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0对华政策：英国、印度与美国的严重歧异(下)

　五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派第七舰队进入海峡，并且宣布了" 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一对内部事务的武装干涉，即使在支持美国侵略朝鲜的国家中也引起了强烈不满。英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国家。它一再向美国政府表示，英国在朝鲜问题上支持美国并不意味着在台湾问题上也予以支持。英内阁实际上接受了参谋总部于6 月底提出的主张：英国不应以任何方式介入保卫台湾和针对新中国的其它行动47. 英国政府担心，尽管美国已宣布将用武力阻止大陆进攻台湾，但中国共产党仍有可能攻打该岛。而且，美国武装干涉台湾引致中国极为愤怒，加强中苏团结，这就有可能促使中国出兵朝鲜。在这两种情况下，中美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它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可能因此把主要力量集中于远东，削弱北约对付苏联的能力，从而损害英国最重要的战略利益48. 此外，保留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维护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利益以及与亚洲英联邦的关系等项考虑，都促使英国不赞成美国干涉台湾49.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里，台湾问题几乎是英美之间外交活动的焦点。7 月6 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Andrei A. Gromyko）约见英国驻苏大使凯利（David Kelly ），表示苏联希望和平解决朝鲜冲突，问英国就此有何建议。贝文得到汇报后十分重视，立即通报艾奇逊，并且向他强调应当积极、仔细地考虑苏联的试探50. 台湾问题被贝文当作实现和平解决的关键之一。他认为，如果苏联确实准备促成朝鲜恢复战前现状，那么它几乎肯定会把停止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武装干涉作为一个条件，而英国应当促使美国作此让步。7 月7 日，他指示驻美使馆转达他对美国对台政策的批评，请美国政府考虑改弦易辙，以便结束朝鲜冲突。贝文的请求使艾奇逊大为恼火。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 投降".他以强硬的措辞函告贝文：" 如果联合国允许侵略者插入其它问题并榨取让步，以此作为停止无法无天行动的条件，那么联合国和自由世界阻止侵略的能力将彻底丧失。" 鉴于美国顽固，英国只得向苏联表示不能提出和平解决的具体建议51. 但是，伦敦对华盛顿的不满依然如故。7 月15日，贝文致函艾奇逊，详细阐明并表示将坚持英国关于台湾的立场，要求美国公开澄清对台政策。主要由于英国的压力，杜鲁门于四天后发表谘文，宣称美国对台湾没有领土和特权野心，台湾的" 军事中立化" 不表示美国对该岛的问题有所成见52. 然而，这不能使英国放心。到8 月底，它还在警告美国台湾问题可能引起和中国的战争53.

　　新德里的态度和伦敦相近。印度政府一方面把武装干涉朝鲜当作" 抵抗侵略" ，另一方面认为美国与此同时用武力阻止台湾解放和加紧在印度支那援助法国人，是" 帮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动力量"54.尼赫鲁在6 月底告诉美国大使亨德森：印度希望和中国友好关系，如果支持美国关于台湾的决定，那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不仅如此，印度政府这么做还会加剧国内左翼力量的批评55. 对于朝鲜战争本身，印度政府也深感不安，担心它会愈演愈烈，甚至扩大为西方大国反对新中国的战争。这既可能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重新成为亚洲大陆的支配势力，也可能使印度不得不放弃中立主义。因此，尼赫鲁在宣布接受要求援助南朝鲜击退进攻的联合国安理会6 月27日决议时声明：印度政府的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它改变和平中立政策，它希望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朝鲜冲突56.

　　7 月1 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副外长章汉夫提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苏联结束对安理会会议的抵制为前提，通过安理会内外的磋商谋求和平解决朝鲜冲突。随后，印度政府又对美苏两国进行了试探57. 印度的建议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台湾问题，但如学者惠廷（Allen Whiting ）说，印度显然认为："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入联合国，连同朝鲜战争的解决，华盛顿就没有甚么理由继续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了。"58 7 月10日，章汉夫向潘尼迦表示，中国政府赞赏印度在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同时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和朝鲜问题分开考虑ft. 以此为基础，尼赫鲁于7 月13日分别致函斯大林和艾奇逊，正式提出印度的上述建议。斯大林迅速表示欢迎。中国报刊称赞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60. 但是，美国政府拒绝照此办理。早在7 月初，国务院就鉴于印度可能提出这类主张而指示驻联合国代表团：若有在安理会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迹象，即应坚决反对，并且可表示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更加反对中国席位改变61. 台湾问题则是决定这一立场的重要因素。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当时向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解释说：" 如果共产党中国成为安理会成员，它对台湾的要求权就很难拒绝，美国处境将变得极为困难。"62 7 月18日，印度外交部得到了艾奇逊给尼赫鲁的答复，内称结束" 北朝鲜侵略" 必须是无条件的63. 几天后，艾奇逊对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Robert G. Menzies ）说，尼赫鲁的行动造成了很大损害，其后果目前还无法估量go. 他所说的损害，无疑包括支持美国武装干涉朝鲜的国际阵线暴露出显著的裂痕。这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态。六

　　从1949-50 年间英印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同美国的严重歧异，可以导出某些较为宏观的结论，它们对于正确判断当时东亚甚或更大范围内的国际政治格局及其性质几乎必不可少，或者说可以为准确估量新中国成立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提供重要启迪。这一国际环境的主要构成无疑是美苏两个阵营及其对立。美苏在欧洲冷战早已形成，并且已经由于德国的正式分裂、东欧的彻底苏联模式化和北约的建立而进入其最高潮，直至1953年斯大林去世才步入局部缓和与冷战对抗两相掺杂的新阶段。此外，东亚冷战也已开始形成：美苏两国已在日本、朝鲜和中国问题上尖锐对立，并已拥有各自在东亚的联盟（特别是一方面的美日、美韩联盟和另一方面的苏中、苏朝联盟），不管它们是否已发展到正式的军事同盟形态。然而，像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那样，将这些当作新中国成立时所处国际环境的唯一（或唯一重要）构成，是不正确的。有如本文和其它类似的研究65所展示，美国在欧洲的盟国并非就是它在东亚所有重要问题上的盟国。或者说，在美苏冷战和非西方世界空前的变革大潮开始汹涌澎湃这双重的国际背景之下，在欧洲的英国并非就是在东亚的英国，有如同样可以证明在欧洲的法国与荷兰并非就是在东亚的法国与荷兰。不仅如此，随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摆脱殖民统治的东亚和南亚新独立国家以印度为首要代表，并未在根本态势方面从属于世界政治的两极化，并未将对外政策完全囿于亲美或亲苏的狭隘限界之内，即使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它们在美苏两极间有这样那样不同程度的偏向。美国方面杜鲁门牌号的" 自由对极权主义" 世界政治模式和苏联方面斯大林- 日丹诺夫牌号的" 两大阵营论" 分别表明，美苏两国都没有准确地认识东亚国际政治中的这一重要新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当时由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种种原因大体上也是如此。总之，东亚即使在欧洲冷战的最高潮时期，也不是像欧洲那样大致完全的两极格局，而是存在着对中国和东亚问题影响重要的其它多少独立的国际政治力量66.

　　这种与两极图景很不相同的1949-50 年的情况在中国问题上开始显现出来，并且将逐渐发展。关于如何对待新中国的英美歧异构成了英国此后在东亚同美国持续龃龉的起点。从何时和如何结束朝鲜战争，到是否应当武装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再到如何对待越南战争——20余年里英美两国政府在东亚重大问题上几乎难得一致。不仅如此，本文阐述的事态之后不久，美国与其西方盟国的严重歧异开始发生在联盟全球事务的核心领域，那就是斯大林去世引起的关于对苏外交基本态势的英美分歧。此后便有关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美国- 英法对立、戴高乐执政后的美法抵牾、乃至第二次柏林危机引起的美英- 西德疏离67. 同样从新中国问世时的印度外交开始，亚洲、后来还有非洲的新独立国家越来越表现为中立主义的、互相间大致团结的世界政治角色：取其大者而言，首先是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亚洲阿拉伯国家结成主张尽早结束这场战争的某种外交联合，然后是万隆会议的成功举行，再到不结盟运动的出现和壮大。冷战在欧洲以外越是扩展，世界政治中的中立主义潮流就越是显著。

　　新成立时的上述国际环境同其它类似的实例在一起，表明即使在一个两极化程度很高的国际体系内，即使是一个非常激进和业已站队的国家，在体系阵营之外往往仍远不是全然孤立的，仍有争取朋友和利用矛盾的外交余地。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世界观及其有关政策同这么一种现实之间有不小的距离68，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值得记取的教训。错误的原因固然包含各种应当理解的环境因素，它们要求对这错误予以公允的谅解。但是，不应当以环境因素来说明一切，因为特别有力的一项理由在于：同样在当时的国际总体环境中，有人（首先是铁托[Josip Broz Tito] 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比我们认识得更好，也做得更好，有如当时英国比之于美国那样。

　　注释

　　1 ； 2； 4； 5； 7； 8； 9； 10 ； 12 ； 13 ； 16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8 ； 39 ； 40 ； 41 ； 42 Department of State， U.S.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Diplomatic Papers， 1949 ， vol. 9 （Washington， D.C.： GPO， 1974 ）， 4-5， 59 ； 6-7， 82-83； 1-5， 11-12； 23 ， 26 ， 50-52； 56-57， 60-61， 68-70， 76-78 ； 81-85， 88-91； 103， 108， 118-19 ； 109-10 ， 118-19 ， 120-21 ， 134-35 ； 149， 150-54 ， 189 ， 219； 224-26 ， 241-42 ； 51 ； 29 ， 44 ， 70-71， 73 ； 127； 124-25 ， 127-28 ； 196， 213-14， 221 ； 165-67 ； 835； 857-59 ； 834-37 ； 817-21 ； 837-40 ； 846-54 ； 856， 861-63 ， 860-67 ， 870 ； 867-68 ， 857-78 ； 82-83， 880-85 ； 106， 1109-10； 1122-25； 1147 ， 1150-51， 1157-59； 1081 ； 1092-93； 1086 ， 1091 ； 1090-91； 1091-92； 1092-93.

　　3 D. C. Watt， "Britain and the Far East" ， i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 ed. Yonosuke Nagai and Akira Iriy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96-97.

　　6 Robert Boardman ， 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1949-1974（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 1976 ）， 171-72.

　　11同注6 书，页24、35；Evans Luard ， Britain and China（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2 ）， 77.

　　14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杨格（Kenneth Younger ）后来就此说道：" 由于英联邦将在承认问题上分裂若干时间，政府决心不让这一种分裂沿种族界线进行。" 见同注6 书，页42.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页19-20 、122.

　　17 JawaharlalNehru ， Jawaharlal Nehru's Speeches， 1949-1953（Delhi ：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17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 1954 ）， 137； K. Su17ahamanyam ， "Nehru and the India-China Conflict of 1962"， in Indian Foreign Policy ： The Nehru Years， ed. B. R. Nanda（Delhi ： Vikas Publishing House ， 1976 ）， 107.

　　17 R. K. Jain ， ed.， China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0， vol. 1 （New Delhi ： Radiant Publishers， 1981）， 45-46；同注17Nanda ，页147.

　　37同注1 ，页1081-82 、1084-85 、1087-8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 vol. 6 （Washington， D.C. ： GPO， 1976 ）， 275-76 ；Joint Se27etary for Foreign Affairs of Tibet to President Truman， 22 December 1949 ， OF ， Box 635， Harry S. Truman Papers ， Harry S. Truman Li17ary， Indepence， Missouri.

　　42同注1 ，页1096-97 ；注3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50 ， vol. 6 ，页275-76、 285 、286.

　　44；45；46注3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 vol. 6 ，页314 、318 ；330-31、264-365 ；386 、424-25、430 、440 、540-41.

　　47；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9 ； 61 ； 62 ； 6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50 ， vol. 7 （Washington， D.C. ： GPO， 1976 ）， 361， 369， 419； 397-98 ， 462-63 ； 361-62 ， 396-98 ； 312-14 ； 329-31 ， 347-51 ； 395-99 ； 464-65 ； 218； 235-36 ； 284； 284； 331 ； 412-13 ， 17.

　　56 R. K. Jain ， ed.， China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0， vol. 1 （Atlantic Highlan38， N.J. ： Humanities Press ， 1981 ）， 135-36.

　　57 Allen Whiting， China 27osses the Yalu ：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59 ；同注47，页283-84、310 、341.

　　58同注57 Whiting，页60.

　　60 New Times（Moscow）， no. 32 （9 August 1950 ）， appendix 1 ；《人民日报》，1950年7 月21日；《世界知识》，第22卷第2 期（1950年7 月21日），社评，页2.

　　64 Gaddis Smith ， Dean Acheson （New York： Cooper Square， 1972 ）， 195.

　　65 William W. Stueck， The Korean War ：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66参见时殷弘：《与复杂局势相违的简单化政策——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政策》，《美国研究》，1997 年第2 期。

　　67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1994 ）， chap. 20 ， 21 ， 23 ， 24.

　　68见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和中美关系（1949-1950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1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