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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自白下的女性悲剧---《伤逝》新解

来源：岁月联盟作者：肖盈盈时间：2010-08-13

【内容提要】
本文是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采用叙事分析的二元对立模式对鲁迅《伤逝》进行的内视野解读。通过男性与女性的对立下产生的言说与被言说、启蒙与被启蒙、选择与被选择等三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找寻虚拟空间建构的模式并探寻《伤逝》中女性悲剧的成因。

【关键词】虚拟空间；二元对立；《伤逝》

对鲁迅《伤逝》的批评自作品问世起从未间断，而当西方系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大量译介到后，对《伤逝》的创造性阅读更是异彩纷呈。

正如T.S.艾略特所提示我们的：“我们自己该想到批评是象呼吸一样重要的，该想到我们读一本书而觉得有所感的时候，我们不妨明白表达我们心里想到的种种，也不妨批评我们在批评工作中的心理。”[1]

《鲁迅传略》的作者朱正为了将鲁迅看成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用了大量的篇幅考证了《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恋爱，认为鲁迅与许广平在1925年开始的恋爱对他在1925年10月写成的《伤逝》有着不可言传的作用。[2]尽管鲁迅早在1926年底致书韦素园时，就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神色写道：“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3]这是典型的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他始终关注的是文本的外部联系。近年来，运用西方不同文学理论对《伤逝》进行解读的批评不胜枚举：从角度探讨其存在主义意蕴；通过文本细读去寻找其内在意蕴和象征意义；运用巴赫金复调理论进行文本阐释，由此可见：“任何批评阐释，只要和文学作品提供的细节没有出入，都是成立的。”[4]

《伤逝》的副标题为：“涓生手记”，这无疑是一篇男性的情感自白，自白的对象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悲剧婚姻中的悲剧女性。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从叙事学角度解码男性话语下的女性悲剧，这是从内视野对《伤逝》的新解之一。下面将分析文本叙述者如何通过男性女性对立下的三个二元对立建构女性悲剧的虚拟空间；从而挖掘男性独语下的女性悲剧的缘由。

男性话语与虚拟空间

人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相对于其他的动物是“未完成”的生物，是“未特定性”的生物，这种“未特定性”决定了人类心理的匮乏，为了解决这种心理的匮乏，创造幻境是它的具体方式-----幻境是人类希冀弥补心里匮乏感所创造的虚境。在《伤逝》中涓生为自己和子君建立了虚拟的乌托邦世界----“在吉兆胡同创立的满怀希望的小小家庭”，这是涓生为了弥补心理的“寂静与空虚”而构建出来的弥补精神虚空的世界。涓生的心理匮乏意识一是来自于生存的压力，这在以往的批评中都有所阐述。二是来自于男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对女人的恐惧心理。德国心家霍尔奈曾在《害怕女人》（1932）中指出：“男人通过编织爱情和崇敬来否认他对女人的恐惧，通过贬斥和征服女人来保护自身。”[5] 在手记中涓生“记录”了两次子君对他的爱：在两人刚开始同居时涓生说：“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的热烈，这样的纯真。”；在涓生决然地说出“我已经不再爱你”迫使子君随父回乡后，涓生回忆到：“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而涓生自己对子君的爱呢，则是“觉得这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涓生所指的人生要义“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涓生在恋爱和同居初期通过编织爱情来缓解生存的压力和克服无意识的对女人的恐惧，而在征服了子君即获取子君的爱后，他觉得这爱对缓解生存压力毫无益处，从而再次从虚幻浪漫的爱情中回到现实生活。他对子君的“爱”只是为了消除与生俱来的恐惧所带来的空虚和寂静，他需要通过编织爱情来消除恐惧，而当他“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个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了。”在征服了子君的肉体与心灵之后，涓生便开始了对子君的贬斥---“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正如涓生在文本开头的独语：“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这爱的浪漫城堡原是涓生为子君和自己构建的虚拟空间，当这虚拟空间被构建者拆解后，生活在虚幻的幸福空间里的子君的命运只能是悲剧性的。因为虚幻空间中的子君，包括他们的爱情婚姻都是由涓生通过话语构建出来的，我们可以从文本中找寻到这虚构空间建构与破碎的片断与痕迹。

言说与被言说

涓生与子君从恋爱到走入婚姻，是涓生用话语在塑造子君。《伤逝》的副标题是“涓生的手记”，这表明整个文本都是涓生的话语。涓生作为文本叙述者及文本内角色之一出现，子君则只是叙述文本中的角色之一，与文本中的其他角色---子君的胞叔与父亲、房东太太、雪花膏、小狗阿随与四只小油鸡一样处于无语状态和被言说地位，整个文本唯一的声音来自涓生。不仅如此，当涓生以第二身份----文本内角色出现时，他本来应和子君处于同等地位，但事实上涓生依然处于言说者的优越地位，而子君则陷入哑然失声或边缘化处境。两人在恋爱阶段的每次见面都是在“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这个“我”便是涓生，他“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这种“谈”并非交流，而是涓生单方面的话语，而子君呢，“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那时的破屋里总是充满了涓生的声音，他给子君上了半年的“课”，在恋爱阶段的子君就已经丧失了话语权，她所拥有的仅仅是默然的“倾听者”的权利。恋爱中的子君在涓生看来不过是他最好的启蒙对象和倾诉者，作为启蒙者的涓生在子君“觉醒”到冲破旧家庭后所得到的满足是个人化的、虚幻的。两者从恋爱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种不平等是由两者不平等的话语权所决定的，这就是涓生与子君之间的第一个二元对立：言说与被言说。

启蒙与被启蒙

福柯有句名言“话语就是权利”[6]，涓生是知识分子，因为具备知识从而获得说话的权利，获得成为启蒙者的权利。启蒙的结果是：子君在受到启蒙老师孜孜不倦的传授后，在文本中发出了唯一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并自认为由此可以冲破家乡的严父和本城的监护人胞叔的牢笼成为“出走的娜拉”，成为能独立思考和自尊自强的与男性共有生存权的女性。然而可悲的是，她并未意识到她所发出声音并非来自对自由、独立的真正理解，她本身是独立的虚表与传统依赖的内核的混合体，因而她追求婚姻家庭最终只能是启蒙者为她设立的虚幻的乌托邦。她的存在、她的对自由独立的向往与表白使启蒙者涓生在另一种二元对立的矛盾中成为胜利者，这就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对立。子君的冲破旧家庭牢笼的“壮举”使涓生油然产生“说不出的惊喜，知道中国的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然而正是这种无畏又不自知的举动使子君走向死亡。使“启蒙者”“空虚与寂静”的心理匮乏状态因为被启蒙者的皈依而获得虚幻的满足的代价是被启蒙者生命的消亡。文本的第二段落指出：“时间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快满一年了。”可以说，子君唯一的向往自由的心声满足了作为启蒙者的涓生的心理需求，满足了他作为启蒙者的快感，弥补了涓生自身心理的“寂静和空虚”。荣格认为：“人类的启蒙起源于恐惧”，“无能力和软弱是人类永恒的经验和永恒的问题”。[7]在文本中，反复出现的“空虚与寂寞”的感觉是人类对死亡不可避免所带来的再生存意志中抵抗死亡、避免死亡、超越死亡的顽强意志。涓生在遭遇子君的爱情之前所生存的空间是“寂静和空虚”的“被遗忘的偏僻的破屋”，涓生“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源于恐惧的期待是通过启蒙一位传统女性实现的。子君作为一个打破这种“寂静与空虚”的“期待”而出现，她只是启蒙者塑造的对象，只是男性话语下的属下和他者，只是男性欲望的虚幻能指。她无法冲破被言说、被塑造的弱势群体的地位，最终沦为男性话语构建自己乌托邦虚构空间的牺牲品。

选择与被选择

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地表》中对女性两千年来处于的历史盲点地位作了精彩的论述：“在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取代后”“父系社会已经成它的完美形式-----一个皇权、族权、父权合一的中央集权等级社会。”“家庭，乃至家族，从它出现的一刻起，便是以男性为标志、为本位、为组织因素的.......家庭对女性生活的意义远远大于对男性生活的意义.......妇女的本质和地位亦即她的家庭地位....妇女在家庭中的从服是她社会处境的统称。”[8]子君与涓生组成了吉兆胡同的小家庭后，子君对做菜“倾注着全力”“况且她又这样终日流汗，短发都贴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的粗糙起来。”“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不难看出，涓生在恋爱期间用话语塑造的娜拉式的中国新女性形象逐渐开始破灭，因为这个刚刚冲出封建家族桎梏女性，已经成为“管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的逐渐丧失生活情趣而容颜憔悴的普通家庭妇女，正如涓生所言：“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而涓生作为男性主体社会的知识分子代表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子君的“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信念....到底也是一个虚空”的根源恰恰在于：这个虚拟的幸福空间----家庭，与她从前生活的父权制的封建家庭并无二致，只是从父权转而成为夫权而已。子君首先在心理上完全依赖涓生，其次在上也同样依附涓生，经济与人格的双重依附与不独立决定了子君的社会职能只能是家庭职能，正如涓生所言一切家庭事务“都是非她不可的事”。涓生是具有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与女性独立自由的理念的混合体，这两种理念交互混杂产生尖锐冲突，这种冲突带来的不平衡状态使涓生对子君的感情起伏来得如此迅疾而猛烈，从而造成婚姻的悲剧与女性的悲剧。

涓生自身也许有让子君成为独立女性的主观愿望，他为子君构建了一个虚拟空间，但这个虚拟世界却是一个在社会空间的轻微碰撞下就可以被击得粉碎的空中楼阁。在家庭这一特殊的强制系统中，涓生行使着他作为家庭主导地位的大男子主义的特权----“我的路也铸定了”，这条路注定是“受命于朝”，意味着仕途、社会、主导地位等等，所以他理所当然是社会的一分子，而子君则只能是“受命于家”，家的范围相当狭小，已经断绝了亲戚关系的子君唯一交际的对象就是房东太太，除此之外就是与小动物。在花与小动物之间，子君选择了小狗阿随，她所做的是非常现实的选择，花也许更适合衣食无忧的恋爱中的人，而对于每日面对生活琐事的家庭妇女而言则是过于浪漫的奢侈品。小狗的名字“阿随”很有寓意，这只“花白的叭儿狗，从庙会买来，记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给它另起了一个，叫做阿随。我就叫它阿随，但我不喜欢这名字”。“阿随”表意为跟随、跟从，社会赋予男子的独特地位,使男子形成了一种性别优势,子君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痼疾下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螃蟹满街走”，子君通过小狗的名字表现出她在对男性主体社会反抗无望和对涓生构建的虚构空间的虚无空洞绝望后的归属心理，一种寻求庇护的弱者的心理；但同时恰如张爱玲入木三分的冷静的嘲讽“女人是甘心为奴的”，子君就是“只知道拽着一个人的衣角”的失去了勇气的女人，而并非涓生试图塑造的能独立“开辟新的生路的人”，这个状态下的子君一旦走出虚幻空间，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

初婚时的涓生对虚构空间充满信心-----“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会领会的点点头。.....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 所以他希望这个空间的女主人成为符合他的创造的独立自由的女性，故而他“不喜欢”阿随这个名字。而当涓生意识到虚拟空间的女主人公并非他想象中的新女性后，就决绝的驱赶她，而完全不顾及处于属下和他者地位的女性，因为有权构建就有权拆解，能言说就有权利。涓生在这个文本中犹如万能的上帝，上帝创造了人类，而当发现所塑造的人类并非原先构建的理想形象时，他无情的摧毁了他们。涓生为子君构建了思想、行为方式以及生存空间，可当他发现子君的思想、行为方式出现预设偏差时就冷酷的将构建的虚拟空间打破了，我们再次听到涓生上帝般的声音“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涓生就是这虚幻空间里的上帝。由此出现了两位主人公的第三种对立-----选择与被选择。在男性中心社会里，女性要么没有权利选择，要么选择已经被选择的。涓生的选择决定了子君的生与死，他为子君建立的自由、平等、独立的女性未来只是“心造的幻影”，使她在如同娜拉一样勇敢冲破旧的束缚后在又在新的虚幻中走入绝境，子君的悲剧是涓生男性的、自以为是的启蒙者用话语建构虚幻未来、为他者盲目选择所造成的。

鲁迅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9]《伤逝》男性启蒙者的自白虽然痛惜女性在当时社会的悲剧命运，但就涓生手记中使用的男性话语和男主人公拥有的启蒙抉择意识来看，这是一种男权社会和陈旧世俗的社会状态的表征，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为“出走的娜拉”找到出路是绝无可能的，而这正是隐藏在涓生自白下的鲁迅所指向的‘绝望的反抗’”。当鲁迅对当时男性社会中女性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了然于心时，就以男主人公的男性绝对话语的忏悔来颠覆男性中心的社会现实。这种在文本内视野后隐藏作者视野的复调手法，显示了鲁迅非凡的创造力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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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小说全编.[M].漓江出版社，1996.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美]威尔弗雷德.L.格林.《病玫瑰》的创造性阅读[J].名作欣赏，第1期，1994.

[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福科的后结构主义文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5][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文学理论[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

[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 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朱立元《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259页，高等出版社，2003.

[2] 朱正.《鲁迅传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 1926年12月29日致韦素园信

[4] [美]威尔弗雷德.L.格林.《病玫瑰》的创造性阅读[J].名作欣赏，第1期，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