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的国度：俄罗斯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象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3
【关键词】俄国作家 中国文化?
【作者简介】陈建华，1947年生，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华东师大俄罗斯 研究中心副主任。??
相对于19世纪以后俄罗斯文坛名家辈出、著作如林、大潮奔流的局面，此前 漫长的岁月中出 现的作家作品只能算作涓涓细流。然而，它们不仅是辉煌的文学高潮的序曲，而且在中俄文 化的交流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本文将对这些经历史风雨的冲刷已不甚清晰但仍颇有意 味的印记作一番巡礼。?
（一）
让我们从古罗斯最早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开始。?
《伊戈尔远征记》是中世纪英雄史诗的上乘之作。那位不知名的作家用的彩笔为我们展 现了公元11至12世纪在古罗斯的大地上发生的那悲壮的一幕：伊戈尔率军出征南俄，与波 洛 夫人浴血奋战，被俘后拒不受降，后逃出险境，重返罗斯。史诗鲜明的主题、生动的形象、 壮阔的场面、灵性的，让人叹为观之。?
这部史诗在写到伊戈尔战败的场景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诗句：“第三日，天昏地暗：／两 个太阳暗淡无光，／两根紫红的光柱熄灭了，／两弯新月——／奥列格和斯维雅托斯拉夫— —／被黑暗遮盖，／沉向茫茫大海，／他们的败迹在希诺瓦各族人民中激 起了无比的骁勇。”基辅大公在伊戈尔失利后，向王公们发出团结起来的呼吁，在他的“金 言”中有赞颂罗曼等王公昔日战绩的一段：“而你，勇猛的罗曼，以及姆斯季斯拉夫啊！／ 勇敢的思想带引你的智慧去立功。／为了功勋，你在豪勇地高翔着，／好比旋飞在空中的苍 鹰，／想要勇猛地驯服那些飞鸟。／要知道，你有的是头戴拉丁盔、／身披铠甲的好汉。／ 他们的威势使大地震颤，／还震惊了许多国家——／希诺瓦，／立陶宛， ／亚特维雅吉，／杰列梅拉，／就连波洛夫人也抛弃了自己的长矛，／在钢剑的威势下，／ 低下了自己的头。?
史诗中一再出现的那个拥有各民族人民的希诺瓦引起了后人的注意。关于希诺瓦”一词有众多的解释，有的俄国专家认为指的是匈奴人，是匈奴的古斯拉夫称谓； 有的认为是古罗斯人对东方游牧民族的统称，俄罗斯院通讯院士利哈乔夫就持这种观点；而作家奇维利欣从词源上作了进一步的考证，认为它指的是中国。他认为，这不是一种巧合，《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是一个消息灵通的社会活动家，“他当时肯 定已经从来自拜占庭或阿拉伯的传闻中听到了关于古老的东方民族的故事”。而且还存在这 样的可能性，即“在中亚山麓到顿涅茨克一带游牧的波洛夫人来到西方时，也捎来了远方的 那个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已经存在了许多年的强大帝国的消息”。?
在笔者看来，这种推测并非无稽之谈。这里，我们可以稍稍回溯一下与此相关的史实。?
中西文化的交流开始得很早，中国丝绸的西传甚至可以追溯到商代。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 使西域，凿通了丝绸之路。公元前2世纪后的千余年间，在这条连接亚非欧的道路上出现过 世界文明史上的不少重要国家，它使古代东西文化的交流得以展开。虽然在漫长的岁月中， 这种交往时有阻隔，但势头渐趋强劲。到了公元7—11世纪，阿拉伯商队经丝绸之路已 络绎不绝地来到唐都长安，城里甚至有被称为“番坊”的商人聚居地。当时的中亚和西亚一 带对中国已不陌生。?
而在公元8—9世纪时，生活在第聂伯河流域的以罗斯人为主的东斯拉夫各部落开始联合起 来。不久即出现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并定都基辅。基辅罗斯疆域尚小 ，不要说广漠的西伯利亚，就是连顿河也不在其内。《伊戈尔远征记》描写主人公一行策马 奔向顿河时写道：“啊，俄罗斯的国土！／你已经落在岗丘的那边了！”那一时代，中俄之 间难以发生直接的接触。但据史料记载，阿拉伯商人在10世纪初已把有关中国的消息带到了 伏尔加河流域。古罗斯与拜占庭的文化关系十分密切，而此时的拜占庭帝国与中国也早已有 往来。公元6世纪时，拜占庭人从中国学会了养蚕缫丝的方法。公元7世纪，东罗马史家席摩 格塔在《莫利斯皇帝大事记》一书中已对中国作了描摹。双方还互有使者往来。因此， 《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从来自拜占庭或阿拉伯的传闻中”听到有关中国的消息当不奇怪 。
与此同时，驰骋于中俄疆域之间的游牧民族确实也有可能捎来远方强大帝国的消息。在当时 的征战中，那些马背上的民族或国家的疆域是很不确定的，他们无意中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起过某种信使的作用。《伊戈尔远征记》中骚扰罗斯边境的游牧民族不少属突厥族。他们与 俄罗斯人交战，同时又与他们通婚。史诗中写道：“这时勇敢的俄罗斯人结束了他们的酒宴 ：他们让亲家们痛饮，而自己却为俄罗斯国家牺牲了。”这里的“亲家”指的就是波洛夫人 ，波洛夫人的首领康恰克是伊戈尔的儿女亲家。当时的中国与北方和西域的游牧民族的关系 同样错综复杂。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那时“中国和西伯利亚、中亚所发生的关系 在现在看来虽是中俄关系，但在当时只是一种间接的、个别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已含 有中俄关系的意义。因为在汉唐以来，无论在西伯利亚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铁勒、 薛延陀、拔野古、仆骨、同罗等，在中亚细亚一带的大月氏、大宛氏、大夏、康居、奄蔡等 地方，在目前固全是俄国的土地，在当时却和中国都有深切的关系……”
然而，不管《伊戈尔远征记》中的是否真的指中国，史诗频频涉及东方 民族和国家却是事实，作者的东方想象本身已经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中俄之间的直接接触开始于马克思点评《伊戈尔远征记》时所说的“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 进犯和控制俄罗斯的时期。
13世纪初，强大起来的蒙古族建立了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统一的蒙古国，并且立即开始南下 和西征。南下大军先后灭金，灭南宋，1271年改国号为元，统一中国。大规模的西征有三次 ，13世纪中叶其势力范围已远及东欧和西南亚。第二次西征主要目标是俄罗斯，大军由蒙古 大汗派出、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1240年灭基辅罗斯。后拔都在里海北面位于伏尔加河 下游的萨莱建都，名为钦察汗国。俄罗斯人因其帐殿为金色，又称其为金帐汗国。金帐汗国 一直存在到15世纪末。?
俄罗斯学界不少人认为，蒙古人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小，仅限于对一些东方词汇、 实用艺术中的某些主题、封建上层的服饰特征等的借用”。但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 如俄 罗斯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就认为这种影响是深层次的，是深刻的，而且它与中国有关。他指 出，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没有独立的政府，其最高统治者是中国的大汗。在相当长的一个 时期，中国大汗实际上干预了俄罗斯和钦察汗国的事务。因而俄罗斯不仅在体制和军事 体制上受到中国的影响，连思想观念也接受了影响，比如白俄罗斯的得名就与中国的方位— —色彩对应关系有关：西方与白色对应。他还认为，若将基辅罗斯与莫斯科罗斯进行比较， 就 不难看出蒙古的影响有多大。在基辅罗斯时期，王权、教权与民主权利这三者是平等的，民 众对国家事务享有发言权。而蒙古人统治200多年之后，情况完全改变，王权急剧上升，社 会各阶层必须绝对服从沙皇，为之效劳，并受严格控制，连昔日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了沙 皇的奴仆。?
维尔纳茨基强调了蒙古人统治时期中国体制和中国文化对俄罗斯的深刻影响。这种说法有没 有道理呢？应该说，有一定道理。这首先是因为钦察与窝阔台、察合台、伊儿四个汗国均系 后王封地，名义上仍属时为元朝的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钦察汗国无外交事务决定权，臣服 的俄罗斯公国还得将王公子弟送到元大都作人质。其次，蒙古帝国在逐渐强大的过程中接纳 了不少汉人和汉化的契丹人，有的还身居要职。如成吉思汗和继任者窝阔台的重臣（官至中 书令）耶律楚材就是契丹人，他在户口、赋税、农业等方面循汉制的建议多被采纳。在拔都 西征前2年，燕京还设立了供蒙古子弟学习汉文的国子学，并招收大批汉人进入蒙古民政机 构，入主中原后，蒙古人自身也在逐步汉化。这些因素确实会在金帐汗国时期的俄罗 斯产 生影响。再有，落后的蒙古帝国的南下西征在给文化相对先进的民族带来破坏的同时， 对东西交流却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疆域辽阔的蒙古帝国在各地建立了完善的驿站制度，中 俄之间的陆路更加畅通，特别是原已存在的丝绸之路的西段北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 波罗的父亲尼科·波罗和叔叔马飞·波罗大体上就是沿着这条路途径萨莱等地来到中国的。 这一时期中俄之间有了直接交往的可能。中国的丝绸、火枪和日用品等直接进入了俄罗斯， 当时的诺夫戈洛德成了东西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而元朝的大城市里也出现了俄罗斯的金器匠 。在蒙古帝国长期统治和物质交流频繁展开的背景下，比摹仿东方生活方式更深层次的文化 上的影响自然也会随之出现。
至于维尔纳茨基将金帐汗国的统治等同于“中国大汗”的统治，这一点看来值得推敲。 因为金帐汗国虽然接受“中国大汗”的册封，但独立性相当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上的 关系日益疏远，宗教、文化以及社会习俗上的差异也更加明显。如元朝的蒙古人崇尚喇嘛教 ，而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则信奉伊斯兰教；元朝的蒙古人逐渐汉化，而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则在 推行其制度文化时也多少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 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一在起作用。因此，对金帐汗国 时期俄罗斯文化中的外来因素的估价似应恰如其分。?
金帐汗国时期，俄罗斯作家写下的作品大都反映的是俄罗斯人民与蒙古入侵者斗争的史实。 比较著名的有佚名作者的《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金帐 汗国遇害的故事》、《舍夫卡尔的故事》、《激战马迈的传说》和《脱脱迷失王攻占莫斯科 及俄罗斯国沦陷记》，以及索封尼·梁赞涅茨的《顿河彼岸之战》。这些作品表现了俄罗斯 人民在外族入侵时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特定的形势也使这些作品 凡是涉及东方国家时，都将它们视作敌国。如《顿河彼岸之战》就有这样的文字：“让我们 缀词联句，欢娱俄罗斯大地，将悲伤抛给西姆所有的东方国家”。对于中世纪的俄罗斯 作家和民众来说，东方的概念是与蒙古帝国，与金帐汗国，与拔都和马迈等统治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史料散失的关系，我们现在已很难见到这一时期直 接与中国有关的文字，即使有也是一星半点的。如14世纪的俄国编年史中简略地提到了宋朝 在蒙古铁蹄下被征服的史实，15世纪末尼基金在他的《三海航行记》中也有关于中国的 纪闻。中国、东方，这一切留给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的更多的还只是充满想象的空间。? （二）
18世纪前期的俄国是与彼得大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推行的改革措施使俄国摆脱了中世 纪愚昧落后的状态，开始跻身于欧洲大国之列。这种改革也给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从30年 代开始，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苏玛罗科夫、赫拉斯科夫、诺维科夫、杰尔查文、冯维辛 和拉季谢夫等一批作家相继登上文坛，他们的作品是俄国近代文学的先声。我们看到，“中 国”这个词也屡屡出现在这些作家的笔下。?
对于18世纪的俄国人来说，尽管仍是那么遥远和朦胧，但对这个词却已不陌生。这是因 为17—18世纪盛行于西欧的“中国热”对俄国产生了深刻影响。17世纪，中欧间海路辟通， 使体现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各种品开始大量进入西欧，从而在西欧掀起了一股崇尚“中 国情调”乃至仿效中国艺术的旋风。而当时的俄国正处处以西欧为楷模，崇法思想十分严重 ，仿佛是 “欧洲文化的一个复制品”。因此，“中国旋风”也很快席卷了 18世纪的俄国。?
当然，“中国热”的出现也与俄国内在的需要相关。当时的俄国经过不断地向外扩张，其势 力范围几乎已经伸及整个西伯利亚，中俄成了接壤的邻国。前往中国的外交家、旅行家和传 教 士逐渐增多，其中一些人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对中国的印象变成了文字。这期间，从西欧 翻译过来的这类文字也不少，18世纪俄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多达百余种，俄国院所 藏的中国书籍也迅速增加。这一切引起了俄国作家对毗邻的东方文明古 国的关注。 ?
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18世纪俄国著名作家笔下的有关中国的文字不是很多且映象驳杂，然而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作家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
在那一时代的俄国作家心目中，特别是那些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作家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 理想王国，一个皇帝仁慈、清明、法纪严明和百姓勤劳的国度，一个可以与虚伪的丑恶 的俄国现实相对照的道德的和哲人的国度。?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作家诺维科夫（1744—1818）因介绍“中国思想”而与叶卡捷林 娜二世发生的一场冲突。18世纪60年代，叶卡捷林娜二世曾作出过拥护启蒙思想的姿态，俄 国的社会思想一度比较活跃。女皇为显示自己政治上的开明，创办了讽刺杂志，提倡“含笑 地”嘲讽一些人性的弱点。社会上讽刺杂志应运而生。在这些杂志中，诺维科夫创办的《雄 蜂》、《空谈家》和《画家》等最为出色。可是，他的杂志所载文章锋芒毕露，直指社会弊 端和“穿裙子带王冠的答尔丢夫”?《雄蜂》（1769—1770）杂志刊首题词 “他们劳动， 你们却享受他们的果实”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启蒙精神。就在这份刊物的第8期（1770年2月出 版）上，诺维科夫刊出了《中国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一文。?文章谈的 主要是治国的 方针和理想君主应该具备的条件，即“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所谓立志者， 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视，不迁惑于众 口”，“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或欲为而不知所措，或始锐而不克其终，或安于积久 之弊而不能改为，或惑于众多之论而莫知适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
刊登这篇“给皇帝的劝告”，表面上只是赞扬中国哲学家关于“君志立而天下治”的思想， 而实质上却在讽刺俄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所谓“开明政治”的许诺是“ 始锐而不克其终”。这里有这样一个背景：1867年，女皇声称要修改17世纪编的法典，给全 国公民以平等、自由和。她召集成立了“新法典编撰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尚未真正 开始工作就被解散。因此，文中的这段话：“假如你的主意还未打定，而且意志也不够坚强 ，那你就可以知道，不但你不要改革政府，恐怕连改革你自己都很困难。”其针对性就很强 了。诺维科夫还在译文后面加上了似褒实贬的文字：“看到我们伟大女王的严明政府，她对 臣民的关怀，以及她忠心为国的辛劳；再看到她建立了良好的风俗传统，并且把科学和艺术 介绍到国内；她所选择的从政人员，都是忠心体国之士。事实上，只要我们见到她这些伟大 不朽的功绩，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这么说：假如这本书的原中国著者，能够活到今天的话，他 一定不会再写这本书来回答他君主的一些问题；他会要求自己，跟随伟大的叶卡捷琳娜，亦 步亦趋地步入不朽之域。这样的讽刺文字当然会激起女皇的强烈不满，《 雄蜂》杂志被迫停刊。?
同年7月，诺维科夫又创办了刊物《空谈家》。在这份刊物的第2期上刊登了《中国汗雍 正皇帝给儿子的遗嘱》一文。文章的内容是雍正对他的继承者该如何治理国 家的告诫，主 要涉及勤政为民和惩恶扬善的一些原则，诸如“勤求治理，扶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 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乐”，“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 官方”，“勿为奸诈谄媚之徒所欺，勿信邪恶之言，为人君者修德，国家自得安康太平”等 。这样的原则自然不错，在如此“开明、仁慈”的皇帝的治理下的国家岂不就是18世纪启蒙 作家所盼望的理想王国吗？诺维科夫当然要为之张扬。与此相对照，女皇统治下的俄国现实 就太令人失望了：“人人尔虞我诈，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欺 骗皇上……拿吧，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段文字出现在刊载《雍正皇帝传子 遗诏》的同一期刊物上。中国皇帝的上述训诫之词对于俄国的女皇来说不是也很管用吗？这 当然大大刺激了叶卡捷林娜二世，而更令她气愤的是编者刊登这篇文章有明显的暗示她交权 的用意。此前叶卡捷琳娜曾声称她将在儿子16岁时将权传子，而1770年她的儿子巴维尔正好 满16岁。诺维科夫如此的越轨之举，使得他的杂志只能再次以停刊而告终。后来，心犹不甘 的叶卡捷琳娜居然自己写了一篇以教子有方的中国皇帝为主人公的作品《费维王子的故事》 （1783）以自诩，并有御用文人在一篇诗体书信中吹捧她是“坐在北国的宝座上的孔夫子” 。当然，桀骜不驯的诺维科夫到头来还是被女皇投入了监狱。? 中国的孔夫子在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圣人和哲人的形象。有关他的生平传说，人们已耳熟能详 。不少作家同样对孔子颇有兴趣。1779年，著名作家冯维辛（1744—1792）根据法文翻译了 儒家经典《大学》，译文刊载在《学术新闻》杂志上。前文提到的宋代哲学家程颐就是一个 对《大学》格外感兴趣的学者，他与其兄一起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改编后独立成 篇。朱熹后又再作加工，分成“经”、“传”两部分，并认为“经”是由曾参记录下来的孔 子的述作。因此，冯维辛的翻译可以说是将孔子的思想首次译介到了俄国。冯维辛选中《 大学》进行介绍，看来也非随意而为。《大学》着重阐述的是道德修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强调当权者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明德”、“修身”；同时也不能贪财，因 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对于这一切，作为俄国启蒙运动的领袖的冯维辛是颇为赞 赏的。他写于稍后的文章《论国家大法之必要》是18世纪俄国最有代表性的政，其中所 表达的基本思想是与之相通的。他所译的《大学》在正式出版时曾遭检查机关删削。?
在18世纪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中也可以见到对孔子的赞扬，如拉季谢夫（1749—1802）在他 晚年创作的诗篇《之歌》中称孔子为“天人”，认为他的“金言”将光照千秋；杰尔查 文（1743—1816）在他的诗歌作品《一位英雄的纪念碑》中引用了孔子有关战争的格言，并 称孔子是哲学家、诗人和家；赫拉斯可夫（1733—1807）也曾译出过赞美孔子的诗篇。 ???
俄国启蒙作家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王国的追求，使他们将遥远的、更多是想象中 的中国看成了一方净土。他们的这种思想情绪无疑也受到过法国启蒙作家伏尔泰和狄德罗等 人的影响，这些法国作家的文章和作品在当时的俄国是广受欢迎的。如赫拉斯可夫就编译过 三卷本的《〈百科全书〉选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有这样的话：“假如世界上有一 个政体，或者曾经有过这么样的一个政体，是值得哲学家们注意，同时又值得大臣们去了解 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遥远的中国。”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写道：“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还在《 礼俗论》中称赞中国皇帝“遵守帝国的法律行事”，而中国的法律充满“仁爱”，中国是世 界上最公正仁爱的民族。伏尔泰对孔子极有好感，他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找到了启 蒙作家所向往的道德治国、哲人治国的政治理想。18世纪的俄国作家与伏尔泰们一样，为东 方文明古国的文化所深深感染，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与孔子、与儒家学说密不可分的。在18世纪俄国作家的心目中，中国同时又是一个靠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创造出一片灿烂辉煌 的艺术天地的奇异国度。在康捷米尔、拉季谢夫和杰尔查文等作家的笔下一再出现过“奇异 的中国智慧”这样的字眼。??
这种印象的出现仍与当时红红火火的“中国热”有关。18世纪主要执政的几个沙皇都对中国 文化产生过浓厚的兴趣。1715年，彼得大帝曾派人出使北京，搜集了不少中国的艺术珍品， 并在此基础上于1718年建立了“珍品博物馆”。1719年，他又派伊兹迈洛夫去中国，三年后 该船满载中国的工艺品和日用品回到俄罗斯，其中有中国皇帝赠送的珍贵的绢画。1724年， 他在建立科学和艺术院时，积极从西欧引进东方学和汉语人才。而在彼得大帝的宠臣舍列梅 捷夫、缅希科夫等人的豪华宅邸里，中国精美的瓷花瓶、描金的雕椅、漂亮的织锦、富丽的 景泰蓝等也比比皆是。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皇更加热衷于中国文化，在她执政的二十 年间，俄国的商队不断从中国采购诸如家具、餐具、瓷器、丝绸、茶叶等物品。这时期出现 在俄罗斯的甚至包括像石狮、灯笼、屏风、玉雕、漆器、刺绣、扇子等这一类最能体现中国 传统文化的工艺品。这还激起了俄国工匠的仿制热，以至后来俄国的艺术学中出现了所谓“ 伊丽莎白时代的中国风格”的术语。叶卡捷林娜二世主政的60—90年代，中国的以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花草鸟鱼为主要特征的园林艺术风行俄罗斯。彼得宫里的“中国花园”、奥兰 宁包姆里的“中国宫”、皇村里的“中国桥”等都出现在那一时期。?
处在这样的氛围中，并经常有机会出入皇家官邸和园林的俄国作家自然会在他们的作品中留 下赞美的篇章。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罗蒙诺索夫（1711—1765）是一位身兼科学家、 家和诗人的大学者。他的科学家身份使他常用诗歌来颂扬科学，他的《论玻璃的益处》 （1757）一诗就是一封赞美科学造福人类的诗体书信，作者在其中对中国瓷器作了生动的描 述。他写道，聪明的中国人从泥土中造出器皿，而不需要用玻璃，“多少座小山／都变成了 各色的瓷器，／它们的美丽／吸引了多少人们，／不顾狂风巨浪，／跨越重重海洋！”作为 特殊的装饰品，“它使得花园和走廊／充满了光亮，／它使得室内一切／都变得如此妩媚。 ”罗蒙诺索夫认为制作瓷器与制作玻璃相似，某种意义上说瓷器就是玻璃，是可以“给眼睛 以享受”的一种艺术品。而在罗蒙诺索夫写这首诗的时候，俄国的工匠也开始学制瓷器。18 60年，在俄国的首家瓷器厂里，彼得堡的工匠们成功地制作了一组瓷器塑像《中国人》。
诗人杰尔查文的诗篇《废墟》（1797）则对皇村中的中国式建筑作过这样的描写：“这儿曾 经有过剧院，／那儿曾经有过秋千，／这里小屋里充满亚细亚式的安乐温暖。”“在祭礼之 坛上，／文艺女神曾引吭高歌，／在奇花宝树之间，／珍禽异兽曾经遨游。”?这里赞美 的皇村园林建筑原是18世纪初建的一处皇家园林，后彼得大帝将它赠给自己的妻子，伊丽莎白当政时期是女皇的行宫。叶卡捷林娜二世改建皇村时，在欧洲风格中融入了中国的园林艺术。杰尔查文诗中提到的“小屋”是中国式的，它们共有8间，小屋中间还有一座宝塔。这 是由荷兰建筑师卡美朗根据享有盛名的园林建筑师威廉·查尔斯的《中国建筑、家具、衣饰 、器物图案》一书（1757）的蓝图设计的。这个工程延续了多年，池塘、凉亭、瀑布等，有 的是在19世纪20年代才完成。杰尔查文诗中提到的“剧院”也是中国式的，它由俄国建筑师 涅耶洛夫设计完成，是一座屋檐四角高高翘起的高大的建筑。在这座剧院里曾上演过歌剧《 中国菩萨》，这就是杰尔查文所说的“文艺女神曾引吭高歌”。?
那一时期，引起俄国作家兴趣的还包括中国的文学作品。当时中国文学进入俄国主要靠 西欧译本，少数是直接从中国引入的。最早出现的是元杂剧中的优秀之作——纪君祥的《赵 氏孤儿》。1759年，俄国著名剧作家苏玛罗科夫以谭Ｓ的笔名发表了译作《中国悲剧〈孤 儿〉的独白》，刊载于《勤劳蜜蜂》杂志该年9月号。译作依据的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的《 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的德文转译本。只是苏氏的俄译仅为马氏译本的小小片段：第一幕第二 场的台词，即剧中公主自刎前追述她的丈夫与其诀别时情景的一段台词。译作用的是简洁明 快的诗体，虽然形式上已无元杂剧的味，但剧情的氛围还是能感受得到的。纪君祥的原作取 材于历史，以抨击窃国奸臣，颂扬高尚人物为主题，颇具戏剧性。苏氏的悲剧风格与其有某 种相似之处，可见苏玛罗科夫对这部剧作感兴趣并非偶然。《赵氏孤儿》在欧洲有多种改编 本，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伏尔泰的《中国孤儿》，1788年涅恰耶夫将这一剧作忠实地译成了 俄文。而在此前几年，即1781年，魏兰德还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了俄文小说。可以说，《 赵氏孤儿》的俄译与改编，揭开了中俄文学交往史上最初的一页。?
除此以外，18世纪俄国作家和汉学家还在译介中国寓言、先秦散文、古典诗歌和启蒙读本等 方面作出过自己的贡献。最早以单行本形式在俄国出现的中国文学作品是《中国寓言》一书 ，由列昂季耶夫（1707—1761）译出，1776年在彼得堡出版。1784年，他又译出了儒家经典 《中庸》。列昂季耶夫从中文译介到俄国的另一部重要读物是《三字经》。在他之前，罗索 欣（1707—1761）已将《三字经》和《千字文》译出，但未正式出版。《三字经》言简意赅 ，内容丰富；《千字文》对仗工整，文采斐然。虽然它们在中国只是启蒙读本，但对于那一 时代外国人了解中国却不失为有用的书。1779年，列昂季耶夫重译《三字经》，后又收入《 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出版。此书译得很成功，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原作接近，出版后受 到好评，被称为中国的“小型百科全书”。此书在18世纪欧洲仅有俄译。列昂季耶夫译出的 《茶与丝》一书也很有价值。书中除介绍与茶、丝和中医知识以外，还收入了46首中国诗歌 。这些诗歌用散文形式译出，还附有不少注释。这大概是最早从中文译成俄文的中国古诗。
18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的关系当然还不止这些。如1742年出任俄国科学院院长的罗蒙诺索夫 曾积极推动过汉学的研究。在他的主持下，科学院译出了直接从中国获得的《八旗通志》等 重要著述。他还在50年代俄国关于中俄文化与关系的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他明确主张俄国应加强与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作家拉季谢夫在促进与中 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关系方面也起过积极作用。他在俄国贸易部和彼得堡海关任职期间，曾专 门对开展中俄间互利的贸易问题进行过研究，他还赴西伯利亚进行过数年的考察，并出版过 《中国贸易研究》一书。1790年，他被捕后曾长期流放西伯利亚。此时，他仍利用各种可能 进行这方面的研究。90年代初，沙俄政府拟派贸易团赴中国，有人就提议拉季谢夫参加，因 为他是这方面屈指可数的专家，但提议被女皇否决。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拉季谢夫谈及这方面 内容的著述和书信中可以看到，作家与沙俄官方的立场有明显区别，拉季谢夫更多地是从国 家间的互利关系和普通百姓的利益出发来思考中俄贸易问题的。当然，在18世纪俄国作家的 诗文中有时也会看到某些不和谐的音调，如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都曾在自己的诗歌中歌颂 过沙俄的扩张。?
纵观18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它既带有那一时代欧洲国家共同的视东方国家为“ 他者”的特点，“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 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见的他者（ the Other）形象之一”。欧洲人往往“需要通过‘他性’，来创造一个‘ 非我’来发泄 不满和寄托希望。富于创见的作家和思想家总是要探寻存在于自己已知领域之外的异域，长 期以来，中国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他者’而出现的”。但是，18世纪俄国作 家心目中的中 国形象又与西欧国家有着明显区别，由于当时中俄已有直接的交往，而俄国的社会环境和民族气质又与西欧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这种印象中带有鲜明的俄国特色。俄国作家在利用来自 中国的材料时似乎少了一些哲理性的思考，而更具实际性，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借这个不甚 清晰的中国形象来反观俄国自身存在的迫切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印象里漂浮着的其实更多的 是其自身的映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