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租界文化”概念的文学史意义
【内容提要】
多年来,学界对与上海有关的文学现象的研究,采取的主要文化视角是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视角照亮了一些文学现象,也留下了一些盲点。鉴于此,根据现代时期上海的租界语境,提出“租界文化”概念。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区别。“租界文化”概念的提出,为现代文学研究开创了新的维度、新的尺度、新的空间。
【关键词】 租界;租界文化;上海租界;都市文化;海派
漫步上海滩,巍峨的外滩建筑使我们缅怀租界往昔的繁华面影;徜徉南京路,闪烁的霓虹灯令我们遥想30年代的上海风情;探访汉口镇,新旧交错的江汉街诱使我们解读旧日的租界踪迹;游览天津市,繁华的和平区向我们诉说着的沉重变迁。透过岁月的斑驳陆离,造访在华的租界遗址,引发的感情是复杂的。面对租界遗迹的感受,化用张爱玲的一句话来说,仿佛觉得租界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既惊讶于袍的华美,亦深感虱子的可恶。
从鸦片战争至八国联军入侵的60年间,即从1843年第一个外国租界的初步辟设,到1902年鼓浪屿公共地界和天津奥租界的最后开辟,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9个国家先后在上海、厦门、广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苏州、杭州、重庆等城市,设立了近30个租界。所谓“租界”,是指“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等国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贸易区域。其特点是外人侵夺了当地的行政管理权及其他一些国家主权,并主要由外国领事或侨民组织的工部局之类的市政机构来行使这些权力,从而使这些地区成为不受本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国中之国”。
租界虽然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但是与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条款相比,通商口岸的辟设和其后租界的建立,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历史现象。一方面,不可否认,租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掠夺和军事侵略的“桥头堡”,是帝国主义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飞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租界的空气使人自由,租界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供了自由言说的话语空间。租界提供了一种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语境,形成了西方文化的集散、缓冲地带,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前沿地带。租界作为、经济和文化的实体性存在,加速了上海、天津、武汉等现代城市的崛起,建构了与传统中国城市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市政制度、文化出版机制和消费时尚,改变了租界市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审美观念、伦理模式,并凭借其商业贸易、新闻传播体系、人口流动方式,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历史上存在的外国租界当中,上海租界发展最充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最大。
上海是一个因租界而繁荣的现代都市。上海宋代设镇,元代置县,到了清代,上海也不过是东南一个较繁荣的县镇而已,而外滩开埠前只是一片滩涂之地。“近百年的上海,乃是城外的历史,而不是城内的历史,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年,上海总人口达到30万,其中租界人口接近150万,租界总面积达到48653亩。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商贸、、和文化娱乐高度发达,是全国的文化、经济中心,是远东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洋风炽盛的大上海当时被誉为“东方巴黎”。
租界时期的大上海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几十年后,它又不断被人们追忆、想象、评论、叙述。: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唤起了人们对租界时期上海都市经验的缅怀,人们试图从昔日上海的都市形象中,寻找理解现代中国的线索。新时期重塑上海城市形象的巨大举措,在文化策略上选择“海派”作为上海的“城徽”。因此,新时期对上海历史和上海文化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热情关注,上海近现代文学现象也进入了研究者的中心视野。
在史学界,唐振常、熊月之、费成康等当代学者在上海史和租界史研究上成效卓著。他们的研究,与民国时期姚公鹤、徐公肃、丘瑾璋、蒯世勋和西方学者梅朋、傅立德、罗兹·墨菲等的租界研究,注重史的记录。租界的扩界、工部局的机构设置、租界司法权的演变、租界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以及上海的现代化进程等问题,是这些学者的论著中最关切的问题。也有少数史学专家致力于上海文化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天纲,从已有成果来看,海派文化、制度文化和城市文化是研究者选择的三个主要维度。这三个维度固然能够大致呈现近现代上海文化的本质属性,但是缺乏直指其文化内核的阐释力,也缺乏融括整体的气度。
在文学界,陈伯海、王文英、陈青生、袁进等分别对上海文学史进行了梳理。上海文学史的撰写基本上采用标准的文学史书写模式,以《上海现代文学史》为例,虽然独具慧眼地把在上海停留居住过或在上海的报刊、出版社发表作品的作家都纳入上海文学的论述范围,但是,租界、租界文化的存在没有进入撰史者的中心视野。历史学家认为:“研究近代上海是研究中国的一把钥匙;研究租界,又是解剖近代上海的一把钥匙。”谈上海文学,如果不把租界及其文化作为思考的重要维度,不说有误读的危险,至少有所遮蔽。在海派文学(都市文!学)的研究中,李欧梵、吴福辉、杨义、李今等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阅读《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上海摩登》和《京派海派综论》等研究海派文学和都市小说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论述现代上海文学、海派文学和都市小说,基本上取的是一个文化视角。研究者使用的主要文化视角是海派文化。“海派”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历史概念,如果要把这个旧概念纳入新的研究框架,首先必须为之“正名”。研究者倾向于用“现代质”来命名海派文化的本质属性,或者把海派文化归入都市文化门下。延用一个旧概念对之重新解释,造成了新旧概念之间的断裂不说,还把海派文化投入到都市文化的怀抱中,加以泛化。把经过如此修整后的“海派”概念投入文学研究,多少要承担概念偏执和错位带来的风险。这是当今研究者重新诠释和使用“海派”文化概念时,难以摆脱的困境。“海派”概念的局限性,造成了使用过程中玩不转的现象,一些相关的问题无法在“海派”概念下得到合理解释,所以就不得不在同一专著中采取多种文化视角,把海派文化、都市文化、上海文化和洋场文化等概念交叉混杂使用,这几个概念实际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概念的交叉混杂使用,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其中任何一个文化概念都不能单独承担解释对象的重任,或者说都不是最贴近历史和文学本体的概念,必须提出新的文化概念来重新照亮与上海有关的文学现象。
对于上海有关的现代文学现象的研究,之所以存在一些解不开的症结,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忽略了,或者没有充分重视近现代上海最基本的文化语
境——租界文化语境。租界语境下的上海文化,很难用海派文化或都市文化来准确全面地指称;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视角,也不能对和上海有关的许多文学现象作出合理解释;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视角照亮了一些文学景观,也留下了一些盲点。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充分考虑上海的租界语境,提出新的文化概念,对与上海租界有关的文学现象作出新的解释。
因此,本文根据现代时期上海的租界语境,提出“租界文化”概念。所谓“租界文化”,是指l 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外国租界的相继开辟,在以上海租界为主的租界区域逐渐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着一定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其本质和特征体现在与租界现象相联系的独特的市政制度、文化体制、城市空间、市民体验和审美风尚等多个文化层面。随着百年租界现象的终结,尤其是新中国的成立,租界文化逐渐走向式微。
实际上,自设立租界以来,人们就注意到其孕育的怪异而令人深感不安的文化形态。但是,由于现代知识分子从固有的“乡土中国”文化立场或庙堂士大夫文化立场出发,认定租界文化是浅薄庸俗的,更由于当代研究者的历史或意识形态偏见,租界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被缩减,或被言说的禁忌所裁剪,谁也无意于把租界文化确立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型。梁遇春把黑暗的上海比喻成一条恶狗:“上海是一条狗,当你站在黄浦滩闭目一想,你也许会觉得横在面前是一条恶狗,狗可以代表现实的黑暗,在上海这现实的黑暗使你步步惊心,真仿佛一条疯狗跟在背后一样。”周作人对上海文化充满鄙夷:“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钱钟书则认为上海能产生和文化,简直是一个笑话:“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李天纲也坦言,“租界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其浅薄粗陋不但引起中西社会的共同轻视而且常令身在其中的自觉者自卑。”对上海(租界)文化持鄙薄态度的论说,不胜枚举。这种评判态度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一方面,租界文化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坚守的文化价值立场相冲突,故他们极力贬低租界文化,把租界当作文化沙漠。“对所谓‘文化沙漠’的批评,固然是指某地高品位的精神产品产出的匮乏,但更主要的,似乎是指城市所造就的一种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价值准则。”租界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既不合传统,又不合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面对租界时,难免有一种“仿佛一条疯狗跟在背后一样”的文化恐惧心理,其深层原因是强烈的民族意识。笔者敬仰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立场,理解他们的文化姿态。但是,我们更需要直面历史的勇气和诠释文学史的求真意志。
根据希尔斯《论传统》关于文化传统的观点,笔者认为,上海租界经过几十年的历程,至迟在1920年代,形成了具有一定规范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说,租界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范型或文化传统,应该是成立的。本尼迪克特的观点同样有助于我们把“租界文化”确立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文明本身能够产生的变化可能远比人类任何权威所希冀或想象的对文明的变革都要更彻底、更激烈,而且仍是完全切实可行的。今日如此横遭责难的那些细小变化,诸如离婚率上升,城市中日甚一日的世俗化,贴面舞会的盛行,以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的事情,也许弹指之间就成了一种稍有差别的文化模式。一旦成了惯例,它们也就具有了同老模式在以前那些年代时所具有的同样丰富的内容,同样的重要性,同样的价值。”租界文化在20年代应该“成了惯例”,成了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差别的文化模式。否认其存在或讥笑其鄙陋的人,多少是怀有偏见。关于“租界文化”具体内涵特征的分析,笔者曾撰文论述过,此不赘述。
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殖民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租界是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的滋生地,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在核心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在上海,无论现代城市景观的出现、市民理性的形成、自由话语空间的提供、开放宽容意识的成熟、重商主义的流行、声光化电文明的发达,都和租界的存在密不可分,这些特征也被当作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精神内涵。30年代的海派文化是上海开埠后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海派”概念下的那些恶俗习气,大多数是租界风气所致。民国时期中国都市文化与西方都市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都市进程,是以沿海沿江的商埠、租界为核心与范本迅速推进的。事实上,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真正的大都市只有上海,而此时上海华界的发展状况与几十年前租界的样子大致相当,可以说,民国时期的都市文化基本上就是指十里洋场呈现的文化气象,说到大陆现代文学中的都市文学,几乎就是指上海的都市文学。殖民文化是在殖民地化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类型。租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开辟的“国中之国”,和殖民地在某些方面有类似的特性,租界文化和殖民文化存在交叉重合的特征。由此可见,租界文化包含了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和殖民文化的一些内涵特征。
虽然租界文化、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都是租界开辟后产生的文化现象,但是租界文化与海派文化、都市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其区别大致体现在以下五点:
其一,三种文化所属的坐标体系和解释框架不同。租界文化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所构成的解释框架中,有着殖民入侵的文化背景;海派文化和京派文化构成一个二元对立的文化诠释框架,30年代的海派是租界罪恶品性的替罪羊;都市文化和农耕文化构成一个二元对立的文化诠释框架,现代转型是联系二者的关节点。
其二,租界文化具有强烈的殖民性和民族性特征。而殖民性和民族性并不构成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的必要元素。 其三,从城市和制度看,上海租界的城市空间、城市布局、石库门建筑,以及上海租界的市政管理制度、租地制度、议会制度、治外法权、文化制度等等,所具有的文化特征,都使得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区别了开来。
其四,从文化的主体“人”来看,上海租界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具有独特性,男女比例严重失衡,青年人占的比例高于其他区域;在租界人中流行的语言是洋泾浜语;租界人有着强烈的冒险投机意识;租界知识分子不能与任何集体发生有机真实的联系,与租界的心理关系是“在而不属”,身份特征变得暧昧;上海租界由资产阶级引导消费和生活的时尚。
其五,租界文化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是一种混合文化,具有“四不像”的特征。这是都市文化不具有的特征,虽然大家也把这个特征归结到海派身上,但是归到租界文化门下更妥帖。
从上述五点区别可以看出,租界文化是一个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有着明显区别的概念。
人们无论从都市文化还是从海派文化的角度来谈论上海这个城市或现代文学,涉及到现代都市的兴起、西方观念的流行、市民社会的壮大、公共领域的产生、新闻传播的发达、通俗文化的泛滥、伦理观念的变化、社会心理的转型、作家生命体验的流动、激进思潮和先锋意识的出现等问题,都绕不开租界,学者倾向于使用类似于这样的句式——“租界开辟后,租界提供的……空间,给……造成……影响……”——作为前提来进入话题;在提到上海的罪恶品性时,如上海罪犯丛生、花柳遍地、道德堕落、廉耻丧尽等等,人们愿意把罪恶的根源归结到租界方面。既然都和租界有关系,以租界文化的名义讨论不是更直接妥当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给海派定位时是这样说的:“海派产生于近代海禁打开之后。自沪地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辟了租界,起初称‘夷场’、‘洋场’,这才有所谓的‘洋场文化’和‘洋场文学’。在时空两方面,这样来给海派定位,大体是不差的。”撇开概念的使用不说,这段话不就相当于在谈论租界文化吗?我们如果把“海派”置换成“租界文化”或“租界文学”,内在关系似乎更妥帖。在此,我要郑重声明:我并没有以“租界文化”取代“海派文化”或“都市文化”的盲目冲动,在文学研究中,这三个概念各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和空间。不过,我坚信:“租界文化”可以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概念。
提出“租界文化”概念来研究现代文学,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或单纯的标新立异。虽然我们对于用租界文化来命名现代上海文化心存芥蒂,但是,我们不妨从租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
每个文学史概念都有自己的价值空间,比如“启蒙”、“救亡”、“国民性、“现代性”、“现代转型”、“民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等这些文学史概念,或提供了新的史学观念,或开创了新的批评空间,或给出了新的思维角度,或呈现了文学对象新的特质。同样,“租界文化”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空间:其一,在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和现代转型中,租界现象和租界文化的影响应当纳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其二,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或讨论“启蒙”时,也应当考虑租界和租界文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其三,研究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发生的一些文学事实和40年代上海孤岛文学,租界文化更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观照视角;其四,研究左翼文学、新感觉派、“论语”派、自由主义等思潮流派,研究电影的发生和戏剧的改革,研究“革命文学”、“第三种人”等文学论争,都不妨斟酌一下租界文化的参与程度;其五,研究上海的刊物和上海的作家,也不妨把租界文化作为一个思维向度;……租界文化作为一种宏大的文化话语,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和作家的生活方式、生存体验、写作理念、话语风格、审美取向中,投下了或浓或淡的影子。要言之,租界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规避的有形或无形存在,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流变走向和风貌格调。如果我们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许多问题,能增加一副“租界文化”的眼镜,或许能够洞悉到其他文学史概念照顾不周的一些方面,从而对文学史结论做出某些补充或修正。
归纳起来,“租界文化”概念在文学研究中大致具有以下意义:
(1)使用租界文化来分析现代的一些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从某种角度来说,更贴近文学和历史的本相。在文学研究中,租界文化(虽然至今还没有人真正从租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有着各自的存在空间和存在理由,但是,如果把现代的上海当作一个区域,与海派文化或都市文化相比,租界文化是更切合上海区域文化总体特征和历史本相的一个概念。虽然不能说租界文化对所有的文学现象和作品都适用,但是能够弥补“海派文化”研究视角所造成的一些缺憾。海派文化已经研究过的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可以换一种视角再研究,海派文化不能纳入的一部分现象,如沈从文、茅盾、鲁迅等作家和京派、左翼文学等现象,可以置于租界文化视野下进行观照。
(2)许多的现代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受到租界文化的影响,包括文学观念、文学思潮、文化蕴含、审美风尚、文体兴衰、文本风格、作家文运等等,对之,我们有必要进行系统的解读。租界文化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照亮对象的新维度。
(3)一种新的视角往往内含一种新的评价尺度,能够开拓新的评价空间。如果从租界文化角度审视现代文学,那么其排序、特征、层次和景观都会呈现出新的样态。
租界文化这三个方面的意义实际上是交叉在一起的,共同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维度、新的尺度和新的空间。
如果说审视文学史仿佛观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那么,每一个视角所见只能是文学史的一个镜像。但是,文学史的立体景观如果缺少某个角度的摄像,就构不成完整的反映。因此,研究的乐趣和价值就在于寻找前人未曾涉足的视点,然后架起自己的摄像机,抢拍文学“庐山”的“这一面”景致。“租界文化”概念为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它,现代文学史将呈现出“这一面”镜像。
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上海,为新文学的发展搭建起了一个新奇喧闹的舞台。上海租界所拥有的自由创作环境、丰富的海外文学资讯、发达的出版印刷机构和大量的读者接受群,为新文学提供了良性发展环境。而且,上海租界为现代作家提供了生存空间、写作资源和灵感,促成了左翼文学和新感觉派的兴起,并在一定意义上造就了30年代的鲁迅、沈从文、茅盾和40年代的张爱玲。租界作为一个强势的文化场和富有活力的文学场,为京派文学的兴起提供了价值参照系,强化了他们的启蒙立场和人文精神,隐隐约约规约了京派文学的艺术风貌和精神诉求。租界文化作为一种殖民性的现代都市市民文化,作为一种宏大的文化话语,在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和作家的生活方式、生存体验、写作理念、话语风格、审美取向中,投下了或浓或淡的影子。要言之,租界文化是现代文学不可规避的有形或无形存在,租界文化影响了现代文学的流变走向和风貌格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