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的修辞作用
【摘要】文章从称谓错综、称谓代指、节短称谓、寓名四个方面对称谓的修辞作用加以分析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古书。
【关键词】称谓；修辞；作用
称谓，就是对人的称呼，也就是人们用来表示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名称。由于称呼对象的身份、地位、职业、辈份等等的差别，称谓也是千差万别。特别是古代，由于封建伦理关系的制约，称谓更是多种多样，情况特别复杂。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篇》中就曾指出一些古籍“书人名字，不为成法”，“一篇之中，错出互见”，给读者带来不少困难。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也指出如果不懂古人称谓之例，那就会产生误解，也容易导致妄改古书。其实，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尔雅》中的《释亲》篇；后周卢辩的《称谓》（已佚）；明李翊的《俗呼小录》；清梁章钜的《称谓录》；周象明的《称谓考辩》等都是谈称谓的专书，唐刘知几的《史通》；宋赵昇的《朝野类要》；明方以智的《通雅》；清翟灏的《通俗编》等书里也有谈称谓的专篇。不过，这些著作大都只是推寻语源，枚举出处，对俞樾所说的“称谓例”则缺少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称谓问题不仅与校读古书、推寻文义有关，更与理解古人的修辞手段有关。
现在，我们就对古代称谓中一些特殊现象的修辞作用，分别举例，并略加说明。
一、称谓错综
在一部书或一篇文章中连举人名，前后应当一致，不能同是一人，忽而称名，忽而称字，忽而称官，忽而称谥，这是通例。但是，古代却有姓氏名字错出互用的，这种情况最早见于《左传》。如郑大夫祭仲，字足，其先人为祭封人，故书中除了简称为“仲”之外，有时又称祭足、祭仲足或祭封人仲足，同一人而有四个称呼。又如《左传·宣公四年》：“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尤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耳！’及令尹子文卒，斗般为令尹，子越我司马。蔿贾为工正，譖子扬而杀之，子越为令尹，己为司马。……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伯棼射王，汰辀及鼓跗，著于丁宁。”楚令尹越椒，除了简称为“椒”之外，又称子越、伯棼，也是同一人而有四个称呼。此外，一人而有二称、三称的，为数更多。《文史通义·繁称篇》说：“尝读《左氏春秋》，而苦其书人名字不为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此则称于礼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则随意杂举而无义例，且名字谥行之外，更及官爵封邑焉。一篇之中，错出互见，苟非注释相传有授受，至今不识为何如人也。是以后世史文莫不赞仰《左氏》，而独于此不复相师也。”在其他的史书或文章中，这种现象也相当多。如《史记·司马相如传》中相如、长卿互用，就是一个例子。而《世说新语》一书中，这种情况则更为突出，如山涛在书中就以山巨源、山公、山少傅和司徒并称。六朝至唐末五代的诗文中，这种风气还相当盛行，直到北宋欧阳修、曾巩等人开始推倡平实文风，这种情况才算慢慢减少了。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引用了章学诚的说法，加上按语说：“以实用言之，章说诚是矣。然作《左氏传》者意在求美，后人之误解与否，非所计及，其求美之意之切，亦可推见矣。”意在求美，就是注意修辞的效果。如何提高修辞效果？就选词来说，力求行文富于变化，避免同字相犯，就是有效的一种手段。刘勰在《文心雕龙·练字》篇中曾说“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权重出，就是避免同字相犯。《左传》之所以在称谓上变了许多花样，正是为了避免行文平板单调，使词面别异，参差错落，富于变化，给人以新鲜活泼之感，从而形成错综，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二、以称谓代指
古籍中有时不直接称人姓名，却用别的与他有密切关联的名称来代替，这种借用替代的方法叫做代指，又称代称、替代、借代等。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用官名代指
《史记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马叙伦《古书疑义举例校录》以为是时大费为伯益，弃为后稷，不曰大费、弃，而曰益、稷，这是“以其官名其人”，也就是用官名替代之始。后代古籍中，这种现象逐渐增多，如以太史公代司马迁，以平原代陆机，就属这一类。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官名与姓连用，如称贾谊为贾太傅；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至今人们还称其王右军；王维曾任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杜甫曾任左拾遗，故而被称为杜拾遗，又因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被称为杜工部；刘禹锡曾任太子宾客，被称为刘宾客；柳永曾任屯田员外郎，被称为柳屯田；苏轼曾任端明殿翰林学士，被称为苏学士等，在此不一一赘举了。
（二）用任官之地代指
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陶渊明为彭泽令，谢灵运为临川令史，故以彭泽、临川代陶、谢，这就是用任官之地代指。“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曾任北海相，世称孔北海；骆宾王曾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岑参曾任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董仲舒先后相江都，胶西两国，世称董江都或董胶西，这也是用任官之地代指。元好问《论诗绝句》：“江山万古潮阳笔”，因韩愈曾为潮州刺史，故以潮阳代韩愈；又“发源谁似柳州深”，因柳宗元曾为柳州司马，故以柳州代柳宗元。《赤壁之战》：“豫州今欲何至?”因刘备曾任豫州刺史，故以官地称之。这样的例子，诗文里极多。如果不懂得用任官之地代指的修辞手法，对于理解文义就会产生偏颇。
（三）用籍贯代指
唐张九龄是开元名相，韶州曲江人，天下称曲江公；李德裕为真定赞皇人，世称赞皇公。顾炎武在《菰中随笔》中称此为用籍贯代指之始。唐代诗人孟浩然人称孟襄阳；柳宗元人称柳河东；北宋王安石人称王临川；明代汤显祖被称为汤临川等都是这种代指方法。明代称内阁的首辅，也有用本籍县名的，如严嵩称分宜，徐阶称华亭，张居正称江陵等。清代沿用了这种旧例，清末有一副饱含讥刺的名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下联“常熟”即指出生江苏常熟的翁同龢。民国以后，对达官文人有时也用这种代指法，但已比较少见。《汉文文言修辞学》论“曲指”，内有“称名之曲”一项，引《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寡君）使下臣犒执事”。杜预注：“言执事，不敢斥尊。”又引《左传襄公四年》：“兽臣司原，敢告仆夫。”杜预注：“告仆夫，不敢斥尊。”用籍贯代指，其实也是对尊者表示尊敬的一种“曲指”。
《礼记·檀弓》有云：“……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死后子夏居于西河，后人遂以洙泗代孔子，以西河代子夏，即为以所居之地代指。如梁武帝《答刘之遴诏》“丘明传洙泗之风，公羊禀西河之学”，就是这种用法。隋、唐以后，和尚们往往以山名、寺名称代本师。宋代以后人们也沿袭了这种风气，如称宋周敦颐为濂溪、程颐为伊川、陆九渊为象山，明陈献章为白沙、王守仁为阳明之类，情况也是如此。这种称呼，原先仅限于门徒称本师，后来演变为非受业者用以称著名学者或大官僚，范围就扩大了。
（五）用郡望代指
魏晋至隋唐时，重视门第阀阅，每郡的显贵家族，为四方所仰望，称为郡望。如韩愈虽系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但因昌黎(今辽宁义县)韩氏为唐代望族，故韩愈常以“昌黎韩愈”自称，世人遂称其为韩昌黎。再如苏轼本是四川眉州人，可他有时自己戏称“赵郡苏轼”、“苏赵郡”，就因为苏氏是赵郡的望族。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篇》说：“唐末五代之风诡矣，称人不名不姓，多为（郡望），观者览其文，不知何许人也。”指的就是这一类。
三、节短称谓
《吕氏春秋》中有“干木光乎德”。东汉应劭《风俗通·氏姓》注以为段干木姓段名干木，而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说：“《吕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去段字……此为剪截名字之祖。”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裴骃《集解》也认为段干是魏邑名，段干木因邑为姓。另《史记·魏世家》有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三人都以段干为姓。可见顾炎武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左传》称晋文公重耳为晋重（定公四年），称莒展舆为莒展（昭公元年），都是两个字的名只称一字，这也是节短姓名，时间却在《吕氏春秋》之前，可见，节短姓名早在春秋时期即有先例。从汉、魏到五代，节短姓名的现象一直很多，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说：“汉魏以降，文尚骈俪，诗严声病，所引用古人姓名，任意割省，当时不以为非。如皇甫谧《释劝》：荣期以三乐感尼父。庾信诗：唯有丘明耻，无复荣期乐。白乐天诗：天教荣启乐，人恕接舆狂。谓荣启期也。《费凤别碑》：司马慕蔺相，南容复白圭。谓蔺相如也。……”单是《十驾斋养心录》已经举出的，便有十几例。其中有截去上一字的，如晏婴只称婴，周勃只称勃，东方朔只称方朔；有截去中一字的，如荣启期只称荣期，郦食其只称郦其，韩安国只称韩国；有截去下一字的，如蔺相如只称蔺如，申包胥只称申包，郑当时只称郑当。这种任意割裂，前人多认为不妥，但俞正燮《癸己存稿》卷十二“姓氏省文为辞学说”条却认为这是“辞学”（即修辞学），并列举了大量的例证，说明临文取姓氏，乃辞章当行语，不能妄加指责。又说：“古人文章，孙宏、方朔、马迁、马相如、松子、杨意、班婕、葛亮、刘牢，或以就对偶，或竟省举……古人姓有异文、有省文、故不可泥。至增减见在人名字，六朝至五代皆然。”又说：“《礼》有言徵不言在，相敬之意，通于常谈，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乌得不致疑古人，因羞成怒，而肆其诋諆哉！”俞氏深通辞章之学，懂得“诗赋遣词安句，自有其例”，所以他极力为“割裂姓名”辩护，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同是司马相如，由于牵就字数、平仄等等，在李商隐的诗里就有几种说法：如《寄令狐郎中》“茂陵风雨病相如”；《梓潼望长卿山》 “梓潼不见马相如”； 《南潭上亭宴集以疾后至因而抒情》“马卿聊应召”。试问如果不是这样变换着说，他又怎样能够写成五、七字诗而又符合格律的要求呢？我们认为批评节短形式的玩弄是正确的，不过批评也不应只注意形式，不注意实际情况。因为该批评的不是节短本身，而是节短的滥用。
四、寓名
《史记·万石君传》：“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正义》：“颜师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日知录》卷二十三也说：“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顾炎武称这一种情况为“假名”，并举《史记任安传》：“某子甲何为不来乎？”《三国志注》：“许攸呼魏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左传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注：“犹言某甲。”俞樾称这一种为“寓名”，他的《古书疑义举例》有“寓名例”，指出：不但屈原的渔父，司马相如的乌有先生、亡是公，扬雄的翰林、子墨等是虚构的人物，就是《孝经》中的曾参，也是假设的角色，因为当时孔子只是用问答体来阐发自己的一套理论，不是曾参真正提出问题请孔子回答。俞樾由此推论：“庄、列之书多寓名，读者以为悠谬之谈，不可为典要，不知古立言者自有此体也。虽《论语》亦有之，长沮、桀溺是也。夫二子者，问津且不告，岂复以姓名通于吾徒哉？特以下文各有问答，故为假设之名以别之……以为二人之真姓名，则泥矣。”我们由此也可以推知，像谢惠连《雪赋》中的梁王、邹阳、枚乘、司马相如，谢庄《月赋》中的陈王（曹植）、应玚、刘桢之类，也都是寓名，不过借用真实的人罢了。后代的笔记、小说用某甲、某乙称失去姓名或不必说出姓名的人，已经成了通用的手法，读者也很容易理解。但其他的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些人就未必注意到。因此，懂得“古立言者自有此体”就既不致于把寓名误认为真名，又能给读者以真实感了。
除了上文所举各项之外，还有敬称、谦称、以及历代因避讳而改称，唐人以行第相称，宋以后多取别号等，这些情况产生了不少称谓，也都各有修辞作用（如示敬、鸣谦、避复、避讳、避熟等）。由于有一些比较常见，有一些已有专书收录（如《史讳举例》、《唐人行第录》、《自号录》、《别号录》之类），因而本篇便不赘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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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 上海：上海出版社，2001.
[2]王占福．古代汉语修辞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