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美学：审美现代性的困境与出路

　　走过三十年历程的当代美学，拥有过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也经历了徘徊与困顿。显然，回顾中国美学的当代历程，不是为了满足于一种怀旧的记忆，更不是为了举行一个纪念性的文化仪式。因为，与其说回顾是一种记忆，不如说回顾是一种反思，而反思总是当下自己的反思，总是立足于现实的反思。对于当代中国美学来说，三十年历程，既漫长又短暂，它既是已经逝去的过去，又是正在进行的现在。如果离开当下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回顾反思的意义就只能消散于缅怀的岁月之中。毫无疑问，新时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重大社会转型构成了三十年当代中国美学的社会语境。社会转型给中国文化思想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与危机。中国美学在这一震荡转型中，走过了三十年的风雨历程。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学可以概括为转型期的美学。这里的问题是，从回顾反思的意义上说，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美学，我们应在何种层面上来加以理解和表述？不同的视域将影响和决定我们的理解和表述，同时也将影响和决定我们回顾反思的广度和深度。立足于当代学术语境，从性视域出发，对当代中国美学加以理解和表述，应该是一个较为恰当的立场和视角。
　　从现代性视域看，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以市场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急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当代美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难以分割的纠缠在一起。因此，从现代性视域出发，对中国当代美学加以理解和表述，不仅有助于回顾当代美学的历程，更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沉淀中反思急速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层面上看，美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亦可概括为“审美现代性”的问题，历经三十年的当代中国美学探索亦可以被表述为一种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诉求。回顾中国美学的当代历程，我们看到，美学问题与现代性问题之间的关系，伴随激剧的社会转型变革而交错缠绕在一起，时而互动共谋，时而相互分离，时而冲突紧张，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样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乃是一个现代性的文化事件。马克斯·韦伯将现代性指认为理性合理化的“祛魅”过程。理性的“祛魅”打破了前现代社会文化的整体自足性，导致宗教世界统一图景的瓦解，使现代社会文化处于分化状态，尤其是以化、制度化、官僚化为主导的工具理性僭越并取代了价值理性，使现代步入到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工具理性的合理合法化并不能解决价值理性的问题，宗教统一图景被“祛魅”瓦解之后，道德信仰与生活幸福的问题出现了真空。工具理性的僭越表明寻求整一化的确当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要求对分化的世界予以分别的确证。哈贝马斯将此概括为：“韦伯认为，文化现代性的特征就在于，原先在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理性，被分离成三个自律的领域。它们是、道德和。它们之所以会逐渐分化，是由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瓦解了。……它们呈现为认知——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和审美——表现理性结构。”(1) 由此可见，科学认知、道德规范与艺术审美三大自律领域的建立，不仅是现代性分化的结果，同时也是试图弥合现代世界分离瓦解的理论反思。从此意义上来理解，康德的三大批判亦应该被理解和表述为现代性危机的理论表征。康德的“三大批判”正是这一“韦伯命题”的理论反思，纯粹理性批判回应的是科学认知问题，实践理性批判回应的是道德规范问题，而判断力批判则回应的是艺术审美的问题。经由康德，现代性社会分化被分别表征为三个自律的理论领域。当然，康德的三大批判工程并不仅仅是为了划分出清晰的理论界域，面对分崩离析的现代性，他抱着寻求整体化世界图景的理论梦想，试图弥合现代性分化所造成的巨大鸿沟，最后，康德寄望于艺术审美的判断力批判，以解决现代世界的两难困境。至此，美学与现代性问题完成了理论形态的体系建构。然而，由于康德三大批判的形而上学性，导致其美学的现代性问题一直处于隐而不显的遮蔽状态。这一状态不仅影响着西方美学的发展，同样也对中国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是新时期中国美学的起点。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提出“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口号，试图重新开辟一条“康德——席勒——马克思”的路线。李泽厚用主体性阐释康德哲学和美学，高扬人的主体性，探寻人的心理结构，追求审美的自律性，建构了主体审美主义的美学。然而，李泽厚“回到康德”的努力，主要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展开，康德美学的现代性问题依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之中。指出李泽厚美学的形而上学性对现代性问题的遮蔽或忽视，并不等于否定其当代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李泽厚高扬主体性美学思想，冲击前专制的封闭理论禁区、激活启蒙现代性的时代精神，无疑具有重大的思想启蒙意义。然而，人性、人道主义等主体性精神的高扬，毕竟仅仅是思想层面上为实现现代化所作的理论前提准备。作为理论先导，主体审美主义满怀着现代化的憧憬呼唤现代的来临，正是在这充满憧憬的呼唤中，现代性危机及其后果等诸多问题被有意无意地遗忘或忽视了。或者说，作为需要审理质疑的现代性问题，并未真正纳入当代美学的议题中。由此可以理解，当现代化以其加速度步伐逐步实现，当现代真的如期来临，当现代性及其后果成为当下所必须应对的问题时，主体审美主义丧失了言说现实的能力，暴露出形而上学的缺陷，美学热因而开始进入退潮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度发展，现代性问题成为学术思想界的前沿课题，美学与现代性问题日益成为新一代学人关注的热点。随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题域的展开，在美学、文艺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审美现代性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审美现代性研究，从现代性视域出发，将美学的探索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进程紧密地联系起来，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式，摆脱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本质论的研究范式，打开了美学研究的当代视野。上世纪80年代曾经热衷于“诗化哲学”的刘小枫将关注的视野转移到现代性问题域。刘小枫从现代性社会理论视域出发重新审理美学问题，认为审美主义已成为现代性问题中的一个坚核，审美性与现代性所构成的“审美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另一位学人周宪，在对现代性问题持续不断地关注中，对审美现代性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反思，试图摆脱学院式的形而上学化的美学研究倾向。两位学人坚持美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认为将现代性问题引入美学研究的视野，将美学研究纳入现代性社会理论的问题域之中，是应对当代诸多现实问题的迫切议题。值得注意的是，刘小枫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在指向身体的文化政治学之后，转而向政治哲学的层面继续深入展开，似乎已无暇顾及或有意地抛却了美学问题的思考。对刘小枫而言，美学与现代性问题的结合，并不意味着美学的当代发展获得了新的机遇，反而是美学进入其终结阶段的预告。或许，刘小枫想表明的就是，美学已经无力解决当下中国现代性的诸多复杂问题，新时期启蒙的审美主义话语已经耗尽了阐释当代问题的能力，当下中国问题应该纳入文化政治哲学的范畴来加以理解和表述。在此，中国当代美学再一次走入尴尬的困境。
　　与刘小枫不同的是，周宪一直寄希望于通过审美现代性问题的梳理，回应中国现代性的诸多问题，以使当代中国美学获得新的理论活力。应该肯定的是，周宪以审美现代性为基本题域，对美学、文艺学及文化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理论梳理，拓展了当代美学研究的视界。但需要指出的是，周宪的审美现代性研究，基本上是在哈贝马斯的思路上来展开的。在周宪看来，虽然现代性充满着种种隐忧和危机，但作为现代性内部的矛盾张力，审美现代性可以担当起现代性自我调理和自我修复的功能，能够完成拯救现代性于危难之中的历史使命。这里的问题是，顺着哈贝马斯所展开的思路，是否就可以证明现代性自我批判足以克服其自身的种种缺陷与危机呢？作为现代性的积极辩护者，哈贝马斯面对现代性危机及其后果，提出了文化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的概念，试图通过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之间所构成的内在张力，寻求现代性的自我完善调节功能，以证明现代性依然有能力实现其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可以进行自我的反思批判，这便构成了现代性拯救方案的基本前提，因为只有进行自我的反思批判，现代才可能在不断地调整修改中前行，现代才可能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简言之，这种观点所试图表明的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对现代性及其后果进行审美现代性的补救或拯救，可以给出一个走出现代性危机的理想方案。这种研究思路的重心是寻找现代性可以自我修复的有力证据，试图缓解现代性后果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危机，使审美现代性批判成为现代性拯救的解决方案。说到底，所谓现代性批判、所谓现代性的审美拯救方案，不过是现代性自我辩护的一种叙事策略或修补方案。在这里，作为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危机意识的现代性问题，在审美现代性的学理性分析过程中，同样被逐渐地淡化和遮蔽了，审美现代性批判成了现代性辩护的一种理据。至此，当代中国美又一次将自己带入到尴尬的困境之中，审美主义话语成为现代性辩护的一种修辞美学。　　今天，我们已置身于化的巨大浪潮之中，完成现代性的社会规划工程似乎已成为全球化的共识追求，现代性话语已成为强大的意识形态。当代理论界过多地粘着于现代化实现和现代性确立的实际目标，形成了一种唯现代性的单一思维模式。在突飞猛进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作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一直致力于自我的确证与建构，已丧失了自我反思批判的能力。从此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已丧失了自我反思批判的能力。不可否认，作为后国家，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捍卫现代性、确立现代性和实现现代性，使现代性成为合理化合法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抑或从未来看，当代中国问题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现代性问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受制于单一现代性的思维模式，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检讨一直拒绝后现代维度的介入，使中国现代性问题成为一个缺少反思批判或未经反思批判的题域。因此，我认为寄望于审美现代性对现代性种种危机的补救或拯救，是一种过于乐观的修残补缺的方案。热衷于修补性方案的设计，往往会导致现代性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的模糊或遮蔽，从而消解掉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意识，丧失对当下所面临的现代性种种症候的病理诊断能力。对于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关涉到一个批判理论所无法回避的理论难题，即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批判何以可能？在理论只能进行自我指涉或自我参照、自我反思的前提下，如何展开批判？如果所谓的现代性自我反思只不过是其自我确证的另一种形式，那么，是否可以认定现代性的自我反思批判，只能是现代性确证自身的一种修辞策略。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不需要其它参照就能够进行自我规范和自我修整，这必然导致现代性对多重向度的反思、批判与超越的拒绝，使自身陷入自我的封闭与自足之中。对此，鲍曼认为：“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观察视角，可以提供理解现代性自身的构架。在某种意义上，在所有那些观点当中的现代性，都是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和自我确证(self-validating)。”(2)所谓自我指涉与自我确证最后只能成为自我认同与自我迷恋，沉溺于自我迷恋的现代性已耗尽了自我批判的功能，或者从根本上就不具备自我批判的功能。在此，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现代性作为问题，并不是从其内部自身所提出的，而是外部反观批判的结果。因此，真正的反思批判只可能从其外部发生。解构批判的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兴起，使“现代”真正成为一个可疑的问题，为现代性批判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3) 在后现代性语境中，现代性并不是一种自明性的历史证词，未经反思批判的现代性显然是一个未明的可疑之物。如此说来，现代性的反思必须建立在一个新的批判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才可能得以展开，这个新的批判理论范式就是后现代性的批判理论话语。后现代性即是对现代性的重写与诊断、批判与颠覆。后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现代性的隐忧、危机与终结上，致力于解构现代性合理化合法化的自我叙述，甚至宣告现代性的巨大规划工程已告失败，现代性已进入其终结阶段。因此，应该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的质疑与解构、颠覆与批判。当代中国美学应该从后现代性的视域出发，站在后现代的维度和立场上，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对审美现代性的问题给予重新的审理和描述，以发掘其中所蕴藏的后现代性的质疑批判精神。
　　回顾三十年的美学历程，我们看到，丧失解读当代问题的能力，耗尽批判当下现实的锋芒，是当代中国美学陷入困境的结症之所在。因此，坚持后现代性的解构批判精神，激活美学的文化关怀，应该是当代中国美学走出困境的一个面向。
　　
　　注释：
　　（1）[德]哈贝马斯：《现代性对后现代性》，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2） [英]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3）这里所说的后现代是指具有解构批判精神的后现代主义，福斯特在《反美学》中将其称之为抵抗型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of resistance），以区别于时尚化的后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