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革命型现代化模式及其局限性
［摘 要］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化建设实践的过程中，事实上形成了一种革命型现代化模式；这是有效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前提、建立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权威、化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的最佳实现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革命方式驱动社会现代化的革命型现代化模式不断暴露其局限性，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障碍与桎梏，并最终为新的现代化模式所取代。
［关键词］ 毛泽东；革命型现代化模式；基本内涵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过程中，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以革命的思维、革命的方式、以革命作为主要驱动力的现代化模式——革命型现代化模式。这是有效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前提、建立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权威、化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的最佳实现途径，具有历史生成的必然性。但革命本身并非目的，也不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常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革命方式驱动社会现代化的革命型现代化模式不断暴露其局限性，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与桎梏，并最终为新的现代化模式所取代，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当前，理性地分析毛泽东革命型现代化模式的基本内涵及其局限性，这无论是对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还是为当前的社会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建议等，都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革命型现代化模式的形成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性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由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及社会的主要矛盾等共同决定的。
中国早期社会现代化是沿着器物—制度—文化价值层面不断展开而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先进的中国人依次推行自强—改良—革命的救国方案，付出代价逐渐增大的过程。作为代价最小的器物层次现代化——洋务自强运动，它的失败，其“过错并不在于中国早期化本身的失误，而在于清廷官僚的腐败和消极防御战略的极端保守性。”［1］代价稍大的旨在维护旧有封建统治秩序的戊戌维新运动，它的失败则表明了清朝的衰败化（半封建化）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以至于任何细枝末节的修补式变革都将无济于事。这样，能有效地抑制内部衰败化和半边缘化（半殖民地化）即摆脱国家重建危机和民族危机，只有付出高昂代价的革命一途了。正如罗荣渠所言，“由于内部危机不是愈来愈弱，而是愈来愈深，因此对理论与手段的选择也愈来愈激进。这样，内部衰败化与边缘化的升级也导致革命化的升级。”［2］116由此可知，革命是有效抵抗衰败化和半边缘化并将中国引向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革命抑制了衰败化和半边缘化以后，中国现代化才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果说革命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那么，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则直接促成了毛泽东革命型现代化模式的形成。终毛泽东一代，正好处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社会革命是时代提出的中心课题。毛泽东早就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3］在准确把握社会中心任务的基础上，毛泽东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应用，主张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4］534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革命型现代化模式不断在实践中生成的过程。
二
毛泽东革命型现代化模式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到定型、僵化以及崩溃的发展过程，在每一个阶段上，其基本内涵都有着细微的区别。这一模式有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有过对它的僵化而直观的理解，也有过对其极为严重的误解。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毛泽东革命型现代化模式的形成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革命，其他的一切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一革命，因而，这一时期真正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即阶级斗争学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当时毛泽东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探索主要集中于理论领域，是为中国今后的现代化而设计的主观蓝图，并非主要用来指导当前的革命实践。而此时革命根据地内兴起的商品交换，市场流通毕竟是有限的，主要是一种“统制经济”，是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为战争服务的，但这为日后高度集中的行政合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这一时期是毛泽东革命型现代化模式的形成时期。基于以上原因，由于不直接用来指导实践，只注重理论上的直接传承，有幸地绕开了现实的复杂性干扰，因而这一时期毛泽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这在当时起到了激发革命热情，动员民众的积极作用，同时，它也为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包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在内的全面发展的纲领。
1.毛泽东主张实现经济现代化。早在1944年，毛泽东即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的任务。”［5］为了实现工业化，毛泽东认为只有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才能完成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亨廷顿指出:“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中国家，政府稳定取决于它进行改革的能力。”［6］为此，毛泽东多次组织和领导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这对于彻底摧毁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建立起反映现代化工业生产方式特点的现代社会制度不无推动作用。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完成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毛泽东强调要建立一个充满效率、兼顾公平的经济目标模式。“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7］
2.毛泽东主张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主要目的在于扫除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8］这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作为“外源性现代化，特别是延误了的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2］185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构成了毛泽东政治现代化思想的核心内容。为着建立这一民族国家，早在1940年，毛泽东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接着，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地、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政府的性质、政权组织形式等。
3.毛泽东主张实现文化现代化。毛泽东文化现代化的目标是逐步形成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4］708~709其一，这种文化是民族的，这就要求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还必须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坚决地反对殖民主义文化和法西斯文化。其二，这种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4］707其三，这种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毛泽东认为新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708由此可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有利于改造传统文化，吸纳外来文化并最终实现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跃进，即实现文化现代化。
（二）建国后至“文革”前，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直观化理解，这是毛泽东革命型现代化模式的定型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疾风暴雨式的中国革命已基本结束，已不再是社会的中心课题。相反，社会的中心课题是尽快恢复战争创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然而，中国革命有着太大的惯性，以至于在革命结束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等主要领导成员始终为革命思维所左右，这使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严重的直观化倾向。主要体现在过分推崇重工业，重视计划，盲目赶超，片面强调主观意志和迷信群众运动等方面，这实际上是用革命的方式来推进现代化，是一种“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其具体内容如下：
1.尽快尽早地建立起先进的生产关系，误以为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可以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起来。早在1953年，毛泽东即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9］社会主义改造一完成，毛泽东即着手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把它当成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首要前提。为此，毛泽东把改造时期所形成的互助组、低级社及高级社等发展为人民公社，并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追求“一大二公”；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也追求只注重数量与速度的“多与快”，搞“大跃进”。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必要的，是社会现代化正常进行的制度保证。但过分追求所有制的“大而公”，过分地不顾现实地跨越历史发展阶段，并要求经济建设也要通过“跃进”的方式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直观化理解，即将其社会发展思想的某些特征也理解成为社会现代化的思想。
2.求强意识下的工业化战略。尽管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主要通过改造生产关系来促进现代化发展，但他始终未曾放弃过对工业化的追求。由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探索主要面向实践，要接受实践检验，因而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战略有着新的不同的特点。其一，优先发展重工业。毛泽东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们建设的重点。”［10］“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11］其二，盲目的赶超性。这一盲目赶超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准备打“世界大战”的加速驱动。1955年底，毛泽东指出：“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机，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号召全党反对保守主义，不要按常规走路。”［12］其三，高度的计划性。这一方面表现在现代化发展的中长期战略上，如五年计划，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等；另一方面，计划性还表现在微观的生产和流通领域，如产品价格由国家确定，生产多少和怎样分配由国家统筹规划。
（三）“文革”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误解，这是毛泽东革命型现代化模式的僵化时期
严格意义上来说，革命有着和现代化运动不同的运动规律。而毛泽东由于始终受革命思维所左右，试图用革命式的群众运动来发展民族工业，其结果是越是想发展经济、越是更彻底地动员民众，离实际的现代化运动也就越远。由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局势更为紧张，毛泽东感觉到要对付国内外复辟资本主义的“进攻”，非得发动一场“文化革命”不可。文化革命并非什么真的革命，它是在毛泽东完全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情况下，被“四人帮”所利用而错误发动的内乱，尽管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好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而实际结果则表明，它非但未能促进现代化的发展，相反，其革命型现代化模式已成了现代化发展的桎梏。这一时期的具体内容如下：
1.以“突出”为中心。为了对付“资本主义复辟”，充分动员民众，毛泽东实行“大民主”的方式，这种大民主的理论前提是“造反有理”。这对于造反派来说，确实意味着民主，而对于受害者来说，纯粹是一种专制。随着受害者的增多，这种“大民主”实际上变成了大专制。这样，整个社会生活完全靠政治来驱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抓革命，促生产”等，人民群众完全是迫于政治压力和道德约束而并非利益驱动来参与社会运动。由此可见，“革命的价值观念同国家民族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的特点。”［14］但这一时期的“大民主”并不意味着地方可以胡作非为，完全失去了中央的控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时期，绝大多数省份毫无例外地完全处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15］这是“文革”时期的另一政治特点。
2.消灭社会分工，崇尚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直观理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而公有制就是平均主义。社会分工造成了社会各行各业之间的界限，造成了社会差别，有差别就有不平等，因此要消灭它。为此，毛泽东首先提出要消灭不同行业之间的分工，五•七指示要求包括军队、工厂、学校、商业、服务行业等都要做到一业为主，兼营别样。其次是毛泽东主张消灭个人的分工，要求人人能做“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16］
3.全面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毛泽东直观理解资本主义，认为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必须加以消灭，以至于“四人帮”趁机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的出现必须以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前提。而这种完全取消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做法事实上已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满足而与现实生活无涉。
三
毛泽东革命型现代化模式的形成有其的合理性及必然性，它有过成功的实践，也有过失败的挫折，而这成败无不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其中国化的绩效密切相关。
毛泽东革命型现代化模式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首先，它有效地抑制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败化和半边缘化，建立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可以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掌权以后，国家利益（而不是家庭或家族）才无论从理想上还是在实际上成为个人行为决策的关注焦点……而他们的前任们未能做到……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一种新的、根本不同的协调和控制基础。这一基础迄今为止对实现现代化基本上是有效的。”［17］329“以前的历届中国当代政府未曾获得过这样的成就。”［17］628这是中国革命型现代化模式的最大历史功绩。其次，它为今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与经验教训。在理论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直承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从经济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从文化现代化到人的全面发展等无不洋溢出毛泽东的真知灼见，这为以后邓小平、江泽民探索现代化模式提供了理论。在实践上，建国初期，“由于自主进口物质原材料，依靠集体大量的理性经济行为，充分利用群众力量的群众运动，控制消费和把积累有效地用于投资，以及道义上的鼓励和由此而形成的高效率等原因，经济高速发展，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和苏联的发展速度。”［18］这就为今后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实践上的指导。在经验教训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革命型现代化模式的崩溃，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是“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反面材料。”
当然，毛泽东革命型现代化模式也存在严重的缺憾和不足之处。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其一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化。这种现代化模式片面强调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经济结构极为不合理。其二，绝对推崇计划、完全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崇拜”观。一方面无条件地认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将消灭市场经济当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由之路，这样完全把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其三，忽视了人的发展和人文环境的改善，对个人的顶礼膜拜和迷信以及政治高压，严重地损害了人的身心健康和发展，把现代化的全部内涵都包容在工业化中，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文明等方面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其四，对社会制度存在直观认识，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一方面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绝对圣洁无瑕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把绝对平均主义甚至普遍的共同贫穷同社会主义相等同；而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则带有极为浓厚的漫画色彩，一方面视资本主义为万恶之源，另一方面又将产生和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又适用于社会主义的人类普适文明等同于资本主义而将其加以否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五，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存在着模糊认识，将社会现代化完全看成是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工具和手段，到最后甚至将本属于社会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商品交换等当成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加以排斥。这样，把事实上有着不同运动规律的社会现代化思想运动贴上了社会制度的标签，混淆了社会现代化思想同社会发展思想的界限。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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