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乌托邦的守护神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关键词：文学 乌托邦 后现代景观 精神家园 植根 虚灵的真实
对我们当下生存语境的命名，无论是技术关联世界，抑或读图时代（影像时代，数字化时代）。文学的存在（不论是文字式的经典阅读，还是图像的审读）之于能够诗意栖居的人类而言，都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更不是茶余饭后的点缀，而是人得以诗意生存的一个维度，是人生审美化存在的重要尺度，是人类高扬理想，永葆青春的乌托邦的守护神。在文学史上，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实现人的精神重塑，和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方面起过相当大的作用，自由创造，饱含人生激情和理想，超前发展的文艺成为引导人类改造世界的理想范本。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参照系。作为一种精神创造的文学活动所面对的人生与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是无限的，但文学须首先要直面人生和现实，切入到人类的生存现状及困境中，切入到人生何以可能的境界中，在一种符码的创作中，实现着一种人类对世界的掌握，并在创造中不断提撕着人性的提升，实现人类生命活动的审美化，并在实践中体验着美的生成，为人类营造一个审美化的世界和人生理想化的境界。
但在后现代语境下，我们的文学不再张扬理想，不再守护乌托邦，而是展示感官欲望，随波逐流，翻新求奇，堕入时尚，人也就坠入了动物的乐园，人生就真正的平面化了，文学也就成了荒诞无聊的语言狂欢，人类诗意生存的根就有被拔掉的危险。无论如何，文艺在二十世纪后期的退化和庸俗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味追求创新的骚动心态下，演绎着一幕幕的闹剧和轻佻的搞笑，愈益显示着我们灵魂的贫弱和蜕化及失真后的苍白。曾几何时，文学伴随人类从远古走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奥林匹斯山的众神，随着人类起源的地老天荒，而融入人类精神文化的内核，成为人之为人须臾不可分离的部分。文学以其激情攫住人，以其深邃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以其人生的智慧来拓展人的生活空间，以对审美价值的祈向把人类带入澄明的林中空地，在“存在的遗忘”的困境中让人生出希望，在人生惨淡时让人升华出信心。今天我们重倡文学的乌托邦精神，并非对现代主义的简单回归和瞬时的感性冲动，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和所指，是文学重新归属大地为人类植根而努力的一个向度。
我们对乌托邦的理解是从文学的视角，以审美性和神圣价值为旨归的一种虚灵的真实的美学阐释，是以对其的社会的内涵的悬置为前提的。否则，在后现代景观的语境中大力倡导乌托邦“注定要在具有理想色彩的思想结构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最后还在最坏的宗教意义上重述原罪的教义。”[1]p37美学意义上的乌托邦，其价值指向是多元的开放的和未完成的，它的内核源于超越世俗概念的神圣价值，及其根基于实践生成性的审美价值。它不可委实于某一具体对象，否则就可能因实体化而板结僵硬化，进而被颠覆和反叛，使其厚重的内涵被消解于轻飘的能指的滑动中。即这个乌托邦乃是虚灵的真实，它是不断提撕着人、人类向上提升的价值祈向。唯此，文学的守护就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丰盛和人性健康的维护，是人生不能平面化的依托，是对人类灵魂深处精神源泉的开掘光大，是对本真审美内涵的体认。文学对乌托邦精神的守护就是守护一种信念、理想和信仰。
堕落：后现代文化景观下的文学现状阐释
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下，面对汹涌而入的后现代文艺思潮，我们毫无接受的心理准备和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未能对它们存在的前提进行质疑和清理，就迫不及待的拿了过来，模仿并流行起来。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学会走就想或已跑了起来，其结果必是尴尬和难堪，这也一再反映了我们文坛的跟风和软骨症。后现代主义的文艺实验有其积极意义，但文艺界一窝蜂似的跟着上则显示了我们创作者心态的不成熟，和在创作上缺乏自主性。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末流文艺的拙劣的照搬和嫁接，对民族主义固有传统文化的所谓复古和低层面次上的翻新，使得当前文坛充斥着，或是对原始野性和性欲本能的无耻无遮的暴露张扬，或是道高旨远妙言玄谈的潇洒追寻，或是小女人美丽闲适的小资情调，或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嘴脸的无耻，或是所谓美女作家的私人化写作的暴露癖，或是充斥屏幕的格格们的嗔笑怒骂。这一切都远离了我们的生存困境和人生的艰难，远离了我们切肤之痛的苦难的人生体验。在后现代削平深度什么都行的蛊惑下，“市井文化堂而皇之地走上了台面，痞子气味装模作样地扮演了主角，哗众取宠、自作聪明、装傻作痴，等等，等等，成了风潮和时尚。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从虚无主义到消解主义滑落流变的全过程，其速度之快，流变之轻巧，姿态之优雅，真是东方智慧之绝好的写照。”[2]p69于是文学创作为迎合时尚、取悦大众，而坠入了削平深度、平面复制、追求感官刺激的深渊。在审美尺度匮乏下，人们会以作品所产生的利润来评价作品的价值。只要符合流行的口味和时尚的需要，就会具有市场销路，就像资本主义能够迎合满足资本的需求一样。至于鉴赏趣味，当人们沉溺于自我迷醉或自我淫逸时，则压根不再挑剔是否高雅和清纯了。在技术关联时代，人和物都成为持存性存在，仅以利益的物欲追求为唯一价值，其它人文向度则被削平，感官欲求的快乐原则同化了真实生存中的现实原则，因而也就消解了人文精神中的批判内涵，人的自我实现也就变成了虚假需求的牺牲品，“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爱或很的东西。”[3]p6文化和经济的相互借势，产生了文化产业，“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产品，市场变成了本身的替代，“美”成为一种商品，可以用来进行商品化的消费。于是乎文学堕落为大众消费品的通俗文学读物，为增加卖点获取经济利益一再降低品位，甚至以其媚俗性和麦当劳化特征，即以它的草率、粗劣、简化、扁平、迅速供应的、低质量的叙事套餐取悦读者，为此还自鸣得意沾沾自喜。难怪当前文坛的创作多为摹仿性的戏作，难以产生有分量有内涵的作品，缺少必要的文学品位和文体自觉。事实上，一旦丢了文学的灵魂——审美的乌托邦，没有了此一维度的现实关怀，文学也就不成其为文学了。现代作品如此，后现代作品亦如此。真正的后现代作品，不但有着批判、颠覆、非中心，更有着深刻的痛苦、抗争等人文关怀，有着人之为人、文学之为文学的虚灵的真实的那个度。后现代主义也并非全部是一种取代理想主义的虚无主义，它在批判地承袭、理性地超越现代主义的范例的努力中展现了如下的向度：保留了阐释各种各样社会异化现象和精神萎缩化的批判力量，否定了工具理性和所谓“进步”的迷信及其释放出的魔障。它重视体制外的力量，蔑视一切权威主义的元语言，企图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彻底铲除“词语的暴政”。说到底，后现代主义仍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人们消解的只是实体形而上学及其所寄生的意识形态。人性所固有的形而上维度是不能解构的，形而上的秉性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类秉持的有限性要依然植根于超验的信仰之维，因而“公正”或“正名”的承诺，也是一种新的乌托邦的冲动。文学存在的悖论就假定了一种新的乌托邦冲动和暗示，以至最终的超越和上升，“聆听存在的声音”。在宽松和普遍倦慵感的状况下，深刻体验海德格尔对“无之畏”的形而上的含义，领悟其中的奥秘，唤起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那里，被压抑的萎缩的方面都将获得一种崭新的、令人满足的、丰富的功能。
文学史一再证明，缺乏感丧失崇高感的文学是飘浮无根的，尽管可以一时畅销，但终究要被历史所淘汰。如果文学仅是感官刺激的击发器，仅是展示欲望的符号，仅为利欲所驱动，这就是文学的堕落，结果必然导致文学的萎缩。失去了尊严的文学成了任人操纵的符码，成为一些人用来谋利的工具。当下不少作品所体现的价值思考，基本上是在同一精神平面上滑行，即它们对生活的感悟，对生活的评判如关于人性、生命、死亡、爱情等的书写，所体现的价值思考很难发出对一定历史文化平面的穿透之光。生活整体的破碎，使文学只能捡拾一些碎片，在狭小的碎片上施展自己的专长，来体验“卑微的意义”和“解体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无意义只能是一时的肉体快感或语言的狂欢，本有的崇高、英雄悲剧因脱离其产生的文化背景而打上了戏说的意味。这实际上不是一种解放，而是一种疲惫、厌烦的无聊心态。早在一个世纪以前，许多现代派作品就已描绘了这种心态。文学的审美性和神圣价值维度的丧失加剧了文学的堕落，使它游戏于语言的狂欢而不再关乎人的真情实感，对于当下难以言说的人生境况的掌握往往流于肤浅，成为追逐时尚的艳俗、恶俗，而难以体验或领会技术关联语境下的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不知这是文学的悲哀还是人性的堕落？一方面匆忙的当代国人，早已经被利益驱动搞得焦头烂额，开口股票，闭口网络，早已丧失了体会文学的闲暇和心境，甚至连阅读文学的教养也荡然无存；另一方面，文学因追逐时尚，其精神内核已被时下的奢华、媚俗、喧嚣抽干了，只剩下轻飘飘的失重的外壳，成为漫无目的的盲目的能指的滑动。语言失去了质感，丧失了情感体验的沉重，只剩下符号在语言的祭坛上狂欢！“文学家无论怎样暴露人类，却必须给她保留最后一件衣裳。因为一旦连这最后一件衣裳也给剥掉了，那么，人类就不存在了。”[4]p457文学曾经畸形的辉煌不能解释今日边缘的失落，边缘化的文学要想体面的生存，就要守住文学之为文学的最后底线，这就是在文学的旗帜上张扬理想的色彩，守护文学的审美极其神圣价值这一度，坚守其古老的传统——乌托邦的守护神。从远古走来的文学连接着历史与未来，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文学是对人性的呼唤，是对人生境界的提升，存在于此世的文学指向的却是未来，是人类不可沉沦的宣言，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灯塔，是对“存在的遗忘”的精神抵抗，是对生活“媚俗”的真诚抗拒。是文学让我们在日常庸碌世俗的世界中保持住我们的个性，不再人云亦云，也不再和他人相像、重复，而是成为与他人区别开来有独立个性的自由的人。文学能够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真真切切地捉住自我，安慰人惊恐不安的灵魂。文学可以弥和现实中分裂的人格，可以滋养健全的人性和枯竭的灵魂。
假若视文艺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安乐椅或按摩床，就是在以肉身幸福的名义扼杀文艺潜在的本有的深层价值。对于身处困境的我们，只要还有文学，只要心中还有歌，我们便是有希望的生活着。因此，文学不是人生的点缀，亦不是生活的蜜糖，而是以其理想的守护来遏制人性的堕落。从其本质上说，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文学是作家以其特有的方式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对灵魂的拷问，文字里浸润着作家刻骨铭心的感受，和对生活、人生的洞穿而体验到的痛苦，因而作家又被喻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非时下以此为业的“写手”、“码字工”所可以比拟的。俄罗斯文学大师布尔加科夫认为，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用文学满足于自己过得更舒适，更富有的话，这样的文学便是可耻的。其作品《大师和玛格丽特》就艺术成就和思想深度而言，比风靡的那些拉美作家要更上一层楼，他对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人性善恶之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而在思想境界上就获得一种超越。他是在绝望中为绝望而写作，在灾难中为灾难而写作，在痛苦中为痛苦而写作，就像疾病使普鲁斯特回到写作，孤独让卡夫卡回到写作那样。厄运使布尔加科夫回到了写作，文学给了他深刻的痛苦，同时又给了他一种真正的欢乐。这匹“狼”生前是寂寞的，他无声无息地从文坛上消失了近半个世纪，当他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时候，终于以其作品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当高尚的信念不再有人守护而沦落为戏子——一个无人理睬的戏子时，这首先不是文学家的悲哀，而是社会的悲剧。人的审美理想的萎缩，意味着高尚时代的终结。当葆有理想的文学遭受放逐的厄运时，这个民族就到了危险的边缘。当现代主义顽强地向着人类心灵深处的污浊开掘，上演着人类的《恶之花》时，其实诗人在内心里呼喊着善良，现代主义对“恶”的展现乃是对“善”的绝望的挚爱。文学不能止步于当前凸显现代性的在场，更不能是现代化车轮的润滑剂，而是让人生活在有过去未来的时间性的境域里，以其清澈的黑暗的光明来对抗世界的“进步”。在技术关联世界里，“当现代技术无处不在，不再有什么乡下，甚至‘过去’也开始像是一个交替的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某一不完善的、早期的阶段时，那种对‘绝对现代’的更深层的满足也就烟消云散。”[1]p53而唯有文艺以其超越性葆有人的本真的时间性维度，从而给有限性的人生以意义和价值，普鲁斯特就曾在其辉煌巨著中对时间做了精彩的描绘。唯在时间内才能展示着人性的丰满和多种可能性，从而在对文学的体悟中更加珍惜人、珍惜生活，进而在文学中安顿自己焦虑不安的灵魂。 文学的本性：乌托邦的守护神
对文学的底线——乌托邦的守护神的守护，就是坚持针对那种所谓什么都行的后景观的一种抵抗立场，就是坚守文学本有的不可消解的审美性内核；也是针对当下所谓的后现代式的削平价值深度、解构意识、消除审美距离的玩文学，而让文学葆有一种深度，一种超越意识，以此消解人类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消极后果。在技术关联语境下，科技高视阔步，人以为借助万能的科技理性就能解决一切世间问题，而趾高气扬高扬自我的主体性，对祛魅化，对物去差异化和去神圣化，并切断通向神圣之维的脐带。殊不知，在现实物质功利诱惑面前，大写的“人”因缺少神性的光辉和审美的提升，人性反而不断下坠。人的狂妄使人不断丧失本有的精神情怀，而使精神家园荒芜，文学对乌托邦的守护就是在精神家园竖起一面旗帜，使人贫瘠的灵魂得到滋养。面对汹涌的商品大潮，面对强行划一的技术逻辑，文学要想葆有审美的价值维度，就须反抗普遍流行的物质主义，就要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坚守住文学的理想性这一底线，就要寻回自己探求的精神生活。没有这种精神生活人将堕落为非人，而为禽兽。文学向形而上价值领域的回归实际上是文学的返乡，是文学重获神圣性的一次努力。诚如德里达所言，“诗人坚定地聆听原始地、本能地发生的东西以及一般如其所是的东西。”这是文学向着自己家园的迈进，也是文学的真理性所在。当下的文学迫于物质世界的压迫，迫于陷入“”之中而成为“操作对象”的尴尬，普遍出现一种“返回神话”的趋势，力图重塑敢于担当重负的英雄形象，他们在重新寻找“上帝”，这体现了人类在感官欲望满足中寻求精神向度的努力，为游戏空虚的人生注入生命之重，也是对人性往更高层次上的一次提升。人毕竟是有精神生活的存在者，文学从喧嚣声色场景中抽身而返，让文学重新逼视人的灵魂，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把我们带入一种真正的诗意栖居，这就是文学对审美尺度和神圣价值守护的内涵。
对文学乌托邦精神的守护，并非倡导一种脱离现实的创作，而是将这种文学之本真的核心切入到我们鲜活的生存实践中、审美化的生命中。既是对所谓审美与生活同一的大众审美文化的批判和清理，也是对不着边际漂浮在上脱离现实的学风的一种矫正和拒斥。文学对乌托邦的守护不是要我们的文艺升入天堂，而是植根于大地的归属性，以我们精神的饱满丰富，带着神圣价值和审美尺度，重新返回现实的充满着苦难、欢乐、艰辛、痛苦、智慧、不幸和偶然纷争的大地。文学回归大地并非混同于尘世，而是力图超越尘世生活进入一个自主的世界，以寻求其独特性和乌托邦功能，表现为对商业文化的抵制和对文学经典的维护，以弘扬文学的精神属性来对抗商品逻辑的侵蚀。文学重新立足于大地浸透于生活之中，这于文学才是真正的精神肉身，才是灵魂的栖息地，它守护着美、善和真理，它启示着永恒的奥秘和神圣，并在大地上记录天、地、神、人相沟通的神圣文字。因对信念、信仰的守护，就使文学沐浴着超验价值和永恒之美的光照，人因文学中理想之光的普照而从世俗中提升出来，以独立的姿态向澄明之境前倾，生命由此而获得一种充实，为人必得趋向的理想世界指明生存的方向，使人获得尊荣和高贵，以对照“空心人”“物质人”的可悲境况！
就文学作为乌托邦的守护神而言，其实质是对现代性的审美批判，是对生活中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的遏制、抵抗。恰在这种抵抗中包含着人类战胜自我（单面性、功利性）的绝望和信心，在这种张力中，呈现出乌托邦世界与技术性关联世界的激烈冲突，文学以其虚灵的真实守护人性的审美之维，它呼唤人类要在“生活世界”中守护住理想，并在现实生活中如同象征欧洲精神的不死鸟那样一次次地涅槃新生。虽然现在欣赏纯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但没有了文学对乌托邦精神的守护，生活不但没了色彩，而且也丧失了力量，甚至人生的意义也将萎缩。诚如尼采对希腊艺术的认识，“希腊人认识感受了生存的恐怖与惧怕，为了能生活下去，他不得不创造出奥林匹克的光荣梦想与之对抗。为了能活下去，万不得已的希腊人不得不创造出这些神来。”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的护祐，面对瞬间即逝反复无常的日常生活，我们才能寻求到“永恒”的感觉；当我们绝望，对生活失去信心，文学艺术可以给我们以力量，帮我们重新站起来，驱走忧愁和恐惧，以此呼唤黎明之朝阳。文学的时间性是超越的时间性，文学是日常生活时间链条的突然中断，当文学艺术的价值切断物理的时间流时，时间性便开始向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方向上升了。文学艺术把神的时间的永恒带入人的反复无常易变瞬逝的人的时间中，这对庸碌平凡刻板僵化的生活方式是一次解放和反叛，也是对人的生命的凝滞和僵化的激活和突破，进而使人感受到生命深刻的存在，在沐浴作品的光辉与希望中，通过作品的表现使存在更加完美。当我们沉浸在文学的世界中，被文学的激情把捉住时，仿佛第一次感受到个体存在的真实性，我成为我自己，而万物在我眼中呈现出了新的光辉。生活第一次成为最重要的，我仿佛感受到了为“上帝”所接纳的幸福，也感受到了为“上帝”所拒绝的痛苦，仿佛一时我获得了永恒的记忆，一时又沉入了虚无的深渊。文学以其乌托邦的虚幻捍卫着人的尊严、价值，抵抗着技术对人的否定，向泯灭时间性的现代社会挑战，因此，文学本质上是对现代性的超越、疏离和反动，是为了使人类精神回到人自身，恢复人生之美而存在，她把确立健全的人格这个无能为力的任务作为目的。乌托邦是文学张扬理想，褒扬人性，鞭挞丑恶的坐标，“人文主义在乌托邦中得到了发展”。[5]p204而文学则是乌托邦的守护神，文学因对乌托邦的守护而有别于地摊式的大众文字，有别于无病呻吟刺激感官的符码，更有别于无人性内涵的技术信息的宣泄。
在当前文学陷入困境的状态，对文学底线的坚守无疑给喧嚣甚上的文坛注入一支清醒剂，一个走出虚妄面对本真的希望。“回到事情本身”，只有回到我们当下的文化语境，回到我们当下的生存状态，只有面对自己生命中那拂而不去的人生体验，那如影随形的经验之苦痛，那永不止息的语言的欲望，才会真正触及到我们生命意识的症结点。本真的文学除直面现实的精神之外，还包含着潜在的乌托邦维度或解放的维度。这样，文学作为乌托邦的守护神，才能为我们保留审美的价值向度，并在信仰中为人在大地上植根，以此才能烛照我们的灵魂，才能为生活开拓出意义丰满的人生境界。同时因其葆有神性的维度，为我们对平庸、媚俗、粉饰、追潮、噱头等浮光掠影的“花招”的批判提供基点。这便是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卡夫卡、艾略特、塞尚、凡·高、吉皮乌斯……等大师存在的意义，他们为我们树立了一道参照系，因着守护而把当下平面的文艺纳入深度性的精神信仰的超验维度中，使其终结“飘零”的状态而返回家乡——精神家园。如果人生真诚的情感和意义从文学的大厦当中彻底地隐退，这座大厦可能马上就会坍塌成一堆语言的碎片。当代文学之所以还能够支撑起一片独立的天空，并不在于种种时尚文本此起彼伏的喧嚣出场，而在于在这片文学的天空下，还有顾城笔下的童话世界与海子永恒的麦地，还有史铁生对琴弦般命运的热切关怀。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能使人真正感动的仍是那挥之不去的对理想价值的守护和审美情感的诉求；同样，我们可以在余华、苏童、刘震云、铁凝等作家或沉重或轻灵的历史反讽中体验“乌托邦”式的存在与审美性的存在。即使在所谓的晚生代作家中也不乏有着对“乌托邦”的诉求，唯此，才使他们能在沉沦中在绝望中写出他们的痛苦的挣扎，以及那不可再下坠的灵魂的高尚。返观当代文坛，消费化与快餐化的制作占据了相当大的地盘，在精心的包装与炒作中文学早已变得不那么纯粹了。可毕竟还有这么多的作家在做着严肃的对内心世界的真实挖掘与表现。心灵的乌托邦可以在古典作家的典雅情韵中现身，可以在现代派作家的“荒诞”与“丑”中现身，也同样可以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现身。当代文学呈现着多元而丰富的面目，以至于我们很难以某种固定的范式来概括其特征。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作家群是9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如朱文、韩东、邱华栋等，他们的写作构成了当代文坛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在此不想以一种独断式的态度来概括这样一个内部同样复杂的写作群体，只是从一个具体的文本出发来描述“乌托邦”世界在文学文本中的呈现方式及其对文本内在价值的支撑。
朱文的《夏天，夏天》是发表在《大家》（1996年6月）杂志上的一个中篇小说。小说与其说是在描述故事，不如说是在凸现故事中微妙的人物情绪。迷茫、无聊、绝望种种情绪像雾一般挥之不去。小说的四重奏式的叙述结构让朱文的写作方式就像把现实放在一个放大镜下面让其赤裸裸地显形，笼罩其中的迷类似于一个让人难以逃脱的封闭的圆，从小丁和小初的争吵开始，也以小丁和小初的争吵结束；从小丁的父亲远道而来开始，也以小丁对父亲的发自内心的呼唤结束。《夏天，夏天》以其琐碎的笔触让困境现身，让生活的无奈暴露出来，迷惘的情绪笼罩在叙事当中。在这样一种写作中，精神的“乌托邦”表面上似乎被放逐了，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在于，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对于迷茫的叙述最终指向迷茫，对于无聊的叙述最终指向无聊，对于绝望的叙述最终指向绝望。一个严肃的作家很难忠实于疏离于他的东西而只能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展现困境，是艺术的“写实”，而这“写实”本身就关联于“理想”。困境萦绕的地方往往就是希望盘旋的地方。在小说的结尾，受了伤的玩世不恭的小丁内心里发出这样的呼唤：“爸爸，你保存着我最后一份可以希冀、可以寄托的情感，在你庸俗麻木的躯壳里，在你那被岁月流水磨蚀光了的心灵的最角落的地方。帮帮我，爸爸，别让我的身体在这夏日的天空里变得越来越轻，别让我随着夏夜的最后一抹星光远去。”这样的叙述透露着隐在于小说文本当中的某些个中消息。在小说冷峻的叙述背后，我们或许可以体味一种诚实而热切的写作态度。当文学变得真诚朴实起来的时候，光亮才会进入文学。
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变幻如何异彩纷呈切不可忘却自己的本根，并在新的语境中积极建构新的艺术范式，以克服文艺的危机。文学创作无论怎样获得“现代”形式，但对“为何要文学？”这一问题的回答一直未变。因此，文学可以边缘化，但决不能成为可有可无的收集生活碎片的无意义的符码的堆积。否则，没有了文学，人生的意义就会萎缩，人类就有可能走向堕落和荒诞。随着“文学的终结”离人的毁灭也就不远了。 ：
[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2] 高全喜：《论的真诚》，载《流亡与栖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
[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 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4]（日）竹内好：《何为——就中国和日本而言》，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德）布洛赫：《乌托邦的意义》，董学文等编《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