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意识启蒙
【内容提要】
新文学的引导、现实的需要、博大的爱心、革命的召唤是赵树理立志对农民兄弟进行意识启蒙的深刻原因。自由意识、平等意识、主人意识、民本意识、求实意识、意识、意识是赵树理对农民兄弟进行现代意识启蒙的主要内容。在以文学为载体对农民兄弟进行现代意识启蒙这一伟业上，赵树理第一个成功地写下了他者无可替代的华丽而厚重的灿烂一笔。
一
“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①可见，赵树理从事创作的目的，是为了一步步地去夺取封建小唱本的阵地，意即用现代意识去驱除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兄弟思想上的封建意识。纵观赵树理一生之创作实践，无论是解放前，抑或是解放后，现代意识启蒙始终是其矢志不渝的追求。赵树理立志对农民兄弟进行现代意识启蒙，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1.充满新道德的新文学引导其启蒙
赵树理的出生地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地处太岳山脉的南端，为崇山峻岭中一座小小的山村，离城关有120华里，是地地道道的偏僻山村，甚是闭塞。所幸1925年，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赵树理考取了位于晋东南首府长治城的山西省第四师范学校。在这里，赵树理第一次接触了充满新思想、新道德的新文学，并很快为其所陶醉。在历经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失败后，中国的先驱者痛感当务之急既非科学革命，亦非革命，而是思想革命。没有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革命即使取得了胜利（如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那也是暂时的，最后仍不免以失败告终。因此，先觉者们为救国救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旨归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扬“德先生”与“赛先生”。在思想革命滚滚大潮的裹挟下，文学界也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学革命，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作家以笔为枪，以文为载体，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道德，积极鼓吹以人为本的“个性解放”思想，对被封建道德所桎梏的愚昧国民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新文学气象万千，当赵树理“含着眼泪看完了祥林嫂的悲剧，闰土的变化，阿Q的大团圆结局时，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尉迟村的‘老字辈'和‘小字辈'，想起了他们相似的遭遇和命运，他们同等的麻木和不觉悟。他想，要是让家乡的父老兄弟也听到鲁迅讲述的故事，使他们从中看清自己的面影，自己的不幸，自己的愚昧，他们必定会和自己一样觉悟起来，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抗争。一九二六的暑假，赵树理带着这样的理想和一大包书籍，兴冲冲回到家乡，准备实行他拯救农民的思想革命。”②由此可见，新文学不但启发赵树理走向觉悟，而且促使正走向觉悟的赵树理以此去推动那些仍在酣睡不醒的广大农民兄弟的觉醒。当年的赵树理，对新文学充满着无限仰慕之情，走新文学那样的启蒙之路，正是赵树理所希望的。
2.为封建意识所笼罩的现实世界需要其启蒙
赵树理投身革命的年代，封建意识弥漫着整个中国，尤其是赵树理的故乡，封建思想更是根深蒂固，蛮风恶俗，骇人听闻，如与沁水相邻的翼城东山里，人们笃信有个东山大王是要享受初夜权的，所以在新婚之夜，新娘必须被叔叔哥哥等亲人按住，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新郎为所欲为，而此时，围观者则是越多越好，因为人越多，东山大王就越害怕，如此新娘就可幸免于难了。在这一带，形形色色的宗教会道们更是多如牛毛，各以其五花八门的招数蛊惑百姓，广收门徒，赵树理一家就是“教派林立”，祖父、祖母信奉“三圣教道会”，母亲及其娘家信奉“清茶教”，父亲赵和清则迷恋于传统的阴阳卦术而不可自拔，而赵树理也曾和其前妻一道加入过“太阳教”。在这种愚昧文化氛围中，赵树理耳濡目染，深受其害，小小年纪便把《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算命的一套背得滚瓜烂熟，16岁成亲后，甚至也装腔作势地对比他大一岁的妻子马素英摆起大丈夫的架子来，令她服从。封建思想甚至在业已建立民主政权的根据地也仍是大肆猖獗，如在婚姻问题上，父母包办婚姻仍是一种普遍的婚姻模式，以至发生赵树理名作《小二黑结婚》中二黑与小芹的原型岳冬至、智英祥那样的恋爱悲剧，更为可悲的是，面对岳冬至的悲剧，不但村里人不以为然，甚至连智、岳两家的人也觉得教训教训岳冬至是应该的，只是觉得不应该打死而已。由此可见，封建意识是怎样渗透于国人灵魂之中了。险恶的现实环境，让从封建营垒中叛逆出来的赵树理迫切感受到启蒙的必要。
3.博大的爱心决定其乐于启蒙
纵观一生，赵树理始终有着一颗博大的爱心。早在童年时期，博爱的种子就播撒在他的心田。“赵树理是个很听话的孩子，祖父叫他做的，他照行不误，不让他做的，他坚决不做。晚年的祖父，强调积福行善，不做亏心事。他也都继承下来。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作善恶之行记录的习惯。在开头，是划杠杠，做了好事划竖杠，做了不好的事情划横杠。到后来，改成放豆子，做了好事，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骨放两颗……在他的罐子里，白豆总是比黑豆多得多。”③可以说，在他幼小的心灵，善恶之念泾渭分明，善恶之行势同水火，在祖父的管教下，赵树理自小形成了对“善”的亲和力，对“恶”的离心力。乡风习俗是成就赵树理“善”之品格的又一重要因素。尉迟村原叫吕窑，唐太宗时，大将尉迟恭不满太宗迫害忠良的做法，打抱不平，杀了赃官，逃离京城长安，隐姓埋名，流落此地，并向村民密授编簸箕技术，后改村名以为纪念，村中建有尉迟庙，香火甚旺。尉迟恭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人格风范，以及世人对尉迟恭的敬仰之情，也对赵树理博大爱心的养成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他这种自小养成的博爱之心，在其一举成名之后，始终保持完好，乐善好施是其一生不变的习惯，即使是在备受摧残、行动失去自由的非常岁月，他也忘不了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路上碰到一块绊脚的石头，定要设法搬走，以免别人再绊倒；遇到一个拖着鼻涕的小孩，便会掏出手绢替那个莫名其妙的小孩擦去鼻涕，有时还给素不相识的拉屎的孩子擦屁股。”正是这样一颗博大的爱心，使赵树理无法容忍千百万农民兄弟继续匍匐在封建重轭之下，促使其以文学进行现代意识启蒙，引导广大农民兄弟尽快觉悟起来、行动起来，积极争取幸福美满的生活。
4.革命的需要召唤其启蒙
随着抗战的深入，日寇对根据地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一面是残酷扫荡，一面又大肆进行文化侵略与渗透，指使汉奸利用群众的愚昧落后来闹事，如1941年，太行腹地的黎城就出现了一个由汉奸把持的迷信组织“离卦道”，10月12日，离卦道头目召集信徒，妖言惑众，胡说抗日政府里妖精作乱，县长是丧门神下凡，公务员全是鬼怪转世，不杀尽他们，黎城百姓就难逃劫难，乃至出现了五六百名无知道徒吞下灵符，高举刀棍，在汉奸唆使下攻打县政府的暴乱。暴乱平息后，朱总司令沉痛指出：“在军事上我们的武器比敌人差，但我们都打了胜仗；在政治上，我们掌握着真理，但我们却打了败仗”。离卦道事件向党敲起了警钟，封建迷信思想已成为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阻力，如不及时加以清除，必酿大祸，遗害无穷。为此，1942年1月26日，来自各行各地各组织的400余名文化人云集清漳河畔的曲园村，召开了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人聚会，会中时任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精辟分析了文化战线的现状后，对文艺工作提出了五点希望，号召根据地和敌占区一切新旧老少文化人、知识分子都凝聚到抗日文化战线上来，广泛发挥文化工作的批判性，使文化运动与革命事业紧密联系起来，使文化队伍成为革命力量的重要一翼。在广大的中国，群众中流传的几乎全是些《太阳经》、《增删卜易》、《洞房归山》、《秦雪梅吊孝》之类满是封建意识的读物，这样的书籍，几乎家家都有，可以随意借到，即使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些马倌、勤务员手上拿的，也是这种小本本，而不是当时那些业已投身革命的作家们所写的印了1～2000册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崇高的革命事业需要文化战士以笔为武器，努力传播先进文化，无情铲除腐朽文化，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解放提供物质力量难以替代的精神力量。在这何去何从的抉择时刻，面对封建思想肆虐的现实，作为革命队伍之一员的赵树理奋起疾呼：“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挤进它的阵地，打垮它，消灭它。”革命的需要，召唤着赵树理义无返顾地用文学实现现代意识启蒙。
二
因时代之因素，赵树理以文学创作为载体对农民兄弟所进行的现代意识启蒙，集中表现在对以下7种意识的大力弘扬上：
1.自由意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是宝贵的，只有拥有人的自由，才有可能求得人的全面发展，童真之所以可贵，童趣之所以可爱，就在于它的无拘无束，没有成人世界的百般顾忌。赵树理的创作充满着对自由意识的诗意言说：集中通过婚姻家庭这一特殊的窗口审判专制、倡导自由民主意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有了家的和谐，才会有国的和谐、社会的和谐，而家庭和谐与否首先取决于男女两性的婚姻是否和谐。婚姻如鞋，鞋合脚与否只有穿鞋者自知。“只有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才是道德的婚姻”④，两性间是否存在着爱情，只有男女双方本人自知，他人的评判仅仅是个“评判”而已。然而，封建的包办婚姻恰如鞋之合脚与否，不由穿鞋者自己裁定，而是由他者说了算，这就极有可能导致如下结果：包办者认为最和谐的婚姻也许恰恰是最痛苦的婚姻，而包办者认为不美满的婚姻倒可能是最甜蜜的婚姻，远如陆游与唐琬，近如鲁迅与朱安，婚姻之不幸，实可使人销魂蚀骨，陆游之《钗头凤》，鲁迅之《自题小像》，那千般悲愤，万般无奈，怎不令人断肝肠?回首当年，有不少文人是以反叛包办婚姻为起点走出封建营垒、逐渐走上革命的。而以反封建为己任的五四新文学中，篇什最多的即是婚恋题材的作品，或揭露包办婚姻之罪恶，或吟唱对自由婚姻的向往，或书写追寻理想婚姻之艰辛，一时间蔚为壮观。然而，自由婚姻的口号，仅仅在少数知识青年中发生影响，广大农村，则连口号的余音都听不到。在业已建立人民政权的根据地，包办婚姻的恶俗仍未根除，还颇有些市场（即使在今天，包办婚姻也尚未真正绝迹），赵树理传播先进文化的着力点之一，就是对自由婚姻新风的大力鼓吹，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吟唱的是自由婚姻的胜利，建国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登记》所弹奏的仍然是一曲恋爱自由的凯歌。事实证明，赵树理借婚姻故事传播自由意识的实践是极为成功的。
2.平等意识。自由与平等是一对双胞胎，自由意识、平等意识都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赵树理创作对平等意识的诗意言说，主要是通过对男女两性不平等现状的审判来实现的。人乃万物之灵，而人则是由男人和女人所组成的，只有充分施展男女各自的才能，做到男女之间最大程度的互补，才能真正显示出人的巨大威力，男女是否平等，男女平等的程度如何，直接关乎社会的与进步。在封建意识中，男女是极不平等的，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而已，毫无人格独立与自由可言，“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一辈子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史使这男女不平等的封建意识演绎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以致时至21世纪的今天，这种腐朽意识仍不绝如缕，重男轻女思想即为典型之表现。“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新华日报》（太行版），报道了一则触目惊心的消息：左权县在两个月内连续发生了六起残害妇女案。一个被勒死，一个被饿死，一个被逼上吊，两个不堪折磨而亡。还有一个，竟然是干部们集体打死的……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新华日报》又刊登了一则消息：就在孟祥英的家乡涉县，虐杀妇女的案件一年中多达十六起，而他们致死的原因，却微不足道得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如小东李东元打死其妻冯巧爰，是因为女人借过邻家玩钱，两人在路上吵起来，便用石头，活活打死。又如赵不理，以婆母资格，替子行凶，因媳妇纳鞋底不好，逼媳妇曹水沙拆毁重做，并有毒打事情，媳妇出于无法，竟漏夜上吊而死。招岗村张金顺，因为吃一顿熬菜，打得老婆白天上了吊。其它如申浮鱼因坏了一把蒲扇，江景仙因打死了一只小鸡，这样小的事，在男人的打骂下，白白丧命。”广大妇女的非人境遇，使赵树理极为愤懑忧虑，怎样才能实现妇女解放?这一问题始终萦绕在赵树理心头，难以释怀。1944年11月，太行区召开了第一届群英大会和生产战绩展览会，在这一盛会上，赵树理认识了生产度荒英雄孟祥英。孟祥英九岁失去爹妈，17岁出嫁。当地的风俗是：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规矩则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孟祥英的婆婆更是个恶婆婆，不是当面百般辱骂媳妇，就是背后唆使儿子毒打媳妇，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孟祥英一次吞鸦片、一次上吊，以死来抗议，结果两次都因被及时发现而没能如愿，直到村里来了共产党的工作员，她也担上了村妇救会主任一职、亲身参加了生产劳动后才扬眉吐气翻了身。在详细了解了孟祥英苦难的身世后，赵树理毅然改变了报道孟祥英生产度荒之英雄事迹的初衷，决定着重描写孟祥英翻身的过程，以此来启发妇女们积极行动起来，抛弃因袭的重担，勇往无前地去争取自由平等的人生权利。1945年3月，《孟祥英翻身》以单行本面世后，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孟祥英与以前的小二黑、李有才一样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一个孟祥英的翻身，唤起了千万个孟祥英的崛起。
3.主人意识。鲁迅以其思想家的深邃，将漫长的封建社会精辟地概括为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⑤，国人从未争得过人的尊严与价值，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奴隶罢了，这就导致了国人“主人意识”的严重匮乏和“奴性意识”的坚不可破，甚至是鲁迅这样坚执的反封建斗士，仍免不了一不小心就坠入“奴性”的泥淖。“奴性意识”是阻碍中华民族自新更生的毒瘤，它逐渐泯灭了人的创造力，消退了中国人的进取心，使国人不断滋生出惰性，最终使国人如同没有“鲶鱼”威胁的沙鱼，活力一天天地衰竭，以致曾经那么辉煌过的泱泱大国竟是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苟安于世。对于国人之奴性意识，文坛泰斗鲁迅曾予深刻揭露，中年闰土的一声“老爷”，令鲁迅周身寒彻，秉承了鲁迅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赵树理以笔为武器，继续对消磨意志的奴性意识予以清剿，塑造了一批与闰土一脉相承的老秦、二诸葛等老中国儿女的形象。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杰出的书写生活的作家，享有“铁笔”、“圣手”之美誉，由于时代的因素，除了猛烈抨击国人之奴性意识外，在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还第一个成功地塑造了具有“主人意识”的新一代农民形象，如果说大众化、民族化是赵树理对现代文学性方面的杰出贡献，那么，其笔下的“小字辈”系列形象则是作者对现代文学思想蕴涵方面的重大贡献。“小字辈”们脱尽了“老字辈”们委琐的人格，他们抗争着、奋斗着，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人”的尊严与价值，追求着自己的幸福生活，从而把命运紧紧操纵在自己手里。且看二诸葛与小二黑的天壤之别，三仙姑与小芹的大相径庭。三仙姑的婚姻想必是一门包办婚姻，那么俊俏的姑娘居然嫁了个榆木疙瘩。面对不幸婚姻，三仙姑采取的是装神弄鬼、招蜂引蝶这样的扭曲形式，小芹却是理直气壮地反抗包办婚姻：“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掷地有声；面对金旺、兴旺的胡作非为，二诸葛只是一个劲地磕头哀求，小二黑则硬气地说道：“爹!你不用管!送到哪里也不犯法!我不怕他”；面对阎家山的黑幕，老秦是逆来顺受，三缄其口，小顺却是愤慨地向老杨诉说……，在生龙活虎的小字辈身上，主人意识扑面而来。只有以主人翁的态度介入国家、社会，才能真正的珍惜国家、珍惜社会，才能产生崇高的责任感，才能爆发出无限的创造力，这样的国家和社会才是前途无量的!通过对“小字辈”形象的塑造，赵树理诗意地言说着民主意识。
4.民本意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普遍意识，其实，读书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已，做官才是真正的目的：学而优则仕!不读书无以进身仕途，只有“学而优”方能博得一顶乌纱。学而无仕，一钱不值，这就是读书人孔乙己遭奚落的奥秘。芸芸众生，有几人能读上书?读上书的人，最后又有几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博得金榜提名?物以稀为贵，“官”成了庸众羡慕的东西，久而久之，“官本位”意识就深入人心，逐渐演化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为民之时，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一旦得志，便使婢呼奴，鱼肉万民，玉帛子孙。“官本位”这一封建意识，代代绵延，即使推翻了封建制度，实行了人民当家作主，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时就闯关夺隘，一路杀将出来。赵树理以其农村基层工作者得天独厚的优势，敏锐地洞察到了这种官本位封建意识的死灰复燃。巧借文学这种特殊形式，对官本位这一封建意识进行辛辣而不失风趣睿智的诗意批判，以此作为对民本意识的间接倡导，这是赵树理诗意地言说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而言，赵树理是通过对干部队伍中“蜕化变质分子”的再三揭露来完成这一命题的。在赵树理笔下，一再出现了蜕化变质的干部形象，如《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邪不压正》中的小昌等等。“小字辈”是赵树理对现代文学的杰出贡献，他们是全然有别于老字辈的充满朝气、富于主人翁意识的新一代农民，在党的指引下，他们中的部分优秀分子走上了舞台，但其中个别掌权的小字辈最终却在封建官本位意识的腐蚀下翻了船。陈小元原本是阎家山小字辈中的佼佼者，几经波折，他做了阎家山武委会的主任，成为可以与当地幕后操纵者恶霸地主阎恒元相抗衡的另一极，但他经不住诱惑，很快滑向阎恒元一极，成为新贵人物，反过头来鱼肉起昔日同甘共苦同命运的阶级兄弟，以致有了这样的快板：“陈小元，坏得快/当了主任耍气派/改了穿，换了戴/坐在庙上不下来/不担水，不割柴/蹄蹄瓜瓜不想抬/锄个地，也派差/逼着邻居当奴才。”陈小元的蜕变，正是封建官本位意识腐蚀的结果，赵树理借助对“小字辈”出身的新权贵的彻底否定，严厉抨击官本位意识，全力弘扬
民本意识。5.求实意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调查基础上的，没有调查的行为是一种盲人骑瞎马的侥幸行为，后患无穷。调查的实质就是“求实”。业已雄辩地证明：什么时候有调查研究之风，有强烈的“求实”意识，什么时候事业、工作就能取得显效，反之就可能碰得头破血流。赵树理对求实这一现代意识的弘扬，主要是通过对“官僚主义”的抨击来体现的。反官僚主义是赵树理一生的不懈追求，早在成名不久的重要小说《李有才板语》中，作者就塑造了一个着墨不多，但意义深远的官僚主义干部章工作员的形象。在减租减息运动中，阎家山阳奉阴违，糊弄上级，假丈地，造假表，负责第六区的章工作员却高高在上，对实际情况不查不问，结果是阎家山成了“模范村”，受到了县里的表彰：“阎家山各村干部工作积极细致，完成任务甚为迅速，堪称各村模范，特传令嘉奖以资鼓励……”。直到县农会主席老杨同志来第六区检查督促秋收工作时，才发现了阎家山的行为，最后带领小字辈夺取了被恶霸地主阎恒元所把持的村政权，真正实现了减租减息。通过官僚主义者章工作员与实干家老杨同志的鲜明对比，《李有才板话》成功地言说了“求实”意识，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作者借助生动的形象，运用艺术的形式，对实干家予以热烈赞美，对官僚主义者予以有力鞭挞，给读者留下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脱离群众，形式主义的作风只能得到一事无成的结果，而只有时时刻刻和群众在一起，才会成功。在后来的整风学习、减租减息以至土地改革中，《李有才板话》成了干部必读的资料，他们不但自己学习，还把作品像文件似的念给农民听，结果反响异常热烈，其实效超过了《小二黑结婚》。数年后，在另一著名小说《登记》中，赵树理继续对官僚主义进行清算，作者借小晚之口，对官僚主义者王助理员进行了风趣而不失尖锐的批评：“王助理员倒是个好人，可惜认不得真假!光听人家说个‘自愿'，也不看说得有劲没劲，连我都能看出来是假的来，他都给人家发了结婚证……轮上我们这真正自愿的了，他说村里有报告，说我们两个早就有来往，还得调查调查”，“助理员，傻不傻?不要真，光要假!多少假的都准了，一对真的要调查!”官僚主义作风真是害人不浅!赵树理一再对官僚主义作出猛烈抨击，其真正的目的乃在于对求实意识的张扬。
6.意识。专制与迷信是封建社会的一对双胞胎，封建制度虽已寿终正寝，但专制意识与迷信思想却并没有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而消失，时至今日，迷信思想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仍有肆虐起来的可能。在赵树理生活的年代，封建迷信较今严重多了，面对肆虐的封建迷信，赵树理着力引导民众树立科学意识。在《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塑造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形象二诸葛，如果说三仙姑是装神弄鬼，那么，二诸葛则是真的笃信鬼神，“抬手动脚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因而闹出了“不宜栽种”的忌讳，常常遭人奚落。如果说破除迷信还仅仅是《小二黑结婚》思想蕴涵的一部分，那么《求雨》可说是专门为破除迷信而创作的。金斗坪遇上了旱灾，政府号召开渠、打井、担水保苗。就在村长和党支部书记组织开渠的第一天，就有八个老头齐集龙王庙求雨，里面居然还有土改积极分子于天佑。在后来的几天里，龙王庙里求雨的钟鼓声又打乱了人们的心绪，庙里不但增加了好几个老头子，青壮年也被家里的老人们逼到庙里去了，更严峻的是，参加开渠的人，凡是和龙王有点感情的，在上下工时也绕到庙里去磕个头。当开渠工作遇到困难时，原来只在上下工时去磕个头的人也正式加入了求雨的行列，弄得开渠的人越来越少，竟然到了崩开的石头没人搬的地步。但最终，庙里的人求不来半点雨点，而开渠工作倒是马到功成了，于是乎，原先跑到求雨行列中去的人又跑了回来，而始终坚持着开渠的人干得更起劲了，开渠的人越来越多，求雨的人越来越少，连原先的八个老头也少了三个，最后剩下的于天佑在给龙王磕了个头、说声得罪后，也离开了龙王庙。通过求雨人数与开渠人数的喜剧性变化，短短一篇《求雨》，把迷信思想的虚伪性彻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尽管《小二黑结婚》与《求雨》前后相距十余年，但破除迷信却是共同的，从中可见赵树理的良苦用心。“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⑥，赵树理对迷信思想的正面否定，其实也就是对科学意识的一种不露痕迹的宣扬与肯定，恰如一个是谜面，一个是谜底一般。
7.发展意识。“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⑦静止是相对的，运动变化才是永恒的，世间的一切均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人的观念也必须与时俱进。综观赵树理的创作，发展意识也是他所要言说的一项重要内容，《田寡妇看瓜》、《小经理》、《传家宝》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田寡妇看瓜》不到两千字，但写得颇精致。南坡庄上穷人多，地里的南瓜、豆荚常有人偷。最爱偷的叫秋生，最怕别人偷的叫田寡妇。1946年春天，南坡庄实行了土改，到了夏天，园地里的南瓜、豆荚结满了果，田寡妇照例每天到地里看守，可有一天中了暑，在家养了三天病。结果园子里没丢一点东西，她终于对孩子们曾说过的“今年不用看了，大家都有了”的话有些信了，以后隔三五天不去没事，隔十来天不去仍没事，于是决定不再去地里看瓜。直到秋收快完了，某天转到秋生院里去，看到十来个老南瓜时，心里又犯了疑，赶紧往自家园里跑，半路上遇到秋生拉了一牛车的南瓜，当秋生坦诚告之若想吃南瓜，可随便去摘些回家时，便再也无心去看自家园里的瓜了。通过秋生从偷瓜到送瓜，田寡妇从看瓜到不看瓜的质变，赵树理形象地告诉人们：要
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树立起发展意识，只有具有发展的眼光，才能与时俱进，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另外，《传家宝》中，李成娘、金桂之间新旧观念的冲突，《小经理》中王忠与三喜的较量，都蕴涵着丰富的发展意识，对发展意识的倾力宣传，正是赵树理进行现代意识启蒙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三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作家，从太行山走来的赵树理以其独特的文学创作观、人生经历以及特立独行的作品使自己成了“黎明时期的歌手”⑧，他不知疲倦地用现代意识去荡涤腐朽的封建意识，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并最终取得了辉煌胜利，如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一经面世便不胫而走，“小二黑”几乎“成了太行山农民反对封建思想，追求自由幸福婚姻的化身了”⑨，当年涉县河南店村一个姓熊的姑娘与一个部队的干部恋爱，遭到了她父亲及村中落后势力的讽刺与压迫，父亲强迫她嫁给了别人，可不久，“小二黑”在太行上出现了，她听了“小二黑”的故事、看了“小二黑”的戏，在“小二黑”的感召鼓励下，最终冲破了封建枷锁，与父亲包办的婆家离了婚，然后与自己心爱的对象结了婚。回想当年，不少青年男女正是在小二黑、小芹光辉榜样的照耀下勇敢走上婚姻自由之路的。假文学以启蒙，这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拓荒者及其追随者的神圣梦想，然而，因新文学的“西方化”、“非平民化”之品格，致使新文学与中国民众了无缘分。现代文学发展史证明，在以文学为载体对农民兄弟进行现代意识启蒙这一伟业上，是赵树理第一个成功地写下了他者无可替代的华丽而厚重的灿烂一笔。
注释：
①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②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③董大中：《赵树理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⑤鲁迅：《灯下漫笔》。
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⑦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⑧戴光中：《黎明时期的歌手——论赵树理在四十年代的崛起》，引自《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北京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
⑨苗培时：《〈小二黑结婚〉在太行山》，引自《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