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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与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比较

来源：岁月联盟作者：朱庆华时间：2010-08-13

摘要：赵树理、高晓声之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明显不同。具体表现为散点透视与追踪反映、观照问题与审视灵魂、凡人大事与奇人奇事、明丽欢快与含泪微笑及简笔勾勒与细节描绘。于此略作比较。

关键词：赵树理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比较

Abstract: Clearly different creative personalities can be seen between Zhao Shuli’s and Gao Xiaosheng’s village novels. These differences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dispersedly points perspective between pursuit

reaction,

problem focused between soul surveyed, the common people with events between the strange people with

strange tales, happiness with enchantment between smile with tears, and briefly outlined between specific

description. Here we will do some comparison from the above aspects.

Key words: Zhao Shuli; Gao Xiaosheng; village novels; creative personalities; comparison

自文学奠基者鲁迅创造性地将农民引进小说领域，真诚地将他们奉为作品的主人公之后，农民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不渝的审美对象，农村题材小说川流不息，蔚为大观。其间，赵树理、高晓声脱颖而出，自成一家，业绩卓著。此就赵树理与高晓声两位大家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略作比较。

1 散点透视与追踪反映

赵树理曾极坦诚而直率地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1]工作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是赵树理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反映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这既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原动力，也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根本宗旨之所在。赵树理视小说为提出、反映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的载体，这就势必使其小说创作围绕着“问题”转——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赵树理之小说创作。正因为如此，当赵树理发现有的基层政权被坏分子钻了空子，腐朽的封建思想仍在农村大行其道时，便写了《小二黑结婚》；当赵树理发现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需要大力倡导时，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当赵树理发现党的土改政策被曲解，中农的正当利益被侵害时，便写了《邪不压正》；当赵树理发现农村妇女的地位仍极其低下，其正当权益常被践踏，妇女们应勇敢地争取自己做人的地位时，便写了《孟祥英翻身》；等等。矛盾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可以说，哪里有工作，哪里就必定有矛盾，有问题。由于问题（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不同的问题常常分属于不同的体系；即便是同一体系内的问题，限于观察视野，也常常令观察主体管中窥豹，挂一漏万，这就决定了以反映问题为旨归的赵树理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散点透视的特征，即只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工作问题去反映农村的风云变幻；一部部精彩的作品犹如一颗颗散在的明珠，虽熠熠闪光，但未能成串成条，形成一体。

高晓声“一直致力于描写和反映中国农村体制改革和农村命运，对普通农民在农村各个时期的物质和精神变化作追踪式的描写。”[2]《李顺大造屋》虽使阔别文坛20余年后的高晓声声名鹊起，但真正奠定高晓声在中国当代文坛重要地位的却是他那“上城出国十二年，小说一篇写白头”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陈奂生系列小说主要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作品，创作时间前后历时10余年，横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对主人公陈奂生之生存状态的跟踪式描绘，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幅农村生活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深刻地概括了新中国30年的农民的命运。特别是突出了农村改革全过程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全过程。”[3]恰如有的论者所言：“我们认识了陈奂生，从而认识了一个时代”。[4]在以文学为时代立传时，高晓声与赵树理所取之散点透视的方式不同，选取了追踪式反映这一模式，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历史的纵深感。

2 观照问题与审视灵魂

尽管赵树理名垂千古主要得益于他那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但于其革命一生而言，创作仅是其中小小的一个部分。赵树理首先是一名党的农村基层工作者，其次才是一名文艺工作者。事实上，赵树理对农村工作的热情超出了他对文艺工作的兴趣。“他平时从来不谈文艺工作，也不见他写什么东西，却爱参与社里的工作，事无巨细，都要了解得一清二楚。”[5]当一位一同下乡的作家无意间抱怨个把月来几乎没写过一个字时，赵树理却认真地说道：“你是说没写创作？可是这个把月，你在农村做了多少具体工作啊！”“写一篇小说，还不定受不受农民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么！可惜我这个人没有组织才能，不会做行政工作，组织上又非叫我搞创作；要不然，我还真想搞一辈子农村工作呢！”[6]赵树理在其一生中，“写下过不少对农村各方面工作的种种书面建议和理论探讨文字，直到他身后劫余的文稿、纸片中也还有这类文字。”[7]于赵树理本人而言，农村工作与文学创作两者，他更注重、更向往的恰恰不是曾给他带来莫大荣耀的文学创作，而是现实的农村工作。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赵树理何以竟能在全国上下一片狂热的1959年就写出了石破天惊的万言书《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了。赵树理之所以要执笔为文，主要的并不是为了审美，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而是为了“干预生活”，借文学这一特殊的载体来反映工作中的问题，唤起人们对问题的注意和解决！“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8]赵树理之文学创作，尽管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各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对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及时以小说的形式予以审美观照，文学是其形，问题是其实。

1957年，高晓声因“探求者”一案被遣送回乡劳动，时隔20余年后，重返文坛的高晓声，再度执笔事文的目的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9]实现文学的“摆渡”作用：“启发农民进行自我认识……使自己不但具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确实实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本领。”[10]高晓声之文学创作，尽管也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地表现了新中国农民的喜怒哀乐，出色地描绘出一幅幅跃然纸上的农村生活的真实画面，但他“更注重于对他们心灵世界的探索”，更着力于“摄录下社会迈步的足音和人物灵魂的演进。”[11]这正是高晓声文学创作的深刻之处，也是高晓声高于同时代反映农村生活的别的作家的地方。在谈及《李顺大造屋》时，高晓声坦言：“李顺大在十年浩劫中受尽了磨难，但是，当我探究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浩劫时，我不禁想起像李顺大这样的人是否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一点责任。”“我本想让读者看完这篇小说之后，能想到：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九亿农民有了足够的觉悟，足够的文化知识，足够的现代办事能力，使他们不仅有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实有当主人翁的本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四化建设才会迅猛前进。如果我的话不能引导读者去想到这一点，那么，小说的缺陷就是严重的了。”[12]不难看出，高晓声创作《李顺大造屋》的动机主要是在于解剖主人公的灵魂。作者认为，倘若作品不能对主人公灵魂作出成功的深刻剖析、没能引导读者走进主人公的灵魂世界，那么，作品就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失败之作。小说《李顺大造屋》从表层上看，写的是李顺大历尽坎坷，用近30年的时间最后建成三间普通房屋的辛酸故事，以此尖锐地揭露了“左”倾错误对农民命运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但从更深层来看，小说的巨大成功与高超之处却在于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李顺大身上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性意识及其主人翁精神严重匮乏的“跟跟派”的思想。高晓声复出文坛一执笔，便毫不犹豫地将创作动机定格在对人物灵魂的审视上。其后，高晓声之创作继续沿着这一道路高歌猛进，无论是历时10余年的陈奂生系列小说，还是《老友相会》、《水东流》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在审视灵魂方面均有出色表现。总观高晓声之创作，审视灵魂乃其首要的追求。

3 凡人大事与奇人奇事

从“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及“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等言可见赵树理笔下之事，决非轻而易举所能解决的小事，而是非下决心，花大力气，不解决就可能直接危害革命工作的大事、要事。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在党的培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如二黑、小芹、孟祥英，还是背负着数千年因袭之重轭但正逐渐走向觉醒的中间人物如二诸葛、三仙姑、老秦；抑或是被历史无情淘汰出局的反派人物如金旺、兴旺、阎恒元，他们都是芸芸众生中平凡而普通的一个，身上不带半点的神光异彩。凡人大事是赵树理小说创作在取材上的一大特色。例如，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中的人物，无论是农村新人如二黑，还是落后的老一辈农民如二诸葛，或者是反动人物如金旺，都是其同类人物中普通的一分子，但作品所反映的问题，却是事关革命之成败：通过金旺、兴旺，作品尖锐地揭露了有的基层政权破坏人钻了空子的严重问题，倘若不能保持红色政权的纯洁性，党终究有一天会失去民心，革命必将惨遭颠覆；通过二诸葛、三仙姑，作品又形象地说明了封建流毒仍在农村肆虐的严峻性，倘若不能及时地引导农民，农民，促使广大农民真正的觉悟起来，革命事业就难以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与赵树理取材于凡人大事相比，高晓声小说创作的取材特点可归纳为奇人奇事。着眼于一个“奇”字是高晓声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高晓声题材小说之人、之事，往往染上些许传奇之色彩。《李顺大造屋》中，为造三间普通房屋，竟使李顺大经受了三起两落的磨难，竟耗去了其30来年的人生岁月，实乃版之天方夜谭。另外，李顺大为造房屋而采取的那种最原始而令人心酸的聚财方式，李顺大生怕自己一觉醒来后因变“修”而背上遗害无穷之黑锅的荒唐之举，李顺大看不懂世情而吟唱的希奇歌等等，也大大地加重了小说的传奇色彩。在《陈奂生上城》中，住五元钱一天高级房间、坐过吴书记小车的奇遇，回家路上阿Q式的精神畅游，村里人前居后恭的变脸，也给陈奂生增添了浓重的传奇色彩。在高晓声笔下，即使作品整体缺乏传奇性，也尽可能要营造出局部的传奇性。例如，在小说《极其简单的故事》中，作者就局部地展现了主人公陈产丙的传奇色彩：中长个子、圆头、圆脸、圆身子、圆肩膀，雄浑壮实，直使人觉得他有一股大力气透过衣衫漫溢出来，咄咄逼人。五十岁了，参加集体劳动从未觉得过劳累，钉耙、铁塔，在他手里如舞灯草，一百五十斤的担子，成天挑着还说“等于休息”。他和大家一样每天赚十分工，有力气也出不了，还得省点精神去找外快，因为他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食。吃过夜饭，提一根扁担跑十里路上火车站做挑夫，搞上半夜，有时能赚块把钱。在现实生活中，要找出赵树理笔下的二黑、二诸葛、阎恒元之类的人和事，也许并不困难，但要找出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陈奂生、江坤大等人和事来，那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其人其事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一抹奇光异彩，“奇”是高晓声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因为如此，高晓声后来写出《山中》、《鱼钓》、《飞磨》等那么多充满荒诞奇幻色彩的小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4 明丽欢快与含泪微笑

无论是赵树理还是高晓声，他们都写“拨开乌云见太阳”这样的题材，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在具体创作时，二者又有显著不同。赵树理着力于“见太阳”这一重心，而高晓声则致力于表现“拨”之艰难之一重心，这就使赵树理之作品呈现出明丽欢快的特点，而高晓声之作品则呈现出冷峻苦涩之格调，是一种含泪的微笑。

赵树理创作最灿烂的时期当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此时此刻，中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百折不挠、斗志昂扬地夺取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正意气风发、热火朝天地建设着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地位人人平等，物质生活日渐改善，思想观念除旧布新，昔日饱受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扬眉吐气地翻了身。赵树理以其如椽大笔及时展现了中国农村在风云激荡的大变革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新气象、新风貌。在赵树理笔下，二黑、小芹、孟祥英、金桂、三喜等一代农村新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成长起来；二诸葛、三仙姑、老秦、李成娘等背负着因袭之重轭的老一代农民正在势不可当的时代洪流裹挟下缓慢而艰难地转变着、前进着，而金旺、阎恒元、李汝珍等邪恶势力却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得粉身碎骨。正义战胜了邪恶，进步击败了落后、乐观代替了感伤、团圆消弥了悲剧，明丽欢快成了赵树理小说最强烈的格调，而行文的简洁明快、语言的风趣幽默，更使这明丽欢快的气息充溢于赵树理小说的字里行间。

高晓声之农村题材小说不仅对中国农民之命运作了深刻揭示，更对农民之灵魂世界作了严肃解剖。尽管用语诙谐，故事富有传奇色彩，作品呈现出相当的喜剧性、幽默性，但在这喜剧与幽默之后，却不乏扑面而来的冷峻苦涩，是一种含泪之微笑。例如，在《“漏斗户”主》中，陈奂生背了一身的粮债，十几年来，年年亏粮，越亏越多，等一年口粮分下来后，还了债，差不多连做年夜饭的米都没有了。在那需要“改造肚皮”的年月，亏了粮，要能借得着吃还真不容易，因为各人都只有自己的一份粮，连填饱自己的肚皮都勉为其难。为此，陈奂生变得越来越沉默、表情也越来越木然了。有些黄昏，到朋友家闲逛，两手插在裤袋里，低着头默默坐着，整整半夜，不说一句话，把主人的心都坐酸了，叫人由不得不产生“他吃过晚饭没有？”的猜测，由衷地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而他则猛醒过来，拔脚就走，让主人关门睡觉，而这样的时候，总给别人带来一种深沉的忧郁，好像隔着关了的大门，还听得到夜空中传来他的饥肠辘辘声。这可真是一口饭难倒顶天立地的英雄汉。然而，这落难的英雄还得不到一些人的理解而受嘲讽：“只要给他一支烟，他能跟你转半天。”甚至一个星期只烧一顿米饭，背后也有人指责他“有了就死吃”。村上人对他的戏称“投煞青鱼”，不仅反映了他的性格，更表明了他的险恶处境：他就像一条围在网里的青鱼，心慌乱投了！最后，历尽磨难、渡尽劫波的“漏斗户”主陈奂生终于有了够他一家过日子的粮食，当“司称员开始工作起来，一箩箩过了称的粮食堆放到陈奂生指定的另一块干净的空地上，堆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陈奂生默默看着，看着……他心头的冰块一下子完全消融了；冰水汪满了眼眶，溢了出来，象甘露一样，滋润了那副长久干枯的脸容，放射出光泽来。”谁能说这不是一个“大团圆”式的美好结局，然而，与赵树理笔下《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中的“大团圆”相比，这样的“大团圆”却不免“团圆”得令人心酸，心欲喜而泪先流，欢快之中又有几多之惆怅唏嘘！

5 简笔勾勒与细节描绘

故事性强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这种从中国传统文学中继承而来的故事性，主要体现在情节的波浪起伏、环环相扣、头尾完整上，是以“情节”本身的魅力取胜，令人欲罢不能；至于细节描写，除偶有所为外，常常不被重视，与情节相比，显得相形见绌。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叙述策略，就是对故事、对人物往往只作简笔勾勒，很少有浓墨重彩的工笔描绘与细节刻画。例如，在《小二黑结婚》中，为刻画二诸葛真迷信这一性格特点，作品极成功地嵌入了“不宜栽种”这一典型事例，但在叙述时，作者对这一能很好凸现二诸葛性格特点的典型事例却是三言两语地带过，未作必要的重笔描绘。有人认为，赵树理“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13]赵树理之创作，故事之所以失之粗糙，人物之所以个性不够鲜活，这与其简笔勾勒的叙述策略是颇有一些关联的。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力争让人物立起来，这是高晓声小说创作的重要追求。为此，高晓声“要找到能够表现这个人物性格的特征性的细节”，[14]通过富有生命力的细节来凸现人物个性。例如，在《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住进了五元钱一天的高级房间，未付房费前，陈奂生是那般诚惶诚恐，小心翼翼，胆小得连坐都不敢坐，是拎着鞋子光着脚儿跨出了房间，而付了五元钱房费之后，陈奂生仿佛完全换了个人，肆无忌惮地享受、甚至是“糟蹋”起房中设施来，再也不怕踩脏房间，再也不怕擦脏了提花枕巾，再也不怕坐瘪了皮凳……哪怕是把房间弄成猪圈也毫不在乎。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一典型细节的工笔描绘，将陈奂生那淳朴与愚昧、憨厚与狭隘等中国农民所具有的小生产者性格心理的两个侧面极形象地揭示了出来。高晓声之小说，也用白描，但在这白描中，也不乏精彩的工笔描绘。例如，在《李顺大造屋》中，写到李顺大全家为造屋而采用最原始的经营方式去积累每一分钱，那精彩的白描是令人过目不忘的：有时候，李顺大全家一天的劳动甚至不敷当天正常生活的开支，他们就决心带饿一点，每人每餐少吃半碗粥，把省下来的六碗看成了盈余。甚至还有这样的时候，例如连天大雨或大雪，无法劳动，完全“失业”了，他们就躺在床上不起来，一天三顿合并成两顿吃，把节约下来的一顿纳入当天的收入。烧菜粥放进几颗黄豆，就不再放油了，因为油本来是从黄豆里榨出来的；烧螺蛳放一勺饭汤，就不用酒了，因为酒也无非是米做的……与赵树理之简笔勾勒的叙述策略不同，高晓声小说中，常有精彩的细节描绘，因而能使人物个性更鲜明突出，故事也更生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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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M].赵树理文集：第4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1882.

[2]陈思和，李平.中国当代文学[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326.

[3]金汉，等.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504.

[4]阎纲.论陈奂生[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4）：28-38.

[5]戴光中.赵树理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283.

[6]康濯.写在《赵树理文集续编》前面[M].陈荒煤，等.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146.

[7]康濯.《赵树理文集》跋[M].赵树理文集：第4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2228.

[8]赵树理.也算经验[M].赵树理文集：第4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1592.

[9]高晓声.且说陈奂生[J].人民文学，1980，（6）：110-112.

[10]高晓声.开拓眼界[J].小说林，1983，（7）：65-66.

[11]吴宏聪，范伯群.中国文学史[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