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贬与低俗化：鲁迅杂文讽刺修辞的诗学分析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关键词] 自贬、低俗化、反诗意
虚伪或虚假是鲁迅杂文讽刺笔锋所向的一个主要目标。 他在“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之中的体验，使他对某些知识界人士的虚伪与恶性形成了深切的感受与情绪性记忆，以至于用杂文与他所说的“正人君子”之流的对抗与缠斗几乎成为他一生的近乎偏执的行为与思维方式。他说过：“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一、拒绝“美名”
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各种“美名”有着一种近乎过敏的逆反式反应。早在《新的蔷薇》一文中他就说过：“有些讲‘公理’的，说我的杂感没有一看的价值。那是一定的。其实，他来看我的杂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假如也有魂。我的话倘会合于讲‘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维持会’会员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余的一切会员了么？我的话不就等于他们的话了么？许多人和许多话不就等于一个人和一番话了么？”显然，鲁迅已经对这些虚伪的对手不抱任何幻想，他决然地在自己与对方之间划下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正是因此，他以一种反讽式的态度写道：“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种情绪化的应激反应，然而，事实证明，从这以后，对“公理”、“正义”等等各种“美名”的逆反心理几乎构成了鲁迅的一种固定的体验与思维模式。
甚至到一九二七年，当他看到新月书店为《闲话》一书所做的广告中有“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的语句，就写了《辞大义》一文说：“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不但如此，他似乎对于所有的好名称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与不信任。例如“从去年以来一年半之间，凡有对于我们的所谓批评文字中，最使我觉得气闷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种月刊叫作《长夜》的上面，摆出公正脸孔，说我的作品至少还有十年生命的话。记得前几年，《狂飙》停刊时，同时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发表，大意说《狂飙》攻击鲁迅，现在书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鲁迅运动了书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颂扬北洋军阀度量之宽宏。我还有些记性，所以在这回的公正脸孔上，仍然隐隐看见刺着那一篇锻炼文字；一面又想起陈源教授的批评法：先举一些美点，以显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许多大罪状——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状。将功折罪，归根结蒂，终于是“学匪”，理应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众。所以我的经验是：毁或无妨，誉倒可怕，有时候是极其“汲汲乎殆哉”的。更何况这位常燕生先生满身五色旗气味，即令真心许我以作品的不灭，在我也好像宣统皇帝忽然龙心大悦，钦许我死后谥为“文忠”一般。于满肚气闷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诚惶诚恐，特别脱帽鞠躬，敬谢不敏之至了。
他甚至出这样的经验：“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
他甚至在给李小峰的信中表露出这样的心理：“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二、“俗人”鲁迅
正是由于不屑与那些他心目中的虚伪之徒为伍，也由于时常有人对他进行“捧杀”，他便几乎对所有的好名称都产生了某种逆反心理。作为对这些伪善与伪崇高的一种反弹与对抗，他时常选择一种自贬式的态度，对自己、对自己的动机与行为进行一种自我贬低与消解，否认自己行为与动机中具有什么崇高的因素，便成为他的一种常见表现。例如他时常将自己与社会与“正人君子”们之间的缠斗说成是“开玩笑” 、“寻些小玩意来开开笑口”：
俗语说：“好死不如恶活”，这当然不过是俗人的俗见罢了，可是文人学者之流也何尝不这样。所不同的，只是他总有一面辞严义正的军旗，还有一条尤其义正辞严的逃路。
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于是便不免于有时得罪人，有时则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但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当然要受报，那也只好准备着，因为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的是更不能竖起辞严义正的军旗来的。
不仅如此，与各种“美名”相比，鲁迅显得似乎更“乐于”“接受”别人加在他头上的恶名。人家称他是“有闲”，“南腔北调”，他就把自己的集子命名为《三闲集》、《南腔北调》。人家说他是“买办”，他就取“康白度”为笔名。至于以“学匪”自况，称自己的书房为“绿林书屋”一类则更是常事。这种近乎任性的表现，实际上是对对手的一种绝不妥协的对抗与示威。正是通过这种对“美名”的拒斥与对“恶谥”的收纳，鲁迅固执而孤傲地表现着对于虚伪的话语霸权的掌握者的不驯服的对垒姿态与蔑视，不仅如此，这种收纳与使用是一种主动的带有优势心理的玩笑式行为，正是这种玩笑化这使得对方强加的各种罪名与“恶谥”的严肃性与攻击性被瓦解，成为一种笑料。
有意地自我凡俗化与自我贬低是鲁迅对抗与消解伪崇高的一种常用方式。例如，鲁迅经常强调自己写作状况与动机的凡俗性，尤其是着意强调其中的利益因素。
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前几天早晨，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倒觉得脸有点热，心有点酸，颇近乎有什么冲动了，但后来被深秋的寒风一吹拂，脸上的温度便复原，——没有创作。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之宫”。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所以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称赞好，我终于是欢喜的。后来也集印了，为的是还想卖几文钱，老实说。
在此，鲁迅对自己的写作着力贬低化，与此相对的，他先将当时某些人所崇奉的崇高价值进行极化处理——“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艺术之宫”等等，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他对自己进行贬低化处理。我们看到，这种贬低首先表现为一种低俗化、琐碎化与非诗意化描述：“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脸上的温度”、“装在玻璃瓶里”，甚而将自己的写作贬称为“打胎”、“狸猫充太子”等等，并且，刻意强调自己对微小的经济利益的在意与追求——“卖几文钱”。
可以说，对写作与文化行为的经济目标的强调与大肆“鼓吹”是鲁迅文章中常见的论调，他正是用这种充分现实与凡俗化的有意的价值偏斜去瓦解知识界中某些人的伪崇高论说。他在《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中，替刘半农为《何典》做的广告辨护说：“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就是做一个满嘴‘他妈的’的广告也何足为奇？”因为即使按照某些人的清高论调，“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并尖锐地指出“这主张在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不过‘大报’上决不会登出来，自己更未必做广告。”而对于刘半农而言，虽然正业是讲授音韵学，“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他兼差又没有。那么，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既要印卖，自然想多销，既想多销，自然要做广告，既做广告，自然要说好。难道有自己印了书，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请列位不必看的么？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那是西滢（即陈源）做的。”随后，鲁迅以一种近乎巴赫金所谓的广场狂欢的叫卖语调戏谑地写道：“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华盖集》就明白。主顾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书局发行。 ”
正是由于对伪崇高的嫉恶与蔑视，鲁迅宁愿偏向低俗，走向对现实的俗世利益的光明正大的肯定与追求，因为，无论如何，这种基本的现实生存需求是真实的——因为它“俗”，故而它“真”。除了道德层面上的伪崇高，鲁迅对于审美层面的“伪”也同样充满了一种不信任与破解的冲动，他常常针对的就是为许多知识界人士所标榜的“雅”：
小心谨慎的人，偶然遇见仁人君子或雅人学者时，倘不会帮闲凑趣，就须远远避开，愈远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着和他们口头大不相同的脸孔和手段。晦气的时候，还会弄到卢布学说的老套，大吃其亏。只给你“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倒还不打紧，——然而险矣。
最后他讥讽地写道：“大家都知道‘贤者避世’，我以为现在的俗人却要避雅，这也是一种‘明哲保身’。”
鲁迅显然是以“俗人”自居的了，但他却并不“避雅”，而是怀着“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的心态，去揭穿雅人的外衣：
所谓“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罗帐，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觉和吃饭，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盘算些挣钱固位之法，也不能绝无其事。但他的出众之处，是在有时又忽然能够“雅”。倘使揭穿了这谜底，便是所谓“杀风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带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
鲁迅似乎对“杀风景”总是怀有浓厚的兴致。而其常用手段则是以自己的“俗”与“庸”来破解冲击所谓的“雅”，例如，对于向来被人目为“风雅之宗”而加以摸拟的的魏晋风度，鲁迅有意地要依据自己在都市中的现实生活来它的可能成本：
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最后，当然是琐碎的俗世需求以笑谑包围与放逐了“雅”：“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
以“俗”破“雅”、避“雅”——即以琐屑的俗世存在去干扰与打断审美化与诗意性的话语抒写，似乎是鲁迅心中时常会不由自主地冒出来的一种冲动，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诗意的体验与抒写能力，但是他似乎在努力与这种诗意性的审美追求相对抗，他似乎更愿意自己的自我形象是反诗意的与反审美的。所以在他的文章中才时常出其不意地闪现出那些俗世化的细节与描述。例如在厦大图书馆楼上，他感受到一种浓重的孤寂与悲凉，这无疑是一段抒情化、诗意化的“夜色独白”：
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然而鲁迅却迅速中断了这一诗意抒写：
那结果却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钢针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处直拍下去，同时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么哀愁，什么夜色，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连靠过的石栏也不再放在心里。而且这还是现在的话，那时呢，回想起来，是连不将石栏放在心里的事也没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进房里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抚摩着蚊喙的伤，直到它由痛转痒，渐渐肿成一个小疙瘩。我也就从抚摩转成搔，掐，直到它由痒转痛，比较地能够打熬。
此后的结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电灯下吃柚子。
蚊子叮也罢，吃柚子也罢，用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细节来包围自己，正体现了一种自我贬低与自嘲的意图，这种意图与当时文坛上惯常的崇高化、感伤化与诗意化的自我形象叙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此类似，鲁迅在《扣丝杂感》中写自己参与印书时曾提倡“毛边”，但“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与李老板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确是毛边。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归根结蒂，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所以说我想改革社会，或者和改革社会有关，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头瘟脑，躺在板床上吸烟卷——彩凤牌——了。” 这里几乎是突兀地特意提到香烟的牌子，无疑是有意地要突出凡俗日常生活的细节，以与“改革社会”一类的崇高叙述拉开距离，使自我形象以一种清晰（琐屑化）的方式被低俗化。
三、“杀风景”：以实论虚
这种公然、刻意的低俗化的自我形象——即自我意识是鲁迅借以对抗与破解“雅”的重要据点。很显然，鲁迅对于“雅”——这种传统士大夫的具有主流意义的人格与审美范式具有一种本能的抵触与排斥心理，在他看来，这种士大夫人格范型与他所嫉恶的那些伪崇高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也就是他将所谓“仁人君子”与“雅人学者”一起并提的原因。
鲁迅对于所谓“雅”的批判可以看作他对知识界甚至是整体国民的文化劣根性的批判工程的一部分。他指出，这种所谓“雅”的实质就是对于社会与人生充满丑恶与缺陷的真相的回避：“一，是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连古之儒者也并不讳言的。这都是大道。”究其实，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彼此说谎，自欺欺人”。“彼此说谎也决不是伤雅的事情，东坡先生在黄州，有客来，就要客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姑妄言之！’至今还算是一件韵事。”“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
这种自欺欺人，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说者姑妄言之，听者也绝不深究，这样才能成其为“韵事”，一旦认真深究起来，便可能“露马脚”，结果自然是“杀风景”，“俗”了。而鲁迅却偏偏喜欢去“大杀风景”：“我觉得凡是得到大杀风景的结果的考证，往往比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近真。”
为了使那些“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露出本来面目，鲁迅采用的策略倒未必全是赤裸裸地加以揭露。他常常采用的是一种“死心眼”的“俗人”的态度，即摆出一副似乎对于“说谎”的默契规则全无领会的样子，以实论虚或者以妄为真，即把谎言、空话或者夸大其辞的修辞话语当成真话与实情来作极度认真的深究细察。
例如：日寇攻陷山海关后，有远离前线的军阀通电曰要“负弩前驱”，于是鲁迅讥讽地写道：“‘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 ——究其实，即便信誓旦旦，仍是一句欺人大话而已。
再如，章士钊写《寒家再毁记》称示威群众毁掉了他多年购置的大批中西书籍，陈西滢又在文章中说北京“三十多个大学，不论国立私立，还不及我们私人的书多”，而自己在柏林时候，确曾亲眼看见章氏两间屋里“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鲁迅便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一文中接着陈的话头说：“（那些书）现在呢，想来一定是更多的了。这真教我欣羡佩服。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简直没有赢余，混了几年，所有的书连一壁也遮不满，而且还是杂书，并非专而又专，如‘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之类。”“但是很可惜，据说当民众‘再毁’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时，‘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想那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可惜我没有去看，否则倒也是一个壮观。”“所以‘暴民’之为‘正人君子’所深恶痛绝，也实在有理由，即如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妇的藏书，其加于中国的损失，就在毁坏了三十多个国立及私立大学的图书馆之上。”
在鲁迅看来，所谓满满两屋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多半是夸大其辞，以自己的留学生经验来看，这种话多半经不起推敲，而鲁迅却“偏不识趣”地将这些大话当做实情细细地深究起来，并煞有介事地推想出“想那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景象，更在文中反复申说自己没有在现场看见这一“壮观”的遗憾。这样有意的“以妄为真”，不依不饶地深究到底，显然是“俗人”作风，但正是这样，绅士雅人们的大言才被特意放在众人目光的焦点之下，引起人们会心一笑。
文人说话难免夸饰，二十年代末的革命文学界刚一登陆上海滩，所操持的正是具有浓厚浪漫主义风格的激情化与夸张化的抒写风格，而当他们以这种激情甚而霸气有余而清醒与公允不足的幼稚姿态对鲁迅进行围攻的时候，就难免引起了鲁迅情绪与思想上的反弹，尤其是，在他看来，这些作家沉溺于对自我意象的英雄化氛围中，对于现实的黑暗程度缺乏清醒认识，于是鲁迅便忍不住要以“开开玩笑”的方式对这些年轻后辈进行反击。这种玩笑的一种方式则是以虚为实——有意地将对方的一些隐喻性、想象性的话语与象征理解成具体的实际的存在，并且依照这一思路进行引伸。例如：
日报广告上的《战线》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战士。承蒙一个朋友寄给我三本，才得看见了一点枪烟，并且明白弱水做的《谈中国现在的文学界》里的有一粒弹子，是瞄准着我的。为什么呢？因为先是《“醉眼”中的朦胧》做错了。据说错处有三：一是态度，二是气量，三是年纪。复述易于失真，还是将这粒子弹移置在下面罢……
既称《战线》，内中便都是战士了，于是便有“枪烟”，有“一粒子弹”之说。鲁迅写这些的时候，心态恐怕是颇为自信而轻松的，这些说法虽有讽刺意味却更倾向于幽默诙谐。
再如，成仿吾的文章中曾有“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的句子，鲁迅便诙谐地讥嘲道：
你看革命文学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于是从那里面掷出无烟火药——约十万两——来，轰然一声，一切有闲阶级便都“奥伏赫变”了。
这里把原先的隐喻性与想象性的话语落了实，尤其是， 特意点出“约十万两”，以一个“约”字显示出一种将数量具体化的企图，这些具体化的描述，又与“奥伏赫变”这样的抽象而玄奥的音译词极不协调地联在一起，便构成了一种滑稽化与戏谑化的诙谐效果。
至于一些上海文人假借革命文学的旗号来为自己作商业宣传，更遭到了鲁迅的讽刺：
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踪而往呢，就看见他跑进“乐群书店”中。
虚的、隐喻性质的“进步”一词转义为本义，再转而引伸落实为“拔步飞跑”、“跑进‘乐群书店’”这样的具体的空间处所。这无疑将对方的行为与广告语的叙述漫画化与滑稽化了。
对于虚伪与虚假的憎恶与逆反心理，使得鲁迅宁愿以“俗人”自居。通过将自我立场与意识低俗化，降低到几乎仅仅承认最基本因而也是最真实的物质性需求的层面上来，从而在笑声中剥去自己的、也剥去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道德化与审美化的虚饰与伪装，逼使人们睁开双眼，赤裸裸地直面真实，直面人生，这是鲁迅一生倾力而为的事业，也是他生前为人们所憎恶的原因，但同时却也是他能够长久地赢得人们的尊敬的原因。
注释：
1 《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见《鲁迅全集》第三卷P24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2 《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三卷P291
3 《而已集》，《鲁迅全集》第三卷P461
4 《二心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鲁迅全集》第四卷 P269
5 《华盖集·通信》，《鲁迅全集》第三卷P25
6 《而已集·通信》，《鲁迅全集》第三卷P446
7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三卷P454
8 《华盖集续编·有趣的消息》《鲁迅全集》第三卷P197
9 《华盖集·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三卷，P148
10 《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三卷P304——305
11 《且介亭杂文·论俗人应避雅人》，《鲁迅全集》第六卷P205
12 《且介亭杂文·论俗人应避雅人》，《鲁迅全集》第六卷P206
13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六卷P163
14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六卷P164
15 《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四卷P18
16 《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四卷P19
17 《而已集》，《鲁迅全集》第三卷P484—485
18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六卷P170
19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六卷P172
20 《伪自由书·观斗》《鲁迅全集》第五卷P7
21 《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三卷，P188
22 《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鲁迅全集》第四卷P108
23 《三闲集·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P98
24 《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鲁迅全集》第四卷P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