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鲁迅与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的比较
农民在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们的存在，联系着社会的每一根神经。但是，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文学忽视了农民。当伟大的新文学巨匠鲁迅一反常规，把农民置于小说构思的核心，精心勾画出一代农民的真实相貌时，便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惊叹。新文学追求者们佩服鲁迅的眼光，并竞相效仿，推动了一代“乡土文学”的振兴。此后，农材题材小说一直在新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然而，题材小说创作的第二次勃兴，则是在强调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当赵树理为翻身农民大唱赞歌，推出一批崭新的农民形象于新文学画廊之后，“山药蛋派”逐渐形成，并带动一批农材题材创作的成功，这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一大收获。鲁迅与赵树理在农村题材上的开拓之功，受到了普遍的赞誉。人们称：“赵树理第一个在文学上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的翻身农民的形象，这是继鲁迅之后在农村题材上的一大贡献。”①人们肯定，鲁迅和赵树理是“中国文学史上农村题材的两位拓荒者。”②的确，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这两位作家在题材开拓上具有双碑意义的功绩。
一
鲁迅失望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在其教训的过程中，把对现状批判的“哀其不幸”与对以农民为主的国民的不觉悟的“怒其不争”结为一体，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深刻命题。他希望来一场改造国人灵魂，唤醒国人觉悟的彻底的思想革命运动。在《呐喊》、《彷徨》有关农村的艺术世界中，鲁迅以最诚挚厚重的感情注视着阿Q、闰土、祥林嫂等一代农民，同情他们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下悲惨贫困的生活，肯定他们质朴耐劳等美好品质，理解他们潜藏的革命愿望。然而，他以渗出血泪的目光焦灼地关注着的，是农民在封建思想长期、广泛影响下所形成的精神固疾。《风波》通过辫子去留的风波，展示的是农民麻木愚昧的灵魂；《阿Q正传》是农民在思想戕害下所形成的国民性弱点的形象记录；《故乡》描写闰土在压迫和精神残害下的麻木不仁，而着重揭示的仍是他精神世界的变化；《祝福》刻划祥林嫂在封建宗法社会里所受的精神奴役和心灵的创伤。总之，揭示农民群众受沉重的精神枷锁束缚，被残酷的封建思想观念无形绞杀而形成的种种精神缺陷，远远超过了对他们所受的经济、压迫方面的描写而成为艺术表现的中心。这样，鲁迅告诉人们，中国农民要摆脱奴隶的命运，固然要反抗经济上政治上的剥削压迫，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打碎精神上的枷锁，求得思想上的解放。这些作品形象地表现了中国思想革命，即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赵树理有感于在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推动下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当他拿起笔来描写自己所熟悉所热爱的农村的时候，便把满腔热情倾注在有了阶级的自觉同地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的农民群众身上。他关心他们的斗争，歌颂他们在新生政权支持下的翻身解放。《小二黑结婚》写在新的时代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小二黑和小芹恋爱自由获得的胜利。《李有才板话》正面描写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歌颂李有才为代表的农民在党领导下的成长。《李 家庄的变迁》展示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最后胜利的艰难历程。《田寡妇看瓜》、《传家宝》、《邪不压正》等等，也都是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展现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赵树理紧密结合时代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农民群众推翻地主统治的斗争、当家作主的信心和自豪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斗争的尖锐激烈和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
在中国现代社会，新文学的始终与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相交，文学与社会的改造和解放息息相关。在几乎不能容许非政治因素的纯文学存在的中国社会，鲁迅和赵树理都意识到了巨大的内容和自身的历史使命，坚定地为光明的、前进的事业而写作。他们在新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敏锐地抓住最能反映中国社会问题的农村题材进行创作，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
二
在我们肯定鲁迅和赵树理两位作家的功绩时，已经注意到，他们是有所侧重地从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两种视角来写农村和农民的。
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推翻反动统治的政治革命和解除人的精神禁锢、启发人的精神自觉的思想革命总是相伴而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要建立的，是能“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的制度。③这种制度把人作为中心，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它不仅要把人从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还要把人从束缚自身的各种思想意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达到自觉地自由地驾驭历史的目的。因此，政治斗争不是最终目的，消灭对人的占有的剥削制度本身也还不是最终目的。这不过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实现人的根本解放的一种手段。要实现人的“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除了凭借政治力量，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挣脱压迫奴役的外在解放而外，还需要通过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反复地启发人们思想的觉悟来达到冲破精神禁锢的内部的解放。无疑，外部的解放比较内部的解放来得更迅速；内部的解放是一个更长期更艰难曲折的过程。鲁迅和赵树理所处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的外部的解放——政治革命运动和内部的解放——思想革命运动都被明确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然而，由于时代和思想认识诸方面的原因，他们把艺术的眼光投向了不同的侧面。
鲁迅是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融的热潮中产生的作家。这个时期，新世纪的曙光在召唤人们，但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重压依然如磐盖顶，封建思想意识仍顽固统治着人们的精神。当鲁迅痛切地感到国民的落后意识是阻碍社会解放和进步的严重障碍加以批判的时候，横向的外来吸收，为这种批判找到了参照系。通过比较，鲁迅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缺陷和在此环境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固疾和惰性。同时意识到人的内部的精神解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他把改变人们精神面貌的思想革命运动作为“第一要著”，④把人的内部的思想状态作为描写的主要内容。
从中国思想革命的视角观察农民，鲁迅分析了农民阶级在狭窄、低级的农业自然经济形态限制下形成的保守、自私、守旧和目光短浅等特征。这正是封建思想赖以寄生和繁衍的适宜土壤。只要农民不同落后的生产力割断联系，就不可能脱离封建思想意识的藩篱。因此，中国的农民必然是一个带着沉重的精神负担的阶级。于是，鲁迅痛感中国必须有一场广泛深入的思想革命——反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思想的革命，而思想革命重点应放在儒家思想中占显著位置的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观上。它们严重地束缚着以农民为主的广大民众的思想。《故乡》中“我”与少年闰土本有真诚的友谊，而成年后见面，闰土已被残酷的封建剥削和精神压迫折磨得麻木愚钝。满含封建等级观念的一声“老爷”，斩断了他们曾有过的纯真友谊。阿Q生活在等级分明的社会关系中，他挨了打，别人反说他自找苦吃：“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的。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与等级观相辅相成，共同绞杀着农民群众的精神与肉体。鲁迅不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这位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的口，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吃人”的本质，而且更在《祝福》中正面揭示了“从一而终”等伦理道德观残害祥林嫂的血淋淋的图画。鲁迅反复向人们宣示封建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杀人吃人的本质；一再启迪人们注意：唤醒受封建思想奴役的农民，实行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势在必行。
虽然鲁迅在“五四”时期并未明确提出过民主政治的课题，但他从思想革命的视角，观察到处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中，处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农民，不仅是一个苦难深重的阶级，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强烈革命要求和政治上的反抗精神的阶级。“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⑤鲁迅意识到了农民参加政治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不过，在强大的封建统治下拖着沉重的精神锁链，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是被迫隐藏起来，就是被扭曲变形。《离婚》里的爱姑是对封建传统观念持有不服贴态度的唯一的农民形象。她居然敢向封建伦理关系提出宣战，要同欺压自己的丈夫“小畜牲“离婚，还敢把代表封建权威的慰老爷等人“不放在眼里”。可惜，这种自发的挑战太无力，太不彻底。当她见到地位稍高的七大人之后，终于在等级观念的束缚下失去了继续抗争的力量。阿Q作为一个被剥削得只剩一条裤子的贫苦雇农，在吸血抽筋的阶级压迫下终会产生自发性的反抗。当辛亥革命的浪潮把举人老爷和赵太爷之流冲得东躲西逃之时，他也开始“神往”革命，盘起辫子大叫“造反”。然而，由于封建意识的长期毒害，阿Q可贵的革命要求发生了可怕的变形。在他关于“革命”成功景象的憧憬里，潜伏着革命的危机和灾难。他是用传统的封建等级观念来描绘未来的图景，是用一种等级制度来代替另一种等级制度。鲁迅的这些描写，意在为着农民的彻底解放而提出农民精神启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要说明，只有当农民卸掉了数千年因袭的重负，消除了精神上的病毒，才能真正走向革命，民族才能获得新生。
从这个角度，鲁迅在题材小说中，有意识地把思想革命与革命作了的联系和对比。《风波》写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是革去了一条辫子，社会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因为一次单纯的政权更替，名目翻新的政治革命运动，没有全民性的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相辅助，是不能从根本上取得胜利的。《阿Q正传》着力描绘阿Q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并与辛亥革命不发动群众，忽视农民革命要求的弱点联系起来，从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的角度了辛亥革命的教训，有力地表达了鲁迅高度重视思想革命的思想。在其他小说中，鲁迅也常常把愚昧麻木的农民和其他民众放在辛亥革命后一潭死水似的社会环境中去刻划，用以说明迫切需要深刻广泛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若不伴随深刻广泛的思想革命，将会与辛 亥革命一样半途而废。赵树理生活在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抗日根据地。虽然当时反动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还存在，但中国的社会面貌已有了较大改观，各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光明已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为一个革命的作家，他正确地描写了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反映了农民群众在急风暴雨般的政治革命运动中的革命热情和胜利的喜悦。他还通过婚姻恋爱、家庭矛盾、农业合作化、土地改革等问题的描写，成功地反映了农村政治斗争的复杂状况，表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变革的现实。而且，他的农村题材小说，还改变了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兴起以来，革命作家塑造农民形象严重失真的状况，继鲁迅之后再次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活生生的农民形象。同时，无庸讳言，赵树理恰好处在中国民族革命战争和政治革命斗争的高潮而对思想革命的长期艰巨性的估计相对不足的时期，而且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当时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异常激烈。在文艺领域，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成为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作家们努力实践《讲话》提出的工农兵方向，向工农学习，歌颂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赵树理一方面继承鲁迅小说的传统，善于把握农村题材，成功地写出道地的农民。另一方面，他更多地是继承“左翼”文艺运动的精神，较多地注意了农民推翻政治上上的压迫剥剥的外部解放，着力挖掘农民阶级的优良品质和革命热情并加以歌颂，同时鞭挞与之对立的反动的落后的东西。他对由于经济地位的长期奴役造成的农民精神上的弱点，以及人的内部的解放——思想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所忽视。因此，他的小说紧紧配合当时政治革命的形势，写农民已经或正在摆脱历史重压，在解放的道路上迅跑；刻划他们充满希望，为自由和幸福努力斗争的形象。他着力表现的是他们幽默风趣的性格，明朗乐观的情绪和坚强不屈的斗志，热情歌颂的是他们在党领导下取得的一次次胜利。这些实际上都是通过农村生活和农民精神面貌的变化来展示政治革命的成功。由于把农村中人际关系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同政治斗争的起伏消涨紧密联系在一起，赵树理笔下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和思想面貌就表现得有些简单化。小二黑和小芹得到民主政权支持，顺利地结了婚，村里的旧思想受到批判，一切矛盾迎刃而解；《李有才板话》中的闫家山农民有了党派来的工作组，很快翻了身，过上了幸福生活；《登记》中艾艾和小晚自由恋爱要求登记结婚，受到村干部和区干部的阻拦，可隔几天婚姻法公布了，区里不但给他们登了记，还把他们的结合作为模范婚姻加以表扬。农民们相信政府，事事依靠上级。政府说小二黑小芹可以结婚，他们就顺利地登记了；上面派来的人说应该撤掉喜富的村长，闫家山东头的贫苦农民就都说应该撤；区里说小晚和艾艾是模范婚姻，张家庄的农民也都改变了看法。这些固然歌颂了人民政府的力量，也都是根据地的实情。可是这里包含着被作家忽略了的隐藏在政治翻身后面的问题：农村还严重缺乏民主自由的空气；农民还缺乏主动的自我解放意识，实际还处于某种受支配的地位。赵树理较多地注意了政治关系上的农民阶级，而忽视了带有几千年积累的精神重负的农民还需要从精神上获得真正的解放。
赵树理在正面描写和歌颂农村变革和农民生活变化的同时，也有对传统封建思想的鞭挞与批判。如《李有才板话》中对老秦的等级思想、自私怕事和小元的贪图安逸的批判；《小二黑结婚》里对二诸葛、三仙姑迷信思想的讽刺；《登记》中对旧婚姻观的批判。但他是把这些放在歌颂政治革命胜利和民主政权的伟大的陪衬地位；而且，他批评的也多半是旁人可看到的表浅的、易识别的封建思想意识：迷信、守旧、自私、剥削等等。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揭示农民阶级从根深蒂固的封建旧意识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有意识地把思想革命运动同政治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考察，以同时唤起农民对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的自觉。因而批判也缺乏力度。
三
思想深浅的不一和视角的宽窄不一，也导致了鲁迅与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艺术表现上的差异。为了唤起“沉默的国民魂灵”⑥觉醒，鲁迅不仅选择了最有效的艺术视角，而且常常追求美学上悲剧与喜剧相结合的表现形式，淋漓尽致地表达他改造国民性的深刻思想。《风波》里的七斤们很无知，称辛亥革命党人为“现长的长毛”，而把假斯文的赵七爷看成很有学问的人。可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无知，七斤还自以为是见多识广的“出场人物”，因此而显出“骄傲模样”。而在辫子风波中，他们又都感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恐慌。鲁迅一方面嘲讽他们愚昧无知，无根据自大的喜剧性特征，一方面揭示他们以处于奴隶地位为天经地义的悲剧性精神麻木。《阿Q正传》中的阿Q，鲁迅既讽刺他把污点当作光荣，以丑为美，自己既穷且弱却声称“先前阔”、“常优胜”等喜剧性弱点，又批判他逃避现实、怯懦、麻木不仁等悲剧性的精神毁灭。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不可分割地交融，铸成了阿Q的主要性格。这种悲喜剧结合的刻划人物性格的方法，有真实的现实依据。长期受封建思想精神奴役的阿Q、七斤等等农民，自己丝毫意识不到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反而视之为优点，这是其可笑之处；他们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精神遭到麻醉乃至毁灭，成为奴性十足、麻木不仁的国民，这是其可悲之处。单写一个方面不能构成这些农民形象丰富生动的性格内涵。鲁迅把二者结合起来，既避免了纯喜剧的易于肤浅，又防止了纯悲剧的一味伤感。讽刺伴随着哀伤，喜剧交织着悲剧，用“含泪的微笑”⑦唤醒人们正视自己的弱点，消除精神的积垢，把自己从封建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这种结合，是鲁迅在对小说内容深刻挖掘和把握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这种创造至今仍有惊醒人的艺术感染力。
为了表现新的时代，赵树理的小说采用喜剧形式，尤其结尾都是喜剧性的大团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通篇都是对落后反动思想和势力的讽刺嘲笑，最后以人民胜利为结局。其他如《邪不压正》、《登记》、《小经理》等等也莫不如此。甚至可以把赵树理小说的结构归结为：苦难(或压迫)——斗争——胜利的程式。丰富的历史内容，复杂的矛盾斗争和多变的人物感情等一切都可以简化为这种线性的因果联系。在40年代的中国农村，并非真能如此轻易地合理圆满地解放一切矛盾，特别是农民思想上的矛盾。试想，《李有才板话》中来了一个杨同志，很快就使闫家山农民翻了身，要是又来一个或更多的章工作员，莫不是又要让闫家山农民吃苦?《邪不压正》里，依靠党的力量纠正和批判了小昌等干部利用职权为非作歹的行为。要是再出现类似人物又该怎么办?不说40年代，时至今日，农村中靠行政命令，利用职权使百姓遭罪的事仍时有发生。农民很需要来一场深刻的持久的思想启蒙运动。赵树理对封建思想和农民精神固疾的顽固性估计不足，有些盲目乐观地把反封建势力的斗争看得过于简单，以轻松的笔调给人们描绘出一幅幅光明灿烂的生活图画。读他的小说是轻松的，而留下的思考却欠深刻。
鲁迅为深切表现国人灵魂，努力借鉴外国文学的表现技巧，并与中国传统技巧结合，创造出一篇篇独具风采的小说。不说人们常道的结构创新、白描手法、语言生动等特点，我们只看他注重心理描写的特色。《风波》中的七斤嫂听说皇帝坐龙庭的消息后心理的变动：不安、绝望、埋怨；《阿Q正传》中阿Q在发生“恋爱”悲剧、生计问题后一系列细腻的心理变化，以及闹“革命”时期的心潮激荡，直到“大团圆”时从糊糊涂涂到最终意识到死神降临的恐惧；祥林嫂捐门槛前后的精神变化；爱姑被七大人威严镇住后的后悔……鲁迅总是竭力发掘某种灾难、变故对人心理的撞击和影响而带来的精神面貌、思想感情的复杂细微变化，以创造血肉丰满、情感丰富复杂的鲜明的农民形象。这种描写具有较强的艺术穿透力。
赵树理酷爱民间文艺，重视民族文学传统，而对借鉴吸收外来文学作品表现艺术表现出一定的排他性。他追求故事情节完整曲折，却忽视了对人物性格的刻划。他写人物多通过语言行动来表现心理活动，缺乏细致传神的心理描绘，因而没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的变化。总之，鲁迅和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新文学家们认真总结和汲取。
注释：
①黄修已《中国文学简史》。
②陈继会《新文学史上农村题材的两位开拓者》，载《郑州大家学报》1983年第三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P570。
④鲁迅《呐喊·自序》。
⑤鲁迅《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⑥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⑦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