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与思的时代镜像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3
一 60年代的读书--心性启蒙
回忆似乎不应该来得如此之早，因为除了仅仅人到中年以外，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回忆机会，只是将我们强行拖着走而已。
对于生于50年代中期的我来说，60年代读书的情况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一则因为三年灾害使得我们这一代在生命之初，就先天缺乏精神物质双重营养。同时又由于在"乌托邦"话语指引下，人们将传统尤其是古书看作弃之唯恐不及之物。因而在60年代，读书确乎是一种精神奢侈。
记得四岁多时（1960年初），颇有国学根基和书香世家渊源的外祖父就严格地教我读书，从《千家诗》发蒙，然后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四书五经》等，同时要我每天写一张仿（颜体）。这样不知不觉地"被书所读"--完全不知道书中所言为何物何史何理，当然更不能体味书中的妙境了。那时只看到外祖父紧蹙着双眉，在苍老和稚嫩的读书声交汇中，眼角不时闪出的亮光。两年过去了，当我对古诗文有了某种真实的亲近感时，外祖父却中止了祖孙的日课--他终于未能躲过那场大饥荒的魔掌。当我被母亲领到外祖父的简陋的墓前时，只是感到阴阳两界的神秘和失去亲人的深切悲哀，并没有想到读书中断所造成的精神裂痕。
随后，我也瘦弱地从三年灾害中挺了过来，并开始上小学。在"性的"体制中，古代文化内容已经被压到最低。我在若干知识组成的网眼中，仿佛清楚实则盲目地读着。尽管每周还时时温习一下那些读来朗朗上口的古文古书，但是其意义更觉扑朔迷离，未可究底，亦谈不上更上层楼。
终于有一天，大街上满是红旗红袖章红海洋，高音喇叭游行口号震耳欲聋，处处在砸"四旧"烧"古书"；先文斗，后武斗；今天台上"秀"，明天阶下"囚"；然后枪声骤起，各派（或"井冈山派"，或"八·二六派"）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在硝烟弥漫中，我看到少男少女的年轻躯体在秋草瑟瑟中倒下，看到中学生们那种被疯狂的仇恨所烧红的愚昧眼睛。我的心被红色海洋灼伤了，只能从瓦砾中退到狭窄幽暗的家里，最后将外祖父留给我的一箱子古书深藏起来，就又退到了乡下去"躲武斗"。等到一年多以后，我晒得黧黑回到城里，马上又被挥手"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书是读不成了，只能违心地到广阔天地读所谓"生活之书"，再次（1969年夏）被"书"所读。
延宕成为我们这一代的命运！
二 70-80年代读书--知识奠基
这个世界好像总是十年一变。难怪"生生之谓易"！
从农村回城（70年夏），上中学读书。尽管几乎每个白天都有批判会或各种名目的"学习"，但晚上总是自己的天地。"文革"后期（71-76年），我日复一日地感到头脑空无的可怕，于是在各种大批判的喧哗中潜下心来大量读书。一些烧而未尽的书在"地下"流传着，我用以书换书的办法换到或借到大量的中外、文学、文化史、思想史的书籍，经常通宵达旦地读，兴奋莫名，甚至有好多次晚上将手电筒照得直流水（那时节约闹革命，晚上一般定时全院停电）。遇到好书，对方实在不换，只能几个朋友轮流用复写纸将书誊抄下来。在"白卷英雄"风靡之时，我沉下心过我的读书和书画的生活。这期间在经历了太多风暴之后，我明白了自我身份和现实处境，因此读书已不再是"被读"，而是主动语态的"去读"。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高考入学的大学生，我在七十年代后期（1978年2月）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对古典哲学如康德、黑格尔哲学和美学非常感兴趣。同时，也注意用西方古典美学观念来对中国传统美学重要思想范畴加以对照和重新阐释。当时，大多学人对理论都有一种独特的兴趣，我和朋友们经常为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为了问题的解决而沉溺于读书思考，读书成了当时大学一道重要的风景线。我第一篇文学理论批评文章，并非是单纯的文学批评，而是具有对传统美学思想加以现代分析的色彩，即对"意境"这一重要的中国美学思想进行分析。尽管这种分析尚未成熟，但它使我提以触及一个主要问题的边缘，因而充满着思想的挑战。
后来，考进北大中文系读文艺美学研究生。这使我可以尽可能地吸收新的思想，倾听不同意见并在新的整合中为我所用。同时，这里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又使我不为专业界限所限制，而是坚持处于学术前沿之中，不为假问题而浪费时间，静心读书尤其是读西方现代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重要著作，并结合中国这一百多年的思想史学术史，思考学术与政治、学术与人生的问题，古今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美学与人生的诗意存在问题，甚至未来学术基本走向和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的位置等后殖民文化问题，使我获益良多，得以在书林中找到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平台，从而在思想和表达上进入一种新的场域。
利用北大的丰富藏书，我开始有目的地板块式地读书，以修补当时网眼般疏漏的知识框架。在读书过程中，始而信，信而惑，惑而疑，疑而索解，解而终归悟。我发现我曾经佩服过的一些中外学者，由于沉浸或玩味于渊博，而终于丧失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满足于成为读书很多的"两脚书橱"，却难以形成真正的思想体系，甚至没能写成-部有思想创建性的著作，从而意识到，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是相当重要的，然而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读书的真正目的是通过读书在尽可能的全面知识掌握中，以其思想的穿透力对其处身的时代进行深度反思。也就是说，读书是思考的前奏，是自我思想诞生的产床。思想者的阅读永远是创造式阅读，他能在看了多类或某类书以后，理解并领悟他人思想，同时又能将那些书中思想的正反面问题及其有限性逐一审理清楚，他绝不屑于把他人的思想碎片作为自己的思想坐标，而且，他的博学仅仅是使得自己的思想大厦具有广阔深厚的地基，从中拓展出一种原创性体系。这才是读书正果。
那时，我们都将学术看得很重，因此不断进行思想学术补课，这成为80年代几年书斋生活的主要形式。平心而论，自己的思维方式主要偏重于理论，所以一直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关注不够。这种理论热情，使我在纯理论和作品感性体验中往往顾此失彼，最终只能选择了偏重于理论思维方面的研究，可以说，从事理论思维的训练和知识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思想资源的积累和自我学术问题的审理。弄清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资源存在的问题，就有了不断修正的可能。为了对现代作品的基本结构及其模式加以准确阐释，我开始对现象学这一20世纪重要的思想流派加以研究，着手翻译《文艺现象学》，并开始进行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专题研究。对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研究使我的知识结构有重大改进，通过现象学的严谨训练，我在对"意义结构"和"主体间性"问题的厘定和对问题对象尽可能地加以严格的把握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为使自己不至于过分抽象，又对狄尔泰的体验论解释学加以研究，并进一步进入"接受反应批评"和"解构理论"的研究。这样，我对西方20世纪文艺理论有了一种建立在"个案研究"之上的、能够进一步展开的工作平台和进入问题的基本角度。这为我紧紧抓住"意义"问题并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进入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学理上的过渡。
面对多元文化语境，必得打破学术门户之见，打破固守所谓狭义的研究范围的藩篱。排斥或丧失了新理论新思维，丧失了社会理论和文化批判，要真正发现时代问题和更新知识框架，几乎是不可能的。据此，我给自己的"读与思"定位：读书方法定位、文化批判定位和思想价值定位。通过这种定位，我才有可能保持一种开放的、向前的学术意向。当然这纯属是我自己的个体学术思考和写作的方式，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
| 三 90年代读书--思想催生 "思想催生"对我而言，并不是发生在90年代，这只是说，进入90年代，我读书的意向性转为20世纪中西思想问题史的审理，并将"思"作为"读与写"的中介，而使得"读思写"尽可能统一起来。因为读书愈多，歧路愈多，思路愈险。 对后主义的研究纯出一种偶然。八十年代末，思想处于某种沉闷状态，友人偶然从国外寄来几本后现代主义方面的新著，随手翻看时给了我一种全然不同的复杂感受。我对后现代主义中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以及消解中心话语僵化模式的基本思路深有感受。这使我开始走出本质注意模式，对任何问题既不是简单地否定也不是简单地肯定，而是力求揭示事物更深入复杂的内在机制。同时，在阅读中，我发现当代西方一流的思想家几乎都以各自不同的学术层面进入这一领域，并通过这一阐释代码对当代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状态加以阐释，寻绎出新的问题和问题意识。通过这一新的角度，我想也许可以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若干精神价值问题，传统和现代的冲突的精神模式，甚至整个文化思潮的重大转型加以全新的阐释。 后现代主义既充满新知也充满谬误，对这种思想我一直很谨慎地加以评价。但对那些没有研究就望文生义或仅凭自己的好恶就断然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做法，深不以为然。我以为，在后现代时代，关注问题和问题的清理变得十分重要，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够逃逸被审理的命运，没有任何一种话语不经过检验能够成为自明的真理，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尺度具有垄断的权力。后现代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关注问题和问题意识成为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基本理念，于是，以共同对话取代话语对抗，以多元阐释取代话语霸权，用兼容并包取代话语独断，用承认差异的新思维代替强求统一的旧思路，成为一种新的理论景观。未来的文化和理论，将不再是中心话语的独白，而是用对话沟通并拓宽言路，在对话中达到话语交流和有效性理解。也许在有效厘清后现代理论的负面效应的同时，这一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摆脱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话语沟通的理论困境，并使我们在接受新的文化理论变革理念时，获得对和现实的新的观照。 总体上说，从80年代以来，我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方面，既注重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尤其是先秦诸子思想入手，寻找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源泉，又注重从不同的形态（诗歌、小说、、绘画、篆印、书法等）发生的历史脉络入手，寻找中国的艺术美学精神的踪迹。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则注重对20世纪新思潮的把握，主要研究现象学解释学、解构主义、后现代文论以及新历史主义文论和后殖民主义文论等。从事理论批评研究20年，深感研究对象的问题和自己研究中的问题都很多，于是，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治学方法、学术心态、人格结构和言说方式上，开始做出由"结构"到"解构"再到"建构"的根本性调整，从而从80年代的"审父"意识即对历史和传统的审视，进入到"自审"意识即对自我和自我时代的审视。 在研究中，我对某些现象有了越来越深切地体认：百年中国历史不断惊人地反复出现某些现象，总是徘徊在激进与保守、现代与前现代、中国与西方二者之间，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排斥多元开放的兼容模式，以一种狭隘心态去做激进乌托邦式的表演，未能获得思想文化史的资源共享和真正的学术推进。我常常惋惜人类在某些领域的周而复始转圈：在思维上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两个极端的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导致中国学术文化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约交流，不可传递增长，每一代人总是从空白开始去获取自己的经验，然而，又重新抛弃这种经验，历史就这样一代代的荒疏和空洞下去。而在价值观上，则总是以一种暴力对抗另一种暴力，将体制的更迭变成思想的殊死搏斗，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这种状况导致了思想的反复中断，反复转圈，反复地无效劳作。面对20世纪中国问题，不难看到，多少有建设性的问题和有学术启发性的结论，在不断的低水平重复的言述中消失了真正的思想火花。 90年代读书，面前大多总有""这个新客，读书的含义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不管是传统知识、现代知识、数字化生存的后现代知识，都说明理性化的"知识"正在取代过去的感性化的"经验"，而人的脑力正在取代有形资产，高科技正在取代传统性产业。不断充斥的剧烈争论的新知识话语--知识权力、知识社会、知识，促成了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改变，人们因现实日益严酷而变得非常现实而世俗。地球变成地球村而冷漠成为世纪病，人与人之间心灵包裹了如此坚冷的硬壳，难以交流和沟通。于是，在商品原则和社会公正之间，触发了个人化世俗化和公共领域交往原则的尖锐论战。在新的语境中，读书和思想当然就是学会拒绝、否定、怀疑，并以此去发现当代话语矛盾，敞开多种冲突中的新阐释空间。 在思想催生的知识增长中，我明显地感到90年代具有一种非连续性权力话语更新的特征，或者说是一种话语权力杂糅史，即由多种理论、思想、意识的合力构成，由东方、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多重语境所构成。可以说，长期以来的巨型权力被分散，成为小权力的相互制约，甚至是知识权力的相互制约，出现了各种知识群体、话语层次和思想学术领域的划地为牢各自为战。在这种复杂的不同往昔的社会网络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形态，关注知识分子自我的言述方式、知识生产方式和谱系学的研究思想方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在世纪末的文化语境中从事学术研究，其多艰难和多歧路，使我深信学术确乎是心性化和坚毅者的事，并与其人文心性价值向度相关。使生命充实而有光辉的学术，是需要追求才有可能获得的，而追求的踪迹得以在自己的笔下保存下来，这或许是学者的幸事。真正的读书思考和写作是艰难的，同时也是令人兴奋的，艰难于思想的超越性和言说的有限性，而兴奋于写下之后的铭刻性和丧我性。经年累月的深夜读与思、思与言，使我领悟到"生有涯而知无涯"的意味，或许，读书使我与历代大哲面对同一精神层面的根本问题，而写作可以使那稍纵即逝的思绪得以留存。 数十年的读与思生涯中，我一次次深切地感到，20世纪的思想史将由真正的具有体验性、思想性、深邃大气的思想者的话语所组成，同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领域也将是中国优秀学者的创造性思想所构成。真正的学术思想产生于艰难而有效的读书和思想催生之中。学术是艰难的，它不是进身之阶，不是骄人之本，也不是霸权话语，而只能是"天下之公器"。应该说，知识者在这个苦难的世纪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因而更需善养精神人格的"浩然之气"。 时光匆匆，云卷水流，物是人非。读书仍然是我逼真的生命镜像，映照我的生命存在的踪迹。尽管所读之书的内容不同了，可那份宁静致远的心境依然。我时时从书架上取出外祖父留给我的已经散佚而发黄的书，上面有他老人家的密密麻麻的批语。过去我对这些批语不甚了了，现在却读懂了"字面"背后的"心语"，而这"读懂"竟用了我半个人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