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鳞图册研究综述——兼评兰溪鱼鳞图册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土地制度 土地调查 鱼鳞图册 兰溪
史学研究之一要务便是史料的发掘、考订、整理。研究者除了充分利用国家档案外，尤需悉心发现散藏的各类资料。鱼鳞图册作为与黄册并列的重要资料，现存者大抵为散乱的零册断篇，研究者无不感叹资料之稀缺，难以作系统的研究。兰溪鱼鳞图册是一份具稀缺性和完整性于一体的土地档案，对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古代晚期(明清史)乃至中国近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
鱼鳞图册是中国古代官府编造以作赋课租税的地籍清册，是明清土地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所含信息包括地形、四至、田土形态、面积、科则(等级)和业主姓名等要素(有时兼列佃户姓名)。有关鱼鳞图册问题，涉足者廖廖，明清史研究者时有提及，但作专题研究的很少。
有关鱼鳞图册的研究当以1933年8月梁方仲发表于《地政月刊》第一卷第8期的《明代鱼鳞图册考》为最早。①全文分鱼鳞图册之内容、鱼鳞图册与黄册之关系、鱼鳞图册名称之由来、鱼鳞图册之来源、明代攒造鱼鳞图册之经过、杂论六部分，初步考释了鱼鳞图册的基本情况。文章凝炼，包括注释合计5 000余字。此后近30年时间，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间津。②而韦庆远注意到，“在研究明王朝使用黄册来作为征调服役的根据时，就不能不接触到当时对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管理方法的问题，也就需要结合鱼鳞图册制度来进行分析。”③因此，在1961年出版的《明代黄册制度》一书中，他对鱼鳞图册以及黄册与鱼鳞图册的关系作了专门的探讨，分析了鱼鳞图册制度产生的前提和明初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问题；认为“明初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地绘制鱼鳞图册是封建统治阶级管理地政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出黄册与鱼鳞图册是“互相补充和互相配合的关系”，是明代赋役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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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此文为梁氏于清华研究院经济系研学时所发。
② 《文物资料》1958年第4期有关文物工作报道中有一则“安徽省歙县发现明代洪武鱼鳞册”的消息。
③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版．前言。
两块基石；同时，肯定了鱼鳞图册的史料价值。①进入80年代，从唐文基在《社会战线》1981年第3期发表《明代鱼鳞图册始造于洪武元年》始，断续有学者发表文章，但至今总量不过10余篇。②成果数量虽然有限，但研究者的严谨、细腻使成果具有较高的质量。其中栾成显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藏三册鱼鳞图册进行的解剖性研究，以及章有义利用图册资料对土地占有关系的深入研究，应是鱼鳞图册资料利用性研究的成功范例，后文将会述及。
国外有关鱼鳞图册的研究，大抵以日本为主。③日本学者中最先提出研究鱼鳞图册的是著名明史专家清水泰次，1934年他就强调在研究中国江南土地制度时应对鱼鳞图册加以考察，他还对鱼鳞图册的有关记载以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鱼鳞图册实物作了介绍，并就鱼鳞图册的由来、性质、作用等进行了探讨。1935年，仁井田陞发表《中国土地帐籍鱼鳞图册的研究动向》，1936年又发表《中国土地帐籍鱼鳞图册史的研究》，他的文章对当时有关鱼鳞图册的研究作了评介，另外还对鱼鳞图册的由来、编造情况等提出独立的见解。1963年村松枯次发表《关于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鱼鳞册》，对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各种鱼鳞图册作了介绍，还探讨了鱼鳞图册的性质、作用和利用价值等。鹤见尚弘则应是日本学术界有关鱼鳞图册研究最有成就的一位学者，其对鱼鳞图册资料的重视程度也是他人所无法比拟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鹤见尚弘对鱼鳞图册进行了种种创造性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他首先就鱼鳞图册作为史料的可靠性进行了论证，其次还根据图册资料进行一系列统计和分析，再次他把鱼鳞图册的研究和土地制度等研究结合起来，使图册的史料价值得到真正发挥。我们还需注意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有关鱼鳞图册研究的成果，他在《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一书中，既对鱼鳞图册的起源作了介绍，又专章考实明初鱼鳞图册编制的情况。可以说，何氏虽未直接利用鱼鳞图册史料进行研究，但他遍寻史籍中有关鱼鳞图册的记录而展开的有关鱼鳞图册本身(如从经界到鱼鳞、鱼鳞图一词的最早出现、鱼鳞图册的独特优点、两浙特别是婺州一地在鱼鳞图册推行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明朝鱼鳞图册的全面推行、鱼鳞图册的“丈量”情况等等)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④另一位美籍华人学者赵冈也相当重视鱼鳞图册资料，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土地制度史》中，他对此已有所论及。⑤他最近的《简论鱼鳞图册》一文，则专题探讨了鱼鳞图册制度的沿革、图册的结构、丈量土地的方法、图册的可信度等问题，着重说明实亩与税亩的关系，得出税亩总额实际大于实亩总额的重要结论。⑥
统观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图册的本题研究，如鱼鳞图册的缘起与延续，鱼鳞图册制度在明代的普遍实施；图册编造过程、成册年代、图实相符与否等问题的考实；围绕田土存在形式、土地所有状况、户籍变迁情况等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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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72—79页。
② 刘敏：《明代“鱼鳞图册”考源》，《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l期；周积明：《“鱼鳞图册”始于何时》，《江汉》1982年第10期；栾成显：《鹤见尚弘关于清代鱼鳞图册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3期；王剑荚：《黄册和鱼鳞图册》，《文史知识》1984年第3期；栾成显：《龙凤时期朱元璋经理鱼鳞册考析》，《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章有义：《康熙初年江苏长洲三册鱼鳞簿所见》，《中国经济史研》)1988年第4期；栾成显：《日本所藏鱼鳞图册及其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栾成显：《弘治九年抄录鱼鳞归户号簿考》，《明史研究》1991年第Ⅱ辑；栾成显：《徽州府祁门县龙凤经理鱼鳞册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冯丽蓉：《明清无锡<鱼鳞图册>简介》，《史林》1994年第4期；曹余潦：《明代“赋役黄册”“鱼鳞图册”考略》，《档案与建设》1999年第3期。
③ 本文有关日本研究状况的介绍主要依据：栾成显前揭文《日本所藏鱼鳞图册及其研究》；鹤见尚弘《姜镇庆译》：《中国明清社会经济研究》，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
④ 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⑤ 参见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
⑥ 赵冈：《简论鱼鳞图册》，《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关于图册缘起与延续，梁方仲《明代鱼鳞图册考》早已明了，即“南宋已甚通行”，“元时亦有”。后之研究者存有分歧，实属未曾接触梁文，或因史料发掘上的问题。①现明确鱼鳞图册源于南宋的土地经界法，明时广泛推广，清袭明制，并沿用至民国。②关于明代的实施情况，始于何年有不同的见解，有洪武二十年说，有洪武十三年说，有洪武二年说，有洪武元年说，还有宋龙凤时期说。③关于明朝鱼鳞图册是否在全国实施也颇有分歧。④另关于鱼鳞图册名称的来历，梁文列举“以其比次若鱼鳞状得称”、“以所绘若鱼鳞状得称”、“以排列先后之序常得变动得称”三种说法，认为三者“可并存不悖”。一般认为图册因绘田块图形排列似鱼鳞而得名。
有关图册的考证查实，主要是针对某一具体的资料而言。栾成显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三册鱼鳞簿资料撰写的三篇文章，都有相当篇幅的考实内容。《龙风时期朱元璋经理鱼鳞册考析》结合方志、族谱等，从纸质、形制、计量单位、官印、所载人名、文书对比。文献记载几个方面，考证了该资料所属年代，认为这是朱元璋在正式建立明朝前，于宋龙凤甲辰年前后在徽州地区实行田地经理时的鱼鳞册实物，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一本鱼鳞册；《弘治九年抄录鱼鳞归户号簿考》与《徽州府祁门县龙凤经理鱼鳞册考》也分别对簿册所记录的时间、地点及所载内容进行考证。鹤见尚弘有关鱼鳞图册的研究也有大量的考证工作，这可从《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一种康熙十五年丈量的一本长洲县鱼鳞册》、《清初苏州府鱼鳞册考察》、《关于南京图书馆所藏康熙十五年丈量的长洲县鱼鳞册一种》等文章中得到反映。⑤其他研究者也进行了类似性质的考证性工作。
鱼鳞图册史料价值的真正体现，就是要利用它从根本上展开诸如土地制度等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尚属初步。研究者利用十分有限的鱼鳞图册资料，已经取得一些重要成果。章有义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江苏长洲三册鱼鳞簿，结合各时期基本史料，对相关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如从长洲鱼鳞簿中所见地权分配情况，推论其对于整个苏州地区所具有的一定的代表性。进而得出：苏州“由康熙初年(5—15年)至1949年，二百七八十年间，地主(包括富农)同农民占地的比率几乎稳定在65：35。看来，人们设想的地主所有制支配下地权不断集中的必然性，在这里没有得到证实”；“在地权比较集中的苏州，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尚且占有不容忽视的比重，其他地区更可想而知。这就提醒我们，在研究中国封建土地关系时，不应无视小土地所有者即自耕农的问题。可以说小土地所有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乃是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一个特色。如果把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当作土地关系的全部，那就未免之片面，过于简单化了。即使就租佃关系而言，也可能发生在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户之间，甚至小土地所有者之间。某些地区地权比较分散而租佃关系却比较发达，原因就在这里”。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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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考刘敏、周积明前揭二文。
② 王剑英前揭文认为：“到明朝灭亡，黄册以及鱼鳞图册就一起告终了”，此论当有误。
③ 参见栾成显前揭文《龙凤时期朱元璋经理鱼鳞册考析》和《徽州府祁门县龙凤经理鱼鳞册考》。
④ 一般认为明代全面实施鱼鳞图册制度，何炳棣前揭书提出质疑。
⑤ 见鹤见尚弘前揭书。
⑥ 见章有义前揭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十分有限”来概括鱼鳞图册的研究现状。分析原因，一是对图册史料价值认识的不充分。有关鱼鳞图册研究本身就很有限，介绍鱼鳞图册地位和图册史料价值的文章更是缺乏。兰溪鱼鳞图册深藏数十年，没有发挥其作为史料的重要价值，究其原因不外乎对其价值认识的严重不足。当然，还有知其价值而不知材料之所存的问题。二是研究工作的艰巨性。即便对鱼鳞图册的价值有充分的理解，但要投身其中进行研究，不仅要有扎实的功底，还需足够的勇气。鱼鳞图册包含土地问题中最基本的一些要素，材料细碎；而且这种材料的运用，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规模(比如完整的一都或一图)。也就是说，要把具有一定规模的细碎材料综合到一起，在反复解读、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统计、归纳，同时借助其它材料，才能得出结论。从研究者们来之不易的成果和艰辛的劳动中，多少可以找到人们望而却步的原因。而在当今学术成果评价的所谓“数字化”时代，这种情况就更容易理解了。三是文献典籍少有鱼鳞图册的记载。鱼鳞图册起于宋，盛于明，续至清乃至民国，为政府重要行为，但史籍少有记载，各级志书的交代也不甚明了。四是图册的缺失、零散和不完整，这是最主要的原因。鱼鳞图册的存量总情(发现和未发现的)无法统计，但从研究者过去的发掘中或可知其大概。目前国内所藏主要在一些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博物馆和文物管埋部门(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辽宁历史博物馆、无锡博物馆等)。由于计量上的问题(单位不统一，种、部、册等概念模糊)，即便已发现图册的存量也难以了然。①流传国外的主要在日本，据介绍大概有17种、175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9种137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5种20册；东洋文库，1种16册；筑波大学，2种2册)。②这些鱼鳞图册完整性较差，最多的也仅1图，难见1都，更难见一县之详情。
二
兰溪市位于浙江省中西部，金华、衢、兰三江汇合处，素有“三江之汇，七省通衢”之誉。兰溪自唐代建县以来，比较丰富，其中尤有若干未被学术界发现、利用的资料。今存兰溪市财税局的清代同治年间编造、民国实验县时补造的鱼鳞图册，即是一份具稀缺性和完整性于一体的档案资料。
兰溪在上曾多次攒造鱼鳞图册。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婺州知州赵怒夫在本州推行经界，最初就是在兰溪试办的。③时“知婺州赵*[與+心，上下结构]夫行经界于其州，整有伦绪，而怒夫报罢。士民相率请于朝，乃命赵师岩继之。后二年，魏豹文代师岩为守，行之益力。于是向之上户析为贫下之户，实田隐为逃绝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结甲册、户产簿、丁口簿、鱼鳞图、类姓簿二十三万九千有奇，创库匮以藏之，历三年而后上其事于朝”。④
明洪武、万历两朝，曾进行大规模土地调查。万历《兰溪县志》载：“明洪武十九年遣官经量田土，时监生铁某、李某躬临本县，将各都各乡田土——经量，编画鱼鳞图籍以记之。”⑤然至清康熙初年，明代鱼鳞图册因年久而严重散佚。康熙六年(1667)，兰溪再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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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鱼鳞图册存量，根据研究者们已经接触到的、明确的、以作研究之用的数字仅在20种100册左右。实际应该要大的多，这纯属发掘上的问题。有人认为仅社会院历史研究所所存徽州文书中就有数干部万历年间的鱼鳞图册，据林甘泉、童超、周绍泉撰著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第284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另休宁县档案馆所藏从清顺治四年(1647) 民国时期的鱼鳞图册总数达8万件，据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这里存在方法的问题，部、件规模指称如何，周文明确“一页为一件计”，这有待进一步核实。
② 见栾成显前揭文：《日本所藏鱼鳞图册及其研究》。
③ 《宋史》作嘉定八年，据何炳棣考证，此次经界完成于嘉定十七年(]224)，见前揭何著。
④ 《宋史》卷173，《食货上一》，中华书局点校本。
⑤ 万历《兰溪县志》卷1，(台北)成文有限公司影印本。
丈田土，填造鱼鳞图册，归户办粮。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占领兰溪，县衙被焚，鱼鳞图册也再度被毁。在镇压太平军后，清政府饬令即刻“勒限赶造”。①这次自同治四年至同治十年(1862—1871)的重攒鱼鳞图册情况，我们可以从光绪《兰溪县志》中查知：“夫清赋于四年冬举行，五六两年四乡鳞册告成，七年城局校缮徵册”；随后，由于和原额相较缺漏甚多，故又进行复勘：“七年会总对校，得熟产徵额三万二千两有奇，而合荒熟及有主、无主总算较诸原额竟缺万余两，细加查询，知土称田之斗石亦有广狭之分。内有二亩六七分为一石者，有二亩八九分为一石者，又有全三亩者。地山塘无斗石可计，地有计斗石者，亦有不计斗石者。率皆约略指报，复拟章由县饬各图董事，亲履按号查补，并搜出斗石匿漏，增田地额各三百余顷，山亩缺额尤多。八年，总局协同备图经办董事身亲登山越二年之久，虽巉岩石无级可登，莫不攀萝蹑巅造极，共增山额三千三百余顷，而塘亩亦会同复勘，增额二百余顷，十年仍复汇总校对。”②这次重新丈量编造鱼鳞图册，以斗、石计量，凡田、地、山、塘均挨号编字绘图，注明四至，并发给业主凭条作为土地所有证。重编鱼鳞图册共889本，按图编159号，一式两份，一份存县，一份交各都图册书(地籍员)保管。
民国22年(1933)，国民政府定兰溪为实验县。9月6日胡次威就任兰溪实验县县长，遂决定增设土地科(科长为陈开泗)，举办土地陈报和清丈。整理土地本以正式测量清丈为基本，但测丈需时既久，费用尤巨，而人才更成问题。十分凑巧，陈开泗在奉命整修县府房舍过程中，从一间小屋内发现了县府保存的一份鱼鳞图册。因历史变迁加之保管不善，图册遭鼠害、虫蛀、霉变，缺漏严重，经清理登记，这份图册已失200余册。随后，成立土地推收处，任命各都图册书等为推收员，又从杭州、金华招收百余高中生，合计300多人，分组日夜工作，以县府保存的鱼鳞图册为基础，利用各都图册书手中所掌握的鱼鳞图册，进行核对、复丈，补编鱼鳞图册残缺部分。③全部工作历时8个月完成。因乡村基层行政组织的变动，核编后的鱼鳞图册由原来的889本拆并为820本，换上封面，重新装订而成。④民国31年(1942)，兰溪县城被日军占领，县府迁移，鱼鳞图册等重要册籍先雇挑夫运至浙南景宁存放，后转到本县甘溪乡东坞村。抗日战争胜利后运回县城，由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保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鱼鳞图册曾作征收农业税的依据之一，土地改革时颁发了土地所有权证，鱼鳞图册遂被取代。今存兰溪市财税局的资料，即为清同治年间编造、民国实验县时补造的鱼鳞图册。该项资料现有746册，缺74册，⑤分藏十箱，载有清同治年间兰溪城区及乡区35都(相当于现在的乡镇)159图(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的田土、山林、地形、地貌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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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3，《田赋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② 光绪《兰溪县志》卷2，“清赋纪略”条，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③ 凡本次补编过程中有改动处，均在改动栏中加盖“兰溪县政府土地推收处验讫”印章。
④ 有关兰溪本次鱼鳞图册补造详细情况，可陈开泗：《回首八十年》，载《金华文史资料》第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⑤ 1958年兰溪县土壤普查时，因工作需要，曾外调一部分鱼鳞图册，后未能及时归档，以至散失。缺失的74册为：六都三图潜字号7本，八都二、三图火字号15本，九都三图人字号5本，九都六图文字号5本，十都一图乃字号8本，十一都一图衣字号6本，十一都二图裳字号2本，十三都三图周字号1本，十五都四图垂字号1本，十六都一至四图章、爱、育、黎字号共23本．三十二都一图呈字号1本。
以第265册(十四都四图坐字)为例，其封面如下：
图册长约25厘米，宽约17厘米。书页系竹纸，雕版填写本，每张折成双面合2页，每页载3号。所有田地山塘滩(坎)均依次挨号编字绘图，注明业主、四至，分别有主、无主，其中田又分荒、熟两种。所有35都159图据千字文排列顺序，自金字起德字止，合计169字，其中羽、帝、皇、吊、代、罪、王、毁、伤、悲10字因避讳或不吉利不用，实用159字；城区1都lO图(10坊)10字，乡区34都149图149字。其具体所载内容及格式，以十四都四图坐字二号为例，抄录如下：
其中，除数字与字号以外，均为雕版灰蓝色印刷字体。每号内有“复对”、“校”等朱印，且有的业户名及户籍、结实等项内容，有用墨笔改动之处。可见或经认真校对，或前后有变化。注记部分很值得注意，反映出业主、地目、座落(土名)、等级、数量等变更情况。
作为土地底账，鱼鳞图册尽管在土地改革后失去历史上赋税依据的作用，但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查实土地权属关系，解决田土山林纠纷等，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比照前述鱼鳞图册资料的存量和研究状况等事实，兰溪鱼鳞图册除作为古籍善本的文物价值外，更具极高的史料价值。
兰溪鱼鳞图册重要的史料价值，首先在于它所具备资料的稀缺性和完整性的统一。鱼鳞图册资料总体的稀缺勿庸置疑，更勿论其完整，一般仅见一图，最大的不过一都的材料。章有义利用的也只有三个图资料(长洲县下二十一都二十图、西十八都三十一图、下二十一都三图)；栾成显、鹤见尚弘等的研究均未超出都的范围。图册资料的稀缺和不完整正是学者们深感苦恼的事情。栾成显感叹：“至今保存下来的鱼鳞图册很少，零散而不完整”，“只就一个都保的鱼鳞册资料而进行统计与分析，其资料并不完全，因而在某些方面不免带有局限性，只是相对的。尽管如此，从鱼鳞图册这类原始档案中挖掘出来的东西，当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特别是在数据资料十分难得的情况下，它就更显得宝贵。”①村松祐次早就指出：“要想系统地归纳对鱼鳞册的观点”，“其数量太少”；鹤见尚弘更是深感由于资料的极度匮乏而致无法施展。②兰溪鱼鳞图册现存全档凡746册，这是一份时间跨度很长、内涵相当丰富，并记录了兰溪全县自清同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百年各类土地变迁信息的档案。就规模和完整性而言，如果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应是非常罕见。这样一份具稀缺性和完整性于一体的资料，如果经过整理、编辑，并成为学术界共享的资源，不仅对历史学，而且对地、学、社会学甚至生态学等领域的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
其次，正是基于它的完整性，我们有可能设定、复原、重现兰溪一地某些特定时段的土地面貌与土地占有状况。鹤见尚弘“一直痛感，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即使是前近代也有必要进行定量分析，或者将陷于独断，缺乏说服力。但是，实录、政书、地方志等所登载的计量史料，与其说正确地反映地方实情，还不如说是由地方官和胥吏们在书房里编造的产物，后者性质更强，竟有将过去的数值原封不动地照抄的情况。再加上通常指出的那样，还有度量衡不统一的问题，因此，无批判地使用这些数字是不允许的。”③由于史料的严重缺陷，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显得十分苍白和无奈，要想准确地、全面地反映一地特定历史阶段的土地面貌、土地关系等情况是不可能的。兰溪鱼鳞图册尽管和其它图册资料一样，存在研究者们已经指出的一些如图实相符、业主变化等问题，但其总体的准确性应是肯定的，也即该史料大致反映兰溪特定年代的土地信息。
再次，如能和地方的、民间的文献等材料相结合，则可以研究区域社会一经济长期的变迁。如和族谱相结合，则可以明了人地关系、人口变迁情况；和方志相结合，辅之以社会调查，则可反映区域社会变迁情况，比如可以研究兰溪农民千年生存状态等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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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栾成显前揭文：《龙凤时期朱元璋经理鱼鳞册考析》。 ．
② 参见鹤见尚弘前揭书，第78—79页。
③ 鹤见尚弘前揭书，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