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
20世纪30、40年代是文学研究的、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新的学术人才的涌现，其中不乏像钱锺书这样大师级的人物；第二是权威性的学术机构真正开始运作，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第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形态基本确立；第四是代表20世纪学术研究水平的学术论著最集中地产生在30、40年代。
【关键词】 人员构成/学术机构/学科形态/学术经典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学术的发展、深化时期。其特征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研究格局的变化，学者队伍基本上由五四时期及3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学人构成，这样的人员结构给30、4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全面的影响。二是现代学术机构真正运作起来。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巨大的学术机构，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等都是在30年代开始全面、系统地实施研究计划。三是20世纪的中国学术的学科形态在这时基本确定。就文学研究而言，小说史、戏曲史、词学、文学批评史、晚清小说史、新文学史等研究专题，从30年代开始在中国各大学的国文系或中文系被逐步列为专业课程，由专职人员系统讲授，形成了20世纪特有的文学研究专题，对20世纪后来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是代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最集中地产生在30、40年代。像吴梅的《曲学通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闻一多的《唐诗杂论》、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光潜的《文艺心》、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钱锺书的《谈艺录》等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论著在这一时期完成或出版。正是有了这些出色的研究成果作基础，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才得以确立。因此，在概括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学术成果时，我们应该注意到30、40年代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即它一方面延续了五四新文化确立的现代学术规范和样式，另一方面，30、40年代的研究者在各个研究的具体领域又体现出自己的研究风格和个性。特别是当20世纪中叶中国学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后，80、90年代所谓学术的复苏，便是直接以30、40年代的学术作为传承和衔接的对象。
一、30、40年代的学术人物
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个性特征，首先是从研究人员的结构变化上体现出来的。20世纪前20年，中国文学研究的人员结构，主要是由晚清学者和“五四”初涌现的一批学术新人为主体。前者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王国维、吴梅等一辈人，后者有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复等。到了30、40年代，这些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大都先后谢世。1920年刘师培病逝，1921年严复病故，1922年被王国维视为晚清第一学人的沈曾植逝世。1924年开晚清翻译小说先河的林纾(琴南)病逝。1927年维新派元老康有为离世，同年6月，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湖自尽。1929年，梁启超因手术失败而亡故。到了30年代中期，章黄学派的章太炎和黄侃，以及章氏及门弟子鲁迅、钱玄同也先后逝世(黄侃1935年，章太炎、鲁迅1936年，钱玄同1939年)。而与此同时，“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学术人才，除了少数在20年代初少年得志外，大多数直至2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浮露水面，开始进入各主要的学术机构或兴趣转向文学研究。如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郑振铎、郭绍虞、俞平伯、杨振声、梁实秋等，都是在20年代中后期才到大学任教。此时的胡适是“五四”以来硕果仅存的现代学术领军人物。经历了20年代动荡政局后的胡适，1930年11月重新回到北京大学过完他的40岁生日，随后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生涯。胡适这一时期对学术最重要的贡献，除了自己身体力行研究学术外，便是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筹措资金，延揽人才。在研究方面，尽管胡适的学术兴趣已转向中古思想史研究，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文学的研究。1931年他的讲稿《中国文学史选例》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12月30日，在国文系演讲“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2年10月30日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在教学上，1934年9月—1935年6月，胡适在国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概要”课程；1935年9月—1936年6月继续开设“中国文学史概要”课程，同时增加了“中国文学史”(前部分由傅斯年、罗庸讲授)、“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与傅斯年、罗庸合开)和“传记专题实习”课程。1936年9月—1937年6月开设“中国文学史概要”课程，并与马裕藻、罗庸、郑奠合开“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在北京大学的建设方面，胡适争取到了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增加了北大的经济实力，使之有能力在学术上做一些事。文学院延聘的人员中，经胡适聘请的学者有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温源宁、叶公超、朱光潜等。北京大学学术声誉的重建，对30、4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的建设，起着稳定和推进作用。(注：参见耿云志编《胡适评传》，P226～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胡适之外，30年代中国学术的构建，在人员组成上，有两批人最值得注意，一是20年代中后期30年代初从欧美回国的留学人员。像傅斯年、杨振声、洪业、陈寅恪、闻一多、梁实秋、朱光潜等；二是30年代中期开始至4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及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培养出来的一批学生，如钱锺书、李长之、程千帆、林庚、王佐良、王瑶等。前一批人对30年代文学研究的贡献，首先是他们对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设。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学术机构，正是通过他们在30、40年代的有效组织工作而声誉鹊起。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所拟定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强调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重要性，使得以后的《史语所集刊》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刊发有所留意，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杨振声本人是新文学家，他在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期间，延聘了包括朱自清、俞平伯在内的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参与者，杨振声之后，朱自清担任中文系主任，此间，闻一多受聘担任中文系教授并一度替代朱自清代理中文系主任。可以说，清华中文系主任人选基本上是由“五四”时期涌现的新派人物掌握。这些人受新文化运动和西方现代文艺思想的影响，有着较为新颖的思想视野，同时又有着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由他们来聘任清华中文系的学者，有不同于传统的选拔标准，如担任国文课程的教授刘文典与杨树达，对新思想也是持开放、接受的态度。有这样一批学者来研讨学术，传授文化，保证了后来清华大学中文系能够持续发展，形成所谓的清华学派的研究特色。(注：关于“清华学派”这一概念，最早由王瑶提出，后有不少人附议。参见王瑶《我的欣慰和期待——在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40周年、诞生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王瑶《润华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30年代从北大、清华、中央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培养出一批学术新人。他们是前一批人的学生，他们的重要不仅是在精神气质上体现了老师的治学风格，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所做的工作比起老师、前辈来更显得具体、系统和扎实，是师辈学术思想的发扬光大。这些后起的学人中，被后世誉为学术大师的人物可能不及晚清和“五四”时期来得多，但这一辈学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真正称得上是专家。如，林庚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李长之的文艺批评、程千帆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钱锺书的中国诗文鉴赏、王佐良的英国文学研究等，都被后来中国学术界所广为认同。上述两批人构成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最主要学术阵容。除此之外，还有两批人值得注意，一批是20年代至30年代逐渐从苏联、日本回国的人员，如周扬、胡风以及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等人，他们不是书斋型的学者，而是专注于社会现实问题的人，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他们的论著更多地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社会思潮特征。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的运用，与这些人有很密切的关系。另一批则是被视为文化立场较为保守的学者，如吴宓、黄侃、汪辟疆、陈衍、柳翼谋、冒鹤亭、唐文治、钱基博等。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有亲和的态度，在学术研究中反对将学术问题与社会现实问题直接挂钩。在他们看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相比，、经济、军事等可能都不及西方，惟独文化上中国文化可以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特别是中国的文学并不见得落后于西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事实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注：如陈衍在回答钱锺书问学时认为，科学技术是西方发达，但文学则是中国的优秀。参见钱锺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他们对30、40年代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教学上，从20年代开始至40年代，他们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像吴宓主持的清华国学院，唐文治主持的无锡国学专修馆，柳翼谋所在的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以及黄侃、汪辟疆对中央大学文史人才的培养，都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注：参见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陈其昌、胡子远《唐文治传略》，收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申耆《柳诒徵传略》，收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另：柳诒徵培养的学生可见《同学子弟传略》，收入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程千帆《＜汪辟疆文集＞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但总体上讲，这两批人在当时的整个学术格局中还是处于边缘状态。所谓边缘，是指他们的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以及学术地位都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像那些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文学的学者，比较多地停留在对苏俄文艺理论和思想观点的译介和初步运用上。如，20年代后期太阳社的一些成员及周扬、冯雪峰等人在30、40年代发表的，除了价值外，其自身的学术思想的成熟程度还不能与同时期研究传统文学的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也就是说，这一时期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及苏俄文艺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的论著，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被后来研究者公认为是学术经典的作品很少。这可能与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的生长环境有关，即苏俄的文艺思想在当时主要还是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受到当局的压制，研究和传播这些思想的学者在政治上也常常受到迫害。因此，这一派的学术研究不可能像别的学术研究那样得到充分的支持和发展。至于像吴宓、黄侃、汪辟疆、柳翼谋、钱基博、陈衍等一批学者，虽然也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机构教学、研究，但他们不是决策者，不构成这些学术研究机构的主流，而且有些学术机构本身也不是学术重镇，而仅仅是作为一种有特色的研究被保留而已。如，吴宓主持的清华国学院虽然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文史研究人才，但整个国学院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从1925年筹办至1929年停办，只持续了四年。后来，吴宓仅仅是清华外文系的一位名教授而已，根本没有学校决策的大权。至于吴宓筹办的《学衡》杂志及他负责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最终也因社会影响越来越小而自动停办。相比之下，像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集刊》、容庚负责的《燕京学报》(有几期由顾颉刚负责)和朱自清、闻一多等参加编委的《清华学报》等，是作为学术机构的正式出版物得到政府和学校的资助，能够连续不断地出版下去，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当然较之前者稳定而巨大，扶植和培养的学术人才也多得多。不仅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学术风格，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学术史上构成了一种现代的学术研究的承传关系。也就是说，所有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学者，大都与上面提到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有这样那样的联系。
目前所见的从学术史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论著，较多地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学者的研究方法、思想观念和学术成果方面。如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黑龙江大学与《文学遗产》编辑部编辑的《百年学科沉思录——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及吕薇芬、张燕瑾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系列丛书等，大都体现了这样的研究特色。但与此同时，对20世纪重要的学者之间的学术思想的交流情况，目前还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更新，与当时学术机构中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员流动有很密切的关系。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人，因受到的教育和成长的经历不同，往往影响到他们看问题和理解问题的方式。譬如，30、40年代文学研究与前20年文学研究的不同，尽管是通过研究方法、思想观念和研究成果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从根本上讲，还是30、4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人其成长背景和知识结构与前20年主宰中国文学研究的学人很不一样了，即30、40年代的四种主要类型的研究者基本上是纯粹的学者为主，而且，30、40年代的思想文化也脱离了文化革命的氛围，进入到一个文化重建的思想阶段。学者们普遍愿意坐下来系统研究问题，那些能够提供给学者研究问题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很快就成为思想文化的研究重镇，那些占据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的研究，也往往能够成为一种主流的研究。相反，那些脱离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倒是容易被学术界所忽略。但在20世纪前20年，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化人，首先是文化革命舆论的制造者，至于整个社会文化空气则洋溢着一种革命的情调。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文学研究很自然地会着眼于新范式的创建，注重学术拓荒，而系统的、精确的研究往往来不及充分的展开。所以，像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有大气象，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但在细节考证及论著的篇章结构安排上依然有不少瑕疵，而较为完整周全的研究要到30、40年代才出现。30、40年代像陈寅恪从史学的角度对唐代诗歌、小说的研究、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朱自清对“言志”、“载道”说的历史梳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夏承焘的唐宋词研究、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钱锺书的古典诗文鉴赏，的确都是堪称典范的专家研究。因此，回顾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进展，应该首先注意到学术研究队伍的构成、变化以及带给一个时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二、30、40年代的学术研究机构
大学和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出现，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们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全面的，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学术研究可以摆脱大学和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影响而单独存在，中国文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而中国现代学术机构首先当推北京大学。虽然北京大学是在蔡元培手里完成现代转型的，但在20年代前期，北大曾一度陷于困境。那些“五四”时期的文化风云人物，差不多都离开了。1920年陈独秀逃离北京到上海，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7年4月，李大钊被害。同年，刚从日本回国的胡适被迫滞留上海，随后几年在沪上靠教书撰稿为生。(注：1928年1月22日，丁文江函告胡适不要回北京，因天津当局审判并杀害高仁山，判词中牵涉到胡适。1929年9月4日，胡适复信周作人，说：“我此时不想到北京来，有几层原因，一是怕搬穷……二是因为二年以来住惯了物质设备较高的上海，回看北京的尘土有点畏惧……三是党部有人攻击我，我不愿连累北大做反革命的逋逃菽。”参见《胡适往来书信集》(上)，P459，P543～544，中华书局，1983。)经济上北洋政府忙于军阀混战，克扣教育经费，教师的薪水长期拖延不发，以至北京高校爆发教师集体向政府索薪的风潮。可以说，在北伐结束之前，中国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定，学术结构的建设也处于停顿状态。一些学人自发组织的学术团体，虽然对当时的学术起到推进作用，但无论规模还是社会影响，都还是有限的，更不要说研究基金的资助了。直到北伐结束，20年代后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1930年11月，胡适重新回到北京大学，1931年1月，蒋梦麟执掌北大校长，聘任胡适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随后，聘任大批留学人员到北大任教，并颁布《国立北京大学学则》。蒋梦麟有美国留学背景，思想上倾向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早在20年代初发表的《北大之精神》中，他就倡导“大肚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这种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他治理北大的活动中。正是由于他的支持，胡适才得以在30年代的北京大学全面实施自己的学术计划。(注：陶希圣曾说：“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校务会议不过讨论一般校务。”“国立各大学之间另有聚餐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内随时举行，有梦麟北大校长，梅月涵(贻琦)清华校长，适之及枚荪两院长……清华会餐席上，适之先生是其间的中心，梦麟是决定一切之人。北大6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6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转引自耿云志编《胡适评传》，P227～2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整个30年代的前6年，在胡适的学术生涯中，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确定了他几乎一生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凡是胡适在未来年代中想要研究的学术问题，在30年代前6年基本都涉及了。诸如中古思想史研究、文学史研究、《水经注》研究、清代重要思想人物研究等等。在文学研究上，他虽然没有像研究思想史那样全身心地投入，但对孙楷第的中国小说研究的提携和推荐，对郑振铎、陈寅恪《西游记》小说研究成果的关注，都是30年代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而且，像胡适这样身处学术主流中心位置的重要人物，他的推荐、介绍，往往会使某种研究和研究者较为顺利地获得学术上的发展。如傅斯年、朱光潜等进入北大就得力于他。傅斯年之所以在1926年回国后很快获得中山大学教授的聘书并兼任中文、历史两系主任之职，后又担任语言历史研究所筹备主任，表面上看，是朱家骅的推荐，其实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傅斯年与胡适的关系。如果不是傅斯年与胡适的关系密切，思想投合，傅斯年是不可能这样容易就获得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的重要位置，更不用说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之职了。同样，朱光潜1933年回国，当时国内学术界了解他的人并不多，他之所以能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也得力于胡适。(注：据朱光潜说：是他的同学徐中舒将朱光潜的《诗论》讲稿交胡适阅读后，胡适聘任朱为北京大学教授。而且，后来筹备《文学杂志》，因朱光潜不像胡适等招人耳目，就由朱担任主编。参见《作者自传》，收入《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其他，像朱自清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周作人担任燕京大学教授，直接间接都与胡适有关。所以，所谓北京大学的影响实际上是体现了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重要学术人物的学术计划在30年代开始全面实施。
与北大并峙的另一学术机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原为留美预备学校，主要以培训为主，直至1928年才确定为大学。首任校长是罗家伦。罗家伦为“五四”时期北大的学生领袖和“新潮”社的骨干，后留学欧美，与胡适是师生关系，与傅斯年、俞平伯、顾颉刚、毛子水等同为“新潮”社的战友。这样的成长经历使他很容易对“学术独立”等自由主义思想产生共鸣。所以，他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新清华的生命在于“学术独立”(注：罗家伦在《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演讲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要国家在国家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是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参见《清华大学校史资料》第2卷(上)，P199，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罗家伦后，清华校长几易人选。1931年12月，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由此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执掌期，也由此拉开了清华大学人文学科最辉煌的建设序幕。梅贻琦是早期清华培养的留美学生，有较长的国内国外的教育管理经验，同时，他的不少同学、朋友多为著名学者。所以，“学术独立”的思想而然在他的治校计划中保持并发扬光大。(注：参见梅贻琦的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收入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P9～11，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清华大学人文学者的研究中兴，得力于梅贻琦校长。清华大学不仅拥有像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这样大师级的学者，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培养出了像钱锺书这样的学术大师以及一大批著名的人文学者。这种人文研究的鼎盛气象，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奇观。清华的治学风格，与北大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差别。这就是清华的人文学者注重材料功夫，强调史料的挖掘和发现。对于新理论、新方法，力求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来体现，而不是像胡适《白话文学史》所体现的那种学风即根据新方法、新理论的需要来裁断材料。清华的人文学者从梁启超、王国维时期开始，就强调对原始材料的阅读和发掘，在有所心得和材料积累的基础上，再借助新的理论手段解决研究中遇到的方法问题。这种治学特点，在随后的闻一多、朱自清等清华学人身上得到继承。如闻一多研究唐诗，他首先是从诗人的生平考证和文本校勘开始，然后转入文学鉴赏；而他研究中国文学史，也是首先从上古文本的字句含义的把握开始，从训诂入手，搞懂字句的确切意思后，再来把握整个文本的思想特征。如他对《诗经》的训诂解读、对《楚辞》的校读，对《周易》爻辞的文字比较，具有非常扎实的研究功底。从20年代中期开始至40年代中期，闻一多对中国文学史各阶段的重要作了深入的研究，对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有了一个清晰的思想轮廓，由此他准备撰写《中国文学史》，并且先期完成了《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收入《闻一多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闻一多因为遇刺而最终没能完成《中国文学史》，但从已有的研究看，不难见出他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其他如陈寅恪先生对唐代诗歌和小说的研究、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对“言志”、“载道”的辨析与梳理等，可以说都体现了重材料和在具体研究中贯穿新方法的研究特点。(注：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史讲义》、《韩愈与唐代小说》，收入《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收入《朱自清全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这种文学研究与胡适所代表的北大学人的研究相比较，显然学术积累过程要长得多。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写作时间不过一年，而闻一多、朱自清，甚至包括浦江清等学者穷毕生之精力，最后还是没有完成文学史的撰写工作。且不说学术上谁的成果更见功力，但就维持这种研究的学术成本和成本看，假如没有强大而厚实的研究机构的帮助，像清华的人文学者的这种研究简直是难以维持的。事实上，从已出版的一些学者如梅贻琦、胡适、朱自清、吴宓、浦江清的日记所反映的情况看，大学体制(包括清华规定的学术休假)的确帮助了这些学者潜心研究学问。
北大、清华之外，其他散布各地的大学，特别是一些国立大学，如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对各地的学术研究都起到了稳定和推进作用。事实上，被今天视为经典性的30年代文学研究论著，许多是大学的讲稿或由讲稿修订而成，其作者则多半在大学任教。这一现象，构成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史最基本的特征。反过来讲，这一文化现象说明，离开大学和现代学术研究机构来研究20世纪学术史(包括文学研究的进程)，对影响学术史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的阐释，就会缺乏说服力。譬如，为什么30、40年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一般都是以史见长，如小说史研究、批评史研究、文学史研究等。这种研究格式大概与大学教学以史为线的系统讲授方式有某种联系。再譬如一些学者的研究之间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关系，但假如将各种研究深入对比的话，就会发现研究者之间在大学、研究机构中任职，就近交流，往往会相互影响。如30、40年代清华学者注重材料阅读、体验的治学风格，实际上与20年代梁启超、王国维开创的学风有关，而30年代像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等继续这种学风，使得清华培养的学生以及相关的学者都沾染上这种研究风气。因此，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沿革及源流，应该看到大学和学术机构对一个时期学术研究的整体影响作用。
三、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就具体的研究而言，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整体上是朝系统化、专业化的方向。许多后来被当做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专业方向，如文学史、小说史、文学批评史、新文学史、戏曲史、俗文学史、晚清小说史、词学研究等等，大都在这一时期，确立起自己在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有些专业的研究，尽管起步比较早，如中国文学史研究、小说史研究、戏曲史研究、唐诗研究、楚辞研究等，但其中较为成熟的研究和各大学中文系作为专业课程普遍开设，大概是在30、40年代。而且，这种研究的成熟与其在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课程地位的确立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研究的发展使得某种专题研究上升到一种专业知识的水平，成为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的常识。如小说史、文学批评史在以往的大学教学中是根本没有的，就是一般研究文学的人也不觉得缺乏小说史、批评史方面的知识是一种职业缺憾。但到了20世纪30、40年代，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假如还是不了解中国小说史、批评史，在文学研究中不涉及这方面的知识，一定无法适应当时文学研究的发展需要，将被现代学术所淘汰。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钱本人是以中国传统的诗文为文学正宗的，所以在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一开始不论康、梁，也不讲陈独秀、胡适，辟首便是“方民国之肇造也，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谭王ｋǎｉ@①运云”。即便如此，钱基博在书中论及具体的文学史现象和作家作品时，也不得不涉及到传统诗文之外的文体类型。如，书中不仅设立了“曲”这一章节，而且还有“新文学”这一编。在“新文学”一编中，专设一章谈“白话文”，其中涉及到周树人(鲁迅)的小说翻译和小说创作。(注：钱基博认为，“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参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P556，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这说明小说不仅成为文学史编撰体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对小说的文学史评价必须建立在小说研究的基本常识的基础上。如果还是以传统诗文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小说，并缺乏小说研究的常识的话，就会像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评价鲁迅小说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因对研究对象缺乏了解而产生的研究隔膜。从现代学科的分类角度来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我们会注意到，在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延续了20年代“整理国故”的思路，即用现代的学术眼光重新审视和估价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价值。所以，差不多所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中都体现出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态度。从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总论》、林庚的《中国文学史·自序》和朱自清先生评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三人的批评史所体现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态度看，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强调批判吸收传统文化的研究思路几乎是一致的。最极端的如闻一多先生，他从20年代后期开始至40年代中期，差不多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潜心中国文学史研究，而在回顾自己的这种钻“故纸堆”的研究经历时，闻一多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药方了。”(注：1943年11月25日闻一多致臧克家的信，收入《闻一多全集·书信》(12卷)，P380，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换句话说，他研究中国文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当然，在涉及具体的文学研究问题时，30、40年代的研究者较之以往的学者更加理性，他们基本上跳出了“信古”和“疑古”、“文言”和“白话”、“死文学”和“活文学”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格局，而采取“释古”的办法，努力将一个个具体的学术问题讲清楚，然后再来评价。就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总论中所表达的，尽管中国传统文学发展中存在种种的不足，但中国文学，包括文学批评，自有其可以注意的地方。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经验依然有值得重视和的地方。那么如何来展开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呢?30、40年代的学者大都是从材料整理入手的。如，陆侃如作《中古文学系年》，从1937年至1947年，考证了上至公元前53年扬雄生，下抵公元351年卢谌死这400年间152位作家的生平、著述及其作品系年。在他与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中，对《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重新考订，将一些历史流传过程中附加到作品上的疏解内容，与作品本身分离开来，还《诗经》、《楚辞》以原本的文学面目。(注：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完稿于40年代，后又对原稿进行修改，1985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分上下册出版。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诗史》，30年代出版，1996年3月被列入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山东大学文史书系”重版。)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中特别提到对唐、五代“变文”，金、元“诸宫调”，宋、明短篇平话和明、清宝卷、弹词的搜集、整理工作。而他本人对中国传统典籍的搜购更是不遗余力，抢救购买《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便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段感人故事。(注：有关郑振铎搜购《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的事迹，可参见吴文祺《回忆“孤岛”时期的郑振铎同志》、郑尔康《一座文化宝库的抢救经过》，收入陈福康编《回忆郑振铎——纪念郑振铎诞生90周年和逝世30周年》，学林出版社，1988。)另外，在传统研究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也是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特色之一，像龙榆生创办《词学季刊》开创词学研究新领域、阿英出版《晚清小说史》首开对晚清小说系统研究的先河、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目录》着眼于中国小说版本目录学的研究等等，改变了20世纪前20年对中国传统文学过于简单的否定态度，使得原本缺乏生气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重新恢复了元气，诞生出一批名家名作。
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30、40年代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最大的贡献之一，要数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研究了。尽管在这之前，胡适于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专列一节介绍新文学，但系统的研究还是从20年代后期，特别是从30、40年代开始的，不仅诞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并且在1949年之前，新文学史已成为一些大学中文系开设的课目之一。(注：从学科的角度，一般国内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确立。参见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在“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王瑶《润华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新文学研究从“五四”时期最初的作家作品评论、文学现象分析起步，发展到20年代后期开始在一些大学开设讲座，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批书稿。如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以及延迟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出版的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基本都是讲稿或讲稿修订而成。这些论著与同一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相比，学术思想的成熟程度可能要弱一些，但因研究对象是当下的文学，所以社会影响反倒不小，常常会因评价不同、文学史的分期不同而引起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后，朱自清、陈子展、钱锺书等不同意周的观点，而各自撰文抒发己见。这时论新文学史的著作，学术上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从文学史的流变过程来强调新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环节，周作人是将新文学与明代文学衔接起来，陈子展是将新文学与晚清文学联系起来考察。这与20世纪20年代不少新文学家力求将新文学从传统文学中分离出去的做法，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文学运动自身的发展对研究也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从文学研究方面来看，30、40年代有三大文学现象值得关注。一是30年代中期，由新文学家集体编撰的10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包括蔡元培、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郁达夫、朱自清、郑振铎、阿英等在内的新文学家每人负责一卷，将五四以来第一个十年中的作家作品及文学史料汇编在一起，从总体上显示新文学的实绩，由此也让研究者意识到新文学同样可以成为一种研究、一门学问。二是郭沫若、周扬、冯雪峰、胡风、邵荃麟等一批有着左翼思想倾向的学者、评论家、作家对新文学作家作品的阐释，着重从典型、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从文学的认识功能着眼，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美学价值。这可以视为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本精神在30、4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自发体现。假如没有评论家、作家自发地对文学问题有这样的解释以及这样迫切的解决问题的需要，大概也不会有《讲话》这样集中、全面地从理论上来探讨和回答新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问题了。三是30、40年代新文学的不断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理论探讨，促进了新文学朝总结已有经验的研究方向发展，对后来的新文学研究提供了思想启发。
四、30、40年代的文学研究论著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回顾30、40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一时期成熟的研究论著特别多，整体水平达到了20世纪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准。被后来各专业视为经典的研究著作，大都在这一时期完成或出版；被后人视为20世纪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如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钱锺书等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其著书立说牢固地确立起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从此之后，中国文学研究虽然也有过短暂的高峰期，如“文革”以前和80、90年代，也新出现了不少专家、学者，但那样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却再也没有从我们文学研究的学术土壤中破土而出，堪称学术经典的研究著作也是少之又少。所以，对照之下，这一时期的研究论著的写作经验更值得后人总结。
在不少人看来，30、40年代的文学研究的成熟得益于那些杰出的学术天才的个人努力。不错，像陈寅恪、闻一多、钱锺书这样的学者在学术史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另一方面，天才人物的思想轨迹和研究成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研究成果需要积累，这是学术史的常识，但为什么有的时候积累可以变成一种知识突破，而有的时期却只能处于一种无声无息状态呢?这涉及学术研讨的思想背景和具体条件了。30、40年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就研究本身而言，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一种促使学术生长的空间已经成熟，这主要是指一批大学学报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得以在学术规范的指引下，系统而有条不紊地推出最新研究成果。30、40年代在文学研究领域最具权威影响的学术刊物，如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清华大学的《清华学报》、燕京大学的《燕京学报》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史语所集刊》都诞生于20年代，当时都还处于草创阶段，虽有一些成果，但学术声望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也没有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研究形成全面的影响。从30年代开始，这种影响就显得非常突出，可以说，那些专门研究文史的学者很少有人不关注上述刊物上的学术成果了。从胡适、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钱锺书等重要学术人物的书信、日记及探讨的问题所反映的情况看，这些刊物实际上起到了学术讨论的公共作用。一些重要的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问题，常常是通过这些刊物最迅速、最集中、最详尽地反映出来。譬如《燕京学报》，不仅每期刊发一定数量的文史研究论文，而且刊物还专设“国内学术界消息”、“出版界消息”和“书评”栏目。当时最新的学术研究动向和成果，非常及时地在这些栏目中反映出来，而从掌握的材料及对研究的熟悉程度看，撰文的作者的确是学术中人。再譬如北大的《国学季刊》设有“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一栏，其中就刊登国学门委员会认可的研究者名单及研究选题。这些学术刊物刊发的文章有些特点值得注意，一是研究对象清一色的都是传统文学，没有一篇研究新文学的。这反映出30、4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学术机构的主流倾向。二是传统文学研究中，一般对《诗经》、《楚辞》、《周易》、《庄子》中的文字训诂考证、唐代文学中的作者生平考证、佛教影响和敦煌变文研究、戏曲史中的元杂剧、南戏、北戏篇目内容的考订、批评史中的具体概念的辨析、小说史方面对作者生平、版本的考证及小说篇目的统计、诗词研究中的文学赏析等较为偏重，并逐步形成了以上述研究为核心，新的文学研究成果的整合。如，陈寅恪从唐代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唐代文学的分期、文学样式、文学风格的影响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闻一多对唐诗的系统研究；钱锺书从文体风格的角度，将唐宋诗视为两种风格形态而进行的理论论述，以及朱自清的论文集《诗言志辨》、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陆侃如、游国恩、郭沫若的楚辞研究、孙楷第的小说版本目录学研究等，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研究成果。三是所有这些研究都贯穿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无论材料的考证，还是论证方法，已不是中国传统的国学研究所能涵盖，而是借鉴和吸收了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同时又兼顾中国文学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的特点和需要。所以，这些研究不是简单照搬外来理论，而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吸收各种研究方法并融会贯通，形成有自己研究特色的研究方法，或者说，这些新铸就的文学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形态。四是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大都偏重于史的研究，纯粹的文学理论的研究论著较少。在这方面当时较有学术影响的代表人物及作品，大概要推朱光潜和他的《诗论》了。该书在1944年获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1943年度学术二等奖，这也是纯理论著作在40年代获得的国内最高学术奖。(注：参见1944年5月5日《新华日报》报道：《学术评议会昨日续开大会，选拔得奖作品和发明，闻一多朱光潜得二等奖，洪深得三等奖》。其中闻一多得奖论著是《楚辞校补》，洪深得奖的作品是《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
应该说，在上述主流学术出版物中，新文学研究是没有立锥之地的，而且，新文学研究本身才刚刚起步，其学术积累和研究所达到的成熟程度，的确无法与上述传统文学研究相媲美。所以，就学术经典而言，新文学研究几乎没有这样的论著出现，包括像新文学家出身的闻一多、朱自清、郑振铎、郭沫若等，在30、40年代的主要精力也转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但就新文学研究而言，30、40年代还是有一些重要的论著和文章发表。从研究方面看，1930年11月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的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2年北京人文书局出版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及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等论著影响较大。从文献价值看，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的导言和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后来的新文学研究有着长久、深远的历史影响。特别是毛泽东的《讲话》，成为解放区及新中国建立后指导文艺工作的政策依据，这些历史文献在新文学研究中所留下的痕迹，直至今天依然存在。
从学术的人员构成、大学体制的组织形式、研究的学科分类及学术成果的出版完成这四个方面来概括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状况，不仅使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文学研究自身所呈现的特征，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这一时期所谓的文学研究的深化所形成的历史氛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极其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