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专业化与组织化的理论与历史考证*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关键词：专业化 组织化 交换 敲糖帮 鸡毛换糖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历史上就是浙江省出了名的穷乡僻壤。1982年在全国率先开放了小百货(批发)市场，1992起小商品城成交额已连续12年位居全国集贸市场榜首。义乌历史上曾盛行过“敲糖帮”，虽经社会主义改造和极左经济政策的压制，但是其中专业化和组织化的方式对1982年专业批发市场的诞生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义乌的“敲糖”传统孕育了专业化的交换，其组织能有效地保证高效率、低风险地从事远离义乌本土的长距离、流动性的小商品交换活动。小商品批发市场与历史上的“鸡毛换糖”、“敲糖帮”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资本条件下，专业化及其组织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是专业化分工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本文在交换专业化和组织化的一般理论基础上，以史实来考证“敲糖帮”这一组织的专业化交换，以及产权制度和资本对专业化和组织变迁的决定性作用。
一、 交换专业化和组织化的一般理论
专业化和分工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交换活动从自给自足的状态中分离出来，不可能一步到位成为完全的专业化分工，两者之间存在诸多不同专业化商品和分工结构的过渡状态。鸡毛换糖的演变过程也包括了若干个过渡阶段，这需要有一个关键的概念来界定和分析专业化分工的演变。我们借用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补充了杨小凯的专业化分工的分析框架，旨在说明“鸡毛换糖”所反映的分工演变及其组织创新。
专业化分工的理论由几个必不可少的概念以及由此组成的分析思路。
在一个生产者——消费者体系，①任何人都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生产者——消————————
* 本文受浙江大学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天则经济研究所2003年《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浙江卷)》立项资助，是子项目《传统与变迁——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起源》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费者在经济生活中有若干种状态，如果专业化生产一种产品并通过市场交换其它产品和劳务只是其中之一，即所谓完全专业化。专业化的好处是专业化分工的报酬递增。在连续投入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学习了新的技能而劳动效率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越高，平均劳动生产率越高。在经济世界中，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自身独立的生产——消费决策受到他人决策的影响。专业化个体的收益与整体的规模有关，越大，收益就越明显、越有保证。因此，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取决于社会分工水平的提高。只有产生了一种新的分工，个人()才能有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如果社会分工水平不高，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也不可能高，专业化经济也因此受到了限制，报酬递增不可能太明显，许多人的工作只能惨淡经营。那么这两者如何协调统一的呢?第一是要协调在同一个专业方向上的不同个体的竞争；第二是要协调不同的专业化方向，构成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分工结构，保证专业化的规模经济如何从分工网络中获得好处。解决这一问题的机制是组织和制度。如果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专业化分工的主体是每一个经济单位，如个人、企业，那么协调专业化分工的是市场；如果将经济单位(如企业)看成一个整体，其内部专业化分工的协调便是各种等级组织，如合作社、生产队等等。
专业化分工的研究一般都集中在生产性领域，在交换领域也同样存在专业化分工。要成为专业化的交换，其活动必须是依赖于社会分工结构的交换行为。交换要作为独立于生产的专业化行为，同时专业化的商人必须取得替代生产者在商品流通中的地位而独立行使这一流通职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四篇中提出的商人资本等概念，包括由商品资本转换成的商品经营资本以及由货币资本转换成的货币经营资本等。商品资本在非专业化交换行为中，只是“自行销售”的生产者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并不是独立地执行职能的资本。①要成为专业化的交换，条件之一是交换活动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职能，也就是马克思认为的这一种情况：商品资本是在一个和它的生产者不同的当事人手中维持它最终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商品资本的这种职能，是以商人的活动——商人的买卖为中介的，于是这种活动就形成一种特别的、与产业资本的其他职能分离的、因而是独立存在的业务。②马克思还认为，商品资本并不是离开产业资本循环就立即就能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的，其条件之二是货币资本运动的特殊形式，即同一商品的买和卖，能最终完成了货币资本的回流。
这两个条件中其中一个是较弱的必要条件，只要交换行为满足必要条件，即成为中介买卖的职能，就属于专业化的交换行为。相应地，从事这种行为的人，就是最原始的专业化商人。条件之二是一个较强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资本。资本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的一个重要条件。成为专业化的商人必须首先具备一定数量的资本，通常来讲是货币。不过，像鸡毛换糖这一类初始专业化水平较低物物交换活动，同样存在资本的回流，但不一定就从货币资本到增值了的货币资本。我们发现“鸡毛换糖”的交换链条(从货币到货币)要远比马克思分析的货币资本回流的过程要复杂，在后文分析敲糖帮的运作时会有所涉及。放宽对资本形态的限定，无论是实物形态还是货币形态，沿用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将绵延的交换历史划分为非专业化和专业化、低级专业化和高级专业化等不同阶段，就能解释在社会化大生产前的专业化商业活动，就譬如义乌的“鸡毛换糖”、“敲糖帮”，以及其中蕴含着的市场经济的内核——专业化交换和专业化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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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9页。
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要条件还隐含着专业化交换的制度与组织。制度仅仅指产权制度，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是雇佣资本及雇佣制度，相应的组织就是企业一类的等级组织。但是在没有达到马克思所处的社会化大分工时代，但同样需要有一套产权制度，财产的控制收益权和剩余收益权能合理配置，或两权合一，如专业化商人；或者两权适当分离，如雇佣制、师徒制。因此在协调分工的组织上，就不完全是企业一样标准的等级体制，有可能是一个组织内特定的规则，如行会组织及其行业规则等。在专业化交换的演变过程中，产权制度和组织在不断演变，内容是很丰富的，绝不是市场或企业这样简单的两种划分。
一、 专业化交换的演进之一——拾遗补缺的“鸡毛换糖”
按照专业化和组织化这两个标准，本文将讨论小商品交换划分为两个阶段：拾遗补缺阶段；有组织的专业化阶段。在拾遗补缺阶段，农民利用农闲时间，熬制红糖，加工皮糖，走村窜户换取鸡毛等废旧物。其专业化水平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亦农亦商的半专业化。农民大部分的时间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保证有足够的生活资料，降低物物交换的风险。亦农亦商其实是在社会分工水平不高的时代降低和化解专业化风险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
第二、实物资本部分起到中介的功能。实物资本是指用于交换的皮糖。一部分交换所得是质地较次的鸡毛，作为下脚料用于肥田，改善土地肥力，提高粮食产量，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一部分物品必须返还到实物资本的生产中去，其交换事实上只是生产功能的延续。另有一部分的交换所得，例如质地较好的羽毛、骨头、古董、废旧品等，到专门的收购处售卖，只有在这一部分交换中实物资本承担了中介的功能。
第三、专业化的时间分配。显然，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买卖包含了两方面的不同内容，其一是维持基本的生活和生产，实物没有发挥中介的职能，因而不是专业化的交换行为；其二是在农闲时的交换活动，特别是在过年过节有大量鸡毛、骨头等废旧物的时候的鸡毛换糖。在当时的分工水平下，农民要花大量的时间生产基本生活资料和商品资本，配给在报酬较高的专业化交换的时间并不多，总的来讲，拾遗补缺的“鸡毛换糖”只是季节性的、短期的专业化。
报酬递增来源于“鸡毛换糖”所积累的技能，其积累速度有所提高。
第一，获利的复杂程度逐步提高。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交换利润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提高农业产量，充分利用了农业劳动的时间。具体的过程如下，一般情况下农业产量不高，农闲时间就此浪费。用于种植糖梗和熬制皮糖，由皮糖换回肥料，产量提高了，增加了农业剩余，农闲时间得到了充分利用，可以成为第一笔资本的原始积累；利润的第二个来源在于交换中的差价。皮糖充当了等价物，用皮糖交换废旧鸡毛等的交换价值远高于皮糖的市场价值。当时货币不发达，很多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成本过高，反而不能实现交换，鸡毛换糖这种物物交换适应了当时的分工水平。当交换中介由小商品来充当时，物物交换的市场价值之间差价更加隐蔽和复杂，即在经历了货币→小商品→鸡毛→货币的三个环节后，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货币收益，“鸡毛换糖”的过程就变成了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小商品或者红糖)→鸡毛(中介物)→货币资本，可见多了一个鸡毛和其他废品作为媒介物的过程，表明“鸡毛换糖” 的分工要比一般的专业化交换多一个环节，相应地分工结构中需要有专业化分工与之相适应。物物交换并以鸡毛等作为媒介，是对货币的替代，降低交易费用，也是义乌农民在物质和货币及其匾乏的条件下从事商业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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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皮糖→鸡毛”是对交换过程的简单表示，即由皮糖交换成鸡毛，以下类似的表示同样表示交换的某一环节，如“小商品→鸡毛→货币”。
第二，获利的风险程度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提高。这与第一点是相关的，由于获利的复杂程度提高，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必须经过两个中介转换过程：即商品资本(小商品或者红糖)→鸡毛(中介物)和鸡毛(中介物)→货币资本。经营者当然希望准备皮糖或小商品，但又怕多了卖不掉反而造成闲置，这是风险之一；交换以后，当然希望多换一些鸡毛，但也担心多了以后出不了手，多了不值钱，换回的货币反而减少。“鸡毛换糖”的一个交换环节脱节，价值转化的链条就出问题。因此随着“鸡毛换糖”的交换环节、交换次数增加，也意味着获利的风险在增加。表面上来看，获利的风险程度提高与抵御风险能力的提高互相矛盾。但是由于在专业化过程积累交易的经验和市场知识，使得获利的风险程度在提高的同时，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在提高，而且提高得更快。专业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包括稳定而廉价的货源、公平合理的价格、小商品市场需求的变化、培养客户群、节约和住宿费用、处理可能遇到的特殊紧急情况等等。经营者还必须将多方面的知识加以综合，才能保证在各个环节抵御和减少风险，因此，只有持续在“鸡毛换糖”上专业化的投入，才能使得这些方面的知识相互贯通，缩短掌握知识的时间。
但是专业化的报酬递增迫切要求扩大经营规模和市场范围。经营范围扩大，交易的次数也相应增加，导致交易关系更加复杂。要完成每一种商品的两次中介交换，前提条件是足够大的市场需求。要使经营范围和规模有所扩大，长期实践中获得的知识、经验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促使经营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如果专业化交换的规模要进一步扩大，无论如何，小商品经营中的风险还必须有效得到降低，整个过程的资本规模还有待进一步扩大，就拾遗补缺这种纯粹是个人的经营方式而言，要在这两方面有所突破，似乎是不太可能。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社会的分工水平，加深“鸡毛换糖”的专业化，需要通过创新产生一个能为其提供资本的组织，这一组织的创新便是下文要介绍和分析的“敲糖帮”。一、 专业化交换的演进之二——有组织的鸡毛换糖
据《义乌县志》记载：“早在清乾隆年间，本县既有农民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担，手插拨浪鼓用本县出产的红糖熬制糖块或生姜糖，……清咸丰年同治间，糖担货舱增至妇女所需针线脂粉等小商品。抗日战争前夕，本县操此业的人数增加到数万，成为独特的行业——敲糖帮。”，这是敲糖帮的大致来历。本文主要是就“敲糖帮”的组织来探讨“鸡毛换糖”进化中所包含的专业化分工的因素。
敲糖生意发展到一定程度，具有相当规模的时候，做生意的方式在悄悄发生变化，许多人不再单独从事小商品交换，而是在组织的安排下，从事某一种特定的活动。敲糖帮的组织形式比较特别。在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能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商品交换，非常的了不起。经过了组织化的鸡毛换糖，有严密的等级组织，有完善的配货、食宿服务，有充足的资本支撑，活动范围相当广泛。以义乌为起点，敲糖生意遍布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多省，县志等史料对敲糖帮的活动路线和方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敲糖帮在一些分工的协调上有一套独特的解决办法。有组织的敲糖生意可以较好地处理
市场范围与分工的矛盾，也就是斯密悖论——专业化分工与争夺市场范围的矛盾，①敲糖帮通过组织内的协调较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其次，专业化的配套服务，不仅提供了方便，而且在坐坊(有固定场所和资本实力的坐商)资本的作用下，大大降低了担头的专业化风险；最后是坐坊的实物借贷资本的介入扩大了专业化的空间，使得更多的人卷入了敲糖的专业化分工中。总之，是通过了组织上的创新，使敲糖生意从个人的单干形式跃升到了通过人与人的组织和协调来做生意的形式。这两种形式当然不是瞬间就完全转化完的，现实中必然有两种混合的状态，这是随着社会分工结构逐渐演化、报酬递增逐步显示的过程，也就是随着行商的帮会组织扩大、坐坊资本投入的扩大，敲糖帮的人数、经营的线路在增加，活动的范围和交易范围在扩大，这些都是报酬递增的具体表现。
下面具体分析敲糖帮在产权制度和组织功能上的特点，这关系到敲糖帮维系分工结构的能力。
第一、在敲糖帮成员按照活动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担头”和“坐坊”②，这种划分反映了敲糖生意内部的分工，担头的意思就是挑着糖担做生意的人，而坐坊则是有固定的营业地点，为担头服务的，例如为担头补充糖或者小百货，提供食宿的方便，收购行商的鸡毛等杂物，等等。两者恰如“行商”与“坐商”，既有分工，又互为补充。坐商一般资本较为雄厚，为行商垫付一部分资本，如补充糖或小百货，可以先不付款，等行商敲糖回来，用一部分鸡毛和骨头抵充，实际上就等于化解行商的风险，使得人力资本的投入尽快转化为货币。因此，坐商资本规模也比行商的要大。“坐坊”是“敲糖帮”中的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提供者，其组织有“糖坊”，“站头”(范围最小的称“乡亲”)，“行家”、“老土地”等四种。③
1、糖坊：是专替糖担制作“土作糖”和“和货糖”的店铺，……一面将作糖批给糖担，一面又将糖担的换进货物收进或代销。
2、站头：是设置在某些较便地区的、一种专为接待敲糖帮而设立的小客栈，……是专供帮中人息担住宿、膳食，和代为转运来去货物的机构，大都是由糖坊分设的。
3、行家：是给敲糖帮批发百杂货的机构，……是替众糖担采办各路所需的，各式各样的百杂货。
4、老土地：是坐在义乌家乡，专向各路糖担吃进回头货(即各糖担自远处调换回来的货物)的人的总称。……
敲糖生意的程序在前文有所介绍，有了坐坊和担头的分工，拾遗补缺时代的鸡毛换糖中的商品——资本运动过程和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原来由个人来承担的整个过程，在敲糖帮的组织中商品资本垫付和商品兑换货币这两个关键的环节都由实力雄厚的坐坊来完成。具体过程如下：担头在外出之前由坐坊通过记账借贷提供皮糖和小百货，在敲糖途中可以在坐坊分店(站头)以赊销方式及时补充货源，待担头回到义乌后，坐坊收购鸡毛和骨头等杂物，并结算以前的欠账并给付剩余的货币。由此可见，在组织化的敲糖帮中，坐坊是社会分工结构演化出来的一个特定职业，为敲糖提供了资本，促使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专业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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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悖论最早是由施蒂格勒提出的，两难的困境在于：如果确是市场容量限制了劳动分工，那么，典型的产业结构就必定是垄断；如果典型的产业结构是竞争，那么这一定理就是错误的，或无重要意义的。这两种情况都难以否认。参见《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② 胡琦：《义乌的“敲糖帮”》，《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l辑1982年版。
③ 胡琦：《义乌的“敲糖帮”》，《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l辑1982年版。
坐坊内部的分工逐步发展起来，例如站头和行家，在鸡毛换糖的不同环节专门为担头服务，也提供小额的借贷(流动资金)。有了这样的专业分工，担头在远离义乌大本营的地方，不用储藏物品，不用担心补充糖饼和小百货，少了许多后顾之忧。在组织上，站头和行家一般是坐坊总部的分支机构，内部有完善的结算制度，在财和物上一般是上下隶属关系，这也大大方便了对担头的服务。站头和行家只管对担头的服务，没有现金交易，完全记账，要通过担头回到义乌大本营后，与坐坊结算总的账目。如果站头和行家不是坐坊总部的分支机构，担头在外地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事实上是流动资本)，中途的赊销就没法结算，担头的回程生意无法完成，①坐坊和担头之间的分工仍旧是不完整的。
第二、在担头的组织中，每个人的地位有所不同，有如下几类人物，按照地位高低依次排列为：老路头、拢担、年伯、担头。担头的专门工作主要是在执行物物交换，是在执行中介功能，交换鸡毛等杂物并不是担头做生意的最终目的。他的专业化提高交换的效率，即用尽量少的糖饼和小百货交换更多的鸡毛等杂物。要提高专业化效率，也要协调其间的分工。社会化的分工——个人该干什么职业，主要是有市场来协调的，哪一样职业的报酬吸引人，人们选择那一职业，不同职业之间则按照市场交换原则来满足多无化的消费需求。在一个类似于社会的组织中，如果也照样按照市场原则来协调分工，这等于组织形同虚设。在一个组织内部如果需要协调复杂的分工，就需要命令和权威。在下面的介绍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对敲糖帮行商中的组织有一个了解，验证上面的理论。
据载②：敲糖帮中各有几个领头人物，称为“老路头”，老路头之下，有“拢担”，每一个“老路头”领带着五至七个“拢担”，“拢担”之下有“年伯”，每一个“拢担”又照管着五至七个“年伯”，每一个“年伯”照管着五至七副“担头”，组成一个“班”。担任“老路头”的，是最熟悉“敲糖”门路的老手，是由本乡各大族的祠堂族长们所推举出来的，“拢担”则以村庄为主，由附近各村中的众糖担自行推定，“年伯”由“拢担”指定比较精于敲糖生意者充任之。
由上可知，行商中存在着等级制度。老路头最高层的行业权威，是老资格的行家，数量最少。义乌的敲糖帮分成东帮和北帮，每个帮中有几个领头人物，也就是老路头，是直接从事第一线工作的“担头”几百分之一；其下便是“拢担”，是“担头”几十分之一；其下再是“年伯”，’是担头的六七分之一。从资料的记载中，大致可以推断“年伯”是必须带领担头直接从事敲糖的。拢担和老路头所做的事情是在敲糖帮大批出县之前，商定各帮总路线的分配，一条路线就是一个市场范围。所以，老路头就类似于卡特尔的最高成员，商定市场的分割。拢担则具体负责某一条线路，在每一条大的线路上，远路、中路的敲糖帮在返回时经过近路的市场区，做回路生意时必然会发生冲突，因此要分远路、中路、和近路来配置市场范围。老路头和拢担就要配置好远、中、近的实力，这样才能保证中远近各线路之间和线路的各部分之间不至于进行恶性竞争。年伯的作用是直接的指挥者，领导着一个做生意的小组，相当于“领班”。他们每天白天分散，晚上集中，清点一天的成果。年伯的职责就是布置一天中每个活动区域的工作，检查每个人的工作成效，并对当天的交换物品分类管理。
从老路头到年伯，在敲糖帮中的地位逐渐降低，各自管辖的范围逐渐缩小。做具体交换工作的人，地位最低。在敲糖帮的行商中，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分工制度。这一金字塔能否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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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回程生意是指担头在返回义乌的途中，依靠沿途的站头，还可以一路敲糖换鸡毛回到义乌。
② 胡琦：《义乌的“敲糖帮”》，《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982年版。
定还要看塔基是否雄厚。如果从事直接交换工作的人太少，而从事协调的人大多，协调者之间的权利会造成冲突，就需要上一级的协调。而且人数越多，冲突就越多。因此，在长期中形成的金字塔形的分工结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它能自动调节协调金字塔的层次和人数。
行商中的分配结构是建立在金字塔的内部权威基础上的。处在最低层的担头，要加入敲糖帮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敲糖帮组织特意给进入者设置门槛，其中就包括组织成员必须遵守的规则。
新人入帮便要接受赖以存续敲糖帮的帮规，如下：①
在糖担将要出门之前，挑“糖担”者须上祠堂敬过祖宗，在家里烧过祭祀，然后向祠堂族长讨教训。族长必定要问三句老话；①带多少本钱出门?——必须回答：“分文不带。”②带多少行头(即行李)上路?——必须回答：“随身衣一套，空糖担一副。”③对家里如何安置?——必须回答：“一切靠长辈照应。”
规则表明该组织不允许成员拥有货币资本，而必须使用组织提供的一套替代货币资本流通的分工组织，也就是必须先从坐坊赊入经营资本，通过设置门槛来迫使接受组织的权威，这是一个方面。这种帮规的灌输无形中使得行商做生意越来越忽视货币的存在，以此来巩固和维持敲糖帮的运转。其次，杜绝个人的货币资本保证了在途中也必须以物易物，降低了坐坊对分支机构的财务控制难度。年伯统计每天工作成果的成本也大为降低。总之，以物易物类似于计件工资，监督的成本较低。再次，提高了成员的退出成本，降低了成员的流动性。成员只有依赖组织(其实是一套分工结构)，才能有稳定的市场范围，才能从坐坊那儿得到诸多条件，否则专业化分工是无法生存的。
然而，这一套在内部等级制上的分工制度，不同于的等级制，上下级之间没有雇佣和代理关系，处于最高层的老路头并不提供资本，不掌握资本的剩余索取权。因而，在敲糖帮内部维持这一分工组织，不仅需要有二套非正规的权威制度，而且还有一套特别的产权制度。敲糖帮不是一般的帮会组织，它并不限制成员的人身自由，也不灌输某种忠诚之类的信念，它更多的是一个准企业，用产权制度来约束成员的分离行为。有关敲糖帮内部独特产权制度的分析，文章将在结论部分另文说明。
四、两个结论
(一)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的产权制度与分工结构
在鸡毛换糖尚处于拾遗补缺的阶段时，产权制度和分工结构都比较简单。小商品交换的全过程基本上由个人完成，产权中的控制收益权和剩余索取权合二为一，相应的分工结构就是行商(个人)和坐坊之间的分工。对此，本文不作详细分析，重点分析有组织的鸡毛换糖和敲糖帮。敲糖帮为了保证成员的地位和利益，在帮会中地位越高的人，所得到的报酬就越多，同时也为了减少对下级的监督费用，敲糖帮采用的是收入分成的办法。大致如下：②
各“站头”代各糖担销去货物以后，便以各班的“年伯”为户头开明细账户，连同贷款汇送到本管“糖坊”——即总站，各班“年伯”到达“总站”时，便可以向账房去领取自己这一户头的货款，领来后再按各糖担的存货账分摊，各糖担要提出一成交给“年伯”，作为本“班” 的公费，“年伯”将公费折半上交给“拢担”，“拢担”收齐所属“年伯”的公费后，也是自留一半，将半数交给“老路头”，作为“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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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琦：《义乌的“敲糖帮”》，《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2年版。
② 胡琦；《义乌的“敲糖帮”》，《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982年版。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年伯在敲糖帮基层组织总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具有相对的人事权——介绍新人入帮，绝对的行政权——分配每日的工作路线和指标，相对的收入分配权——到“总站”结算总款项并按每个担头的业绩分摊。这是由敲糖帮的规矩规定的，下面就“身份权”提供一个资料：①
如有新糖担要入帮，要通过拜“年伯”的手续：由“老糖担”一至二人的介绍，新入帮者要在介绍人的陪同下，去向“年伯”叩过头，认过“长辈”(不管彼此年纪的大小)，送过“礼”，经“年伯”许可，即报请“拢担”批定，就成为帮中人了。但在入帮后的前三年，称为“附担”，自始至终都须跟着本“年伯”的担头走的，一切要听凭“年伯”的吩咐，在路上须帮助“年伯”或“拢担”做些杂务，三年后才成为“正担”，可以转“年伯”或另合“拢担”，在路上也可以单独行动了。
年伯的收入来自于担头的“公费”——所得的十分之一，总公费的一半交给“拢担”，这对年伯来讲，还是有一定激励的。以上的分配规则是每一个担头进入帮会时必须遵守的。但并不等于说，担头经过年伯的介绍入帮后就只能接受年伯的节制，对年伯在人事权、行政权和收入分配的滥用毫无制约。事实上，担头按照规矩，三年以后可以自由选择年伯，也可以自行组织一个班，推举新的年伯。而对于年伯来讲，如果滥用三权(人事、行政、分配)，可以预见分成收入将会减少，而且也会影响到“拢担”的分成收入，影响他对年伯的支持力度，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由此可见，敲糖帮中的产权制度——独立的剩余索取权，在组织的管理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一方面激励年伯做好基层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向年伯施加压力，树立新的挑战力量。在基层的“班”中，靠帮会惯例的权威维护了团结，减少了协调的费用，同时，也让最低层的担头在入帮三年之后有退出，或者说对年伯造反的权利。组织需要权威，但不是绝对的、没有竞争、没有约束的权威。
尽管敲糖帮的行商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状的等级组织，但是内部却不是雇主和雇员、委托和代理的关系，而是在组织内夹杂了类似“师傅徒弟”关系的帮会规矩。前文已经对敲糖帮中坐坊和行商的资本特点有所交待，一般坐坊投入货币和实物资本，且规模较大；但行商在鸡毛换糖组织化了后，完全可以不依赖货币资本，一方面是组织的功能，另一个就是个人的人力资本。敲糖帮行商的产权制度要比坐坊的产权制度复杂，显然这是与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在配置控制收益权和剩余索取权方面存在的差异是相关的。如果一群只有以人力资本为投入的人构成一个组织，在一个组织内到底谁监督谁、谁控制谁，这个问题比有劳动力要素市场(货币资本雇佣劳动)的更难解决。敲糖帮的行商基本上都不带任何货币投入，需要根据人力资本来配置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相应的一套产权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实行的是合作制，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人人平分，一人一票，该决策机制在上万个行商中要得以行使必然是一件交易成本非常昂贵的事情；如果采用等级制的集中决策，一是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并没有投入资本，谁是合适的人选不容易决定；二是由于鸡毛换糖是一件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在复杂的交易过程中剩余索取者对有控制权的人很难监督，剩余索取权形同虚设。毕竟敲糖帮的组织是必要的，等级制是不可避免的，剩余索取权在各等级进行分配，也就是分成制能将产权在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之间有效地配置。在敲糖帮的实际运行中，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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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琦：《义乌的“敲糖帮”》，《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982年版。
在分成制中，每一级都有控制权和索取权，对上级而言是一个实际控制者，对下一级而言又是一个剩余索取者，因此情况是很复杂的。敲糖帮的有关身份、资格的制度不是孤立的，身份和资格的权利本身也是财产权利的一个部分，而且在敲糖帮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资格的高低即等于剩余收益权利的大小。敲糖帮作为一个组织，和市场制度不同，必须有身份制度和剩余收益制度来支撑这个金字塔组织。因为这是一个商业性组织，必须讲究效率，而不仅仅是通过权威来维持组织的稳定，所以，在看上去不合理的等级制身份制度的基础上必须有合理的产权制度——剩余收益的分成制度。敲糖帮独创性地设立了“介绍入门”、“师徒制”、“身份制”、“公费制”等形式，实际上都是围绕等级组织的剩余收益分成制来进行设计的。
坐坊内部的产权关系，既然由于存在着分支机构的从属关系，因此也比较简单。坐坊的功能是为担头提供糖饼和小百货(以记账的方式)，并不从事直接的钱与物的交换，这种运作制度也保证了中间过程中不出现货币形态的剩余，而且，想隐瞒剩余也很难做到，一旦做了手脚，担头到义乌最终结算时，终究是要露马脚的，物物借贷的特殊性用心是保证了剩余的最终索取权肯定归资本的所有者。因此，坐坊在义乌之外的各线路、站点设立，并没有独立的财务结算和剩余控制，其功能是义乌大本营功能的延伸，相关的交换条件都是由大本营做出，分支机构只有照命令执行。
这些规矩的存在，正是实力强大的“坐坊”与“老路头”共同订立的盟约，坐坊可以保证完整的剩余索取权，而老路头在总站结算的制度中也可以坐收行商的分成。这种看似不太合理的制度，在今天交换和货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难以维持，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确是一套有效的协调分工的产权制度。
(二)资本与分工结构的演变
产权制度是影响有组织的敲糖生意专业化水平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便是资本。相比较拾遗补缺的敲糖生意，不仅资本的规模有所扩大，而且资本的职能和运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的形态、职能和运动方式的变化是在敲糖生意形成一定规模之后，报酬递增超出了个人的极限时，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个人的专业化在许多方面还是有限制专业化的因素存在的。一方面是专业化的加深要求向个人提供相关的服务，担头经营活动的范围扩大后，个人携带的商品资本有限，储藏交换所得(鸡毛、废旧品)也不方便，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新的专业化分工产生。最主要的制约还是来自于有限的资本规模。流动经商的过程中，如果专业化的报酬越高，必须储备更多的糖饼和小百货商品，因此需要更多的商品资本投入，这样交换所得才能相应增加。如果不突破资本的限制，没有足够数量的担头奔走于各条线路、各个站点，提供住宿、储藏和补充货源的服务就不可能专业化。一旦行商(担头)和坐坊之间的分工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行商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双方报酬的提高。因此，专业化水平和报酬收入的提高，还是需要为行商解决资本规模的限制。要使更多的人加入到行商的分工组织中，唯一的限制条件就是起始资本规模。当社会分工已经不容许个人种植糖梗——制糖——敲糖时，就必须有一笔垫付的资本，担头因此而开始从业。
如果有借贷，哪怕是高利贷，这个问题也就能得到解决。但是，借贷信用不发达的年代，更不用说雇佣资本。敲糖帮提供的资本，不是借贷资本，也不是雇佣资本，而是介于借贷资本和雇佣资本之间的一种特殊形态，综合了个人的人力资本的组织资本。所谓不是货币借贷资本，是因为预先垫付的不是货币，而是商品资本，归还资本时用的不是货币，仍是实物。之所以说不是雇佣资本，是因为担头并不领取坐坊的薪酬，并没有将交换所得全部交给坐坊处理，而是有独立的收益的剩余(剩余索取权)。因此，促使分工的因素是在借贷信用不发达时综合了人力资本的组织资本。正是由于敲糖帮组织的存在，为进入这个行业的每一个担头，提供流动资金(实物形态)，提供方便的服务，个人可以一分钱都不用，在中途不必担心食宿，不必担心缺乏补充，全凭自己的辛勤劳作，也可以做起专业化的敲糖生意。
而如果当时的经济水平和信用水乎比较发达，有货币的借贷资本，也许敲糖帮的分化会更明显。例如，行家和站头可以用货币与食物的交易来为担头补充糖饼和小百货商品，担头也不需要到总站结算，也不需要依靠“拢担”和“老路头”的社会关系取得坐坊的支持。货币资本在敲糖帮中出现，可以节省许多麻烦，也许其专业化水平会更高。而且，敲糖帮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会因此而消失。如果分工结构演进，敲糖生意并未绝迹，靠的就是货币资本节省了许多组织上的协调成本，并不需要敲糖帮这样的组织，这也从反面证实了货币资本对敲糖帮的毁灭性。
解放后敲糖帮组织被迫解散，退出了舞台。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完成后流通活动遭到严厉禁止的极左政策背景下，“敲糖”生意在国有、集体所有制商业渠道的夹缝中，在政府的严厉管制下，依旧在前辈们活动过的大江南北走村串户，纵然没有了“敲糖帮”组织的强大支持，但是靠着少量的货币资本，仍旧可以得到低水平的服务，在义乌的地下市场、供销社、收购站完成一次曲折、持久的物物交换。在专业化的形态上又有了新的表现，首先是从敲糖帮高度的专业化和组织化蜕变到了只能偷偷摸摸的鸡毛换糖，这是因为产权制度和分工结构的强制约束，鸡毛换糖在“资本主义尾巴”之列，其他商业流通的行业又为国有、集体商业机构控制，这导致了专业化分工的大倒退。但是只要产权制度、资本积累和分工结构稍有松动，专业化的步伐就会加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义乌的敲糖生意掀起了高潮，一下就有上万人手持大队、公社的证明，做起了鸡毛换糖的生意，客观上需要在义乌有一个类似于坐坊的大本营，这也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初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一定的产权制度下，只要有起码的资本条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能产生专业化分工结构的演进，义乌小商品市场有其独特的历史根源。同样，小商品市场20年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结构和形态的变迁也离不开这一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