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开发的冷思考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一、从开发的战略目标来看，西部大开发同80年代的东部开发有了重大的区别：东部沿海地区的开发，至少在其前期（20世纪80年代）是以实现高速增长为单一的目标，而西部大开发则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把战略目标确定为要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很明显，实现西部开发的战略目标要困难得多。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开始出现高速增长，这正是我国政府实施东部开发战略的结果。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东部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依靠资源的大量集聚和投入来实现的；而资源的大量集聚和投入又是政府通过政策进行引导的结果。在一系列优惠政策的诱导下，不仅大量的外资流入东部地区，而且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的资本、物质和人力资源也争先恐后地涌入东部地区。在短时间内集聚起大量社会经济资源可供使用的条件下，东部地区的经济得以高速增长；而这种靠大量投入和消耗资源来实现的增长，必然意味着：
资源大量浪费，经济效益不高；
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被破坏；
劳动者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和恶劣的劳动条件，基本权益常常得不到保障；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很明显，这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持久的。当然，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存在于东部，而且事实上全国都是如此。因此，在199 年，党中央提出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西部大开发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与东部开发相比有重大差别的战略目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科技，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这样的战略目标，当然不是简单地通过打资源消耗战就可以实现的，不是只要把工农业总产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翻几番就可以实现的；甚至，即使劳动生产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利税率这些衡量经济效益的指标有了较大的提高，也并不意外着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实现了。用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东部开发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而西部大开发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本途径，但实现了经济增长并不等于也就是实现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实现的难度也就要大得多。
二、西部大开发所处的市场环境要严峻得多。东部地区开发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市场环境从总体上看属于卖方市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因而的生存环境比较宽松。但是，现在的西部大开发，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却早已是今非昔比了。
1、我国大多数产品已经出现相对过剩，买方市场已经形成。第三次全国普查的资料显示，1995年，我国的285种工业产品中：
生产能力利用率大于90%的，只有13种，占4.6%；
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0%--90%的，只有34种，占11.9%；
生产能力利用率在70%--80%的，有36种，占12.6%；
生产能力利用率在50%--70%的，有112种，占39.3%；
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50%的，有90种，占31.6%。
生产能力闲置最严重的是家用电器和机械加工行业，一些主要产品如空调器、洗衣机 、电冰箱、微波炉、彩色电视机、复印机等，其设备闲置率均在50%以上。
另据有关资料，1998年上半年，我国供大于求的产品已达到25.%，供求平衡的产品占74.2%，而供不应求的产品已几乎不存在。
谁都知道，增加生产、发展经济，最主要的制约条件就是市场需求。在存在着巨大的有效市场需求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供不应求的市场形式下，发展经济这篇文章是比较好做的。因为，与市场需求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比较而言，原材料缺乏、资本不足、人才缺乏这些困难都要容易解决得多。因为，原材料、资本、人才这些资源是流动的，缺乏这些资源的地方可以通过从其他地方获得。一个资源十分缺乏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也可以有高速的增长。日本、香港和深圳的经济发展，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但是，市场需求不足却很难以通过这种方法解决。因为这意味着要向其他地方输出商品和劳务，而这种做法会遭到其他地方的顽强抵抗。
对西部来说，不仅大开发战略是在从总量上来讲的供过于求的市场形势下开始的，而且，从结构上看，我国生产的相对过剩状况也已经扩展到能源、钢铁、建材以及其他的资源产品。这种情况对西部大开发来说尤其不利。1998年开始，我国的能源供需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首次出现煤炭、电力、石油市场全面供应过剩的现象。由于煤炭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国务院已实施了在1999年底以前关闭2.58万处煤矿、压减煤炭产量2.5亿吨的政策。继煤炭供应过剩之后，我国电力市场的供需形势也出现根本性转折，从多年以来的供不应求变为需求不足。1997年发电量增长率从前几年的8%--9%一下子降到4.74%。国家电力总公司决定对电源建设实行总量控制，三年内原则上不再开工常规火电站，同时关闭180万千瓦的小火电机组。在钢铁行业，国家决定实行总量控制，适当压缩钢产量，三年内不再批准新建炼钢、炼铁、轧钢项目，严格控制国内能够生产的钢材进口。在石化行业，近几年内不再建新的炼油厂和扩大一次加工能力，同时压缩过剩的生产能力，淘汰一批质量低劣没有市场前途的产品。
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主要在于自然资源的优势，特别是能源。西南地区水能资源的理论蕴藏量占全国的70%，可开发蕴藏量占全国的77%。西部地区把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开发利用作为实施西部开发的重头戏，应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的。但是，严峻的市场形势却使这样的计划遇到了严重的挑战。由于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开工不足，势必减少对能源、原材料等资源产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已有一大批采掘和原材料工业企业、特别是煤矿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一些水电站的电卖不出去。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川境内的二滩电站。二滩电站总装机容量330万千瓦，年发电能力170亿千瓦时，是我国已建成的总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但就是这个总投资285.5亿元人民币建成的水电站，却从一开始就面临电卖不出去的难题。1999年实际发电量仅49.84亿小时，占发电能力的29.3%；2000年经国家计委多次协调，安排的售电量也只有83亿千瓦时，占年发电能力的48.8%，而实际执行的情况更差。在如此严峻的市场形势下如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不仅对于西部来讲是一个难题，就是对于党中央、国务院来讲，也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课题。
2、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使西部面对的市场形势更加严峻。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在当今时代的表现，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不可避免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市场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消费形式的全球化和竞争的全球化，生产要素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和日益扩大的规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流动，是这个过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种条件下，市场竞争必然会突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出现“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现象，国内竞争与国际竞争日益融合为一体。对国内的任何一个购买者来讲，他采购时面对的不仅是国内的大市场，而且面对的是全世界这样一个更大的市场。在这种新的竞争环境中，西部地区在自然资源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将会日益削弱，而另外一些不具有优势、甚至处于劣势的因素，如信息、技术、人才和制度创新等，其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却会日益突出。
以有的例证是：由于目前国际市场上石油、煤炭、铁矿石有色金属矿等资源型产品的价格较为低廉，许多产品的到岸价格都低于我国中西部地区产品的价格，因此，沿海地区凭借港口优势，加快了利用国外资源的步伐，兴建了一批大型临海发展的能源、原材料工业企业，如钢铁、石油化工、火电等，从而大大减少了我国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能源和原材料产品的需求。经济全球化对西部地区大开发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还要看到，我国加入WTO的机会成本可能主要由西部地区来承担。
无庸讳言，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但在应对WTO的挑战方面，我国东部沿海省市的竞争力较强，而西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和投资的软硬环境都较差，产业结构处于低级水平，人才和信息不足，对市场经济的操作经验缺乏，创新能力较弱，因而在应对WTO的挑战方面，其应变能力、竞争能力比起东部地区来要弱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加入WTO的机会成本恐怕主要是由西部地区来承担。这对于西部地区来讲，自然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三、我国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从计划方式向市场方式的转变，是造成西部开发的难度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东部沿海地区开发时，我国的经济体制从总体上讲计划经济的成分还比较重，计划调节的范围还比较大，对外开放的限制还比较多，国家对我国产业和的管制和保护还很多，政策的力度大、效应明显。这正是国家建立经济特区的战略安排、国家要让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但是，到了现在——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时候，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变化。从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过近1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市场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力量。这个变化从多方面对西部开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投融资体制实现的重大改革，使西部地区大规模筹集和使用各类开发建设资金的难度大大增加。
这些年来，我国投融资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投融资的主渠道由财政变为银行，在全社会投融资总量中，机构的投融资比重大为提高，在这种体制下，开发建设所需要的投资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获得。与此同时，我国也在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国家专业银行已经实现向商业银行的转变，它们的经营目标已经转变为自身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防范风险的意识大大增强，在发放贷款时必然要把资金的安全性、收益性放在首位，而西部地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承担风险的能力比东部小，在西部地区投资的风险大于东部，所以，金融机构的贷款不可避免地会向东部地区倾斜。据统计，西部地区从国家银行获得的贷款占国家银行对全国贷款的比重，1988年仅为14.09%，1990年下降为13.02%，1991—1995年期间一直保持 在15%多一点的水平上，1996年增加到16.05%，但是在1997年又下降为15.62%。
不仅商业银行的资金呈现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情况，就是政策性银行的资金，也不可能都向西部地区投入。首先，从总的战略方针来讲，国家目前还是要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 公平”的原则，首先考虑的还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增强综合国力、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要在这个大前提下来解决东中西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因而国家不会以放慢东部的发展速度、牺牲东部的利益为代价来开发西部。其次，政策性银行虽然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其贷款也要求还本付息，它们也必须承担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责任，因此，在提供贷款时也要尽可能规避风险。再次，和商业银行一样，政策性银行发放贷款也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相关项目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资本金支持，而西部地区的不少建设项目由于筹集不到符合规定比例的资本金，因而贷款难以落实。
再从利用外资的情况来看，为了吸引外资，西部地区各省、区、市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但是由于自身的投资软硬环境都比东部地区差，而外资是绝对的“唯利是图”的，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来的外资还是绝大部分流向了东部，而投向西部的仅有3.28%。见表1。
2、中央政府掌握的财力不断削弱，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我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利益多元化、分散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国家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越来越相对减少。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现在中央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在全社会所占的份额很低；并且国家预算的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重，只有5％－6％。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把手中的资金全部投向西部地区，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的资金不足的困难。近年来，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安排了一大批农业、林业、水利、、城建、环保等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型项目，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中的三分之二左右投向了中西部地区。1998年中央财政增加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用于中西部地区的比重达到62％，新增财政债券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二安排中西部。尽管如此，由于其他社会投资并没有多少吸引到中西部，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仅为37．9％，不但比1992年下降了6．5个百分点，而且还比1995年减少了0．4个百分点。单从西部地区来看，近年来，中央财政对西部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中央预算内投入西部地区的资金从1993年的77．76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20618亿元，五年间增加了1．65倍，但与西部地区的实际需要比较起来，仍然相去甚远。见表3。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西部地区采取的优惠政策不容易收到预期的效果。
在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我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在东部地区加以实施，以刺激和支持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广东省经济特区劳动工资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企业登记管理暂行规定》，1984年11月15日国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中外合资企业专利法》、《中外合资企业个人所得税法》等。另外，截至1990年，除国家制定的法规以外，各经济特区还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应制定了65项地方性法规。这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实施，在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首先，从对外贸易来看，国家的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额在1980年-1995年间不断扩大，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金额分别为178.2亿美元、1972.1美元，而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额分别为3.8亿美元、14.8亿美元、37.0亿美元、112.8亿美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分别多出174.4亿美元、245亿美元、468.1亿美元、1859.3亿美元。
其次，从利用外资方面来看，国家给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使其进入的外资更加集中地涌入东部地区，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虽然在1985-1997年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数量都在增加，但二者差距却在不断增大。 1985年、1990年、1995年、1997年，东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数量分别为14亿美元、48.2亿美元、332.7亿美元、398.1亿美元，而西部地区却分别只有0.7亿美元、1.7亿美元、15亿美元、17.7亿美元，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额从1985年的13.3亿美元逐渐增大为1990年的46.5亿美元、1995年的317.7亿美元和1997年的380.4亿美元；东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数量在1985年为西部地区的20倍，1990年扩大为28.35倍，1995年缩小为22.18倍，1997年扩大为22.50倍；从1985-1997年十三年间，东部地区利用外资总计为2077.4亿美元，西部地区总计仅为97.9亿美元，东部为西部的21.22倍。
在国家实施的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的诱导下，东部地区对外贸易迅速扩张，利用外资的数额急剧增长，这对于推动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巨大作用，这应该是众所公认的。因此，在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一些人提出国家也应当仿效当年在东部地区的做法，对西部地区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西部地区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广大干部更是对此寄予厚望。笔者认为，在西部大开发中实施一些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完全是应该的、必要的，而且中央也已经出台了一些这方面有关的政策和措施，预计今年后还会有新的优惠政策措施和特殊办法出台。但是，对这些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的期望不能过高。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天的经济体制下，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已不可能像当年在东部地区那样发挥很大的作用了。因为，东部地区投资的软、硬环境都比西部地区好，投资风险也西部地区小，因而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比西部地区大；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价格比西部地区高，因而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比西部地区大。这些差距在20年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20年前采取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促使资金和人才流向东部，就是从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流动，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一致的，是一种“顺向调节”；而现在国家采取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意欲促使资金和人才向西部地区流动，是一种“逆向调节”。换句话说，20年前用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来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好比是“顺水行舟”，会一去千里；而现在用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好比是“逆水行舟”，自然是困难重重。所以，对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的作用不能期望过高。
还应当看到的是，过去了的20年是我国经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调节的范围和力度逐渐变小，而市场调节的力度和范围逐渐增大。在前一段时间，即在计划调节还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时候，采用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去改变资源的地区配置，使之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这应该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后一段时间，即在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框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市场机制还不可能协调运转的时候，国家继续采用一些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以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也是必要的。但是到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不论是宏观经济活动还是微观经济活动都应该按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而市场经济规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平等竞争。因此，让一部分经济行为主体享受特殊待遇、在竞争中拥有特殊权利，在市场竞争中不受一般规律的约束，这本身就是与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规律相悖的。可以肯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将会逐渐减少使用这种特殊的做法。从这个角度讲，西部地区也不能对国家采取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的寄予太多的的希望了。
四、PPE怪圈的约束，是西部大开发面对的最大困难。
PPE怪圈（“贫穷――人口――环境”怪圈）是指贫困（Poverty）、人口
(Population)和环境（Environment）三者形成的一种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关系，即人口增加导致贫穷和环境恶化；贫穷又导致人口增加和环境恶化，环境恶化又导致贫穷。千百年以来，我国西部地区就一直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艰难地创造着自己的。
1．在我国，西部地区历史上就是我国的贫穷地区；新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增长十分明显，但是东部地区较为富裕、西部地区较为贫穷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甚至差距越拉越大。
首先，从GDP占全国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西部地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总额的比重大大小于其人口占全国总数的比重（23％）见表6。
不仅从GDP的总量上看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在拉大，从表示人民富裕程度的指标人均GDP来看，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的。见表7。
再从居民的最终消费来看，也明显的呈现出东部地区较富、西部地区较穷的差距。见表8。
东西部的人均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请看下列指标：
农民人均纯收入。1980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28∶1，而到了1998年，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854元，而西部地区只有1474元，比例扩大为1．94∶1。
城镇居民收入。1981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省份上海与最低的省份山西分别为599元和370元，其比例为1．62∶1，到1997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省份广东与收入最低的省份甘肃分别为8562元和3592元，其比例为：2．38∶1。
人均可支配收入。1998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城市是深圳市，为20245元；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城市是西宁市，为4245元。前者是后者的4．77倍。
2．由于贫穷，人口的死亡率高，从而导致出生率高；由于贫穷，“多生儿女多享福”的思想观念得以普遍传播，人们普遍以多生养儿女的办法来防病养老。这就必然导致贫穷地区的人口较富裕地区增长得更快。见表9。
3、由于经济不发达，西部地区用于事业的投入也就比较少，教育事业也比较落后。见表10。
1998年，东部地区的总人口为50739万人，西部地区的总人口为28510万人，前者是后者的1.78倍；但是从上表可以看出，东部地区1998年的教育经费为16371001万元，西部地区为4858567万元，前者是后者的3.37倍。上表还告诉我们，东部地区由于经济比较发达，所以来自国家财政以外的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较大，为32.63%；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较为落后，来自国家财政以外的教育经费只占23.05%。因为教育经费比东部地区少得多，所以西部地区的学校也比东部地区少得多。见表11。
由于教育事业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所以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口受教育程度也就存在较大的差距，见表12。
西部地区 的文盲和半文盲所占的比例也比东部地区要大得多，见表13。
从上面的表12和表13的数据可以看出，在6岁及6岁以上的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所占的比例，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要低大约8个百分点；而在每100个15岁以上的人口中，西部地区的文盲和半文盲要比东部地区多13人。居民受教育程度上的这种差别，正是西部地区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还要看到的是，西部地区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者，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东部，最近20余年来尤其如此。如今在西部地区的，留在本地的劳动者大多数是老弱病残者。
4、西部地区的环境日益恶化，极大地制约着西部地区的和社会西部的许多地区如黄土高原、西南的喀斯特山区、长江黄河上游及青藏高原和西北戈壁沙漠等地区，自然条件本来就十分恶劣。
黄土高原地区地表破碎不堪，较大的冲沟180多万条，小沟不计其数。椐院黄土高原考察队研究，黄土高原大部分区域的沟壑密度在3-6公里/平方公里之间。这无数的冲沟把整个黄土高原切割得支离破碎。破碎的地貌加上疏松的土质，使水土流失极易发生，黄土高原成为举世闻名的水土流失区。椐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考察队遥感调查，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约为34万平方公里，占整个黄土高原地区总面积（62.37万平方公里）的54.5%。黄土高原还是著名的气候干旱、水资源缺乏地区。降水量较多的东南部其年降水量也不过600毫米左右，而西北部则只有200毫米左右。并且，全年降水量的70-80%又集中在6-9月。因此，全区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20.4%。
西南的川、滇、黔三省有相当大一部分面积属于石灰岩山地（四川约为14.3%，云南约为28.8%，贵州约为73.6%）。这里土层普遍浅薄，肥力先天不足。土层厚度一般不足30厘米，且分布十分零散。由于地面崎岖不平、土层浅薄、雨水容易渗漏，所以这些地区虽然年降水量还是比较多的（在1000毫米以上），但缺水问题仍很突出；同时，水土流失和土地石漠化严重，自然灾害频繁。
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了西部的贫穷，而贫穷又反过来加剧了西部地区人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为了实现“吃饱穿暖”的最基本生存要求，只有进一步强化对大自然的索取。乱垦（荒）、乱伐（林木）、乱挖（草）、乱采（矿）、乱放（牧）、乱灌（溉），千百年来成为他们十分普遍的生产活动。但又正是这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利用，进一步恶化了人们自己的生存条件。
首先是荒漠化日益加剧。荒漠化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风力侵蚀和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双重作用下形成的草原退化、耕地退化和林地退化过程。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现有荒漠化土地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9.3%，涉及18个省（区、市），而且荒漠化土地面积仍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西北五省、区是荒漠化的重灾区。新疆的荒漠化土地已经达到7692.1万 公顷，占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46%。甘肃河西走廊北部的沙漠已经向南扩展，风沙线每年向前推进8-10米。近30年来，因沙害而弃耕的农田达12.7万公顷，尚有40多万公顷处于沙害的威胁之中，在风沙线上有679个村镇时刻处在被流沙淹没的危险之中。青海省沙化土地面积，由解放初期的533万 公顷，扩大到1994年普查时的1252万公顷，近年来还在以每年13.3万公顷的速度扩大。甚至西藏高原雅鲁藏布江上中游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沙化问题。发生土地荒漠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数量激增和掠夺式的人类行为以及非持续发展模式。椐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研究，造成沙漠化不断扩展的原因很多，主要有：过度农垦占25.4%，过度放牧占25.3%，过度采樵占31.8，水资源利用不当占9%，其它占8.5%。
其次是水资源加速枯竭。从总体上看，除了四川盆地和少数零星地区，西部大部分地区严重缺水。在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多年平均年蒸发量却高达1200毫米以上。在气候干旱和人口增长的压力下，西部地区河水断流、湖泊缩小甚至干涸、冰川雪线退缩的现象日益严重。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1972年开始发生断流，之后愈演愈烈，1997年发生断流13次，断流时间长达226天，最长一次断流河道长度达到704公里。全长1321公里的塔里木河河道以缩短200公里以上，下游近1/4的河道已经干涸。新疆的湖泊总面积在50年代为9700平方公里，到1975年末已锐减为4748平方公里，减少了51%。罗布泊、玛纳斯湖、艾丁湖、台特马湖等都相继干涸。素有“千湖之县”美称的黄河源头第一县玛多，境内有大小湖泊4077个，而今有2000多个已经干涸。冰川是宝贵的淡水资源。祁连山区有大小冰川2859条，总面积1972平方公里，储量954.38亿立方米，河川年径流量为72.6亿 立方米，是维系河西走廊67万公顷耕地、130万公顷可耕地、400万人口、数百个工矿、500万头牲畜生存发展的“固体水库”。但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报告却令我们严重不安：祁连山的冰川大部分处于退缩状态，而且退缩速度在加快：年平均退缩速度东部为16.8米/年，中部为3.3米/年，西部为2.2米/年。
再次是森林和草地植被锐减，水土流失严重。西北地区的平均森林覆盖率为5%，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1/3。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6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西部地区就占80%。西北的陕西、宁夏、青海、甘肃四省（区）境内的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面积达到21.43万平方公里（张天曾：《黄土高原论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每年被雨水冲走的土层厚度达0.2—1厘米，严重的可达2—3厘米（而自然形成1厘米厚的土壤需要200—400年）。水土流失带走了大量的氮、磷、钾，使土壤的有机质下降到1%以下。甘肃、宁夏两省区流失的氮磷钾，相当于损失化肥2222万吨，大约相当于全国一年生产的化肥总量。陕西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份，水土流失面积达13.7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2/3，年均输沙量9.2亿吨，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量的1/5，其中黄泥沙达8亿吨。青海全省水土流失面积达3340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46%。长江中上游地区同样存在着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问题。长期以来执行的森林政策导致了长江中上游流域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从50年代到80年代，四川省森林覆盖率从20%下降为13%，云南省从50%下降为20%。森林资源的破坏，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山地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少数地方已丧失生存条件。干旱、洪涝、低温和冰雹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显著增加。
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是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非理性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结果，而且又反过来成为加剧人们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了生产潜力的降低，即使在这样的土地上投入与自然条件较优越地区同样多的劳动与资金，但收获却要少得多。椐有关部门研究，农业生产潜力长江三角洲为3250-3750公斤/亩，黄淮平原为1750-2250公斤/亩，黄土高原为750-1750公斤/亩，青藏高原为250-750公斤/亩，干旱盆地为50公斤/亩（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农业出版社，1989年）。不仅生产潜力低，实际的单位产量水平西部地区也要低得多。见表14。
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恶化不仅严重制约着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使之远远落后于东部，而且，还对西部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上不去，吃饭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就不可能有较多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金投放到第二、三产业。另一方面，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也直接是发展第二、三产业的不利因素。地形地貌复杂、山高坡陡、沟河遍布造成修筑公路（特别是高等级路）、铁路的极大困难，不仅技术上难度大，所需的成本也很高。这就造成西部地区事业的落后。交通不发达使得其它一切部门的发展都受到严重的阻碍：原材料、机器设备远不进来，产品远不出去；外部愿意来的投资者很少；业也发展不起来；吸引人才和技术更是困难重重······。既然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速度也就不可能较快。这样，又进一步拉大了西部与东部的贫富差距，使西部地区处于更加严重的相对贫穷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