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传媒教育的发展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张志俭 时间:2010-08-13

关键词: 香港 传媒

当今世界的年轻人与地球村连接的管道可谓丰富多样,年轻人用在与传媒互动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青少年每日与传媒接触的时间达5小时左右(Livingstone & Bovill, 1999);美国的研究者也有类似的发现(McBrien, 1999)。Livingstone 和 Bovill在2001年的一项针对十二个国家的研究中发现这些国家年轻人日常生活的意义和实践都受到传媒的深刻影响。加拿大教师联盟的一项名为“孩子们看传媒”的研究对近六千名3至10年级的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了调查,发现75%的年轻人一项主要的娱乐活动是看电视,60%的3至8年级的男孩几乎每天都玩游戏,33%的三年级女孩每日都玩互动游戏,49%的七至十年级学生使用线上通讯软体(Filion, 2003)。据一期聚焦于技术对下一代影响的《新闻周刊》报导,一项世界范围内的调查显示年轻人大部分的休闲时间都用在与媒体的接触之中。

在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199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电视是一个综合性的媒体,具有娱乐性,资讯性,教育性,可信性,并深受年轻人的喜爱(Leung, 1999, p. 7)。年轻人平均每个平日有3.9个小时的休闲时间,大多数都用在看电视上。近来,互联网的吸引力也逐渐显现,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利用网路进行交流,娱乐,和资讯获取。

由于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它对学生们思考世界的方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传媒教育这门新课程开始受到了推崇。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已成功实施了传媒教育(Bazalgette et al., 1990),有些国家将其划入普及教育的范围,开设单独的传媒教育课或将其实施于整个课程中。在亚洲,传媒教育的接受度已有所提高,尤其在香港已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以校园广播站和电视台的形式来开展传媒教育的课外活动。


教育改革中的传媒教育
在过去十年间,教育改革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这些改革和资讯和媒体技术在学校中的广泛应用一道,大力推动了香港传媒教育的。

教育改革在香港

从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教改的动机是要帮助香港应对当今世界所经历的史无前例的变化(Education Commission, 1999)。除了对伦理,智识,社交技能,美学鉴赏等素质的传统强调,人们还希望香港的学校能培养出新一代的具有自学,独立思考和探索新领域能力的学生,使他们能够学会作自由民主的社会中的合格公民。笔者认为,传媒教育在这些目标的实现中能起到以下重要的作用:

传媒意识

在1999年出版的名为《21世纪教育蓝图》的谘询文件中,诸如“以学生为中心”,“自学”,“学习动机”等词频繁地出现。该档还质疑传媒是否意识到它们对年轻人价值观的形成和语言的学习有着深远的影响,以及传媒是否应向公众宣传资讯以帮助年轻人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区分对错并拓宽视野(Education Commission, 1999, p. 28)。档为传媒教育设立了基调,使其致力于帮助学生通过对日常媒体讯息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从而提高逻辑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传媒教育的本质即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对喜欢的内容更有兴趣去学。此外,学生还能在日后通过校园报纸,广播和电视等管道参与到媒体产品的制作过程中去。

关键学习领域与新高中课程

香港教育改革之后出版了《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改革建议》(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1999)(下文中简称“《检视》”)。《检视》一文强调对课程进行有力的改革以帮助学生应对“21世纪变化和互相依赖的世界”。

随着最近教育改革的展开,课程空间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改革引进了新的关键学习领域以代替传统的固定科目,其中一个关键学习领域是“个人,社会和人文教育”。传媒教育作为一个较新颖的,以前从未在教育局官方指引中涉及的概念,在此处被描述为跨学科课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这表明决策者对传媒教育的关注有了显著的提升:传媒教育终于提上官方议程了。

在对高中教育学术结构的检视完成之后(Education and Manpower Branch, 2005),学生将能目睹到新的科目重组,其中通识教育将于2009年正式成为一门核心科目,而“香港大众传媒”也将成为选修课。传媒教育者应可以采用传媒教育的方法来进行这门选修课及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


从理论到实践--改造传媒教育
为了更好地理解香港传媒教育的实施情况,学界进行了多项研究,结果发现多年来传媒教育有着显著的进步。例如,Chau (1998)在一项针对教师对传媒教育的理解的调查中发现多数受访者不清楚“传媒教育”的含义,很多人还将其误解为利用大众传媒辅助教学。1999年Lee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尽管很多学校都强调传媒教育的必要性,很少学校能着实将传媒教育作为一项课内或课外活动来实施。如今的情况大不相同了。200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不少学校都称已通过某种方式开展了传媒教育(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Media Education, 2001)。近期Cheung(2004)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进行了一项研究,致力于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传媒教育在香港学校中的实施方式和作为课程改革关键实施者的教师们的感受。研究结果十分乐观:很多学校都称已在课程中实施了传媒教育,主要的实施途径包括开设传媒课程和开展媒体制作活动两种方式。

传媒教育:免疫或启力

当传媒取代学校成为学生的第一课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呢?越来越多的教育家认为传媒教育企图通过鼓励学生批判地审视大众媒体从而使学校能够重获影响力(Lee, 1997)。不过传媒教育的方法并不止一种,且每种背后都有着不同的逻辑。许多评论家指责现在的学校无法与大千世界的多样性,感性和戏剧性相竞争。与不断变化的传媒相比,学校确实更具“本质同一性(Henry et al., 1988, p. 60)”。 学校通常认为现实社会的价值观与正统的学习理念格格不入。很多时候,传媒教育被用作免疫工具,预防学生被传媒讯息过度影响,帮助他们对媒体说不。

在香港,研究者于1998年9月至1999年7月间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受访的教师和校长们普遍认为传媒与教育是竞争的关系,并认为自己有义务抵御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在讨论传媒教育时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类受访者认为传媒教育是通过传媒的教育,并认为应该制作更多的媒体节目来实现“好”的教育目的;另一类受访者则将传媒教育视作关于传媒的教育,他们认为这样的教育应该给与学生分辨对错的能力。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对“传媒教育”概念的理解还只是处于一个相对模糊的阶段。

笔者经常受到不同国家的学校邀请进行教师培训,与工作坊的学生交流,以传媒教育的名义告诉他们媒体的种种邪恶。这些学校往往对传媒教育有着(如果不存偏见,至少也)很局限的理解。通过笔者的讲解,学校们认识到传媒教育在课程改革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帮助学生获取改革所建议的通用技能中的促进作用。事实上,传媒教育是启力学生的很好的途径。在资讯爆炸的今天,学校有责任帮助学生应对公众空间内的大量资讯。传媒教育课程帮助学生建造知识,培养全球视角以应对21世纪不断变化和互相依赖的世界,获得当下教育理念所指定的终身学习技能(享受学习,提升交流能力和创造力,培养具逻辑,批判和分析能力的头脑)。在香港,传媒教育已成为项目式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帮助学生获得通用技能并更深刻地理解媒体讯息。此外,媒体制作的过程也促进了学生的创造力(下文将讨论到这一点)。


学生媒体制作
在21世纪的知识获取过程中,通过实践学习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学校必须鼓励学生在一个深入,有意义的层面上对学习进行探索。媒体制作为学生在探索中学习提供了一个的有利的平台。Frechette (2002)指出媒体制作的重要性:

就像学生必须不光会读还要会写一样,教师必须让学生不仅仅能解构媒介文本,更能从自己的角度和观点出发“制作”媒介文本(当然也要意识到这些观点的部分主观性) (p. 114)。

其他传媒教育者认为媒体制作是一种值得向往的传媒教育形式 (Buckingham et al., 1995; Eiermann, 1997; Hobbs, 2004).

媒体制作是与《联合国传媒教育宣言》的精神完全一致的(OCR, 2005, p.8):

学校与家庭共同肩负着帮助年轻人学会在充满图像,文字和声音的世界中生存的责任。儿童和成年人必须拥有在所有这三种符号系统中读写的能力。[我们需要]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观念,从而鼓励学生的批判意识[...]还应包括分析传媒产品,使用传媒进行创造性的表达,和对现有的媒介管道的有效使用和参与。

在澳大利亚,Quin(2003)指出媒体制作自70年代媒介研究起步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关键的元素。英国的资格评估与认证联合会(AQA)以及牛津,剑桥以及皇家学会的大纲也都包含了对媒体制作的考察:

制作的目的是让应试者在媒体制作过程中展示自己对技术的知识和理解,从而将理论付诸实践;以及使应试者参与到具创造性,培养想象力和美学鉴赏的活动中去。

香港的很多教育者都清楚媒体制作在帮助学生理解媒体文本的建构性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在过去,由于设备昂贵,技术复杂,学生很难参与到媒体制作活动中。今天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了:随着当代大众传播和资讯技术的发展,设备的功能愈加复杂,但越来越容易操作,造价也降低到了学校能够接受的水准。在帮助学生既享受媒介,又同时认识到媒体文本的建造方式和目标受众的过程中,媒体制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在香港,除了将传媒教育作为课程的一部分进行教授,一些学校还在传媒教育课中开展了媒体制作活动。这其中的原因有多种:1997年底的亚洲危机以及技术的进步使香港人越发意识到了创造力的重要性。媒体制作能够给学生带来作品完成时的喜悦和满足感。除此以外,近期的课程改革强调了专案式学习的重要性,新的评判标准部分涉及到对学生创造力的评估,而媒体制作的用处就在此显现出来了。此外,传统的教师灌输知识的教学模式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手持数码相机,坐在控制室操纵面板的学生感觉自己能主宰所学的内容。此外,摆脱了教学大纲的局限,学生们可以自行探索学习的机会。突破机构的“传媒与资讯素养教育专案(MILE)”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Lee and Mok, 2003)。

有些学校在需要更新公众宣布系统(曾经用于校长办公室向各个教室宣布公告)时,选择申请“品质教育基金”而不是用自己的资金。当这些学校获得资助时,媒体制作也就很顺利自然地进入到教学过程中。此外,有些教师将媒体制作视为一种能让学生更直接地接触了解传媒的方式。

传媒教育中的合作关系

传媒教育还吸引了许多教育界之外的团体的兴趣,如本地的青年和社区专案。事实上,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传媒教育的发展和实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例如,美国的修女托曼创立的“传媒教育中心(http://www.medialit.org)”一直在领导着美国的传媒教育运动。在欧洲,Mediamanual.atzu组织每年举办竞赛,将奖项颁发给欧洲的学校中最好,最具创新性的传媒教育课程。

少数热心人的推动也许能促进传媒教育初始阶段的发展,但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依赖他方的支持。因此,传媒教育在两方面的合作关系都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香港传媒教育的相对较短,它并非始于自上而下颁发的课程指引和教材套,而是一直在受到来自不同背景的,关心年轻人教育和成长的人士的推动。下面即是几个例子:

香港传媒教育协会(HKAME)成立于2000年,致力于推动和发展香港的传媒教育,提升年轻人传媒素养水准。协会经常受中小学的邀请在教师培训课程上发言或担任传媒教育专案的顾问。2001年, 课程发展处委托香港大学的在职教师教育课程和HKAME一起为中学教师主办了一系列的培训课程。

香港教育城(EDCity)是由“品质教育基金”2000年资助设立的一项大型教育基础设施。在当前教育改革对项目式学习进行强调的背景下,香港教育城发现传媒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展专案式学习的场所。该组织致力于推动资讯与传媒素养,即体验,解读/分析,和制作媒体作品的能力。通过使用数位技术,学生可以增强自身的语言,写作,交流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另外,教师还可利用数字媒体和互联网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2003年教育城专门设立了传媒校园频道,通过网页,等途径教授学生关于传媒的知识。此外,教育城还设立了一个传媒教育资源中心,为教师提供高品质的教学资源。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是一个为香港社区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当90年代末期传媒环境恶化的时候,该组织感到担忧,聘请了一名传媒教育总监来处理传媒教育的事务。该组织2000年获得资助用于开展一个传媒教育的专案,该专案由两部分组成:

1. 在35所小学设立了“起立,展示,谈话”项目,用于介绍传媒意识的概念

2. 在8所学校开设了“传媒教育工作坊”,给学生提供在实践中学习的机会。通过参与校际戏剧演出活动,学生们学会了分享各自在传媒及其影响问题上的看法。

2003年,该组织继续在多所小学开展了传媒教育工作坊的活动,并出版了《把传媒带入课室——传媒教育教案及经验分享》一书。

明光社成立于1997年,致力于通过符合基督教信念的研究,教育,传媒观察和服务活动以关爱社会,服务社区。该组织的传媒教育活动非常显著,包括为学校和教堂提供讲座,制作教材套,出版书籍和相关材料,组织传媒教育营,以及为青年工作者提供培训课程等等。该组织设立的传媒教育资源中心也向公众开放。2001年,该组织指派了一名传媒教育总监,负责处理组织在传媒教育方面的事务。该组织成功获得了多方面的资金赞助其传媒教育活动。将来该组织将针对目标家长进行更多的努力。

突破机构也是一个基督教组织,已有三十余年服务香港年轻人的历史。传媒教育一直受到这个组织的关注。2000年,突破机构得到资金,开设了针对教师,学生和家长的传媒与资讯素养教育课程(MILE)专案。突破机构在传媒教育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该组织将继续通过开设讨论组,制作教材套,出版书籍和相关材料,组织传媒教育营,以及为青年工作者提供培训课程等方式推动传媒教育的发展。

香港电台 (RTHK)是香港的政府电台,致力于通过多媒体节目为公众提供资讯,教育和娱乐内容。该电台曾获得教育局的资助,分别在2000年和2002年制作了两期传媒教育的电视节目。

传媒政策进展

当少数热心者当初开始试图推广传媒教育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很多中小学的积极回应。不久之后,许多学校都称自己听说过传媒教育,甚至有的学校已通过某些方式开展了传媒教育——有的只是在早晨集会的演讲中,有的在课外活动中(通常是以学生媒体制作的形式),有的则是将传媒教育作为课程的一部分进行实施。但是,只要传媒教育还没有正式成为课程的一部分,彻底实施传媒教育的前景还是非常黯淡。

学校的课程表已经十分拥挤,许多学科争抢课程空间。除了传媒教育以外,个人与社会教育,环境教育,公民教育等都对有限的课程空间有着迫切的需求 (Cheung, 1999)。在这种情形下,应该有一项政策来明确每个学科在课程中的位置。传媒教育的继续不能再只靠少数热心人的推动了。草根运动应上升成为官方议程的一部分,有关部门应通过仔细的审视来决定是否应承认传媒教育在课程中的地位。

教师培训

有些学校希望能够在课程中实施传媒教育,但在寻找合适的教师时遇到了困难。早在80年代,教师培训就被认作是传媒教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Hart与Hicks (2002)最近的研究发现经过合格的传媒教育培训的教师能够为教学方法带来改善,并普遍对自己的工作更具自信。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定期开设传媒教育教师培训的课程。但18小时的培训课程所能做的仅仅是给参与者一个泛泛的介绍,让他们接触一些不同的媒体形式,并给他们一些在学校中开展传媒教育的工具而已。2001年香港传媒协会组织开设了另一期教师培训课程。所有这些对于课程革新来说还远远不够。在英国,教师能有机会参与多种传媒教育培训课程,包括传媒教育的职业发展课程(一年的全职班和两年的兼职班)以及媒介研究的夏季会议等。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传媒教育的教师培训环节还有许多改善的空间。

传媒教育资源

虽然香港的教师对传媒教育的拥护程度很高,他们经常缺乏必要的教学资源,无法有效地开展教学工作。由于传媒教育还不是一门正式意义上的科目,教学资源十分匮乏。前文提到了一些青年组织和受资助的组织制作的教材套,以及香港电台制作的两期传媒教育节目。有些教师能自己制作教学材料,但多数人没有时间。更糟的是,传媒教育的特性决定了它的教学内容总是在经历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你要教授传媒教育这门课,你必须每年修改你在教学中所使用的例子,即使你所教授的主题没有变化。今年流行的内容明年往往就会过时。这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竞赛:资源是有限的,教师们虽然尽职尽责,但很难找到合适的教学材料。


结论
关于传媒教育的讨论近年在国际和香港本地都有上升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课程中实施传媒教育,各种针对传媒教育不同方面的研究活动也正在展开。

本文概述了香港传媒教育发展历程中的众多主题和议题。课程改革为传媒教育的进入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传媒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则得益于多方的合作。虽然如此,如果传媒教育要成为一个更普遍的运动,更多的协作是必须的。传媒教育的继续推广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教师的支援,教师培训,资源的提供,及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能够确立传媒教育在课程中的地位的综合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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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zalgette, C., Bevort, E., & Savino, J. (1990). New directions: media education worldwide. London, BFI.

Breakthrough (2003). (in Chinese) Crisis of the Internet on youth. Hong Kong: Breakthrough Press.

Buckingham, D., Grahame, J. & Sefton-Green, J. (1995). Making media: practical production in media education. U.K., English and Media Centre.

Chau W. N. (1998).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asons and limitations in implementing media education at junior secondary level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B.ED. disser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eung, C.K. (1999). The introduction of personal and soci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Pastoral Care in Education, 17(2), 23-26.

Cheung, C.K. (2004). Media education in Hong Kong schools: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Educational Studies, 30(1), 33-52.

Cheung, C.K. (2005). The Relevance of Media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New Media – a case study, Educational Studies, 31(4), pp.361-374.

Chu, S.C.D. (2003). Disciplining media: The encounters between the cultures of media and school. Doctoral thesis.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1999). A holistic review of Hong Kong school curriculum: proposed reform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Duncan, Barry. (1988,1986). Mass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Harcourt Brace Jancovich. Toronto.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ranch (2005). 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for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 action plan for investing in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Education Commission (1999). Education blueprint for the 21st century: review of academic system.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Eiermann, P.N. (1997). A teacher’s postmodern guide to ethics in the video production laborator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Computing in Education, 29(3), 215-225.

Filion, F (2003). Kids take on media. Horizons, Fall, 17-21.

Frechette, D. (2002). Developing media literacy in cyberspace: pedagogy and critical learning for the twenty-first-century classroom. Westport, Conn: Praeger.

Guterl, F. (2003) Too much information? Newsweek 1st September 2003.

Hart, A. & Hicks, A. (2002). Teaching media in the English curriculum. U.K.: Trentham Books Limited.

Henry, M., Knight, J., Lingard, R. & Taylor, S. (1988). Understanding schooling: an introductory sociology of Australian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Hobbs, R. (2004). A review of school-based initiatives in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8(1), 42-59.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Media Education (2001). (in Chinese) A survey on media education in Hong Kong schools. Unpublished report. Hong Kong: HKAME.

Lee, A.Y.L. (1997). Legitimating media education: From social movement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ocial curriculum. Doctoral thesi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ee, A.Y.L. and Mok, E. (2003) Cultivating critical young mind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Case studies of media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Diego, USA, May 26.

Lee, W.O. (1999). Controversies of civic education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Hong Kong, in J. Torney-Purta, J. Schwille & J.A. Amadeo (Eds.). Civic education across countries: twenty-four national case studies from the IEA civic education project.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313-340.

Leung, G.L.K. (1999).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media on youth. Hong Kong: Commission on Youth.

Livingstone, S. & Bovill, M. (1999). Young people, new media: final report of the project ‘Children, young people and the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ivingstone, S. & Bovill, M. (2001). Children and their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 a European comparative study. LEA Communication Series. USA: New Jersey. p>Masterman, L. (1992). A distinctive mode of enquiry: towards critical autonomy, in M. Alvardo & O. Boyd-Barrett (Eds.). Media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London: BFI, 102-103.

McBrien, J. L. (1999). New texts, new tools: an argument for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al Leadership, 57(2), 76-79.

OCR. (2005). Oxford, Cambridge and RSA examinations in media studies. Retrieved May 15, 2006 from http://www.ocr.org.uk

Pungente, J. (2000). The second spring: Media education in Canada's secondary schools. Canad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22(1), 47-60.

Quin, R. (2003). A genealogy of media studies. Australia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0(1), 10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