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政治1985—1993：俄罗斯民主派的形成和演变（下）

　三、叶利钦总统：他的立场和观点的演变

　　如果不了解俄罗斯民主派各派系的共同理念和分歧，就无法解释叶利钦总统立场观点的演变。早在1988年年中，叶利钦个人的观点就可以被视为完全的民主派观点了。这个共产党的前领导人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接受民主派的观点的呢？

　　1.从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变成民主派

　　1987年9 月叶利钦向戈尔巴乔夫提交了辞职信，辞去了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87年10月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发言。这封信和这一发言所使用的语言还完全是常见的共产党式的，没有任何与民主有关的术语或概念。然而，到了1988年夏天，他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同一时期接受的几个记者采访，就已经强烈地反映出了民主主义的观点。

　　叶利钦辞去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这个有权势的职务、成为政治局里一个没有投票权的委员之后，他转变成了民主派，当时民主派也是唯一准备支持他的政治团体。当然，现在完全可以提出以下的说法（事实上，一些幻觉破灭的民主派成员也确实曾经说过），即叶利钦之所以接受民主派的奋斗目标，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以便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斗争中获得民主运动的支持，从而在一种已经出局的状态下重回政治舞台，再次夺得国家的权力。

　　然而，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化了。在叶利钦个人政治理念的演变和他选择民主派作盟友的过程中，民主运动的目标与叶利钦个人对政治权力的追求是不谋而合的，这一点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具有叶利钦这样的苏共高级干部的政治背景、同样转变成民主派的人士多得很，叶利钦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而已，不过他转向民主的道路却很有典型性。许多现在的民主派人士当年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们起初往往相信党的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宣传，有很强的社会正义感，对腐败的官僚们不满，与这些官僚作过斗争却失败了，甚至遭到降职处分，最后逐渐地放弃了共产主义信念。

　　叶利钦写过一本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的自传，从这本自传中还可以看出，叶利钦接受民主理念，也是一个发生在特定时间里的个人行为，在那段时间里，他正陷入深深的政治上的精神危机之中，正急于转向一个新的信念，民主理念就是在此时此刻一下子让这个后来的俄罗斯总统顿开茅塞的。[12]

　　只有用叶利钦的民主理念，才能恰当地解释他后来实行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例如，叶利钦坚持给俄罗斯的一些共和国（甚至一些地区）广泛的自治权，结果这些自治政策却导致了那些地方的分离主义倾向。人们可以说，叶利钦给这些地区自治权是为了换取地方领导人对他的支持，以便在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斗争中获胜。但这种说法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当苏联瓦解后叶利钦仍然坚持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俄罗斯民主派认为，有必要在俄国实行分权，而且重建俄罗斯联邦应当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由下而上地进行。从逻辑上讲，只有在叶利钦真心诚意地相信俄罗斯民主派的理念的情况下，他才会冒出现分离主义的风险，而坚持不懈地实行给地方共和国或地区广泛的自治权的做法。

　　2.从温和民主派转变成激进民主派

　　在1988年至1991年期间，叶利钦的理念更接近温和民主派。在这一阶段，他的发言更强调社会公正问题，呼吁扫除特权，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准，削减军事和援外开支、从而增加用于医疗、、科技事业的资金。那时，他从未用过任何象“振荡疗法”或重私有化这样的提法。他的这些政策主张当时是得到全体民主派支持的，不过，民主派中不同倾向的人支持的程度有差别，重点也不一样。有的民主派人士喜欢这些政策中的社会公正诉求，有的则强调自由，希望尽快结束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即使对那些最激进的市场派人士来说，叶利钦也是唯一最有信誉又最现实主义的领袖。

　　然而，1991年8 月之后叶利钦的观点急剧地转变了，他开始全力支持激进市场派和亲西方派，这一转变可能与激进民主派主张让苏联解体有关。激进民主派认为，苏联的解体可以形成对世界上极权主义统治的冲击，同时，如果俄罗斯与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俄罗斯就用不着再援助这些共和国，可以减轻沉重的财政包袱。这一使苏联解体的设想，正好和叶利钦想让戈尔巴乔夫出局的个人计划吻合了——没有了苏联，也就不再会有苏联总统了。

　　苏联解体后，布尔布利斯—盖达尔政府施政的重心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和外交上实行亲西方政策，这与争取西方的援助也有直接关系。对这届政府的负责人来说，由于有西方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就比较容易让叶利钦总统相信，这一激进经济改革方案会比渐进的经济改革方案更有效，而且民众的生活水平也不致于下降。他们争取总统支持的努力是成功的，1991年11月，叶利钦宣布，“今后六个月内对每个人来说，经济情况会变坏，但是此后物价就会降下来，市场商品会更丰富，而到了1992年秋天，就会出现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13]

　　可是事实证明，这些政策许诺落空了。实际情况和许诺的相反，这场经济改革导致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公、腐败、无法无天、以及多数民众生活水平下降。面对这一情势，那些在苏联时代就把改变社会不公和腐败等现象视为己任、为此而奋斗的温和民主派人士，发现民主化后这些现象反而更加严重，于是，这些温和民主派人士自然就开始批评他们昔日的盟友—总统和政府领导人。

　　四、激进民主派在政治舞台上的起与落

　　1.民主反对派与执政的激进民主派之间相互的尖锐批评

　　温和民主派的尖锐批评和反对派立场，使得执政的激进民主派与民主反对派的对立日益激化。从自由派——市场派的观点来看，那些温和民主派批评者就好象是民主阵营的内奸，站到了批评改革的“亦红（共产党）亦灰（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极权统治的旧势力一边；而从民主反对派的观点来看，这些掌权的民主派不过是些假民主派，因为他们继续容忍共产党统治式的社会不公，也无视。

　　过去“民主俄罗斯”团体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激进民主派”活跃人物、后来成为坚决反叶利钦的“救国阵线”的领导人之一的切诺果夫（Mikhail Chelnokov ）就指称，在叶利钦的领导下，过去为了个人前途而加入民主派运动的共产党官僚们现在又官复原位了。[14]切诺果夫和与他观点相同的人士指责盖达尔那一派人盲目地信奉市场化和私有化原则，而完全不管老百姓的痛苦。他们认为，俄国所发生的这一切的结果，是“摧毁而无创新”。切诺果夫把式的渐进私有化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模式看做是可选择的道路。
[15]

　　民主反对派对执政的激进民主派的外交政策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激进民主派的亲西方外交政策令俄国蒙受耻辱。切诺果夫说，“我反对民族主义，赞成所有国家之间就象在商场上那样一律平等。但是，同时我也反对今天在俄国正在发生的那种出卖祖国利益的政策。”[16]

　　民主反对派和激进民主派双方的理念争辩其实是被政治斗争放大了的。虽然在双方的政治斗争中，一方常常被指责为与共产党或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结盟，实际上，无论是民主反对派还是激进民主派都没有这么做。其实，这两方在俄罗斯民主派的总的理念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在理念争辩中所突显出来的却是各自的差异。

　　这两派都希望结束苏联的旧制度，创造出一个和西方相似的公民社会。然而，他们对社会变革的看法却差距颇大，结果，在如何实现社会变革的手段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分歧。那些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市场化支持者”的激进民主派相信，公民社会必须建立在完全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这个社会中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应该居于支配地位；而要尽快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准备在保证社会公平和依法行事方面作出牺牲。而他们的批评者、那些强调社会公正和依法行事的民主反对派，虽然并不完全反对私有化，但是却认为，保护多数民众的利益、保障他们的福利和相对的社会公平，是更高的目标，私有化不应当伴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

　　自从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两派显然再也不会象过去那样、团结起来与极权体制作战了，他们的分歧导致了这对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政治对手。

　　2.执政的激进民主派：为了施政而偏向威权主义

　　执政的激进民主派的胜利只是短暂的，恰恰是民主制度剥夺了这批俄罗斯民主派的权力。如前所述，激进民主派是1991年底登上执政舞台的，在民主派成员当中，这一派的理念与多数民众的理念差距最大。戈尔巴乔夫在俄国引进竞争性民主选举制度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激进民主派就可以在舞台上高枕无忧地稳操胜券了。相反，在1991年以后的多次民主选举的实践中，大众对政治领导人的选择都是不利于这一派的。

　　这说明，政治民主化之后，大众的政治文化开始通过民主选举制度而对国家的政治前景产生越来越强的决定力。以前，无论是在沙皇时代或苏共政治局统治的年代，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可以完全脱离老百姓的意愿，那时，有的沙皇甚至是几乎不会讲俄语的外国人；领导人也常常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政策选择，而毫不顾及民意。但是，从1989年开始，俄国的民众终于赢得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可以通过选择最能反映他们理念的领导人来表达他们的意愿。

　　激进民主派领导人可能是俄国的最后一批理想主义政治家，他们以为，从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老百姓会支持这些民主派领导人的“正确”道路，而自己却不必根据选民的意愿调整政策。当这种幻觉很快破灭之后，在激进民主派的领导人当中，对威权主义模式的推崇很快就盛行起来。[17]

　　老百姓不满上升的最早的信号，就是各级议会选举中反对派势力的扩大。虽然，在一些选区这种现象可以被解释成是共产党势力在议会中还有强大影响，但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议会的选举中反对派势力的扩大就不能这样理解了。在这两个城市的议会里，三分之二的议员是民主派，原来一向支持叶利钦的政策；但是，仅仅在短短的一年里，许多民主派议员就转变成了叶利钦的反对派。

　　当然，由于行政当局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划分不清、宪法又不断被修改、而行政当局和议会又都想增加自己的权力，这些因素都可能促成议会议员立场的转变；然而也必须承认，这些议员比行政当局更接近选民，是他们把民众的情绪和意愿带进了立法机关的会场，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和立场的转变，毕竟反映了老百姓的声音。[18]民意调查也反复证明，叶利钦总统和布尔布利斯—盖达尔政府的声望大幅度下跌。

　　但是，执政的激进民主派却认为，政府与议会的冲突源于“红色（共产党）和灰色（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阴谋诡计，所以，就解散了国会和地方议会，想籍此来巩固总统和执政派的权力。同时，由于对老百姓的支持缺乏信心，在政府高层甚至有人提出要终止选举、限制老百姓表达民意的自由。于是，在关于1993年国会选举的总统命令中，叶利钦对选举结果公开化作了某些限制，这导致了大量的选举舞弊事件，在关于宪法的公民投票中尤其如此。然而，民主选举毕竟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执政的激进民主派既然还要坚持民主制度，就无法完全取消选举。

　　3.盖达尔派出局、叶利钦修订政策

　　1993年国会选举的结果完全出乎执政势力的意料。俄罗斯民众确实投票反对政府的政策、以及推行这些政策的以盖达尔为首的“民主俄罗斯”政团。[19]虽然叶利钦总统宣称在1993年秋季的国会选举和那一年12月关于宪法的公民投票中都取得了胜利，但是他还是不得不考虑这个对盖达尔的“民主俄罗斯”政团非常不利的选举结果。叶利钦逐渐了解到，激进民主派的政策并不受民众欢迎，于是他先后解雇了很多政府领导班子中的激进民主派人物，包括布尔布利斯、盖达尔和他们班子里的许多成员。

　　随着政府领导班子的更新，1993年以后政府的政策逐渐改变了。它不再实行严格的货币主义政策和全盘私有化政策，开始给重和集体农庄更多的资助，并且逐步提高了薪资和退休金水平。在外交事务方面，留任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灵活地调整了外交政策，根据总统新的倾向，减少了外交上亲西方的色彩，使他得以在外交部长这个位置上一直坐到1996年。

　　总的来说，从1992年底开始，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叶利钦逐渐更换了政府领导人，把过去两年中的激进市场化和亲西方的政策逐渐调整得更能为民众接受、更适应俄国政治文化。

　　结语

　　回顾从八十年代中期到1993年俄罗斯的政治过程，可以看出，自从苏联共产党下台和苏联解体之后，随着民主派阵营中最激进的市场派和亲西方派上台，一度团结一致的民主派阵营也成为。因为，过去维系民主派阵营各种力量的共同信念——终结极权主义的统治，已经因民主化的实现而完成了历史使命。

　　激进市场化的信念曾一度居于支配地位，但随后在大众政治文化的压力下，主张激进市场化的势力不得不逐步退却。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激进民主派的理念就此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某些民主派政治团体的意识形态中，仍然可以听到激进的亲西方、鼓吹完全市场的信念，这些政治团体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盖达尔领导的“民主俄罗斯的选择”团体，它虽然日益削弱但并没有完全消失。

　　目前在所有的民主派政党中势力最大的就是“雅布勒戈”团体，许多民主派成员对激进民主派政府的政策失望之后都加入了这个团体，它的政纲代表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强调法治的民主派理念。

　　俄国目前的领导层虽然和真正的民主派的理念及政策主张保持着距离，但却仍然继续宣称自己代表民主势力，也大唱民主的调子。

　　从比较广义的角度去看，在早期民主运动中形成的民主派理念和观点，对后来俄罗斯政治转型时期的整个政治语言系统具有极大的影响。当年民主运动活跃分子的观点和理念，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变成了媒体、政治演讲、政党文件和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概念，甚至今天的俄国共产党的文件也大量接受和运用了民主派的说法。虽然目前在俄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主派已经不再存在，但是苏联时代形成的民主派理念仍然极大地影响着今日俄国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文化。

　　「注释」

　　[1] Merle Fainsod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London： 1958 ）。
　　[2] Inkeles ，Alex and Raymond Bauer，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3] Millar，James R.，ed. ，Politics，Work and Daily Life in the USSR ： A Survey of Former Soviet Citizens.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 Levada，Yury，ed. ，Soviet Ordinary Person： Experience of Social Image at the Boundary of the 90s（Sovetskiy prostoy chelovek： Opyt sotsial'nogo portreta na rubezhe 90-kh），pp.280-81 （Moscow： Mirovoy okean ，1993）。
　　[5] Gibson and Duch ，Emerging Democratic Values in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p.87.
    [6] Rumyantsev，Oleg，"Several Results of Discussion of Participants in 'Perestroyka'Club（Nekotorye resul'taty oprosa uchastnikov discussii v clube 'perestroyka' ）。" April 25，1988. Unpublished manuscript.
    [7] 引自Anthony Arblaster 的书Democracy（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第98页。
　　[8]Gaidar ，Yegor ，Gosudarstvo i evolyutsiya （Moscow： Yevraziya，1995）。作者给这本书所取的书名《国家与进步》，显然是针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9] 引自V. Sogrin 的书，Politic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Russia 1985-1994：From Gorbachev to Yeltsin （Politicheskaya istoriya sovremennoy Rossii 1985-1994.Ot Gorbacheva do Yel'tsina）（Moscow： Progress-Akagemiya ，1994），p.118.在苏联时代，布尔布利斯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教了十五年共产主义，这位昔日的共产党意识形态“布道者”现在变成了一个民主改革的宣传家，为私有财产唱起了“赞美诗”。
　　[10]出处同上。
　　[11]出处同上。
　　[12]出处同上。关于这一时期的事件，也可参阅Lev Sukhanov的Three Years with Yeltsin： Memoirs of a First Assistant （Tri goda s Yel'tsinym ： Zapiski pervogo pomoshchnika），Riga： Vaga ，1992.
    [13]出处同注[9] ，第115 页。
　　[14]Mikhail Chelnokov ，Russia Without Union，Russia Without Russia （Rossiyabez Soyuza，Rossiya bez Rossii），p.5 （Moscow： Novaya Svoboda ，1994）。与伯布利斯、盖达尔、丘巴依斯以及其他“市场派”的成员不同，切诺果夫本人从未加入过苏联共产党。
　　[15]出处同上。
　　[16]出处同上。
　　[17]例如，布尔布利斯就多次夸赞过智利的经验和皮诺切特将军的政策。他下台以后，仍然对皮诺切特将军推崇备至。
　　[18]详见我的文章"The New Russia ：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or AuthoritarianRegime？" in The Oxford International Review，Vol.3 ，No.1，1991.
    [19]关于1993年的选情，参见：Stephen White ，Richard Rose and Ian McAllister ，How Russia Votes（Chatham ： Chatham House，1997）；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Military Analysis（Institut Politicheskogo i Voennogo Analiza），Elections in the Sixth Parliament： Results and Conclusions（Vybory v shestuyu Gosudarstvennuyu Dumu ： Itogi i vyvody）（Moscow： Chetvertyy filial Voenizdata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