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实人生的文学精神

　研究文学，始终绕不开文学期刊这一块，因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都离不开报刊杂志的支撑和推动。正如有学者所言：“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在书报出版划定的文化空间中生存和发展，除此之外，大概再也找不出可与之相比拟的新的文化空间了。”那么具体对《小说月报》这一期刊来说，它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所提供的空间和产生的促进意义，是尤其明显而又无比重要的。特别是在茅盾先生任主编的那段时期，它的办刊宗旨、刊物风格、文学理念更是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探索和变革，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7月，原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阵地，主要刊登文言说部、旧体诗词以及改良新剧等，标榜“不谈、不涉毁誉”，专以趣味供人消遣、回味、享受、娱乐，“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闲而读小说也……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共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正恰恰道出了其主张消闲与情趣的宗旨之所在。《小说月报》此时的格调和宗旨，固然与主编的个人趣味有关，但也与当时读者的口味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受当时市场销量的影响。在那样一个时期，中国的市民阶层逐渐兴起，他们有阅读能力，又有消遣和娱乐的需要，《小说月报》正是迎合了这样的市场，虽然当时的中国革命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时任主编关注的不是这个，迎合市民们消遣娱乐的需要、获得足够多的订单才是杂志最看重的。这一情况直到1921年茅盾任主编才得以有所根本改变。
　　茅盾最早与《小说月报》发生关联始于1916年，那年下半年他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就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于《小说月报》，主编“小说新潮”栏目。随着中国社会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以及参政议政热情开始高涨起来，那些主张趣味和消闲的小说要么再也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要么不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销量的下滑和销路的不畅便是而然的事了。面对这一窘况，加之当时革命思潮的冲击，不对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绝对不行的了。就在这一情况下，茅盾于1920年主动请缨，着手对《小说月报》进行改革，条件是“已买下的稿子(指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引者注)一概不再在《小说月报》上刊登，以后《小说月报》的编辑方针不受馆方的约束。”11月份，茅盾正式接编《小说月报》，从此开始了该刊办刊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变革。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五四”运动影响远播，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而茅盾又是那么一个喜欢接受新事物和趋向革命的人，这决定了此后的《小说月报》将再也不以消遣和休闲为宗旨，而是紧跟时代的潮流，把握时代的脉搏，力求小说这一文学形式能最大限度地启人心志，有用于世道人心。后人在研究和评价1920年以后经过改革的《小说月报》时，指出了它的许多特点，诸如提倡现实主义，重视评论和翻译，观点左倾，始终关注现实人生，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一直保持论辩态势以及顽强坚韧、厚重坚实等。这些评价固然都可用在1921—1922年间茅盾主编时期的《小说月报》，但更具体来说，我以为，茅盾主编时期的《小说月报》呈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高扬革命民主精神，主张文学“为人生”
　　
　　茅盾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深刻的洞察，他认为中国当时正处于一个“乱世”时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理应成为时代的精神，而反映这种时代精神的创作应该是“‘怨以怒’的真实人生文学”。其实，当时周作人“人的文学”的主张正广为流行，而提倡人道主义，提倡“为真实人生”的文学更是大家争相谈论的话题。还在茅盾尚未正式接编《小说月报》的时候，他就已经撰文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认为新文学必须具备下列三个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是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惟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惟其是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惟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等到他正式接编之后，只不过更以实际行动来履行这一主张。
　　为张大革新声势，标明刊物立场，茅盾在自己着手主编的第1期，即1921年1月1日第12卷第1号上，刊发了由自己亲自执笔的《改革宣言》，在此茅盾宣称：“就国外文学界情形言之……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期刊载的《文学研究会宣言》更强调指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茅盾的这一对文学功利性诉求的思想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面对当时变动剧烈的社会形势以及对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忧患，文学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地叙写风花雪月和闲情逸致，而是着重求新、求变、求用。往深里说，此时的文学已承载着不可承受之重的民族救亡的大业。除了这些文章，该期还刊有周作人的《圣经与中国文学》等评论性的文章，意在为面目一新的刊物定位、造势。
　　沿着这一办刊理念，《小说月报》又相继刊发了许多直面人生的文学作品，积极地介入当时的社会生活，关注社会的重大问题和发展进程，为当时进行得轰轰烈烈的革命和运动做不遗余力的鼓与呼。可以说，《小说月报》成了当时追求进步的“文学研究会”的主要阵地。这表现在，《小说月报》不但连续刊载《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章程》、《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等文章，还大量刊载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小说、论著、译著等，俨然成了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正是通过《小说月报》这一理想载体，那些关注人生、直面现实的文学作品才得以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阅读，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时人的思想，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二、注重对域外文学和文化的译介和传播
　　
　　《小说月报》革新伊始就重点介绍了国外的许多著名作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果戈里等现实主义作家，隆重推出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俄国文学研究”等侧重反映底层人生的文学专号。这种对国外文学的选择，也是和当时的国内国外环境密不可分的：俄国的十月革命强烈地震撼了，东欧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境遇正和中国是那样地切近，而更重要的是，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正堪做中国文学的楷模；被损害民族国家的文学恰恰反映出了真正的人性。茅盾认为，“在榨床里榨过留下来的人性方是真正可宝贵的人性，”“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砂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而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大量译介，当然与茅盾本人提倡的文学“写真实”的主张以及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为人生”的宗旨有关。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茅盾先生刊发于1922年《小说月报》13卷7号上的一篇文章：《主义与中国小说》，在这篇文章里，茅盾首先提出文学的当务之急是创作“血和泪的文学”，强调写作的“真实与细致”，主张文学的真、善、美；他进一步指出，写作时感情不但要真挚，而且“思想和感情一定确是属于民众，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作者个人的”，这才是“真的文学”，他同时号召作家到民间去，去亲身体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文学。虽然这时的茅盾受法国作家左拉的影响较深，对他提倡的“自然主义文学”甚为服膺，而无暇辨及自然主义文学的偏颇之处，但自然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在写作对象、写作宗旨、写作理念等方面的基本一致还是为今后茅盾成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并且推动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这种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及弱小民族国家“被损害民族文学”的介绍，极大地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不止如此，在茅盾主编时期，在《小说月报》开辟的“海外文坛消息”、“小说新潮”等栏目里还推出过“法国文学研究专号”以及针对具体某个作家的专号，如“泰戈尔专号”、“拜伦专号”、“安徒生专号”、“芥川龙之介专号”、“陀思妥耶夫斯基特辑”等，几乎当时国外有影响的作家都被译介到中国了。据统计，仅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在11年中，译介了39个国家的304位作家及其各类作品804篇，而据陈平原先生的数字统计，仅1921年一年，《小说月报》译介的外国小说就达二三十部。识者可以看出，《小说月报》对域外文学和文化的译介和传播，其选择的标准仍不脱它一贯的关注普通民众、认为文学应有用于世道人心的宗旨。
　　《小说月报》作为当时一个比较理想的载体，积极传播了域外文化，掀起了对中国本土化的比照、审视和批判，这不但为批判封建专制文化提供了借鉴，同时两种文化的全面碰撞和对话，也为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可能。
　　
　　三、积极推介新人新作，为整个文学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能否不断地推出新人新作，是衡量文学期刊水平高低、影响大小、生命力强弱的一项重要指标。《小说月报》在推出新人方面可谓功绩卓著，它曾先后推出了冰心的《超人》、《往事》，叶圣陶的《恐怖的夜》、《旅途的伴侣》，许地山的《命命鸟》、《缀网劳蛛》、《空山灵雨》，王统照的《沉思》、《春雨之夜》，庐隐的《余泪》、《惑人的悲哀》等；此外，丁玲、施蛰存、穆时英、胡也频、沈从文、彭家煌、黎锦明、靳以、巴金、老舍、戴望舒、梁宗岱、朱湘、李金发等著名的小说家、诗人都曾在其上发过文章，这些当时的新人后来都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名尊望重的著名作家，他们的创作共同铸就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因此，说《小说月报》长期占据着新文坛的主流地位，当不为过。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茅盾先生的开创功勋，正是他积极推介新人新作的编辑思想，才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在茅盾先生担任主编时期，《小说月报》特辟有专为推介新人新作的栏目“创作”，虽然这一栏目里的作品尚显稚嫩，而作者当时又籍籍无名，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刊物的质量和声誉，茅盾先生还是凭着极大的勇气，顶着压力，使这些文学界的新生力量得以有崭露的机会，不至于被埋没。后来的事实一再地证明了茅公的远见卓识。
　　另外，改革后的《小说月报》的编辑体例也颇可一说。它虽定位“小说”，其实一直以相当篇幅发表其他文学体裁的作品，如诗歌、散文、戏剧、评论等，特别是那些有分量的评论，更是为刊物增色不少。《小说月报》刊登过不少评章，这些文章有的是对具体文学创作方法的评介，有的是对文学现象和文坛动态的评述，还有的是对一些文学前沿问题的讨论，诸如关于创作问题的讨论、翻译问题的讨论、民族文学的讨论、自然主义的讨论等，此外少不了的还有同其他社团流派的文学主张的论战。通过这些讨论和论战，刊物能够始终葆有对文学前沿问题的敏感，在各种文学主张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中，促进中国文学的更进一步向前发展，同时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最初形态。《小说月报》同时还是兼容并蓄的，它虽然以现实主义为旨归，但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作品。并不一概排斥，如戴望舒的处女作《雨巷》就首发于此。
　　总之，茅盾主编时期的《小说月报》以其直面现实的文学精神，兼容并蓄的办刊理念，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