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和谐社会”的三个深层向度
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11/8）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十六届四中全会（2004/9/19）则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之一提出来，这表达了政治上层对社会尺度的一种基本把握，也表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和，谓百姓和谐。”（《礼记·祭义》“致和用也”孔颖达疏）。构建“和谐社会”，笔者认为离不开三个基本向度的思考和改善、发展之进路，即：天人之际的和谐（人与）、群人之际的和谐（人与社群）、身心之际的和谐（人与自我）。
阐正文之前先释“和谐”一词。《说文·口部》曰：“咊，相譍也。从口，禾声。”《说文通训定声·咊》曰：“今字作左形右声，字亦作俰，〈广雅·释言〉‘俰，和也’。”《集韵·戈韵》曰：“和，古书作咊。”可见“和”造字与“口”发声有关，而与从“龠”的同声字“龢”有异（按：龠、侖二字亦异，前者即籥yuè，笙箫类之竹管乐器，后者即竹册、书简也）。故《国语·周语下》曰“声应相保曰和”，《国语·周语下》“乐从和，和从平”韦昭注曰：“和，八音克谐也。”《论语·八佾》“从之，纯如也”刘宝楠注曰：“人声、乐声相应而不杂，故为和也。”《尔雅·释诂下》曰：“諧、辑、协，和也；关关、噰噰，音声和也；勰、燮，和也。”《玄应音义》云：“和，和调也，谓音声调和而鸣也。”（卷六“和鸣”注）又云：“諧，和也，谓音声调和也。”（卷十二“相谐”注）。《广韵·戈韵》释“和”曰“諧也”、“顺也”、“不坚不柔也”，贾谊《新书·道术》则曰“刚柔得适谓之和，反和为乖”（苏洵《谥法》也称“不刚不柔曰和”）。历代基本上都训“和”为应、协、諧、詥、洽、调、适、偕、合等，它与“谐”的意思是相通的，故清代孙诒让说：“和、谐训同，变文以见义。”（《周礼·大宰》“以和邦国”正义）
一、天人之际：人与自然的和谐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宇宙论的重要思想[1]，是华夏先人的基本世界观和人生境界。儒家和道家都非常注重对天人关系的探究，司马迁将自己著书的宗旨表述为“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庄子则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认为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一的。《周易·系辞上》提出了著名的“与天地合其德”的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经典《中庸》则为我们描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状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相互协调，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的宏大境界。中国哲人一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体现了对自然的积极而恭谦之态度：努力改造自然，参与自然演进，但又不超越自然的承受度，实现“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获得人与自然的和谐生趣。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自然界充满了活力，认为人只有融入于自然之中才是完整的生命。苏轼《前赤壁赋》则以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叙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情趣：“惟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而中国社会在化进程中，由于急功近利、惟利是图等，人与自然的“和谐”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尤其是在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生态破坏和生态恶化相当严峻，人们的生存健康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人们对2003年“沙斯”危机和2005年松花江重大污染案尚记忆犹新……说得长远一点，拿森林来说，研究表明：上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在南北朝时期还大于40%，到明清时期已降为约15%，而到1949年则仅为6.1%[2]。明初山西的森林覆盖率在30％左右，明中叶以后下降到15％，清末10％，解放前夕已不足5％。”[3]可见，数据表明随着人口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生态结构和生态平衡是日益恶化，而且恶化的速度是日益加快。所以，恩格斯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因砍伐森林以获取耕地但最后这里“竟因此而成为荒芜不毛之地”的现象，列举了阿尔卑斯山脉南坡的意大利人砍光山坡松林而导致山洪肆孽、山泉枯竭以及高山畜牧业毁灭的现象等，并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4]
白居易说：“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殓而财乏用矣。”[5]自然生态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只有我们拥有了和谐的生态环境，我们才可能在有和谐的社会生活。所以构建“和谐社会”应该有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和谐为保障。故必须重视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不应纯粹追求GDP的增长，由追求数的增长转为追求质的增长，树立起发展观，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生态资源。
二、群人之际：人与社群的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还有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群的和谐。“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宽容、多元、“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社会，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和“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论语·雍也》）。每个人都有在不影响他人权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每个人的创造愿望与创造才能、创造成果都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中庸》说：“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儒家试图寻求建立一种合理的群体生存结构，如孔子、孟子、荀子都主张“五伦有序”，主张“爱人”、“敬人”，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和“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仁政说”，荀子的王制思想和对“群”、“分”的探讨，都是试图寻求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群体结构，追求社会的组织化、有序化，所谓“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吕氏春秋·恃君览》）[6]。
人与社群的“和谐”，从平面空间来看，⑴最大范围的是全人类的和谐，即不同国家、民族之间能和平相处，互相尊重各自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没有种族、民族歧视，没有富国对穷国的掠夺，实现《礼记·礼运》所谓的“大同”；⑵次之的是地区之间的和谐，即各地区居民享受的福利水平达到一定的社会“公正”，地区产业分工的合理化，地区之间平等合作的加强和利益平衡机制的形成，这一点在我国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上最明显；⑶再次是社区中的和谐，即乡村、城市生活社区内的人能平等公正，互助互爱，和谐相处等。⑷从社会垂直结构来看主要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合理的社会结构应是贫富差距不过大，社会财富不过分集中，这就需要公平的阶层流动和合理的政策。所以失地农民、失业人员、城镇困难拆迁户等弱势群体当尤其重视，政府的公共政策在利益分配上应向他们做进一步倾斜。⑸至于代际和谐、性别和谐、家庭和谐、交际和谐等，都是社群和谐的重要内容。
在现今社会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得到提升，可是由于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等，许多人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益处，反而却不得不承受生产发展对环境破坏的恶果以及社会贫富分化造成的巨大生存压力。比如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对的“殖民”，对农村原生态文化、环境的破坏，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再比如城市下岗人口的生存保障与发展，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渠道的不公正不透明……这些问题关系我到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关系社会能否和谐稳定。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和谐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获得公正、平等、合理的发展机会，如果社会的弱势群体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无从保障，甚至连申诉表达的话语权都被社会精英群体所剥夺，那么这就必然孕育社会冲突乃至社会危机。
所以构建“和谐社会”或实现“社会和谐”，我们应该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又注重人与社群的和谐，而人与人或人与社群的和谐，应该是“和谐”问题的第一棘手处和工作重心。我们应该树立起“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自由全面之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才是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发展应该是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从中受益，从而达到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秩序的自然认同，并形成富有亲和力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发展牵引力。
三、身心之际：人与自我的和谐
马克思、恩格斯说：“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7]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又宣称“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又指出，理想社会应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所以让每个人都过着身心愉悦的幸福生活、自由生活，过着有尊严、有品质的生活，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目的。
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都市人的身心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业缘关系增加，血缘关系疏离，物质生活水准是大大提高了，但精神世界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数量大增的心理疾病现象和自杀现象，就是这一精神世界问题攀升的直接反映。在现代生产和工作中，人们的工作是配合着机器的节奏，而不是配合着身心和谐的韵律，为生计而忙碌的人们日益将自己抛弃在机器化、物质化的高速运转中。现代人创造出专门而又复杂的知识、精密而又神奇的机器，可是人类却在这之间迷失了自我，沦落为了科技工具主义的奴隶。人们的消费活动也常常不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和具有创造意味的体验，而是在人为的广告刺激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排遣；“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大行其道，背后必然的是财富的损耗、浪费、破坏和人之身心体系的的机器化，人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生产机器上的齿轮，人们的生活被庞大而高速运转的旋涡或消费链索给“绑架”了，在货币化的生存场所中“身不由己”。所以，现代社会尽管、技术、工具、知识都极其发达，但人的灵性、诗性或乐感却在逐步下降……
正如社会秩序、社群和谐是古代哲人所十分关注的问题一样，身心贯通、精神和谐，也一直是中国上儒家、道家乃至释家所十分关注的问题。比如，和古代哲人对社会秩序、社群和谐的关注与追求早就体现在“伦”（倫）字的本字“ ”、“ ”、“ ”、“ ”等字体和字型中一样，中国古代哲人对身心和谐、物我一体的关注与追求，也早就体现在“仁”的本字“ ”、“ ”、“ ”及“德”的本字“ ”、“ ”、“ ”等字体和字型中。“仁”的本字是上“人”下“心”，“德”的本字（悳）主要是“目”+“心”（另加“?”、“乚”），这显然都涉及了身心之际的问题，所以董仲舒说：“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 ]者人也，义[ ]我也’，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仁义法》）徐锴《说文解字繫传》说“悳者，得也，内得于己外得于人”，朱熹则说“道之得于心者谓之德”（《通书》注）和“德之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也”（《四书集注》）。更有趣的是：“哲”金文也写作有“心”或“目”的“ ”、“ ”、“ ”、“ ”，“学”（學/斆/斅）古代训为“觉也”或“悟也”，《说文解字》说：“ ，觉悟也，从敎从冂。冂，尚矇也。臼声。 ，篆文‘斆’省。”[8]
《大学》开篇便言：“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颜回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孔子主张“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我们并不提倡过苦行僧般的生活，但是先哲们的修身、修心之道以及对身心深度和谐的重视，则是值得后人体会的。庄子说“以心复心”（《庄子·徐无鬼》）和“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内篇》）又说：“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莫足以铙心，故静也”（《庄子·天道》）庄子主张的“虚静”或“坐忘”或“心斋”，就是教人不为物所奴役，不为物喜，不为己悲，心为我主，身为我安，获得一种自我生命的自由和澄明，实现通天达地乃至明乎鬼神的“身心和谐”，《周易·系辞上》谓“乐天知命、安土敦仁”。
“和谐”是一个模糊性的状态指称，更是一个理想性的价值范畴，上述三点仅是构建“和谐社会”或实现“社会和谐”的三个基本向度：天人之际的和谐是最高、最大的和谐，身心之际的和谐是最细腻、最终极的和谐，而群人之际的和谐则有赖天人之际的和谐为依托和身心之际的和谐为根据；当然，身心之际的和谐实际上是能贯通到天人之际、群人之际的，它统摄着人与自然、人与社群，是社会和谐的最终极尺度和最终极目标。
【注释】
[1] “天人合一”四字的直接出现首先见张载《正蒙•乾称下》，间接出现首先见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张载（1020-1077）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末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董仲舒则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清代《四库提要》评价宋代胡瑗（993－1059）的《周易口义》称：“胡瑗生于北宋盛时，学问最为笃实。故其说惟发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务新奇。如谓天锡洪范为锡自帝尧，不取神龟负文之瑞。”钱穆先生（1895－1990）在生前的最后一篇作品中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
[2] 王力、李裕元、李秧秧：《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恶化及其对策》，载《自然资源学报》2004年第2期。
[3] 行龙：《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年第6期，另载《光明日报》2000年12月25日第4版。
[4]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载《自然辨证法》，人民出版社，北京，1971，158页。
[5]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十六第二十六，岳麓书社，长沙，1992，688页。
[6] “社群”一词对应的是community，community来源于拉丁文commūnitàs，与common、commune、communicate同源，有共同的词根commun，其基本涵义是共同、一致、一体，意指社区、公社、团体、小型共同体等。这个词强调的是社会团体内部的一致性与和谐共处，而不是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之上的以权利为本位的近代社会结构。——程钢：《人是礼仪的存在——芬格莱特对礼的阐释》，载《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三辑（2004）。
[7]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0，275页。
[8] 许 慎：《说文解字》（徐铉 校定，清同治陈昌治刻本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