无法拒斥。“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马基雅维利，1985：118）用我们今天的政治话语来说，君主只能是与时俱进，而不能是逆历史潮流而行。英明的君主会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而且这种统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英明的、果敢的国君、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属于自己的军队。“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和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马基雅维利，1985：57）多年以来，意大利之所以没有完成统一的任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意大利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强有力的军队。换言之，意大利的分散状态正是因为其是被雇佣军统治着。                 二、马基雅维利关心的主题是什么？         在明晰了上述背景之后，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正如译者所指出的，马基雅维利关心的主题是：讨论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马基雅维利，1985：译者序页7）或者说是，国家兴衰的原因和政治家维持统治的手段。他关心的是治国之道、兴邦之术、强国之策、衰亡之由。为达此目的，“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几乎是他关心的唯一课题。”可以说，马基雅维利确实抓住了那个时代政治的主题。         乔治•萨拜因对于马基雅维利所要讨论的政治问题做此评价：“他把这种手段和措施同宗教、道德和社会考虑完全分隔开来，除非他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扩大政治权力本身，而他衡量政治的标准则是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一项政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多数情况下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尽管他也懂得这些事情对政治上的成功会有影响。他不时议论统治者为了达到目的巧妙地使用不道德手段的好处。而正是这一点败坏了他的名声。总起来说，与其说他是不道德还不如说他是不关心道德。他把政治从其他许多方面的考虑中孤立地抽出来，从而把政治写成它本身好像就是目的似的。”（乔治•萨拜因，1986：394）也正是这种把政治研究当政治研究，为政治而政治的做法，最终奠定了马基雅维利作为第一个真正将政治学和伦分家的政治学者。         马基雅维利当时所要解决的问题，用现代政治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关于政治权威的结构问题，也就是权力应当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或者说权力的分散与集中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正是莱斯利·里普森所谓的政治学的五大问题之一。（莱斯利·里普森，2001：13－14）对于建国时期而言，这一问题主要是国家的统一还是国家的分裂问题。或者说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还是要维持一个强大的地方势力的问题。在一个民族国家理论逐渐兴起、民族国家建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时代，马基雅维利确实看到了问题所在，也就是国家的最终走向必须是迈向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统一体。或者说，将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地方政治单位统合起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恐怕不能简单地将马基雅维利视为一个为权力而权力、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政客。如此匆忙的盖棺定论，多少有失偏颇。         关于马基雅维利对于国家理论的贡献，政治史家对之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肯定。萨拜因对之评论道：“马基雅维利对国家这个词的近代含义所作的贡献要超过任何别的政治思想家，甚至国家这个词本身，作为最高政治实体的名称似乎也主要是因他的著作而开始在近代语言中加以经常应用的。国家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势力，在自己的领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在同别国的关系中推行一项有意识的扩张政策。国家不仅成为典型的近代组织，而且日益成为近代社会最强有力的组织。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调节和控制其他社会组织的职能，并按照根据国家本身利益而公开制定的路线来指导这些组织。在近代国家政治家一直在起着这种作用，马基雅维利的预见表明他已洞察到政治演变的趋势。”（乔治•萨拜因，1986：394）
      因此，马基雅维利对国家及其发展的深刻洞见，对此后国家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时至今日，关于国家的理论的讨论和研究依然方兴未艾。并且，将永远成为政治学、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恒久论题之一。诚然，我们应该承认的是，马基雅维利在这方面的奠基作用实在功不可没。                 三、《君主论》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君主论》一书充满了丰富的人物事例和历史故事。因而可以说《君主论》是一部内容翔实的历史分析与现实关照巨著。不仅论述条例清晰，而且旁征博引，证据丰满。我们不得不惊异于马基雅维利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的娴熟掌握与灵活运用。正如论者已经指出的，“他极相信历史的研究方法，以为如此便可援古以证今，鉴往以察来，利用过去的知识与经验可以解决现在及将来的问题。这才是研究政治的正当途径与方法。在实际上，马氏所真正注意者乃在如何解决当时所遭遇的政治问题。他对政治的事实作广博的观察与搜集，就此作深切的整理与分析，求得自己的结论，然后再提举历史事例，以证明或支持其结论”。（张金鉴，中华民国七十七年：155－156）         也正是因为其例举史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政治现实问题，因而，论者一般称其著作缺乏政治哲学思想。“其所研讨者，实在说，并非政治哲学，乃是实际的政治策略及如何运用力量去推动政府的工作；不是理论上研究国家的性质，而是从实际上研究政治的运用。马克维里是第一个现代的政治在实主义者。他认为国家及君主应为自己而存在，自己的俄利益居于第一重要地位，不可受了对他人所负的义务而拘束自己的行动。”（张金鉴，中华民国七十七年：156）         如何看待马基雅维利的这一研究方法？在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之前，我们不妨看看史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梁启超从人的三要素谈及人类社会。人的三要素中主要包括骨干、血液和神经。“有骨干才能支持、生存，有血液才能滋养、发育，有脑神经才能活动、思想；三者若缺少其一，任何人都不能生活。”（梁启超，2003：226）以此类推，社会的骨干就是政治，社会的血脉就是经济，社会的神经就是文化。就政治而言，其涉及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就权力来说，有国家的形成，统治权力的运用、统治权力的解体；就性质来说，涉及军政、民政、财政、法政、外交等；就纵向结构来说，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各自内部的细分问题。具体到政治专史而言，应该如何研究？         梁启超提到了三个方面的研究。第一是基础研究；第二是研究中央政权的变迁；第三是研究政权的运作。基础研究包括研究民族、国土、时代、家族和阶级。民族研究包括民族的结构、发展演变情况、民族融合等。国土研究主要包括国土的演变，即版图、疆域的扩大、缩小等。政治研究要特别注意政治时代的转变，如从封建到郡县，从闭关到开放等，在每一个时代里，又可以细致研究其具体情况。家族史、阶级史特别需要研究。“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与其叫他国家的国民，不如叫他家族的家人，因为他是对家族负责的。所以家族如何形成，如何变迁，如何发展，都得研究。阶级，亦无论那个社会都免不了，许多个人都由阶级间接参加国家。”（梁启超，2003：228）政治史的研究，首先就要做这一最为基础的研究。“因为政治就是社会的组织，社会组织的基础就是上述民族、国土、时代、家族、阶级等。把基础研究清楚，才可讲制度的研究。”（梁启超，2003：228）         由此观之，政治史的研究的意义自然凸显。特别是将其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更是宏旨深远。从写作方法和技巧来说，这也是一种论据的选择方法。为了使我们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事实佐证或者论据。正如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指出的，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世界中从事社会，首先就要秉持事实的原则。（C·赖特·米尔斯，2005：194）所有的学术研究都需要论据，不论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定量论据，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定性论据。政治科学同时需要这两种论据。而且，所引用观点论据要经得起质疑和检验。每个阅读研究成果的人都应该能够检验你的论据并且判断其是否有效。（2001：17）问题只是在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论据。就政治科学的研究而言，将史事作为论据无疑也是一种选择。         毕竟，史家有其既定的专业知识和翔实的史事优势，问题只是在于君主们在面对这些知识与史事时如何选择的问题。“史家的作用应是提供大量不同政策及其结果的实例，有识别力的君主可从中甄选那些对他最合适的东西。”（哈多克，1989：13）在论述过程中，马基雅维利很善于将时事的经验与古代的知识结合起来，不厌其烦地例举历史事例，分析其成败的经验教训，点评帝王将相的功过是非。如此一来，他就为时人——最主要是国君——提供了一个分析当下政治事件与现实政治的可资借鉴的深邃历史视角。于是，“所有的历史都应当是对当前事件的一种注解，政治才智应当是对古代实例缜密周详地思虑的结果。”（哈多克，1989：15）                 四、如何评价马基雅维利及其思想？         在有了上述的讨论之后，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如何看待马基雅维利及其思想？就学术界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而言，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基雅维利的高度评价，一是对马基雅维利的辛辣讽刺。我们不妨逐一考察之。                 1、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美誉         对马基雅维利的美誉，我们至少可以罗列乔治•萨拜因与皮埃尔·莫内。而且她们对马基雅维利的高度评价非常相似。         萨拜因对马基雅维利予以高度评价。在萨拜因看来，他对当时意大利与欧洲变迁情形的透彻把握是独一无二的。                 （1）马基雅维利是当时最了解意大利的人         对马基雅维利的高度评价，我们可以从政治史家和相关著述中发现。乔治•萨拜因指出，“在十六世纪初，这种变化体现在一位令人难以捉摸，甚至可以说是充满矛盾的人物——马基雅维利——身上。在他的时代，没有第二个人象他那样清楚地看出欧洲政治演变的方向。他比谁都更懂得那些正在被淘汰的组织机构及其体制的过时性质，比谁都更积极地赞许新兴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那个年代里，他比谁都更赞赏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统一的意识，而这股新兴的力量正是隐隐约约地建立在这种意识之上的。他比谁都更能看清楚随着长期习以为常的忠诚和虔诚地削弱而产生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腐败。然而，也许没有谁怀古心情比他更为强烈，他盼望看到象古罗马在他心中奉为典型的那样一种更健康的社会生活。当然，也没有人能象马基雅维利那样了解意大利。”（乔治•萨拜因，1986：390）                 （2）马基雅维利也是当时对欧洲政治变迁看得最透彻的人         或许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乔治•萨拜因进而指出，“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真正的经验主义者。所有看法不论对他的为人还是他的思想都是极不全面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经验主义者，他的思想是从广泛的政治观察中和对政治史更加广泛的阅读中得来的。他试图把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同他不成系统的思想联系起来。同样，他的性格一定也是很复杂的。诚然，他的著作表明，他的注意力也是惊人的集中。除政治、治国之策和军事之外，他没有写过其他方面的书，也不关心其他方面的问题。至于更深一层的社会问题，如和宗教问题，除非涉及到政治，他是不关心的。也许是太重实际，因而他的哲学思想并不深刻，但就纯粹的政治学而论，他在同辈人当中视野是最宽阔的，对欧洲演变的总趋势看得也是最清楚的。”（乔治•萨拜因，1986，406）         这就是说，在萨拜因看来，无论是对当时意大利的政治情势的理解，还是对当时欧洲政治态势的把握，马基雅维利都是第一高人。特别是其纯粹政治学视角的立场与分析，更是凸显其对现实政治、乃至政治理论核心问题把握的深刻、准确与到位。         皮埃尔·莫内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与萨拜因有雷同之处。在他看来，马基雅维利的贡献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现实主义，皮埃尔·莫内几乎重复了前人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现实主义观点，不过，他更加突出强调的是，马基雅维利特别着重的是政治现实的恶、而不是善的成分。        我们都知道，是马基雅维利教导了我们什么是恶：如何通过狡计和暴力获得并维持权力，如何通过密谋获得成功的结局。他教诲我们不要威胁和侵犯敌人，但当我们有机会置敌人于死地时，就一定要毫不犹豫地这样做。我们这些人都喜欢简洁的话语，惯于把马基雅维利说成是“政治现实主义”。确实在政治“现实”中存在着谋杀、阴谋诡计，和武装政变。但是仍然在有些阶段和政体中没有谋杀，阴谋诡计和武装政变。也就是说，这些邪恶行径的缺失也是一种“现实”。因此，说马基雅维利是“现实主义”就意味着接受了他的观点：从政治上说，“恶”比“善”更为重要，更具根本性，也更加“真实”。（皮埃尔·莫内，2004：15）        马基雅维利是如何使我们确信，恶是政治的核心特征呢？他最乐于研究的是“极端的情形”：城市国家的创立，政体的变迁，阴谋。与亚里士多德相比，他从发端或起源的视野描述政治——通常是充满暴力和不公正的——而非从其目的的视域加以考察。他并没有否认在正常的情形下，市民生活可以相当平和，人们可以感知到正义的统治。他不过是想说明，这种“正常的”道德取决于或受到“不寻常的”道德的影响。“善”的出现和维持只有通过“恶”才能实现。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消解善与恶的分殊。相反，他保留了这一区分——而同时，如果“善”建立在“恶”的基础之上的令人反感的假设建立起来，他就不得不这样做。（皮埃尔·莫内，2004：17）        总之，皮埃尔·莫内对马基雅维利关于恶是政治生活的核心的观点的强调，其实更加凸显了其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透彻理解。“马基雅维利只是通过贬抑善的理念去说服人们将恶看作是——无论是诡计，强制力，暴力，抑或‘必要性’——政治秩序的主要渊源。”（皮埃尔·莫内，2004：22）我们不应该简单将其归结为“自私自利”或者悲观的人性恶论。毋宁说，马基雅维利看透了政治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本质特征。毕竟，恶并不可怕，政治的恶也不可怕。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采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去应付与驱除这种恶。毕竟，“现代灵魂中最为根深蒂固的特征就是对善的怀疑，对优越性的轻蔑和嘲笑，以及丧失清白的情欲。我们想要理解现代政治是如何运转并发展起来的，就必须要首先把握善的地位的嬗变。”（皮埃尔·莫内，2004：17）                 第二，马基雅维利首先采用了的方法来研究政治。        皮埃尔·莫内指出，马基雅维利的对政治学的重大贡献或者说原创性在于，其首先采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马基雅维利所持的哲学和政治史是全新的。为了理解城市国家中生活的意义，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真地对待公民的观点并予以采纳，虽然后来又指出其局限并超越这种观点。其他哲学家故意置身市民生活之外，几乎并不关注对公民观点的理解，哪怕是片刻工夫，这些哲学家蔑视政治，因为我们认为有更高级的善需要沉思：宇宙的、神圣的和的秩序。马基雅维利采取了吊诡的立场，既置身事外又专注于此。他置身事外并不是为了获得优越的善，而只是期望更好地观察它。时至今日，这一立场所原来具有的吊诡之处已不再成为扰乱我们心神的问题。相反，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来认识这种必要性。我们甚至相信，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在于他首先采用了‘科学的’观点研究政治。”（皮埃尔·莫内，2004：20－21）        皮埃尔·莫内的话或许让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政治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关于政治学研究的意义大致可以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A、从个体而言，研究政治是为了免于奴役，确保自由。正如亚历山大·波普所言，“只有人类才能正确地研究人类”。作为一个公民，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了解国家。这是归于我们自己的，因为政府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政府行为的结果关系着我们所有人的普遍利益，我们因不懂政治而付出的代价是受到他人或环境的奴役。（莱斯利·里普森，2001：9）         B、从人类发展而言，政治学是人类不断迈向新的文明的尝试和努力。政治学研究是复杂的。对政治而言，远比简化成从id到IBM的一条直线的流动复杂得多。人本质中所有复杂的地方，它的多面性、善和恶、吸引人的东西和令人厌恶的东西，都在现实政治中存在着。对于这些，科学的技术只能解释有限的部分，其余的也就是事实上这一课题中最重要的部分包含了人们的阐释，其中必然有着人们的主观因素。因此在政治学研究中必须运用许多范畴，它们不仅仅是真理和谬误，还包括好的和坏的、正确和错误、明智和愚蠢等。我们首先要研究的主要是选择、优先性、价值、问题，尽管制度、程序和权力是重要的，但处于第二位。因此看来，政治学是在追求文明过程中的一个持续的冒险事业，它的研究是对于人类倒退或者改进的不断探索。（莱斯利·里普森，2001：21）         C、从知识增长和知识推进而言，政治学研究就是为了积累知识，增进知识，扩展知识。知识是什么？知识就是科学的本义。科学的最初含义来自法语，仅指知识（knowledge）而已。政治活动的每一种形式都有先例可循。渐渐地，我们就学会了归纳。当归纳得到进一步证实时，我们就把它叫作理论。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变得如此有力，甚至我们会把它称为法则（laws）。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政治学的研究，就是为了积累知识，以促进知识的增长。（迈克尔·罗斯金等，2001：15）         从这三种意义来考察马基雅维利对于政治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做一简要小结。正如他自己所言，君主应该认识和了解人民，人民也应该了解君主。对于人民而言，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不断加深对国家的认识的过程。《君主论》一书给君主提供了很多的选择，也提出了很多问题，并且明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诸如君主国的类型，君主为了受人尊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意大利的君主们为什么丧失了他们的国家，被人爱戴是否比被人畏惧来得好些，命运在人世事务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样对抗……正是对这些选择、优先性、价值和问题等的探讨中，凸显了马基雅维利对人类迈向政治文明过程的新的探索和“冒险”。正是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过程中，马基雅维利逐渐形成了其关于君主国的相关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推进君主及其君主国理论的知识问题。         但就积累知识而言，马基雅维利在论述君主们要重视军事训练时就直接提出了这一问题。“因此，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训练问题，而且他应该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他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两个方法：其一是采取行动，其二是靠思考。”马基雅维利这里所谓的思考主要是指要对国家的地形地貌有所掌握。而且，他还强调这种掌握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知识有两种用处：首先是他学会怎样了解自己的国土，就能够更好地懂得怎样保护它；其次，如果此后他有必要了解任何其他地方时，由于他对那个地方的知识与经验，他就能够很容易了解那个地方。”（马基雅维利，1985：70）马基雅维利所要强调的是，治国理政需要相关的那个国家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并且，他本身就是治者不断“思考”以积累知识的结果。                       2、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责难         或许马基雅维利的令人难以琢磨、难以把握的地方正是在于对其思想及其人格的毁誉不一。一方面是美誉有加，另一方面则是斥责非难。         有论者如是发起对马基雅维利的责难：“马基雅维利是这样一位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家，人们通常用他的名字来指称一种政治学理论，这种政治学理论已经独立于他的影响而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政治学理论唯一考虑的是权术，即为了达到其目的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严酷的抑或恶毒的——其目的在于其国家或祖国的扩张，但也将祖国用来为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或其党派的自我扩张服务。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马基雅维利那里，一切事物都用新的眼光来进行了考察，然而，这并不是由于他拓宽了人们的视野，相反却是由于他缩小了人们的视野。”（斯特劳斯，325、349）这就是说，即使斥责者也不得不承认马基雅维利用新的眼光进行的新的政治思考。因为他将其思考的眼光和思维的视角从道德、伦理、宗教等中抽象出来，单纯进行政治学的思考。       结语                 综上所述，到底如何评价马基雅维利，看来依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尽管肯定马基雅维利者如乔治•萨拜因也不得不承认，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至今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谜。“马基雅维利这个人物和他的哲学的真实意义一直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谜。他被视作是一个及其玩世不恭的人，一个满怀激情的爱国者，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一个政治阴谋家，一个地道的民主主义者和一个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乔治•萨拜因，1986，406）对此，我们的基本态度和学术立场就是，必须结合时代背景来考察其思想，既要注重其思想的时代特质，又要从一个相当的时段和整个学术发展的脉络来考察其思想的意义。         就时代特质而言，其所在的时代主要是一个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马基雅维利显然是顺应、而不是违逆了这一时代特质。这对于民族国家及其理论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乔治•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将马基雅维利置于其“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的第一号人物可以看出。就学术脉络而言，其在对待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上是将二者分离开来，显然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属于同一个脉络体系，这也就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并且真正奠定了将政治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术来研究的传统；在主权论上，其对于主权的重视与捍卫为之后的布丹等思想家所倡导的“主权至上”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的，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他们那样强，但是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为着训练脑筋，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且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检查他们胜利与失败的原因，以便避免后者步武前者。最重要的是他应当像过去那些伟大人物那样做。他们要选择某一个受到赞美和尊崇的前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举措和行动铭记心头。”（马基雅维利，1985：24、71）在进行政治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首要的也就是要努力学习这些“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仔细梳理和把握他们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增长过程。在尚未成为“伟大人物”之前，我们还是要从“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开始，即使领悟不到他们的智慧，如若能够沾染上“几分气派”，那将是一大幸事。就学术训练和知识生产而言，或许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所希望的、也是我们必经的“训练脑筋”的过程。                          ：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3年版。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张金鉴：《西洋政治思想史》，：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十一月五版。        [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第10版），刘晓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石家庄：河北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        [美]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第2版），陈强、张志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美]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治学》，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美]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王加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法]皮埃尔·莫内；《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曹海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美]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下卷），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