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分享：差异与政策

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差距扩大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城乡居民的收入高速增长，居民实际纯收入增长了4.7倍，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了3.6倍，但差距在不断扩大。根据统计局，（1）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改革初期1978年的0.16绝对平均上升到了1999年的0.295；（2）农村居民纯收入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了1999年的0.34；（3）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从改革之初的2.5倍最低下降到了1985年的1.5倍，而后又逐步上升到1.96倍，比改革之初下降，但与1985年比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1999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统计局估算为0.39，学者们对中国收入差距也做了很多的计算认为统计局计算偏低，95~97年间，全国的基尼系数在0.38~0.46之间，而后应该还有所扩大。从全国总体上看，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与大多数中国家比，基尼系数明显低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但比亚洲国家要高（世界银行1996）。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几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再分配政策，中国收入差异扩大趋势趋缓，但仍没有出现“拐点”的迹象，在一段时间内收入差异仍将继续扩大。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家计调查大队提供

　　（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两极分化

　　收入扩大过程中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一直为人们所关心，从我们计算的1986年到1999年的城市居民收入变化看，两极化的通过绝对标准的仅有1988年的十与二十等分组和1992年二十等分组。通货膨胀容易引起两极分化。中国的穷人生活水平也在逐年提高，穷者在逐步改善。但从相对意义上看，即低收入和高收入者的收入距离指标，差距在近三年间连续被拉大，即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大大地快于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九五”期间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国有改革的力度加大，城市职工下岗失业问题成为了拉开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在这方面体现了体制改革的倒U 字，城市国有部门内部一直延存着“大锅饭”的分配体制，单位内部收入差距小，随着国有部门比重的下降和内部工资的改革，直接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随着进一步市场化的竞争压力，各种所有制下的企业都会以效率-工资为基础制定分配政策，十五期间，体制上的收入差异会缩小，分配差异问题仍直接表现为，就业与失业，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要素收入与非要素收入，垄断和非规范收入与非垄断和规范收入间的差别上。

　　表一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两极化的检验

　　**1996年分配收入口径发生变化，1995年前的居民生活费收入变为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时1995年以前用的是生活费收入，1996年以后用的是可支配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农村的情况看，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99年的34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01）。尽管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但农村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得到了明显改善。当前农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的部门收入造成的，1995年与1988年比，农民从工业部门获得的工资收入和从企业中获得的其他收入对收入差距贡献从18.3%上升到了39.7%，成为了第一位的因素，而工业收入拉开差异是发展中各国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中国国家大，发展不平衡，农民从工业部门获得收入的差异又通过地区差距表现出来。农民从部门中获取收入已经是农村居民不可缺少的部分，根据统计局的数据，1998年农村居民收入中的32.9%来自在外打工，这些年农村收入维持正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力打工的工资收入。因此加快农村差异收敛的核心是加快城镇化建设，扩大现代化部门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从现代化部门中获得收入。
　城乡差别依然很大（见下图），城乡差别在1994年达到最高峰，而后回落，1999、2000年有所回升。城乡差距问题更多地体现在地区不平衡上，1999年东部地区，城乡差异缩小了，平均只有2.15倍；西部的城乡差异非常大，平均为3.47倍。城乡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区域的不平衡上，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流动。

　　总体上看，居民处在收入快速增长过程中的一极分化中，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者富的快，穷人的生活也不断得到改善，但二者的差异在扩大。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有着很多的天赋性因素，未来发展的道路可能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到多数人能公平分享价值创造，越来越少的人陷入贫困，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在完成共同富裕这目标过程中，反贫困等再分配政策将是克服两极分化的最重要工具，

　　从差异看分享的权利

　　根据我们的1988年和1995年的收入差异拉开原因，农村收入差异贡献最大的是农民能否进入到化部门获得工资性收入，不平等贡献高达39.7%，这一趋势仍在加强。农村收入差异背后就是部门的就业权利问题，缺少到现代化部门就业的机会，收入就难以提高，农户从土地上的收入，越来越具有了社会保障性质。

　　表二农村收入不平等及其来源

　　注：*自我消费在1995年中包含在家庭经营收入中，而不是独立的项目，1988年是单独的，表中将1995年按1988年同样口径进行了单独计算只是为和1988年进行比较。另1995年计算了农村家庭经营中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在1988年则未分开。

　　资料来源：赵人伟等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出版社，1999年3月

　　城市差异的70%以上也来自于工资收入（不包括住房的机会租金估价），城市就业权是城市收入家庭差异的根本。从1999年我们课题组调查的城市贫困看，城市就业权至关重要，通过模型检验最能导致贫困的因素为：下岗人群跌入贫困的概率为36%，家庭工作者为32%，城市劳动者一旦失去了工作权，就立刻跌入到城市贫困的最高发人群。

　　在中国现阶段发展上看，劳动者分享权为城市居民就业权和农村居民参与到现代部门的就业权上。这两个就业权决定了劳动者能否直接分享经济成长，当然社会保障体系等可以让劳动者获得间接分享权。

　　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与个人收入分配变化的关系离不开对库兹涅茨的倒曲线假说的验证与讨论。倒曲线假说的定义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别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或用库兹涅兹的描述：“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库氏本人也指出这一可能是：“5％是经验材料，95％是推测，其中还可能有如意算盘之嫌疑”（库兹涅茨1955）。

　　倒U 字假说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人们普遍关心和探讨的问题。库兹涅兹认为使分配不公平的力量包括：（1）储蓄集中于高收入者手里；（2）增长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变动同步，而工业中的收入不平等高于传统农业中的不平等；（3）工业化中的集中性趋势也会造成很大的不平等；（4）政府对工业的援助导致城乡的不平等。同样减少不公平的力量有：（1）国家通过立法等手段，如救济法、累进税、财产税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不平等；（2）技术创新会导致产业或发展的兴衰变化，原有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会减低收入分配不平等；（3）人口变动，如人们会从低收入部门向高收入部门转移，导致收入差别减小，这种劳动力流动具有“搅拌”作用，缓解收入不公；（4）对发展中国家，很多人设想所谓的“滴漏效应”，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分配的利益会自上而下地产生滴漏，导致收入分配的差距收缩。

　　在库兹涅茨提出假说以后，很多经济学家沿着这一主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增长过程的说明，包括人口迁徙、产业结构转型、生产的社会关系、所有权、社会阶级、殖民地和政府作用等多个议题；（2）发达国家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因为库兹涅茨的假说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他本人认为：“今天欠发达国家的增长起点在很多方面都与现在的发达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前夕的境况有很大不同”（1973），就以资源和人口迁徙角度上看，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以世界范围的资源为其发展的动力，以世界范围内的地域为其人口迁徙的地方，如瑞典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是随着工业化过程转移到城市，而是绝大部分的人口迁徙到了美国，这些都是后发国家所不可能的。（3）不公平变动的后果。

　　库兹涅兹的假说引起了广泛的实证研究，中国学者也做了大量的实证工作，但从现在的研究看，还没有看到明显的可预测的“拐点”，普遍认为差距将继续扩大。中国的收入差异不仅仅要从发展中看，而且包括了体制和政策变量。

　　收入差异背后的发展、体制和政策因素

　　分析改革以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任务。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用经济增长或发展来解释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是根据西蒙·库兹涅兹的倒“U ”字假设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收入差距扩大，而后随着工业化，收入差距缩小。其结论是，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缩小完全可依靠市场力量来完成，这种市场的力量集中表现在劳动力的就业权上，只要劳动者能就业，就能分享增长的成果，就有可能缩小收入差异。

　　从前面的分析看，中国正处在倒“U"字的拉大过程中，不仅面临着发展过程的收入差距拉开，也面临着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收入拉开，此外还有政策性的影响。我们梳理了发展、改革和政策三大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以看出收敛与不收敛因素：

　　发展转型方面。转型过程存在着大量的因素是拉开收入差距的，虽然根据倒“U ”字曲线的过程，很多因素具有自我收敛性，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仍处在扩大过程。

　　（1）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性，一方面是非常稀缺有技能（skilled ）的优质劳动者，另一方面又是无限供给的非技能（unskilled ）劳动者（包括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因此在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中二者收入差距拉大是合理和必然的，和培训是改善劳动者供给结构和收入差异缩小的关键，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才能走向收敛。

　　（2）资本要素收入比重加大趋势，发展过程中资金要素均有逐步集中的过程，集中给能创造价值的企业家则应视为良性，因为他能带来更大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向“寻租”者集中就会只有分配含义，没有增长则社会不稳定，这是要打击的。但资本要素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收入差距也将必然拉大，税收在这方面的调节是重要的，主要应采取“再投资抵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方式刺激再投资和鼓励捐赠社会等方式调节。而在农村，应严格防止土地要素在所有权层次的集中，土地是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根本，这一基础不能动摇。

　　（3）现代化赶超过程中资本技术过密趋势。每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赶超是必然的，赶超不可避免的要依靠国家集中资源进行倾斜配置，这就导致了资金价格信号失灵，资本技术过密速度快加剧了失业和城乡差距，因此校正要素价格是重要的，核心是改变国家配置资源的模式。例如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上，可以看到很多最现代化的进口设备在铺路，而有效扩大就业人口的劳动密集型过程很少，就业效应小。

　　（4）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中国的城乡差异突出地表现为区域性特征，中、西部落后地区城乡差异非常大，东部则呈现明显缩小趋势，因此调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解决城乡差距和区域差异的关键。

　　体制改革方面。体制转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扩大收入差距，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差距也会加大。改革的同时也会缩小收入差距，如打破垄断，减少寻租等，但从苏东国家转型看，收入差距扩大是非常明显的。

　　（1）所有制结构调整，特别是国有部门的缩小，直接拉大了收入差距。根据1995年的数据计算，国有部门的职工收入基尼系数为0.28，而非国有部门的员工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47，这意味着只要从国有部门获得收入的人数下降，就直接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随着市场竞争压力的加大，国有部门的收入决定模式逐步市场化，其收入差距也会同非国有部门趋向比较一致。

　　（2）公有制内部反对平均化。公有制内部现在收入分配机制仍没有按市场经济的规则去做，这会导致公有制竞争力下降，因此体制内的激励改革应该是重要的，因此体制内的反平均主义，提高竞争力是改革的重要方面。

　　（3）用市场化的方法打破垄断，缩小收入差距。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农村部门中涉农产业对农民的开放问题，如农产流通、生产资料、农村等，这是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方面。

　　（4）用手段惩治腐败，缩小收入差距。最大问题是非正常秩序变化中的腐败问题，如果不加以法律方面的严格约束，会引起严重的社会不公。
　在政策方面。美国学家小加尔布雷思（James K.Galbraith ）对美国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主要是政策因素，即偏离了充分就业这一政策目标。就我国而言，既包括城市就业，也包括劳动力转移的整体就业政策是政府最需要关注的宏观政策。的反贫困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它使中国没有出现前俄罗斯等体制转型国家和拉美等中国家出现的严重“两级分化”，保持了在总体收入增长下的收入差异化，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

　　表三发展、体制和政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注：+表示收入差距加大，-表示收入差距缩小，（+）未来将继续拉大差距；（-）未来收敛收入差距。

　　从表三可以看出，体制变革导致的无序变化是现在，而且也是未来收入差距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必须依法严格控制。资本要素收入是一个短期和长期都要拉大收入差距的因素，但资本要素在中国化过程中具有促进就业的功能，因此激励资本收益再投资是关键。而资本要素收入通过税收是可以调节和再投资激励的。

　　其他导致收入差异的因素都具有收敛性，通过市场化的步伐或政策调整都可以加以控制。但现在明显地看出，现有的就业政策（各种不平等限制）、城市福利政策、人力资本因素，都在拉大收入差距，需要通过一个具有中长期的分配制度框架统一加以制定和执行才能使现阶段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逐步收敛。

　　资料：

　　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李实、张平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社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