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教育思想对培育我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启示
[摘要]我国大学存在着大学精神缺失的现象，需要合理吸收西方大学精神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培育我国大学精神。陈嘉庚思想包容中西教育思想，对重塑和培育中国现代大学精神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陈嘉庚；教育思想；大学精神
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和著名的工商业巨子，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一生忠贞爱国，倾资兴学，兴办了著名的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在对教育问题长期的思考和多年的办学实践中，孕育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大学精神先天不足，在大学的实践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大学精神失落的现象，陈嘉庚丰富的教育思想对于大学精神的培育和提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陈嘉庚的教育思想
1 教育是立国之本。陈嘉庚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其倾资兴学的前提。他认为“夫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基于对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认识，陈嘉庚下定决心办教育。其决心之大，非常人所能想象，“不计成败，实事求是，以文化为基础，有进尺无退寸，抱定破釜沉舟之志也”。为了改变“国弱民贫”的状况，他“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虽屡经困难，未一日忘怀”。同时，他对的认识也非常深刻，他曾明确指出：“何谓根本?科学是也。今日之世界，科学强盛之世界也。科学之发源，乃在专门大学。”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使陈嘉庚认识到培养人才和唤醒民众的重要性，也坚定了他办学的信念。
2 教育应适应社会需求。陈嘉庚重教育，根基在于他教育兴国的动机，因此他办教育，首先考虑的是国家与社会的迫切需要。他看到我国海岸线长，但水产、航海落后，航海权均被洋人掌握，“其耻辱为如何?故今后我国欲振兴航海，巩固海权，一洗久积之国耻”，必须“积极培育青年，培成航海人才”。为此，他在1920年创办了集美水产科，1925年又增设航海科，培养渔业航海人才。陈嘉庚认为，我国商业不振，主要原因是由于不懂得商业原理与知识，缺乏现代经营思想和方式，故1920年又开办商科。1913年当陈嘉庚先生创办小学时，第一道难关就是师资奇缺，因此他创办师范，培养师资。陈嘉庚就是这样有针对性地根据国家与社会的需要，有针对性开办各类职业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人才。1921年的厦门大学大纲中也明确说明：本大学以研究学术、培植人才并指导社会为目的。从中可以看出，陈嘉庚办学，始终是立足于实际、立足于和社会紧密结合、立足于为国家与社会服务的。
3 校长和教师的选聘是办学的基础。陈嘉庚认为办学质量是学校的根本，他说：“学校得失者，率别质量。要保证学校高质量的教学关键在于慎选教师和校长”。对于校长，他认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校长必须品学兼优，还要有管校的经验和能力。校长一经选定，就给予职、责、权，完全信任，放手让校长统掌校政，决不挚肘。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后，19年没回厦大，学校教学管理、学术研究都由校长一手操办。在集美学校，陈嘉庚经慎重考虑，延聘叶渊为集美学校校长后，即“校中一切信任办理，余绝不于预”。对于师资，陈嘉庚同样重视，他认为学校能否办出成绩，“第一当问教师有人否”。同时，他实行民主办学，在学校设立各种会议制和委员会，让教师参与学校的管理，大大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陈嘉庚管理学校的办法，和我们今天的校长负责制和民主办学是大体一致的。
4 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陈嘉庚就明确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明确主张要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他指出，学校教育“不但要教其识字而已，其他如知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园艺、，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需要注意，与正课相辅并行”，反对让学生死读书。陈嘉庚重视学生德育，认为“教育不仅读书识字，而尤以应养成德性，裨益社会”，甚至更进一步认为，“为人有道德毅力，便是世间上第一难得的奇才”；他重视智育，十分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验室和实习场所；他重视体育和课外活动，认为“应有健全之身体与精神，方可为社会服务，荷国家仔肩”。关于德智体并育，陈嘉庚在其办学实践中是贯穿始终的，这也是和当今的教育理念完全相通的。
二、何谓“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是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以及体现这种价值和规范体系的独特气质，是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思想导向。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之所在，它滋养着大学人的理想与人格，并以其超然于社会一般理念的先进性和强劲的辐射力引领社会的进步。正如美国高等教育学者A·弗莱克斯纳所指出的那样：“总的来说，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有效。”大学精神有着相对稳定的内核，主要包括：
1 追求真理的永恒目标。追求真理是大学的本源性精神。从大学产生的职能和使命看，追求真理是大学的逻辑起点，追求真理、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始终是大学的核心职能，大学精神的其他方面均由追求真理的本源性精神所派生。19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认为，大学是人们追求真理的中心。20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学家亚斯贝尔斯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指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的追求真理的社团。大学要传承文明、创新知识、发展先进文化、引领社会前进，都要以它追求真理的永恒目标为必要前提，追求真理的精神赋予了大学永葆生机的活力和蓬勃向前的动力。
2 超然社会的自由独立。大学具有自身的特质，它内在地要求高校要有追求真理所必需的自由。“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还是真理行使自由的先决条件。”大学的思想自由为学者提供了为追求真理而必须拥有的广阔思维空间。大学的言论自由使学者的思想得以自由表达、为在观点碰撞中检验学者的思想提供机会。大学的学术自由使师生可以在不受限制的探索中向未知领域挺进。大学没有自由，就没有思想的碰撞，思想之树就难以结出智慧之果。除了自由，相对超然的独立地位也是大学的必备要素。相对独立使大学既密切关注社会的发展演变又与和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使大学能够胜任理性思考者的角色。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是探求真理、发展科学的先决条件，相对独立和超然则使大学能够有效对抗非学术力量的入侵，为学术不受干扰地按自身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3 超越现实的理性批判。大学的批判精神是指大学以真理为唯一标准所形成的追求真理、批判错误、纠正错误的行为规范和精神气质。大学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疑。熊彼特认为，大学以批判为生，批判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标准之一。西方科学的发达与西方文化中的怀疑和批判传统、理性主义传统密不可分，中国科学创新意识薄弱也和人们缺乏怀疑与批判精神有莫大的关联。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没有创造和进步，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是消极地顺应时代，而是以理性、智慧为武器剖析社会、批判社会、构建社会。正如A·弗莱克斯纳所指出的：“大学不是风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必须时常给社会一些它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社会所想要的东西。”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可以确保大学人不是盲从者、媚俗者，而是洞悉社会发展的智者，成为社会发展的引领者。
由此可知，大学精神对大学的持续发展，对大学品位的提升、大学品牌和信誉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学精神的培育应该在大学发展中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大学精神的失落与陈嘉庚思想对构建现代大学精神的启示
在大学从社会发展舞台的边缘走向舞台中心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尽管仍有一些大学在守望着大学精神，但从整体上看，大学精神却日渐走向失落。有学者把其表现归结为大学化、大学经济化和学术腐败日趋严重；进而指出大学精神失落的原因主要有：大学先天精神缺钙、大学经费不足、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不足、集权化的大学管理体制以及大学精神的冲突和转型时期社会大环境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学者冷余生在分析中国50年来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失落时认为，中国大学精神得以传承的是爱国主义精神，而失落或部分失落的是大学学术追求和学术自由的精神。对中国来说，现代大学及其大学精神是舶来品，严格说来，西方大学的本性、传统及其理想，并没有很好地在中国扎下根。重塑中国的大学精神，要辩证地看待西方的大学精神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关系。如果照搬西方大学先进的大学精神而忽视中国的特殊传统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的国情和高等教育的现状与西方还有相当大的差别。当然，一味强调中国大学的特殊性而排斥国外先进的大学精神同样是不可取的，因为国外先进大学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强势对我们的启发意义是不可抹煞的。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在尊重悠久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国外大学在长期发展中积淀而成的理性大学精神，形成适合自身文化土壤的内在精神，增强大学的底蕴，促进高校的健康发展。
陈嘉庚在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其办学早期，正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时期，眼光敏锐的陈嘉庚准确捕捉到了时代的发展方向。他是在传统文化教育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其本人对传统文化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但他经过认真观察和研究，坚定地选择了现代教育的方向，并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对教育问题的鲜明见解，对于我们提升大学精神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1 大学精神应该充盈爱国主义情怀。英国学者霍尔丹曾指出：“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现代的大学首先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所有，是植根于民族文化和传统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因此，大学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持久发展，必须深深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爱国主义一直是鲜明、历久不衰的主题，特别是在民族危难时期，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更为高昂。陈嘉庚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和忧虑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他不仅直接筹措巨资援助国内抗战，而且十分关注能真正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政党并最终认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他不仅早期支持同盟会，而且从办教育开始逐步实现他教育兴国的梦想。他曾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倾资兴学的动机：“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直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正因为如此，陈嘉庚在办学中对学生爱国精神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爱国精神在和平时期的表现和战争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爱国精神更多地表现为对国家苦难历史的反省、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和对国家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作为“人才库”的大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象牙塔”式的超脱，而应该发挥大学之所长，以振兴国家为己任，引领科技与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促进国家发展和自身进步的良性互动中凸显大学的重要作用。
2 培育大学精神，应该给予大学按自身逻辑发展所需的充分自由。自由是追求和发现真理的必备条件。大学的独立性是现代大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包括大学办学的独立自主性、教师治学的独立性、大学生学习的独立性等。这种独立性是由大学的性质与职能决定的，它既是社会长远利益的需要，也是大学直接面向服务并求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如果大学没有为完成自身使命所需的自由，就不可能很好地履行自身的职能，必将扭曲大学正常的发展路径并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如前所述，陈嘉庚虽然是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各校的创办者，但他坚持校长治校，从不于涉校务，实在难能可贵，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我国，尽管有层面的国家宏观调控、高校自主办学的基本办学模式，但实践中高校对政府的依附性是很大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有关大学的管理却仍显示出浓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诸如拨款体制、招生计划、职称评定等等。都能看到政府“有形之手”的强势作用。显然，现代大学的独立性要求与对政府依附性的现实是矛盾的，其本质是官本位与学术本位的矛盾。如果这种现状不能逐步改善，大学作为独立思考者的角色将被虚置，大学创新的动力也将减弱。从大学的性质与使命出发，理性的选择应该是，正确处校与政府的关系，赋予高校按自身逻辑发展所必须的自由，创造更为宽松、自主、充满人文关怀的环境，使高校在自由的探索中为社会的发展提出忠告、为国家的进步寻求更理想的途径。 3 重塑大学精神，需要提升大学的品格。当前，大学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片面强调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职能，把自身当作经济发展的工具性存在，迷失了自身的主体性；学术腐败时有出现，学术道德受到质疑，大学的公信力面临挑战；出现了学术庸俗化的趋向，快餐式的“学术成果”明显增加，甘坐冷板凳的精神逐步淡化；等等。究其原因，外界环境的消极影响固然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但大学和部分学者自我“降格”，放弃或弱化了对大学精神的追求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内在的原因。现代大学之所以诞生以来一直扮演着引领社会发展的角色，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学对大学使命的执守和学者对大学使命的呵护。如果大学丧失了自身高迈的目标，偏离了大学发展应该遵循的逻辑，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因此，我国大学在发展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陈嘉庚对学校精神、品格的重要性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这从他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制定的校训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集美学校的校训是“诚毅”，都突出体现对了学校品格、精神和道德的期待，在当前大学精神有失落迹象的今天，重温两校校训的深刻意蕴，自觉维护大学高洁的品质和学者高尚的追求，对于培育和提升大学精神有着特殊的意义。
4 凸显和谐统一的与人文精神教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着各自独特的价值，有和谐存在的可能与必要，在两者关系上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不妥的。当前我国大学人文精神教育虽然得到了加强，但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应该努力提升大学校园的人文精神，在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之间，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确立一种同步前进、相互协调的关系。只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才会培养出精神和人格健全的名师和学生，才能更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陈嘉庚几十年前就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不仅高度重视科学技能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而且同时把人文精神的教育放在了更为显著的位置，他认为：“做人最要紧是有是非……无是非就不算是人。辨明是非，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引申一步说，科学是发展的手段，人才是发展的目的，富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才能把科学引向对人类社会更为有利的一面，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陈嘉庚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协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关系的显然是有启迪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