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视研究”的学科起源与发展
关键词： 美国 电视研究 学科 起源
[摘要]：美国“电视研究”，在新闻式批评、电视效果研究和人文批评等三大知识传统的基础上，从1960年代末开始，经历了从知识领域到学科的过程，至1970年代中期逐渐成型。电视研究的“学科化”，是在一种“合力”的推动下完成的，不仅表现为各类知识之间的交互影响，还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话语协商。本文通过梳理这一过程，对美国的“电视研究”的起源与现状加以宏观描述，期以与“电视研究”的学术发展做横向比较。
Abstract: Emergence of Television Studies in America from the end of 1960’s to 1970’s was a history of knowledgeable corporation among Journalism Critic, Mass Communication, and Humanism Critic. Television Studies was constructed by the negotiation of several forces, which wanted to involve in academic discourses as well. The paper analyzed how the discipline emerged and how to made evolution till now.
Key Words: Television Studies in America, Discipline, Emergence, evolution
“电视”是不同知识领域共同关注的对象：传播学考察电视如何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艺术学探讨电视的影像艺术，批评家细读电视文本，管钻研电视的产业经营。因此，“电视研究”是一个庞杂的知识领域。但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种趋势，“电视研究”总试图确立一个相对专门、自足的范围，惟其如此，相对于其他学术领域，它才能彰显出自己的独特性，成为一个稳定的知识门类。面对纷繁芜杂的学科交互性和自足性追求之间的矛盾，笔者提出两个概念予以区分——作为“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和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前者是广义上的，指所有从不同视域关注电视的知识；后者是狭义的，主要指以一些人文批评（如文学研究、电影研究、文化批评）学者，在新闻式批评的基础上，与传播学研究展开充分对话，而形成的新的学术传统。美国电视研究从知识领域到学科的“学科化”过程，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至1970年代中期逐渐成型。本文通过梳理这一过程，对美国的“电视研究”的起源与现状加以宏观描述，期以与中国“电视研究”的学术发展，做一个大致的比较。[1]
美国“电视研究”的知识起源
作为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在美国滥觞于1940年代，生发出三大知识背景：新闻式批评、电视效果研究和人文艺术批评。“新闻式批评”出现时间最早，指“由感觉敏锐而又见多识广的记者撰写，通过报纸或杂志发表的关于电视的报道或评论”[2]，涵盖了在大众纸媒上与电视相关的各类新闻、信息和评论，由新闻记者撰写，篇幅短小，面向广大读者，具有一定时效性。1946年，电视在美国开始崛起。同年，杰克•高尔德（Gould, Jack）和约翰•克洛斯拜（Crosby, Jack），分别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纽约哈罗德》（Herald Tribune）上开始发表电视批评，各大纸媒纷纷开设专栏。据统计，1958年，发行量超过五万份的日报中，有将近80%的报纸专门雇有电视批评的记者，这个比率远远高于其他栏目，如财经、地产、园林、、艺术等。[3]
很多新闻式电视批评，关注腥膻八卦、名人逸事，或者就是节目预告之类的，与严肃的批评相距甚远。但也有例外，少数报纸和杂志拥有出色的批评家，无论是在业界、知识界，还是在公众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1960、1970年代最重要的代表有：《纽约客》（New Yoeker）的迈克尔•阿伦（Allen, Michael）、《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罗伯特•夏阳（Shayon, Robert）、《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劳伦斯•劳伦特（Laurence, Laurent）、《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和约翰•奥克莱（O’ Connor）等。
“新闻式批评”为电视知识在公众中的推广做出了贡献，而批评家对电视的思考，也成为日后研究的学术资源。此外，一些优秀的批评家进入大学，成为电视研究的开拓者。如，夏阳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嫩堡传播学院执教；美国“电视研究”学科的开创者霍拉斯•纽卡姆（Newcomb, Horace），在进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之前，曾负责主持《巴尔第莫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批评专栏；电视研究的理论奠基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68-1972年间曾在BBC旗下的杂志《听众》（Listener）上负责批评专栏；[4]著名的电视史专家艾瑞克•巴尔诺（Barnouw, Eric），著有三卷本《美国广播电视史》，之前也是著名的电视记者。
从1950年代开始，传播学者用量化调查的方法，对电视进行“效果研究”。早期最有影响的是威尔伯•施拉姆（Schramm, Wilbur）和约瑟夫•克拉珀（Klapper, Joseph）。前者通在1958-1960年间进行的11次调查，得出结论：“对于大多数未成年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电视节目可能既不是特别有害，也不是特别有益。”[5]后者的研究成果于1960年由CBS资助出版，题为《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6]研究结果显示，电视无法塑造公众的意见和行为，只能强化既有的观点。乔治•格本纳(Gerbner, George)的“文化指标”研究，更具影响力。从1968年到1983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追踪分析3000多个节目和35000个角色，并就此调查观众的反映，提出著名的“涵化理论”——电视歪曲真实的世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使之感觉到生活在邪恶的世界中。总体而言，量化效果研究，把电视作为文化形式、影像艺术、意识形态表征等丰富多元的特性，简约为数据和信息，因而遭致众多批评。[7]广泛的学术争辩，对电视研究的学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需要特别提到麦克卢汉。1964年，他出版了《理解媒介：论人体的延伸》其中有专节对电视加以论述。他对“电视研究”主要两大贡献：第一，他在1960年代的北美红极一时，影响所及，延伸至新闻式批评和电视学术研究两个领域，极大地提升了“电视研究”在知识界的地位。第二，1970年代以后，传播学界一批学者秉承麦克卢汉的思考路向，发展成渐显声势的“媒介环境学”，把美国的“电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传统人文学科中一批开明学者的呼吁和实践，对电视研究的“学科化”也功不可没。直至1950年代末期，电视在人文知识领域还备受歧视。1940年代，好莱坞创办的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研究季刊》，于1958年改名为《电影季刊》，把广播、电视完全逐出门外，以仿效法国的《电影杂志》，期待办成一个关于电影艺术的学术刊物。[8]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普遍的观点是，电视离“艺术”甚远。1960年代，一些知名学者，大力提倡电视批评和艺术研究，扭转一时之风气。最知名的代表，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希腊研究专家摩西斯•哈达斯（Hadas, Moses, 1962），提出营造“电视批评的气候”，认为，人们应该象对待书本一样去对待电视。[9]著名作家、文化批评家（1959）吉尔伯特•赛德斯（Seldes, Gilbert），早在1924年就出版名噪一时的《七种流行艺术》，认为应该摒弃所谓“高雅/低级文化”的成见，对流行文化进行研究。后来，更是亲历亲为，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电视批评，还参与电视内容的制作，成为CBS第一位新闻节目的制作导演。
“电视研究”学科化的社会背景
电视研究要成为一门学科，前提是普遍观念的改变。观念之扭转，光靠学术界的努力是不够的，端赖于一股社会“合力”的推动下。这股合力，不仅仅表现为各类知识之间的交互影响，还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话语争夺。“学术”本身，具有不正自明的权威性，在布尔迪厄看来，它就是一种“文化资本”。与电视相关的各种社会力量，往往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要求严肃正视电视，以提高电视在文化中的位置——或创办相关的博物馆、档案室、图书馆，或成立各种学术组织，或资助相关的学术研究——从而，间接或直接影响电视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不同社会力量对“学术”话语的争夺。从1960年代开始，政府、新闻式电视批评家、电视媒体、大学都普遍意识到，“电视值得严肃对待（包括被保存、研究，或用于教育）”。
政府出于维护教育与文化生态的考虑，资助“电视暴力”、“电视与儿童”、“电视与妇女”等研究项目。此外，政府的管理机构FCC（联邦通讯委员会），意欲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1961年，米诺•牛顿(Newton, Minow)出任FCC主席，发表著名演讲，用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荒原》为喻，对当时的电视提出严厉批评，称“坐在电视机旁，看到的是‘巨大的荒原’”、“电视应该强化文学、文化的色彩”。面对来自外界的批评，电视媒体试图干预、争夺批评的话语权：第一，创办学术期刊与杂志，建立起自己的批评标准；第二，提倡和资助严肃的学术研究，把电视批评驱赶到象牙塔里去；第三，成立学术机构，从事公共性的教育或学术活动。
1960年，CBS计划创办一个电视研究的季刊，但中途夭折。[10] 1962年，CBS全额资助，聘请罗伯特•夏阳为主编，出版一本关于电视批评的选集——《第八种艺术》，这是一部重要，极大推进了电视批评和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共收录了23篇文章，作者包括广有影响的新闻式电视批评家、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电视媒体的高管、优秀的制作人员。所有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批评和研究电视。《第八种艺术》的出现，表明了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等对学术话语的“关注”，从而与大学里的学者达成共识，一起来为“电视研究”正名。结局当然是双赢：媒体利用注意力资源和金钱，提高电视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置，同时削弱新闻式批评的锋芒；新闻式批评家也得以从高节奏的常规化写作中解放出来，不再完全为报纸和期刊写作，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学者则借助于媒体，扩大专业的影响，在已有的学术机制中谋求应有的位置。
1946年，由新闻式电视批评记者、电视媒体的高级管理人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共同发起成立ATAS（“电视艺术与社会”学会），在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后，1957更名为NATAS（“全国电视艺术与社会”学会）。这是一个业界、学界、批评家共同参与的学术组织，但实际上为媒体所操纵，成为电视网进行“公关” 活动的重要平台。该协会的主要工作有三：一、评审和颁发一年一度的“艾美奖”；二、出版学术性的研究杂志，开展学术活动；三、举办电视教育的公共活动，如创立电视博物馆和电视档案馆，普及电视知识。
1961年，学术刊物《电视季刊》面世，是NATAS寻求与大学合作的结果。该刊物由NATAS出资，纽约的锡拉兹大学承办，刊登会员单位的文章，作者包括业界人士，学界专家和批评家。但是，正如其宗旨所示，“建立自己的学术标准，以表达媒体组织的最高理想”，[11]它的学术取向以服务业界为前提。从好的方面说，这个杂志为各个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提供阵地；从坏的方面说，不伦不类——对教授们而言，太商业化了，对一般读者和从业人员来说，又显得太学术化。
1965年，NATAS启动一项计划，打算在纽约大学、美国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三所学校的图书馆，设立专门的电视档案室，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12]1968年，UCLA成立了全美最大的电视档案馆。此后，很多大学的图书馆，国立图书馆、电视网都开设电视档案馆，保存各种节目和资料。一般来说，档案馆是为学术研究所设置，而博物馆则主要是面向公众以普及电视知识的。1960、1970年代，出现了一些电视博物馆，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位于纽约的广播电视博物馆（MTR）、以及位于芝加哥的传播博物馆（MBC）。电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出现，不仅在资料上为研究提供方便，而且，通过挑选、归类和保存，电视的和传统得以形成。
“电视研究”的知识整合
1970年代，美国“电视研究”出现知识整合的趋势。推动这一趋势的先行者是雷蒙•威廉斯（Williams, Raymond）和霍拉斯•纽卡姆等（Newcomb, Horace）。1972年，威廉斯到斯坦福大学的访问，接触到美国的商业电视，正是在留美期间，他开始“正视”电视，进行系统专门的研究，撰写了 《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成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威廉斯首先回顾了电视的科技史，然后依次分析电视的管理制度、节目形式、传播特点、社会影响。谈到如何看待和研究电视的问题，威廉斯对麦克卢汉的媒介观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提出批评。前者从媒介科技的角度去看电视，忽略了“电视”本身，是一种“技术决定论”；而后者则带有某种“偏见”，把电视看成是意识形态的符号体系。威廉斯认为，电视的出现不仅仅是科技的产物，也不完全出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个人的需求。
威廉斯对盛行于传播学领域的效果研究提出批评：“‘大众传播’的观念已经引发一场灾难，因为‘大众’完全变成了广大‘受众’的同义词，从而阻止了研究者对具体的传播成则和传播形式进行分析。”[13]主流传播学对电视的研究，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只关注电视对受众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至于电视本身究竟若何，不置一词。有感于此，威廉斯专门考察了电视文本的传播特点，提出”流程”（flow）的概念取代“节目”。意指电视除了“节目”以外，其他影像符号（如广告、片花、过渡性画面和等），也不容忽视。它们同等重要，共同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流程”的概念，不仅是对“电视”的重新认识，即“电视是如何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同时也是对“看电视”的一种关注，即“传播者与受众存在何种关联？”因为，“流程”归根结底，是观众看电视时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威廉斯试图把对效果研究、文本分析结合起来：既主张传播效果研究应对文本予以关注；也提醒文本批评，应该注意到受众的接受。
威廉斯对电视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主要根基于欧洲的理论传统，建立在对英国电视认识的基础上。他虽然也接触过美国电视，但时间很短，没有进行过专门、具体的研究。本土学者霍拉斯•纽卡姆是第一个对美国电视展开研究的，1974年，他出版《电视：最流行的》。如题所示，作者要把电视当成艺术来研究 ，探讨“在一定文化语境中被生产出来的电视，如何获得它的美学品质，以及这些美学品质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14]。纽卡姆采取类型分析法，区分了九种电视类型：1、情景剧、家庭剧；2、西部片；3、神秘剧；5、医生律师剧；6、探险节目；7、肥皂剧；8、新闻节目、节目和纪录片；9、新型电视节目，并联系社会现实，剖析类型的演变、文化意义和美学特性。
纽卡姆认为，类型是流行艺术“模式化”的表现，但并不意味着电视就是粗劣的陈词滥调，相反，电视是复杂、变化的，反映了大众的情感和观念。因此，观众会从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立场出发，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电视。毋宁说，电视就是一种“文化”。[15] “文化论坛”是对”流程”观念的深化，因为，观众正是从纷繁芜杂的电视”流程”中去寻找意义，进行话语实践的。和威廉姆斯一样，纽卡姆试图在传播学与人文批评两个知识领域中寻找到平衡点，即，电视既是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文化表达的媒介。
电视史的研究也大有斩获。截至1970年，艾瑞克•巴尔诺完成三卷本《美国广播电视史》，电视从飘然而逝，到进入博物馆、档案馆，再被载入书册，真正变得“有据可查”，培养了学者们对该领域的兴趣，一种自觉的学科意识在1970年代中期凸显出来。艾斯本“传播与社会”研究中心，于1975、1976年分别召开了“作为社会力量的电视”和“作为文化力量的电视”两次学术会议。正如该中心主任理查德•阿德勒(Adler, Richard)所言：“电视通常因各种名目而遭致批判，暴力、粗俗、琐屑，但很少象文学、电影、戏剧及其他艺术形式那样，得到细致的分析和睿智的批评”，[16]有感于此，他们谋求引入语言、艺术、文化的视角，发展出一种严肃的学术批评。威廉斯、纽卡姆和艾斯本会议，对电视研究的学科定位，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知识整合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种具有人文取向的新型学科，同社会学、传播学、心等区分开来，同时，也异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戏剧研究、电影研究。
此外，跨学科的知识整合，还包括欧洲的学术传统，其影响可以追溯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认为电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大杂烩”，二战期间，因受纳粹迫害，阿多诺流亡美国，曾同“经验-实证”传播学代表拉扎斯菲尔德有过短期合作。但对于美国的电视研究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电视过于严厉的批评，是一种必须清除的“偏见”，而其中的学分析方法，倒是被继承下来了。
对电视研究影响最大、最富成效的，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从1970年代开始，继承雷蒙•威廉斯开创的文化研究传统，斯图亚特•霍尔（Hall, Stuart）、约翰•费斯科（Fiske, John）、约翰•哈德利（Hartley, John）、戴维•莫利（Morley, David），在电视研究领域成果斐然，对美国学者的影响很大。最早介绍“文化研究“方法的是，安•卡普兰(Kaplan, Ann)，1983年，她在罗格斯大学主持召开题为“电视与视频艺术观念”的学术会议，会后出版的集《关于电视：批评的方法》，是早期电视研究的重要。[17]
“电视研究”的学科发展与困境
秉承1970年代开创的人文批评传统，经过近30年的发展，美国电视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社群。早期一些重要的研究者，除了前文提到的霍拉斯•纽卡姆、艾瑞克•巴尔诺、安•卡普兰以外，重要的研究者还有——威廉•博迪(Boddy, William )的“黄金时代”电视史研究、[18]珍妮•福伊尔(Feuer, Jane)的类型研究、[19]林•斯皮格尔（Spigel, Lynn）的“电视与家庭”研究、[20]罗伯特•艾伦(Allen, Robert)的电视理论研究、布鲁斯•格龙贝克（Gronbeck, Bruce）的电视批评研究等。从研究路径来看，大体有三。第一，文本批评，指运用意识形态、叙事学、符号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进行意义阐释和社会批评。第二，类型分析，借鉴电影研究方法，进行节目批评、类型发展研究、类型的文化意义等。第三，文化研究，考察媒体、受众、社会组织围绕电视所产生的权力关系。
再简要提及学术组织、刊物和活动的情况。1980年代初，“电影协会“更名为“电影与媒介研究协会”（SCMS），属下的刊物《电影杂志》顺利成章地成为电视研究的重要阵地。除此之外，《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也大量发表电视研究的论文。1984年，第一次“电视研究国际会议” （ITSC）在美国召开；1986年，第二次会议在伦敦召开（2005年也在伦敦召开）。世界的电视研究者互动声气，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从麦克卢汉开始，很多知名学者往来于北美之间、环大西洋两岸，其中包括雷蒙•威廉斯、约翰•费斯科、约翰•哈特利、卡普兰、洪宜安（Ang, Ien）等人。
作为新兴学科，电视研究在美国依然困难重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整个学术体制中侧居边缘。电视是否当值严肃的学术研究，这个疑虑似乎并未完全排遣。从1970年代开始在大学开设电视的相关课程，但大多数是公立学校。几十年过去了，常青藤联盟的学校，至今仍在回避电视的课程。有些学者因而哀叹，“电视是美国学术研究中的坏东西”。[21]与此同时，电影研究则要幸运的多，从1950年代的“作者电影”研究开始，在学术体制中占到应有的位置。此荣彼枯，电影有一个更“低级”的电视在垫底。
其次，面临“新媒体研究“的挑战。新媒体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声画传播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对于竞争激烈的传媒产业来说，其中蕴含着无限商机，甚至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适应这种发展趋势，新媒体研究迅速成为热门。大学里增设了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学生趋之若鹜；申请课题相对容易，经费资助极为可观；各种学术会议上，学者们挂在嘴边以为时尚。有些学者开始质疑，新媒体研究到底“新”在何处？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新”媒体实际上只是一种传播技术。然而，似乎研究网络中的任何东西（包括电视），都要比研究电视来得更先进，其实研究的问题都一样。比如说，如何阐释网络（电视）影像内容，网络（电视）如何影像人们的行为。[22]新媒体研究中的“新”，在很多研究者那里，未必是应对媒介发展变化的学术意识，而是迎合媒介研究的科技乌托邦思想，“新”仅仅意味着更高级、前沿的学术理念和视野，很多人借此来跑马圈地，以获取更多的资源。电视研究的人文批判传统，从1970年代开始，刚刚才有些眉目，在新媒体炫目的技术更新和诱人的利益驱动之下，其根基摇摇欲堕。可以说，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都还没来得及深入探讨，突然之间，传统的电视研究似乎已经过时了。
再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电视研究也遭遇到困境。从威廉姆斯、纽卡姆开始的学科整合，有一个重要诉求，是要关注电视文本，使之真正成为“电视”的研究。正如林•斯皮格尔评价的那样：“过去三十年里，电视研究最大的成就是，使电视从一个‘宏大’、‘抽象’的媒介领域中脱离出来，探讨电视文本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联。”（注释同上，第85页）问题是，从“大媒介”中独立出来后，电视的独特性在研究中是否被彰显出来？ 答案并不乐观。正如前文所述，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文本批评、类型研究与文化研究，都是从其他学科中借鉴过来的。文本批评借助文艺理论、类型研究借鉴电影研究，文化研究则直接来自于英国的文化批评。由于电视本身涵括各种文化形式，研究方法的借鉴是必要的，但是，“电视”研究之所以为“电视”的研究，其独特性如何彰显？美国“电视研究”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极为相似，这是后话，另文再叙。
[注释]
[1]参见，易前良：《中国电视研究的学科化及其现状》，《中国电视》，2009年第一期。
[2]Smith, Ralph Lewis. (1979). A study of the professional criticism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0-1955: Arno Press, Pix.
[3]Himmelstein Hal. (1981), On the small screen,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P.29.
[4]Newcomb Horace. (1997), Encyclopedia of television,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P.1844.
[5]Schramm, Wilbur & Lyle, Jack & Parker, E. (1961). The 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1.
[6]Klapper, Joseph T. (1960), 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Y: Free Press.
[7]参见保罗•赫施与格本纳在《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1,8(1)上的争论。
[8]Rowland Willard D. and Watkins Bruce. (1984), Interpreting television, CA: Sage Publications. P.17.
[9]Hadas Moses. (1962), Climats of criticism, edited by Shayon R., The Eighth arts, Canada: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P.15-21.
[10]Shayon, R.L. (1962), The eighth art. N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P. VI.
[11]Spigel, Lynn, The making of a TV literate elite, edited by Christine, Geraghty. (1998), The television studies book, NY: Arnold. P.75
[12]Kompare, Derek. (2005). Rerun nation: how repeats invented American television, NY: Routledge. P.113.
[13]Carey, J. (1975).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April 1975): P.175.
[14]Newcomb, Horace. (1974), Television: the most popular art, NY: Anchor Press. P.24.
[15]Newcomb, Horace.（1976). The critical view,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561.
[16]Adler, Richard P. (1982). Understanding television: essays on television as a social and cultural for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Pxii.
[17]Kaplan, Ann. (1983). Regarding television: critical approaches. LA: The Film Institute.
[18]Boddy, William. (1990). Fifties television: the industry and Its critic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Feuer, Jane, Kerr, Paul. (1984). MTM: quality television. London: BFI Pub.
[20]Spigel Lynn. (1992), Make room for TV,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1]Hilmes, Michele, The bad object: television in the American academy, Cinema Journal (2005). Fall. P.111
[22]Spigel, Lynn, TV’s next season? Cinema Journal, (2005), Fall, P.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