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研究”的学科化及其现状
关键词： 电视研究 学科化 研究现状
[摘要]：
自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电视研究”经历了从知识领域到学科的过程，迄今已初具雏形，但还远未“成熟”。在方法和理论上，尚未形成自己的传统；电视批评、电视、电视传播等知识领域之间，缺乏必要的学术对话和相互借鉴。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需要对已有的知识领域进行整合，创造出真正属于“电视”的、具有一定眼光和理性批判精神的学术研究。文章对该领域的“学术化”过程进行了描述，并对研究现状予以评析，以引起学界对“电视研究”学术建设的关注。
自1958年诞生以来，中国电视走过50历程，及至今日，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面对这样的对象，知识界是如何理解的？又是如何来加以研究的？换言之，中国的“电视研究”到底处于何种状态？这个问题，涉及到“电视研究”的合法化和研究者的学术身份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下面，首先从知识领域和学科等两个方面对“电视研究”加以辨析；其次，对1990年代末期“电视研究”的学科化进程予以描述；最后，从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入手，分析国内的研究现状，并做出基本的判断，以引起学界对“电视研究”学术建设的关注。
知识领域与学科：认识“电视研究”
到目前为止，关于电视研究系统的学术回顾，并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更是寥寥。刘燕南在一篇会议里，首先对电视研究的历程进行简单描述，然后介绍国内受众分析和产业研究的情况， 作者试图依据不同的研究方法来梳理电视研究，但没有深入展开，也没有做明确的判断。[1]相对来说，欧阳宏生在发掘究方面，做了更切实的工作，但没有就电视研究在方法上做更细致的区分。[2]整体而言，他们的思路大体一致，即在回顾大量批评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遵循时间分段的模式，从萌芽、起步、发展到成熟，把中国的“电视研究”建构为的、渐次成长的过程。各个阶段的划分以中国的社会、、文化嬗变为依据，基本上都认定，电视研究开始于1960年代，遭遇1970年代的寒冬期，自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复苏，及至1990年代蓬勃发展，臻于成熟。
以国内社会变迁和电视发展的历史，推及电视的学术研究，是否合适，值得商榷。电视研究是否已经“成熟”？成熟的标准是什么？或者再回过头来问，被讨论的对象“电视研究”到底是什么？这些根本的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与此类似，多数已有的学术回顾，缺少明确的学科意识，停留在资料搜集的层面，或得出过于乐观，甚至是先验性的结果。他们都不加质疑地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所谓的“电视研究”，如同一个自然机体，从第一篇关于电视的文章开始，就已经存在；或者说就像新生婴儿，接下来的生命过程完全可以预见。显然，这里所说的“电视研究”，不是单数的、整体的、知识领域或学科意义上的电视研究，而是复数的、与电视相关的各类文献。电视研究的“起点”、“发展”、“成熟”等阶段，不能简单地用研究文献的数量来加以判定。相关刊物上的大量文章，在逐年积累，同时也在沉淀，其中大部分将会被淡出视野或被淘汰。如果说，从“事实”的角度来说，它们是存在的，那么，从学科发展来看，它们就不一定是整个学术链条中的必然环节。因此，具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在一定标准下，加以甄别和挑选，批评和肯定，再行之以理论和范畴的概括，是学术回顾的必要环节。
无论如何，首先不能回避一个基本的问题，即怎样理解“电视研究”？“电视”本身就无法确切地予以定义，完全是一个丰富多姿的存在，可以有各种理解：叙事、商业、技术、、符号体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等。正如研究者所认识到的那样，“电视是历史与社会所设定的一个场所”，叙事、商业等各种各样的实践汇集于此。因此，电视研究有两个主要任务：“理解这些多元性的实践是如何构成电视的；考察它们与更为宏阔的历史、社会进程的联系，因为电视无法脱离这些进程。” [3]无疑，这是极为艰难的工作。一方面，电视离我们如此之近，弥漫在日常生活中，容易看到，也易于理解，惟其如此，要把它作为一种知识去加以把握，异常困难。另一方面，电视的研究必然涉及到各个领域，有必要选择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总之，丰富多姿的电视，使“电视研究”一直扮演含混可疑的角色。
但是，在纷繁多姿的各种性质中，应该承认，电视有一些最基本的特性。比如说，电视是商品、媒体、意识形态载体，但首先，它是一种传达快乐或意义的文本；电视是科技的产物、是各种权力中的机构，是信息传递的过程，但首先，它是一种文化产品，能对人施加某种精神和情感的影响。因此，电视研究固然有各种路径和方法，但相对来说，应该有最基本、最专门的研究路径。换言之，电视研究是一个庞杂的知识领域，各个学科都可以染指，同时，电视研究也存在着一种趋势，力图确立一个相对中心、专门、自足的范围。只有确立一个大致的范围，相对于其他学科，电视研究才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在学术体制中获得一定的位置。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电视研究的“学科化”。
总之，面对纷繁芜杂的学科交互性和该领域本身的自足性追求之间的矛盾，笔者提出两个概念予以区分——作为“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和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前者也可以称之为“关于电视的研究”，后者可以称之为“电视的研究”。所谓“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是指不同主体、学科把电视纳入考察范围（“关于”电视）所做出的批评或研究。除了学科交互性以外，与其他研究相比，电视研究的“当下性”、“公共性”更强。电视受众范围广泛，其影响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不是静止的文本，而是一定文化语境中的社会实践，电视总是与当下、公众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要把电视研究完全供奉在象牙塔中，显然不切实际。围绕电视而生产的信息和知识，庞杂纷繁，很大一部分缺乏学理性。比如说，行业制作与管理的经验、见诸于各种报刊杂志的感想和评论，其读者定位于电视媒体的管理者、生产者，或者面向普通大众，而不针对学者或有兴趣的研究者。这些知识值得关注，却很难说是学术研究，毋宁说，它们是“电视研究”学科的外缘和基础。
也有一些严肃的学术研究，关乎电视，其主旨却不在电视，这些相关的知识，也可以被视为广义上的“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电视研究的视角、方法、结论各有不同，根源于三个同的关注点：1、谁拥有和控制电视（电视的政治特性）——侧重研究国家的广电政策与法制管理、媒体组织机构与运行理念、资本的话语控制等；2、文本（电视的内容）——重点关注电视的内容，节目类型、美学特性、叙事法则、声画符号、社会文化意义等；3、观众（电视的传播媒介特性）——聚焦于电视的传播过程和效果，如市场分析、经营管理、效果分析、受众研究等。[4]
“学科”意义上的电视研究，表现出某种整合的趋势，试图有所兼顾，但也有所侧重，强调不能忽视电视的文本和内容。简单地说，知识领域意义上的电视研究，只研究“电视表面上做了什么？”而学科意义上的电视研究，首先就要探讨“电视是什么？”收视率的调查分析，只关心人口学意义上的受众；电视暴力效果研究，只关心电视对社会心理、人的行为的影响；报纸上的电视批评，关心明星八卦；行业的电视管理经验，只关心商业利益……电视是什么，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个问题，或者说，不是一个首要的问题。
探讨“电视是什么”，并不是说仅拘囿于文本，不及其余，只是强调研究起点和落脚点是“电视”。在所有关于电视的知识领域中，“电视批评”起源最早，再加上批评是从内容出发的，与“电视”关联最为密切，如不严加区分，电视批评往往被等同于电视研究。故此，电视研究的学科化，通常以电视批评的学术化为表征。 此外，学科意义上的电视研究，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多元化，譬如说，采用量化研究、质化研究、人种志调查等，但绝不排斥宏观思辨和价值判断。因为，从根本上说，电视研究是关于人精神领域的情感、价值和意义的探寻，与古典的人文传统或以来的社会批判精神密切相关。
概括地说，作为知识领域的的电视研究，是广义上的，指与电视相关的所有知识；而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是狭义的，主要指在关注电视内容的基础上，对电视史、电视节目、电视理念、电视现象、电视的外部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具有鲜明人文色彩的学术领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自足性，但并非是一个完全确定和封闭的体系，而是跨学科知识整合的结果。其次，从知识领域到学科，需要一个过程，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获得学术机制的认可，如在管理机构中有自己的名目，在大学里开设课程；第二，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社群，包括成立相关的研究机构、学术社团，定期组织学术活动，出版研究成果等；第三，拥有学术传统，如出现一批被广泛认可的著作、卓有成效的研究专家，拓殖出本领域特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本文探讨电视研究的学科化，集中关注第三个方面的条件。
国家、媒体、学者：“电视研究”的学科化
从知识领域到学科，是“整体”的转变，不是单纯凭借学者的研究而得以完成的。正如斯皮尔格在回顾美国“电视研究”学科化时所认识到的那样：“美国电视研究在1960年代末开始的学术化，典型地体现出电视媒体与知识生产之间的亲密关联。不管电视学术研究从何种程度上力求保持对电视行业的批评，事实是，电视的学术研究是在媒体的推动下得以产生的。”[5]由于独特的国情，电视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属于意识形态机制的一部分，中国“电视研究”的学科化，与美国略有区别，是媒体、知识界和意识形态“合力”推动下的结果。
作为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起源于1960年代初期的广电刊物、报纸或杂志上的电视信息或批评，如《广播业务》、《人民日报》等。这种新闻式的电视批评，多数是新闻报道、业务或读后感之类的杂合体，谈不上严肃的学术研究。但在当时，对普及电视知识，扩大电视影响很有作用，也是学术发展的基础。学科化的最初动力，并非知识界的学术意识，而是来自行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众所周之，1990年代开始，中国电视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媒体对人才有迫切的需求。迎合这一需求，大学里几个不同学科（文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等），开设了关于电视的相关课程和专业，高校教师在普及电视知识的同时，进行电视研究。 1990年代初期，为了教学的需要，他们撰写了一批教材，冠以“电视学”、“电视文化学”、“电视心”、“影视学”、“电视艺术学”、“电视美学”等名目。这些著作，普遍缺少创新意识和学术对话意识，只能说是系统的电视知识普及，旨在提高学生的就业素养。当然，也应该辨证地看到，这些工作起到了电视学术启蒙的作用，并非毫无价值。
随着电视影响的扩大，媒体要求探索新的经营理念，过去僵化教条的观念已经不适应电视的发展；对于党和国家来说，则需要把电视融入到已有的意识形态中去，更好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故而，严肃对待电视以进行学术研究，是他们一致的诉求。1998年，《中国电视论纲》出版，具有象征性的意味。主编杨伟光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台长，主要参写者共21人，包括电视台高层管理、知名学者、电视期刊主编、电视业界的精英。这是一个国家级的立项课题，旨在“改变中国电视传播实践突飞猛进而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问题”，“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分析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6]《中国电视论纲》，从宏观上阐明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电视提出的要求，为今后的发展指明方向，旨在回答“应该怎么样？”，而无关乎“是怎么样？”。因此，就其学理而言，并没有太多建树。
行业的发展和意识形态需求，成为电视研究学术化的内在动力，营造了整体的学术氛围。在此基础上，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电视研究出现“学科化”的潮流，学者们以自觉的学科意识在研究上所做出的努力，使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初具雏形。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广播史的赵玉明，于2000年出版了《中国广播电视通史》；郭镇之也早于1997年撰写了《中国电视史》，他们的研究，为电视研究学科的成型奠定基础。与此同时，“电视批评”学术化的意识也凸现出来。
电视批评学术化的第一步，务必使“电视”不被轻视，以登上学术的大雅之堂；然后，再谋求方法和理论上的突破。国内要求严肃对待电视批评的呼吁，首先来自电影研究界。与电视一样，电影也是传统观念轻忽流行文化的受害者，然而，不管怎么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自1950年代开始，电影研究已经在学术界觅得一个位置，电影是“艺术”的观念已经被接受，[7]国内亦是如此。1999年，周安华呼吁“影视批评不应当被视为一般的‘评论’，应当更深刻更自觉”。[8] 2000年，李道新建议，“将电影批评学与电视批评学整合起来，构建一种新型的、带有学科交叉的特点的影视批评学”。[9]与此同时，电影研究学者尹鸿（1999）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对“影视文化”进行深入剖析。[10]
然而，电视不能一味借助于电影研究以谋求学术身份的合法化，毕竟“影”与“视”同中有异。2000年，欧阳宏生认识到，以往的一些电视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是从电视本身研究电视，而是从将电视与其他领域有相同或共性的东西进行综合研究。”在《电视批评论》中，他进一步单独就“电视批评”的概念、历史、理论与方法，在宏观上予以阐释。[11]2006年12月，在四川大学召开了“电视批评学术建设” 的高端，与会者除了高校学者以外，还有媒体的研究人员与管理者。这次会议，与1998年《中国电视论纲》的出版遥相呼应，是国内与电视相关的各种社会力量对“电视研究”学科化所做出的持续性努力。
表面上，他们关涉的对象为“电视批评”，但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批评”的范围，背后暗含着对整个“电视研究”学科化的诉求，不妨来看看研究者是如何来定义“电视批评”的。时统宇认为：“电视批评是以电视传播内容为基础的一种价值判断和理性审视，是对影响电视运作全过程的诸要素的全面评析。”[12]在欧阳宏生看来，电视批评“是以电视节目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电视理念、电视创作者等为对象的的，旨在进行价值判断和理性审视的一种研究活动。”[13]上述两个定义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给“电视批评”下定义，并不容易，因为“批评”的含义太丰富，既然是一种“判断”，自然可以说是“研究”。但一般来说，批评至少强调两个意思：第一，侧重“评论”而非“研究”；第二，侧重“当下”而非“历史”。而在他们的定义中，电视批评所涵盖的范围，无所不包，电视史和电视理论的研究等都可以纳入其中。因此，上面定义的“电视批评”与作为学科、狭义的“电视研究”，大体等同。
饶有趣味的是，这些学者为什么要把“电视批评”不加区别地宽泛化？在我看来，一方面基于这样的事实，电视批评是电视研究的源头和最基础的知识生产领域；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策略，因为电视研究的知识领域太过庞杂，选用“电视批评”这样含混的概念也许正好合适，而且，这个概念至少还隐含这样的意向，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应该以关注内容和文本为主导。总之，对“电视批评”的宽泛定义，反映出研究者对“电视研究”学科建构的焦虑，试图以“批评”为基础在芜杂的电视知识中划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
批评、、传播：“电视研究”知识交互的现状
上文简要分析了以“电视批评”为基础的学术化进程，下面拟对1990年代末以来的国内电视研究略加描述。目前，电视研究的知识领域，主要有三大块——电视批评、电视艺术和电视传播。就国内电视批评的现状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学理性不足：或胡吹乱捧，言不由衷；或妄加评议，不着边际。很多人以为，电视批评主要是指出“哪些是好的，可供欣赏；哪些是坏的，可供避免。”殊不知，这充其量只是一种“个人趣味”而已，美国学者把它称之为“说教式批评”（Teacher-Critic），[14]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电视批评不是如此，而应该采取的研究方法，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考察。
国外如英美等国家的电视批评与研究，自1970年代以来，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为提高国内电视批评的学理品格，一些学者引进西方的学术资源，从2001年开始，陈龙、时统宇先后对西方批评理论进行介绍。[15]他们的研究契合当时的“文化研究”热潮，主要聚焦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以及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方法。值得提到的是，2000年，麦永雄等译介出版了美国学者罗伯特•艾伦编著的《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 这是一本系统介绍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著作，在英美的电视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出人意外的是，在国内似乎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电视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此外，电视节目的比较研究也开始起步，较早的探寻者是陈犀禾，他的《当代美国电视》于1998年出版，此后值得注意的，还有苗棣、李胜利等人的中美、中韩电视艺术比较研究。[16]
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者，把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电视的批评中，鞭辟入里而不着痕迹，非常难得。尹鸿运用学的方法，通过对1990年代电视剧文化策略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电视是如何在“国家、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等各种权力角逐中”获得的。[17]吕新雨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剖析春节联欢晚会的“意识形态”和“市场”特性，昭示出这样的事实，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电视神话”， “春晚”背后隐藏着复杂交错的权力话语。面对一个强势的、正处于社会话语中心的大众媒体，与其他研究相比较，电视研究需要更为坚定的学术品格，在这一点上，吕新雨的研究弥显珍贵。[18]
电视艺术的研究起源也很早，在国内可谓自成一统，早期的开拓者主要有朱羽君、张凤铸、高鑫、黄会林等学者。在这个领域里，电视剧的研究最为切实，这和电视剧在中国流行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以刘烨原、高鑫、吴秋雅等人的电视剧史研究为基础，[19]其他的关于电视剧理论研究、叙事研究、美学研究、专门的剧研究等都非常充分，以至于曾庆瑞呼吁要建立“电视剧艺术学”学科。[20]总的来说，电视艺术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站在制作者的立场上，对声画、摄影、纪录、编剧、创作等方面进行研究，技术的成分较多；另外一个是用传统文学研究或电影研究的方法，进行美学阐释和艺术批评的工作。国内电视艺术的研究，与电视媒体的关系最为密切，很多学者有过媒体从业的经验，或在高校从事教研的同时，担任媒体的顾问。
电视传播的研究，主要指在传播学的视野中来研究电视。在美国，传播学关于电视的研究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是“电视研究”的重要学术源头之一。[21]尤其是格本纳通过关于电视“文化指标”的考察，提出“涵化理论”，认为“电视倾向于使人们感觉生活在‘邪恶的世界里’”，成为经典的研究案例。中国的情况则有所区别，传播学迟至1980年代才引入，必得经历本土化的过程，直至今天，这一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因此，传播学主流的研究方法，对国内的电视研究影响不大，一些高校和电视媒体主持过大型的受众调查，由于没有多少学术建树旋即被遗忘。 主流传播学关注电视传播的过程与效果，与媒介产业、经营管理有天然关联。因此，传播学对电视研究的影响，在中国以另外一种奇特的方式出现，那就是，电视产业的研究成为热潮，从目前来看，几欲成为电视研究的主流。
电视产业的研究者认识到，市场是当代中国电视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所有的批评与研究都应该顾及到这一事实，否则是不切实际的。1999年，陆地出版《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是这一领域中较早的著作。此外，一些从事电视美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也转向了电视产业的研究，如胡智锋、张同道等。[22]近年来，一些年轻学者也做出了成绩，如熊忠辉的省级卫视的调查，陈正荣的城市频道研究。[23]从事电视产业研究的，还包括媒体研究机构和高层管理者，他们关于市场走势、经营理念、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思考，值得学术研究者充分重视。这里，要特别提到孙玉胜的《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作者是央视的制片人，直接指导出品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重要的新闻栏目，是央视电视改革的实践者。在该书中，孙玉胜现身说法，描述了中国电视媒体在媒介产业化进程中的观念变革和新闻实践，《十年》是国内电视研究中不可多得的著作。[24]
电视传播和产业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电视批评和电视艺术研究来说，很有借鉴意义。前者重视与业界的联系，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在调研的过程中，采取量化或质化的研究，可以弥补文本研究过于空乏之不足。比如陆地、李幸的民营电视研究，采用实地采访的方式；[25]郭建斌用人种志调查的方法，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电视与日常生活的关系，[26]都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结论
从整体来看，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自1990年代以来，虽然初具雏形，但离“成熟”还有很远距离。不乏强烈的学科意识，却罕有禁得起推敲的研究成果，遑论在方法和理论上形成自己的传统。很多专著冠之以“学” ，琳琅满目，但学理性不强，停留在知识普及的层面，其读者定位为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即将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电视的飞速发展，使之有广阔的市场，故层出不穷。应该说，这一类针对媒体的知识也是必要的。问题是，电视研究要发展为一门学科，更需要在一定学术语境中所进行的切实谨严的研究。为达成此目的，有必要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对已有的知识领域进行整合，创造出真正属于“电视”的具有一定历史眼光和理性批判精神的学术研究。
而目前的情况是，电视研究的各个知识领域，缺乏必要的学术对话和相互借鉴。电视批评、电视艺术、电视传播，这三种研究路径优劣互现，都有其局限性。传统的批评和艺术研究关注电视内容，以文本分析为主，抓住了“电视”的根本。但是，其文学批评、美学批评的方法，过于陈旧，无法从整体上、客观地把握电视。因为，电视既是文化表达的艺术形式，同时，也是一种传播媒介和商品。
产业研究的局限性更为明显。当前，很多这一类的研究，离“电视”越来越远，作为文化形式、叙事艺术的“电视”完全不入其法眼，结果变成“经济学”或“管”的分支。不管怎么说，电视首先是影响人情感、精神、观念的文化形式，传达了一种价值取向和情感判断，其人文特性是不言自明的。故此，作为学术的电视研究应该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研究者应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进行理性批评和思考。问题是，产业研究以市场为本位，站在行业的立场上，视“公众”为“受众”、“商品”和“眼球”，学术“公共性”转变为“公共关系”。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市场被寄予厚望，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占有强劲的话语优势，电视产业的研究因而能博得广泛关注，并比较容易获取学术资源。产业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在研究者趋之若鹜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绝对不是“电视研究”学科发展的坦途。
[注释]
[1]刘燕南：《中国大陆电视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探讨》，《21世纪海峡两岸广播电视发展趋势研究讨论会议集》，1999。
[2]欧阳宏生、陈笑春、王安中编：《电视批评：理论•方法•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第9-23页。
[3]罗伯特•C•艾伦编，麦永雄等译：《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361页。
[4]Miller Tobby. “Turn Off TV Studies”, Cinema Journal (2005). Fall. P.98.
[5]Spigel Lynn. “The Making of a TV Literate Elite”. Edited by Geraghty Christine. (1998). The Television Studies Book. NY: Arnold. P.64.
[6]杨伟光主编：《中国电视论纲》，中国广电出版社，1998，第1页、第3页。
[7]Rowland Willard D. and Watkins Bruce. (1984). Interpreting Television. CA: Sage Publications. P.17.
[8]周安华：《影视批评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 ，第25页。
[9]李道新：《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影视文化》，北京出版社，1998年。
[11]欧阳宏生：《电视批评：理论•方法•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第75页。
[12]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3]欧阳宏生、陈笑 春、王安中编：《电视批评：理论•方法•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第3页。
[14]Kaminsky Stuart M. (1985). American Television Genres. Chicago: Nelson-Hall. P.9.
[15]陈龙：《在媒介与大众之间：电视文化论》，学林出版社，2001年;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
[16]陈犀禾：《当代美国电视》，上海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苗棣：《中美电视艺术比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李胜利：《中韩电视剧比较研究》，中国广电出版社，2006。
[17]尹鸿：《冲突与共谋：论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文艺研究》，2001.6.
[18]吕新雨：《解读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仪式、电视与意识形态》，《读书》，2003、1，2006.8。
[19]刘烨原：《电视剧鉴赏》，高等出版社，2005年；《20世纪中国电视剧史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
[20]曾庆瑞：《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1]参见 Clapper Joseph T. (1967). 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Y: Free Press.
[22]胡智锋：《会诊中国电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张同道：《媒介春秋：中国电视观察》，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
[23]熊忠辉：《中国省级卫视发展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陈正荣：《中国城市电视台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
[24]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3年。
[25]李幸：《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陆地：《解析民营电视》，复旦大学，2005年。
[26]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