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暴力美学的盛宴(二)
最后是梁山、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等获利集团。他们基本上是流氓团伙、黑社会团伙。这些人都有一技之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被主流社会排挤了出来，于是，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体制外的搏命通道，开始以“刀口舔血”的方式结成获利集团。而且，由于宋代公共财政极为薄弱，缺乏基本的动员能力，也无法应付社会的天灾人祸，因此对于这类获利集团，不得不采取“招安”的方式。“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句民谣反映的就是这一现实。过去，我们只看到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贪官污吏，而且揭露他们是危害国家、陷害忠良、扰乱社会，就以为他们是进步的，其实不然，充其量他们与贪官之间的关系也只是50步与百步的关系。我们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们也不是什么“好鸟”。例如孙青、孙二娘夫妇确实保护了“英雄”武松，但是，他们却杀死了与他们不是一个获利集团的某某“大头陀”，只遗下那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常常半夜里啸响。还有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田虎、方腊，我们看到，一百零八将内，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可一百零八将之外，是随便可以砍杀的。凡不是一伙的，这些英雄好汉们是照杀不误啊。再如，决定梁山存亡的全部根据都是——以梁山的利益为利益。只关心敌我，不关心是非。没有原则，没有道义，所谓“有奶便是娘”。李逵母亲被老虎吃了，晁盖、宋江没有任何同情，而是为他杀了四虎并且又为山寨带了“两个活虎上山”“杀羊宰牛，做筵席庆贺。”（第44回）他们不是反贪官吗？可是梁山想通过他去打通跟皇帝接头的通道的人，却明明就是贪官，于是贪官也就不是贪官了。而且，宋江每擒一将，只要“慌忙下堂，喝退军卒，亲解其缚”，把某某“扶在正中交椅上，纳头便拜”（第64回），对方立刻心甘情愿地投降，什么羞耻、道德全都没有，只有利益。何况，他们的“逼人上山”的方式也太残忍了一点。只要为他们这个获利集团所许需，他们就不遗余力地“逼”人上山。秦明上梁山以后，就说过一句：你们害我也害得忒狠毒了一点儿啊，把我全家都杀光了啊。朱仝，是私放宋江的恩人，宋江想把他骗上梁山，朱仝不答应，梁山就去把他带的小孩儿弄到手，脑袋摔了八瓣儿。这样的集团，还有什么人性可言？至于利益的分配，那更毫不掩饰，一半是英雄好汉的；还有一半是众多的小喽罗的，挨饿受冻的的穷人百姓？从来没有听说分给过一分钱。
巧取豪夺：不同获利集团，同一生财秘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诸如此类的大大小小的获利集团的存在不但造成了社会的崩盘，而且使得“获利潜规则”成为所有人所默认的通行准则。李逵这个人确实是粗中有细，他的一句话非常经典：“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第52回）你看，他对社会的潜规则何等清楚？一切都是决定于“获利”，获利才是真正的“条例”，只要能够“获利”，就可以“前打后商量”，或者干脆“打你不商量”。史进捉到土匪陈达以后怎么办呢？按说是捉到了土匪就应该送官啊，可是他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什么呢？他竟然想：我拿他送了官，那些好汉岂不是耻笑我嘛。你看，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正义和非正义呢？你们可能还会注意到：《水浒传》中的几乎所有人在逃难的路上都以“犯罪”为荣，不但自己会像做品牌宣传一样到处去吹嘘曾经在哪里杀过人、劫过财，而且对方也是马上纳头就拜，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对比我们现在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逃犯们纷纷地陈述自己潜逃时的那种极大的心理压力，我们会不得不震惊地追问：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我们就以宋江的经历为例做个简单的剖析：
宋江，号称山东“及时雨”，什么是“及时雨”呢？想要钱，他就马上撒下来，那就是“及时雨”了。可是，宋江怎么有那么多的钱“撒”？宋江的官位是“押司”，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办公室主任。过去没有法院，所以，他也可以说兼任县法院的办公室主任。在古代，县长以上是“官”，县长以下是“吏”，从宋代以后，“吏”才开始有了一点儿可怜的工资，宋代以前“吏”都是不发钱的。国家委任一个县长，一般都是孤身一个人去上任，甚至“老妻寄异县”。到了那个县以后，他自己在院子前后种点菜，然后想办法弄点儿黑心钱，雇两个师爷，雇个办公室主任，接着再雇几个打手做侦缉队，帮他到处抓小偷、抓强盗之类，以便维持这个县的治安。显然，我们的宋押司的工资不会很高。那么，他的钱从何而来？
我们还是先给他算算他的“撒”钱有何等的潇洒吧。宋江这个人动不动就给人“撒”钱。前面我们说到宋江被武松绊了一下，于是他掏了多少钱去买通武松并让武松成为他的铁杆儿打手呢？十两。宋代的时候大体是一两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块钱。十两银子，就是三千了。好爽的见面礼啊！给李逵多少呢？宋江开始给了李逵十两，李逵出门就赌输了，然后跟人家打架打得不亦乐乎，宋江说：别打别打，我再给你五十两算了。宋江——一个县办公室主任，送一个根本是陌不相识、萍水相逢的李逵，而且是在蹲监狱的情况下，一出手就是六十两银子，一万八千块钱啊。
宋江的钱的来源我们就不用讨论了，这种不当收入即使当时的“纪委”不查，我们也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其实，类似宋江的情况在中国是非常典型的，也早已为人们所关注。在南北朝时就出现“久吏奸滑”的评价。有一位进士回忆自己担任刑部给事中时曾提请长官平反冤狱，可是长官却：“惨然曰：‘不敢。'予曰：‘何也？'对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厂招，异日借题罗织，官吏并命矣！'”而且，一方面那些县官大多都是从科举的道路上来的，处理政务毫无经验，当地的人际关系更是一窍不通，另一方面那些世代为胥吏的衙役，也很少有升迁的机会，因此他们把县官控制在手里，“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牵丝之手，提东则东，提西则西”，想方设法地去大捞特捞。至于他为什么见了人就“撒”钱？这说明宋江这个国家干部，显然身在大宋可是早就心在梁山、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一类的获利集团，并且以体制外的搏命渠道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
我们看看宋江在“生辰纲”事件中的表现。我刚才换算过，十万“生辰纲”就是三千万。令人吃惊的是，所有的人听说以后，第一个念头竟然都是：“抢！”第一个建议抢的是谁？是一个政工干部啊，公孙胜是干什么的呢？是宗教界人士啊，他马上就去找谁呢？晁盖。他是干什么的呢？村长。本来他的职责是保护十万“生辰纲”顺利通过，可是他作为最基层的政府官员，第一个念头竟然是：不抢白不抢。可是更离奇的是，在破案以后，市公安局把这个案子送交县里，县办公室主任、县法院办公室主任宋江同志正好接了案子。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得赶紧去救“晁村长”。接下来宋江杀阎婆惜犯了案，朱仝和雷横奉命去抓宋江。可是两个人却各怀鬼胎，却都是在打主意要救宋江。再往后，他被关在了江州戴宗当监狱长的牢子。那可完全就是贵宾待遇，不但住单间，而且可以随便出入，李逵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他是这里的狱卒，被戴宗派给宋江当跟班。
为篇幅所限，我就只举一个宋江的例子，实际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人作为例子。例如大宋朝派了16个中上层军官去围剿梁山，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不投降，忠于朝廷的人竟然是零。小旋风——柴进是当时社会里保险系数最高也最不可能被伤害的，可是柴进也与朝廷离心离德，他跟周边的饭店都交代好了：所有过往的犯人，你们都不许给他饭吃，让他饿着。为什么呢？要吃只能到我的园子里来吃，都到我这儿，我好结交他们。为什么要结交呢？原因我想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再看看书中出现的朋友结义、主仆组合、兄弟搭档、夫妻合伙、家族联手的形形色色，其中可有一个知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何物吗？他们唯一关注的就是自己能够不受他人的伤害但是却可以伤害他人。结果，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个“黑洞”：“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和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绝对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5]而一旦进入这种“黑洞”状态，“明君”与“昏君”的区别也就毫无意义，“治世”与“乱世”的区别也毫无意义，“治世”成为偶然，“乱世”成为必然。这样的大宋如果不亡，那实在是天理不容。值此之际，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创造能力不如伤害能力、爱的能力不如恨的能力，暴力因此而隆重出场，因为它成本最低，回报最大。
这时，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已经就是动物庄园，而我们所看到的梁山已经就是“猴山”。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三、生存原则与生命力量的宣泄
动物凶猛：落草英雄的丛林法则
公权的萎缩不但挤压了公共空间，导致公共空间的萎缩，而且还挤压了精神空间，导致了精神空间的萎缩。
由于公共空间的萎缩，任何长期的利益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是靠不住的。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基本上只是一种低成本生存。“活着”，事实上就是中国人的全部人生。一部五千年的中国归纳起来，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像万花筒似的五彩缤纷，但是实际上也无非就是两个字：“活着”！中国人喜欢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往往会误解为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深刻，其实这就是中国人的最高价值观。中国人的“天”就是“食”。为了最低级的起码的生存，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其他的所有目标。我看到一个材料介绍，牛比人大，但是为什么它却偏偏怕人？就是因为它眼睛里的人比它自己要大得多，因此它当然会怕人。中国人也是如此，由于生存的需要太迫切、太唯一了，因此这种本来是低级需要的需要被中国在内心人为地予以放大，而本来是高级需要的需要却被人为地压抑。结果，在这样一个心灵被压扁了的民族，爱与美根本就无处存身，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爱与美为何物。回想一下，哪怕是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的时候，他们所呼唤的也不是民主、不是平等，而是“均田地”，而是大家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你有我有全都有”。
我们还是来看看《水浒传》。我发现，在这个方面，梁山的一切都非常典型。梁山好汉都自称“绿林人士”和“草莽英雄”，而且将自己的“做强盗”叫做“落草”，这显然不是因为他们躲藏于深山并却与动物为伴，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从本质上是远离人类的，也更接近于动物的生存法则，也就是所谓的丛林法则。例如，武松在承诺别人时候喜欢说，我一定会作到，否则就“枉自折武松的草料”（第30回），其实就是自比动物。而梁山好汉说得最多的话，则是：“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什么叫“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阮小七有一句话，可以作为注脚：“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也开眉展眼。”（第15回）这其实也就是：不仅要活着，而且要快乐地活着，这就是“快活”。例如，《水浒传》为什么要让史进第一个出场？我认为，就是要让他成为“快活”人生的象征。这是一个阳光男孩，也是一个帅气男孩，他的“银盘也似一个面皮”，应该是所有梁山好汉的心灵面孔。动辄“你来，你来，怕你不算好汉！”不难看出他内心内深处生命力量的洋溢四射。后来因为急于立功，他跑去找旧日相好李瑞兰做内应，结果被举报入狱，梁山好汉中的其他人，遇到类似事件都是“吃打不过，只得从实招供”，例如公孙胜，例如宋江，可是他却“只不言语”、“由他拷打”。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水浒传》作者的全部神圣理想。可是，一切也就仅此而已。事实上，他也只是一个精力过剩的顽童。渭州遇见鲁智深，尽管只一面之交，却借给他十两银子，可是在潘家酒楼吃酒，鲁达要为金氏父女打抱不平，在座的史进却毫不在意，可见他的侠义也无非只是率性，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也如此，就拿武松来说，其实他的所有杀身之祸都是自己招惹的。张青不是就批评过他的“托大”和“与人争闹”吗？颇能识人的宋江不是也两次提醒武松一定要“少戒酒性”吗？李逵的名言更完全可以看做梁山好汉的心声：“打了人的是好汉”（第74回）。至于对他人的同情心，对自己的痛苦的意识，以及对于爱与美的追求与推崇，在他们那根本就是绝无可能。
一个无法回避的例子，就是梁山好汉的“吃喝”。
茨威格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我看《水浒传》却总是说：《水浒传》英雄不是在饭店喝酒吃肉，就是在要去饭店喝酒吃肉的路上。没有一个例外，所有的好汉一见面就是要吃喝。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吃喝依赖，而没有爱的依赖。只有在吃喝中才能得到满足，在爱中却不能满足。古代文人的陪伴，用鲁迅的话说，是药与酒；那么，梁山好汉呢？就是（牛）肉与酒，在《水浒传》里，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鲁智深的那句：“嘴里早就淡出鸟来”，而且你们要注意，他们的吃喝都是廉价与低质的。他们喝的酒度数虽高，但都算不上美酒。武松喝了，尽管称赞“这酒好生有气力”，可是却没有说香。当然，好酒也偶有所见，武松抢孔亮的那一瓮青花瓮酒就是开了泥头，“风吹过一阵阵香味来”。他们吃的肉也都只是牛肉。他们一说就是：给我切十斤牛肉！为什么总是切“牛肉”呢？这些人只能去消费最下等的吃喝。猪肉的再加工的成本高，能做出各种花样来，这些好汉吃不起，怎么办呢？只有切十斤牛肉，这个最简单，切切拿来就下酒。最有意思的是李逵第一次见到宋江，跟他出去吃饭，宋江想装点儿文气，宋江说：不行啊，吃不下去，要有二两鲜鱼作醒酒汤就好了。李逵马上就下去弄鱼。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把鲜鱼弄上来以后，宋江就吃了几口，说：哎呀，好吃是好吃，就是不够鲜，就没有再吃。李逵的牛肉吃完以后，看到还有鱼肉，就伸手把鱼一把捞过去塞在嘴里了，可是吃完了却说：不好吃，鱼没有牛肉好吃。宋江看出了他的心思，给他再来二、三斤羊肉，李逵三两下就吃完了，说道：“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吃肉不强似吃鱼！”（第38回）你们看看，《水浒传》里的好汉就是这样像动物一样粗糙。不过，你们也不要以为宋江这个人就比李逵好多少。他到开封去见李师师，因为喜欢李师师，就拼命表现自己的男子汉气魄：袖子一捻，吆五喝六的，一边儿的燕青很着急，赶紧对李师师说：我大哥是小地方来的，你千万别见外啊。据统计，水浒中描述设宴吃食的场面共有一百四十多处。其中三分之一指明了吃的是牛肉。可是，在《金瓶梅》里那个小县城的商人西门庆虽然只是社会的下层，可是在整部书里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吃过一次牛肉。看来，就是吃喝，在梁山好汉那里也是奉行的丛林法则啊。
流氓性格：“下半世”“快活”的绿色通道
讲到这里，我就必须要来讨论梁山好汉乃至中国人的“流氓性格”了。与国内流行的对于梁山好汉的无原则的赞誉甚至不惜称之为“英雄性格”的看法不同，我始终认为，在梁山好汉身上，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因为公权社会萎缩所导致的“流氓性格”。“流氓性格”，是公权社会萎缩的必然结果。西方学者洛克说过：“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确实，绝对权力绝对不会导致绝对纯洁，而只会导致绝对不纯洁。这个“绝对不纯洁”的典型表现是：一方面在绝对权力的淫威下面苟且偷生，哪怕是在被逼上梁山以后也驯服地固守着“第二种忠诚”；另一方面，又把绝对权力的全部伤害完全继承下来，并且转化为一种新的更具创造力而且也更加惨烈的伤害。例如“蒙汗药”和“黑店”，就是梁山好汉的拿手好戏。“药”的功能是“救死”，可是在梁山好汉那里却是“致死”，就像爱的作用本来是“救人”，但是在他们那里却成了“骗人”。至于“黑店”，则真是让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沦入了毫无安全感的万劫不复的深渊。更不要说他们的动辄杀人放火了。可惜的是，由于《水浒传》的作者对此持明确的欣赏态度，因此我们无法更为深刻地觉察它的严重危害。倒是后来的鲁迅所揭示的阿Q让我们真正了解了什么叫“流氓性格”。“阿Ｑ真能做”与阿Q的“造他妈妈的反”，就正是我所揭示的“流氓性格”的两个方面。还有周作人先生，他在对国民性的分析中披露的中国人的“流氓鬼”的心态，也为我所揭露的“流氓性格”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因此，梁山好汉的“做个下半世的快活”其实也就是鲁迅笔下阿Q的“大欲遂偿”，例如抢东西，欺压小Ｄ、王胡等人，霸占小尼姑，等等。而这种“快活”的必然结果，就是暴力。因为公权的萎缩已经切断了所有的发展机遇，因此也极大地提高了所有的发展成本，同时，公权的萎缩也完全敞开了暴力的通道，因此也最大地降低了暴力的成本，这使得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发展的成本最高，暴力的成本最低。结果，暴力就成为这个社会能够“活着”乃至“快活”的唯一的通道。既然如此，那么，我的结论就只能与上面一节完全相同：“暴力因此而隆重出场”。
“爱无不胜”与“共同犯罪”的美学假设
我们已经看到，以暴力为美就是这样出场的。可是，我们关注的毕竟是美学，因此，我们还有必要进而再做讨论。
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正常的美学判断，在我看来，最起码应该坚持两个美学假设：
第一个美学假设：我们必须假设我们所置身的世界是一个“爱”的世界。无论这个世界如何黑暗，如何远离爱而存在，我们都要相信“爱无不胜”！相信有爱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相信无爱的世界不值得一过！相信人是爱的存在，不是利益的存在。因此，对恶的真正否定和超越只能是：不象恶那样存在。我爱故我在！这样，以爱的名义去关照世界，就是美学的唯一选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爱在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到来，以后是否到来也完全未知，但是我们却仍然必须去赌赌爱的必胜。去赌在未来的必然莅临。1936年，英国作家奥威尔也在西班牙参加志愿作战，一次他瞄准了一个提着裤子的士兵，但是没有开枪，他后来回忆说：“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已经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和你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死他。”这就是人，而不是一个杀手。他服从的是爱的命令。但是他自己却被子弹杀穿了喉咙，甚至可能就是那个提着裤子的士兵打的，但是他也不会后悔。假如有一天暴力真的停止，你会发现，它正是从奥威尔对于爱的命令的服从开始的。武器是纯洁的，人性也是纯洁的。要让暴力者看到自己的丑恶和渺小，要在暴力前找回人类的尊严与力量。那么敬畏生命，并且——去赌爱的存在。
第二个美学假设：我们必须假设我们所置身的世界存在着“共同犯罪”。真正的美学必须存悲悯之心，必须是人类的存在相关性的见证。无视人类的存在相关性，也就必然无视“共同犯罪”。在这方面，俄底浦斯的自残给我们以深刻启迪。他绝对没有犯罪动机，但是仍旧有罪，仍旧要为自己竟然犯下杀父娶母的大罪而负责。其实，无爱的世界和无爱的人生必然和自己有关。这个世界之所以暴力滋生，也必然和自己有关。灾难的发生不是出现小人，而是由于我们的失爱。丧钟也不是为某一个人鸣，而是为我们而鸣。同时，真正的美学也必须呈现“无罪之罪”。重要的不是写出“好汉”与“恶人”，也不是揪出“四大恶人”，而是写出无罪的罪人、无罪的凶手。这就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的：“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6]
“为成为‘敌人的样子'而奋斗！”的梁山假设
可是我们在《水浒传》里却看到了完全相反的两个“美学假设”：
第一个“美学假设”，我们所置身的世界是一个你有我无、我有你无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爱，没有美，只有利益。这样一来，世界就犹如一块蛋糕。你有我无、我有你无。有“蛋糕”就有世界，没有“蛋糕”就没有世界。有“蛋糕”就有“一世的快活”，没有“蛋糕”就没有“一世的快活”。“朕即天下”，从表面上看是皇帝的心态，但是实际每个人都像周作人说的那样，都有着“便衣皇帝”的心态，也无人不希望“朕即天下”。上最著名的三句话已经把这样的心态和盘托出：“苟富贵，毋相忘”；“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生当如此”。《水浒传》电视剧主题歌中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中国人对于苦难的解释：“吃不饱，穿不暖”（蛋糕被别人得去了，自己没有分到），中国人对幸福的解释：“翻身”（把别人手里的蛋糕抢到了自己手上），透露的也是类似的心态。于是，为成为敌人的那个样子而奋斗，就成为中国人的共同选择，也成为梁山好汉的共同选择。
如此的心态，必然会导致一种惊人的冷漠。因为你有我无、我有你无的心态会让人把一切都看作可以索取也可以失去的“蛋糕”，而且连人也不例外。埃·弗洛姆在这方面很有精到的研究，他发现：“绝对控制另一个生命，等于是把这个生命变成自己的物品，自己的财产，而自己则成了这个物品的神。”而且，对于一个以你有我无、我有你无作为美学假设的人来说，能够随意决定别人的生命，自己才能够找到当家作主的感觉。这样一来，一切都是颠倒的形式，美的东西反而被消灭了。因为没有了对于人本身的关心，对于痛苦与杀戮也就很不敏感，甚至颂扬暴虐。中国人常会讽刺“妇人之仁”，可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无毒不丈夫”实在是强盗逻辑。更值得注意的是置身这一心态的弱者。鲁迅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鲁迅）这是一种在中国十分严重的弱者特有的施虐心理。弗洛姆专门对这种心态剖析说：“（施虐）是一种把无能感变为全能感的行为，它是心理上的残废者的宗教。”《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他们不仅恨他们的敌人，而且他们也恨生命”。这种对世界与他人所怀有的无限敌意，就成为这些弱者内心深处的恶魔，而且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虐杀，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7]。
第二个“美学假设”，我们所置身的世界是一个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世界。你有我无、我有你无的“世界”必然导致人与世界的对立关系，因为就是一块“蛋糕”，你有我就没有，你有的份额多我有的份额就少，而这样一种紧张关系也会导致人与人的对立关系乃至人与自己的对立关系，因此就必然产生一种“普遍的敌意”，宋代有一位史学家李心传说：“天下大乱，乃贵贱贫富更变之时”。这确实是十分精辟的观察，不过，其实“贵贱贫富更变”并不仅仅发生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它也发生在每日每时。只不过方式可能有所不同而已，如果前者是“豪夺”，那么后者或者就是“巧取”。但无论是“豪夺”还是“巧取”，反正都是一种必欲把对方除去而后快、恨不得对方马上从眼前消失的心态。古代有一个人叫梁鸿。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人，那是个跟妻子“举案齐眉”的中国人所推崇的最优秀的男人。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最柔情似水的男人，却说出了一句最具暴力的话：“胸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胸中块垒，要靠什么来消解呢？靠酒，这个不奇怪，中国从魏晋时代就是这样说的，所以鲁迅有一个讲课记录稿，就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是他后面这句话就太吓人了，“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如果梁鸿尚且如此，如果梁鸿尚且“虽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那我们不难想象，中国的“张鸿”、“李鸿”、“孙鸿”之流会何等、何等的暴力了。《水浒传》里的军师吴用本来也算个小知识分子，但是他不也连扇子都不拿，偏偏拿两根象征暴力的铜链吗？中国的“饭”更典型，正是“食”与“反”组合而成的，看来，无“饭”就“反”，为“饭”而“反”，有“饭”还要防止他人“反”，已经深入到了中国的骨髓啊，已经掺在“饭”里吃了进去。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以邻为壑”，其实，这就是中国人的“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心态的写照。所有的人都以对方为敌人，所有的人都以消灭对方为目的，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所有人都会把社会的黑暗面推给对方，都将对方作为“替罪羔羊”，都认为“杀尽不平方太平”。对自己，是“问心无愧”，对他人，是“罪责难逃”。我们想象一下，四大恶人也会说：这个社会为什么没搞好呢？因为有梁山存在。而梁山更会说：这个社会为什么没搞好？就是因为有四大恶人的存在。可是实际上这个社会之所以没搞好，是因为爱的不存在。所有的人都负有责任，但是所有的人都不认错，更不去负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水浒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水浒传》始终无法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最典型的一幕是在林冲身上发生的。一场大雪，压塌了草料场，结果意外地救了林冲一命。这时我们看到，《水浒传》已经没有任何的力量来做美学判断了。他只好用“侥幸”，用“天理”，用“命该如此”来解释，为什么《水浒传》会落到这个地步呢？我坦率地说，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社会的黑暗，这个社会的拔刀相向是因为这个社会失去了爱，失去了爱就失去了公正，社会只好听凭拳头去说话，只好去抢蛋糕了。所以，当你把对爱的弥补转向对社会资源的争夺时，就必然会发生这种把必然现象变成偶然现象的美学解读。所以，大宋江山的社会矛盾的真正症结在哪里呢？在于——“失爱”。这个社会越黑暗，这个社会的美学家越应该转过身去，越应该去完成他的“华丽的转身”。他不应该去面对黑暗，更不应该去面对大宋江山，而应该去面对一个精神的世界、灵魂的世界、爱的世界和美的世界。总之，去以爱的名义来面对黑暗，面对暴力。如果这样做了，《水浒传》就会是一部真正的美学的经典，但是，你们都看到了，《水浒传》没有这样做，他是面对暴力，却从来不知道爱，因此也从来不知道“共同责任”、“共同犯罪”、“无罪的罪人”、“无罪的凶手”。其实《水浒传》的根本弊病就在这儿里。
帕斯卡尔是一个我非常喜欢也很尊重的西方思想家，他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他说：“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我们也由于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在我关于《水浒传》的课程已经进行了大半的现在，我有一句一直想说、但是始终担心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的话，已经如梗在喉，不吐不快了。我要说，在中国，类似我在前面讲的《三国演义》和现在讲的《水浒传》，就是在以“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我还要说，《水浒传》——也包括《三国演义》，就是导致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和感情“败坏”的渊薮之一。暴力“看上去很美”，而且，在《水浒传》中它也确实曾经很“美”。不过，一切都恰恰完全相反。《水浒传》出现的其实并不是“美魂”，而只是“匪魂”现在有些批评家说得很严重，他们说，中国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就是中国的地狱之门。我还不想说得那么严重。但是，在《水浒传》这本小说里，真正的美学判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而暴力的判断却到处泛滥。《水浒传》没有告诉过我们应该尊重生命，《水浒传》没有告诉过我们应该尊重美，《水浒传》没有告诉过我们应该尊重爱，《水浒传》所呈现的社会是黑暗的，《水浒传》所呈现的人性也是黑暗的，这却是非常残忍同时也确凿无疑的事实。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四、《悲惨世界》：以爱的名义
“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
本来，我们关于《水浒传》的全部讲座已经可以暂时结束了，可是，我还想为你们介绍一下雨果的《悲惨世界》。因为我想给你们找到一个“坐标”，一个美学的“坐标”，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个世界很黑暗，并且因此而不惜拳头相向,并且把这一切都写进了《水浒传》里面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要问：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中国人遇到了这样的不幸，而西方人就没有遇到呢？肯定不是。那么，西方人又是如何去看的，如何去做的呢？西方人在把这一切搬进小说里面的时候又是如何去写的呢？这倒确实是个很值得去讨论的问题。
在西方，确实有一本书可以与《水浒传》相互比较。这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全世界公认，《悲惨世界》是“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它写的同样也是公权的匮乏，同样也是苦难、犯罪和暴力，这一切就像狼群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贪婪地寻觅，逡巡着，只要发现弱者，就会猛扑上去，寝其肉，拨其皮，饮其血。可是，非常奇怪的是，当我看《水浒传》的时候，我或许会为其中的忠良被排斥而扼腕、为其中的好汉为民除害而大快，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被它所感动，从来就没有，可是我在看《悲惨世界》的时候却不然，我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它感动。即便是这一次，为了讲《水浒传》的需要，我又一次重读了《悲惨世界》，我仍旧还是被它感动着。那么，这是为什么呢？雨果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悲惨世界。因为“贫困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女子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8]不难想到，这也是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的世界。当然，《水浒传》没有讲到儿童的羸弱。你们一定记得，小说里有一个小女孩儿，叫珂赛特。她的昵称叫“百灵鸟”，但是“这只百灵鸟从来不歌唱。”因为她从一出生就落入了苦海，吃了很多很多的的苦。至于她的母亲，那就更加悲惨了。她的名字叫芳汀，芳汀受了更多的苦，为了女儿，她把牙敲了，头发也卖了，最后还是病弱而死。可是，《悲惨世界》与《水浒传》的共同之处也仅仅到此为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悲惨世界》并没有像我们中国人那样，既然到处充满暴力，那我也就只能使用暴力，去以暴抑暴，而且将“以暴力反对暴力”看作正义。《悲惨世界》没有这样。它希望弄清楚的是，怎么样去“在各人自主的基础上消灭一切仇恨的根源。”[9]而它的结论则是：悲惨世界的根源在于——失爱。“一切仇恨的根源”在于失爱，所以，《悲惨世界》既没有像宋江们那样到处“撒钱”，也没有像武松们那样到处去“拔刀”，《悲惨世界》的方法永远是一个，就是：爱。用今天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说，就是“撒向人间都是爱”。因此，在《悲惨世界》里我们根本看不到《水浒传》里常有的那种怨毒、愤懑，珂赛特“尽管年年失望，却从不灰心，她仍充满那种令人感动的自信心。把她的这只木鞋也照样放在壁炉里。”[10]而且仍旧没有丧失对于爱的不屑追求：“毫无疑问，我美！”[11]芳汀“已经感受了一切，容忍了一切，体会了一切，放弃了一切，失去了一切，痛苦过一切。”[12]还有德纳第夫妇，那里面的老板娘其实就是法国的孙二娘。我们来听听他们客栈的经营之道：“有一天，他咬牙切齿地向她低说：‘一个客店老板的任务便是把肉渣、光、火、脏被单、女用人、跳蚤、笑脸卖给任何一个客人；拉客，挤空小钱包，斯斯文文地压缩大钱包，恭恭敬敬地伺候出门的一家人，剥男人的皮，拔女人的毛，挖孩子的肉；所有开着的窗、关着的窗、壁炉角落、围椅、靠椅、圆凳、矮凳、鸭绒被，棉絮褥子、草荐都得定出价钱；应当知道镜子没有灯光照着就容易坏，也得收取费用，应当想出五十万个鬼主意，要来往的客人付尽一切，连他们的狗吃掉的苍蝇也得付钱！'”[13]这类的言论我们也在孙二娘那里听到过，可是，在这里是完全否定的、贬斥的，而在那里却是欣赏的、默许的。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在这一切的背后的，该是一双怎样的美学的眼睛和一颗怎样的美学心灵？
《悲惨世界》里“灵魂的香味”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双美学的眼睛与这颗美学的心灵。《悲惨世界》里曾写到：检察长是在法院审判犯人，可是，作者却马上就犀利地追问到：“那么检察长将在什么地方受审呢？”[14]还有一次，是在冉阿让面对良心的诘难时，“他仿佛觉得有人看见他。有人？谁呢？咳，他想要摒诸门外的东西终于进来了，他要使它看不见，它却偏望着他。这就是他的良心。他的良心，就是上帝。”[15]《悲惨世界》里有一个的化身——沙威。这个人物在我们中国的《水浒传》里是没有的，《水浒传》里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沙威，都是贪赃枉法者。可是，就是这个沙威，最后竟然发现了：消除社会的不公正的根源不在法律。“难道世上除了审判厅、执行枪决、警暑和权威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吗？”[16]“他有一个上级，吉斯凯先生，迄今为止他从没想到过另外一个上级；上帝。”[17]
正是在这双美学的眼睛与这颗美学的心灵的洞察下，《悲惨世界》发现：有罪的人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可是，黑暗又是谁制造的呢？是我们所有的人，黑暗是失爱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悲惨世界》的不同凡响。你们回想一下，《水浒传》里可曾说过这样的话呢？世界的黑暗并不是高俅造成的，而是人性黑暗造成的，而人性的黑暗却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责任。《悲惨世界》因此而远远超出了《水浒传》，开始把“俯视墓穴的悲痛转为仰望星光的悲痛”[18]。就是这样，《悲惨世界》没有去面对苦难，遇到了苦难，它没有马上就这样去想：那我就给你制造出更大的苦难，而是转过身去，面对爱，面对光明。“以上帝的名义”、以爱的名义去关注人间苦难。它不是像《水浒传》那样以动物的名义、以仇恨的名义去关注人间苦难，推崇的是灵魂原则，而不是生存原则，推崇的是美魂，而不是匪魂，《悲惨世界》的美学贡献就在这里。罗曼·罗兰有一句话说得很精彩，我看到后就不由得眼睛一亮，他说：“幸福是一种灵魂的香味。”这确实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我在《悲惨世界》里就感觉到了这种“灵魂的香味”。但是我在《水浒传》里只闻到了灵魂的臭味。跟《悲惨世界》一比你就知道了。例如暴动，不同的暴动在不同的国家发生，竟然一个是动物的暴动，一个是神的暴动。一个是爱的暴动，一个是恨的暴动。差别如此之远。还有一个英国小说家，叫西雪尔·罗伯斯，他说他曾经看到一个墓碑上的一句话，这句话让他很感动。这句话是：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使一只小蜡烛失去光辉。我觉得，全世界的黑暗就没有让《悲惨世界》这支小蜡烛失去光辉，可是，在《水浒传》里面的什么地方有这支小蜡烛呢？《白毛女》里面还有一根儿红头绳，在《水浒传》里面有吗？《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之所以不像《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那样只是一个说书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灵魂的领路人。雨果逝世后之所以能够享受拿破仑的待遇——通过凯旋门，而且能够得以进入法国最最尊贵的先贤祠，应该不是偶然的啊。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曾经这样说：“此刻读者手边的这部书，中间不论有怎样的间断、例外或缺欠，从头到尾，从整本到细节都是从恶走向善，从不公正到公正，从假到真，从黑夜到天明，从欲望到良心，从腐化到生活，从兽行到责任，从地狱到天堂，从虚无到上帝。它的出发点是物质，终止处是心灵；它由七头蛇开始，以天使告终。”[19]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们不妨想一想的施耐庵。他会这样说吗？他为什么没有这样说？如果他也按照这段话来写他的《水浒传》，那么这个全新版本的《水浒传》又会是什么样子？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根本不可能发生啊。
我们就来看看《悲惨世界》是怎么来写暴动的吧。在《水浒传》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式的暴动，仇杀、灭门，“排头砍去”，如此等等。可是《悲惨世界》却完全不同。从根本上说，它是明确反对暴力的：“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在那把板斧的四周举起了它们的问号。”“断头台是刽子手的同伙，它在吞噬东西，在吃肉，在饮血。”[20]“人在穷苦中，正如在寒冷中，身体互相紧靠着，心却是离得远远的。”[21]可见，在《悲惨世界》看来，用简单的组成获利集团的方式是无法解决心灵的“失爱”的。他们为什么暴动呢？不是为了“聚义”，为了“自由地呼吸”。在起义之前，他们问：谁有老母？你必须回家，你老母等着你赡养。谁有姐妹？你必须回家，因为姐妹等着你照顾。谁有小孩？你必须回家，因为小孩等着你赡养[22]。可是《水浒传》就正相反，是不辞辛苦地跑去杀了你全家，然后逼你上梁山。而且，他们的选择也与《水浒传》不同，他们说：“他偏爱什么呢？偏爱人类。在人类中，他选择了法兰西；在国家中，他选择了人民；在人民中，他选择了妇女。这便是他的怜悯心所倾注的地方。”[23]而我们的《水浒传》呢？妇女、人民否都不会选，而只会选宋哥哥，选赵皇帝。其中的差距是很明显的。《悲惨世界》里面有一段话：“从穷棒子、乱民、暴民、群氓这些带谩骂意味的字眼中，人们体验到的往往是统治阶层的错误而不是受苦受难者的错误；是特权阶层的错误，而不是一无所有者的错误。”[24]对比一下，《水浒传》却将“统治阶层的错误”、“特权阶层的错误”当成了“受苦受难者的错误”、“一无所有者的错误”，竟然卑微地自称“落草”，“吃草料”的。还有一个例子，暴动的时候，有一个人随便杀了一个老汉，结果起义者当场判决，马上就把杀人者枪毙了。这一切我们哪里可以想象？李逵如果到巴黎参加暴动，那可不得了，还没等到他去“裸奔”就先被毙掉了。那些法国的好汉会怎么宣判他呢？“我们是法官，不是凶手”，“起义应当有它的纪律”[26]。而是为了“能自由地呼吸”[27]而且，更可贵的是，他们并不像我们的俩改善好汉那样地迷信暴力，而是一再强调：“但是为了这一切，就值得流血吗？”[28]“最妥善的办法当然是和平解决。”[29]“人类只知道爱，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30]
《悲惨世界》里有一个最著名的主角——米里哀主教，他是爱的力量的化身。“多少人在努力发掘黄金，他却只努力发掘慈悲心肠。普天下的愁苦便是他的富矿。”[31]他说，“凡是妇女，孩子，仆役，没有力量的、贫困的和没有知识的人的过失，都是丈夫，父亲，主人，豪强者，有钱的和有知识的人的过失”，“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那犯罪的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32]“他有时在园中铲土，有时阅读和写作。他对那两种工作只有一种叫法，他管这叫‘种地'，他说：‘精神是一种园地'。”[33]在园子里有四块方地，在其中一块，他“种了些花卉”，有人问：“种上些生菜，不比花好吗？”“美和适用是一样有用的。”“也许更有用些。”[34]而在精神的园地里，他更是播种的是花卉——爱与美的花卉。很有意思的是，他曾经遇到过法国的梁山好汉们的抢劫。但是，他无所畏惧。“危害我们脑袋和钱袋的人何足介意呢？我们只须想到危害灵魂的东西就得了。”[35]有人也曾转述他的话：“你们看我被劫了没有。”[36]是的，他在精神上比这些法国的梁山好汉要远更强大，可是，在中国却是梁山好汉远更强大。甚至连宗教界的认识都以能够参加“智取生辰纲”的战役为荣。
全世界的读者之所以记住了米里哀主教，都是因为那个冉阿让。
这个故事也确实精彩。冉阿让因为偷了一个苹果被判了十几年，为此就特别的不服气，他觉得我不过就干了这点儿坏事，你窃国大盗你都没事，我这样一个只窃个苹果的小盗，你就判我的重刑？！你们要注意，这个时候的他完全就是《水浒传》中人。于是他就逃跑，一次次逃跑，但是又一次次地被捉回来。最终坐了十九年大牢。被释放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是一副铁石心肠，类似于中国的林冲了。因此，他自己也说：“我是一个无赖！”[37]这是一个被社会的黑暗所毒化的人。“冉阿让走进牢狱时一面痛哭，一面战栗，出狱却无动于衷”[38]，“他在监狱里判了社会的罪后觉得自己的心狠起来了，在判了上帝的罪后他觉得自己长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39]“年复一年，这个人的心慢慢地、但是无可挽救地越变越硬了。他的心一横，他的眼泪也就干了。”[40]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法国有梁山，他肯定会踊跃前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米里哀主教出现了。
出狱后的冉阿让也真是走投无路啊。没有人理解，没有人同情，也没有人理睬。两次投宿客店被赶了出来，“华丽的旅馆”、“简陋的酒店”，赠给他的都是那个字“滚”；然后他到了监狱门口，想留宿一晚，却被人告知，得先去犯罪，被逮捕后才能进去；第四次他到了一个“快乐的家庭”，他乞求幸福中的夫妇，希望能在他们屋外的墙角逗留一晚，却被他们用枪赶了出来；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是个狗窝，可是连狗窝都没有住成。如此惨境，在《水浒传》中我们都没有见到。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太太问他说：你把所有的门敲了，都被拒绝了吗？冉阿让说，“我连狗都不如了！”“所有的门我都敲过了”，“没有一个人不撵我走”。这个老太太就说：“去敲那扇去”。于是，他就来到了米里哀主教的家。结果，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而且，连最起码的手续——盘问他是谁都没有过。请看这一段精彩的描述：
“您不用向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酥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但是要问他是否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安心待下吧。”“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
那个人睁圆了眼，有些莫名其妙。
“真的吗？您早已知道我的名字吗？”
“对”，主教回答说，“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41]
遗憾的是，铁石心肠的冉阿让也不是那么好感动的。住到半夜，冉阿让动了杀机，一想：这个地方很好偷嘛，我吃饭时候看见有几个银餐具很好，那个烛台是银的，很好。他就去偷了烛台。可是从后院跳墙跑出去不远，就被警察抓住了。在送回来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的是，米里哀主教竟然迎上去说：啊哟，你走得太匆忙了，我不但送了你烛台，还送了你餐具呢。可是你怎么没有带走呢？！并且说，“答应我，一定要把这些钱用到好的地方。把这些银器卖掉，用这些钱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冉阿让，我的兄弟，你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方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42]这一次，冉阿让一下子就被感动了。他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好的人，原来这个世界不都是坏人。我也没有必要用仇恨来面对这个世界，而应该以爱的名义去面对这个世界。从此，冉阿让就成了一个新的米里哀主教，新的爱的力量的化身。
吾谁与共？《水浒》好汉，还是米里哀和冉阿让？
就是这样，冉阿让这具行走着的尸体复活了。他在其中悟到的，就正是他在临终前的遗嘱中所一语道破的：“孩子们，你们永远相爱吧。世上除了相爱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了。”[43]
“世上除了相爱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了”，这就是《悲惨世界》一书的主题。正是从这样的主题出发，雨果没有像《水浒传》那样去完成一个身份的“转变”故事，而是完成了一个灵魂的“再生”故事：“不仅是种转变，而是再生”[44]。当然，对于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这样的爱的圣徒，你们完全可以去质疑，质疑他们的是否真实。我们在生活里确实没有见过米里哀，也确实没有见过冉阿让，我们只见过李逵，只见过武松，只见过宋江，但是，我还是要问，我们宁可与《水浒传》中人同在，还是宁可与想象当中的米里哀和冉阿让同在呢？
你们一定能够猜得到我的回答！
我希望，你们做出的，是与我一样的回答！
注释：
[1]A．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230页，译林出版社，2003。
[2]施耐庵：《水浒传》第1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以下凡引此书均只标示章回。
[3]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小爱大德》118、20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孟子·梁惠王上》。
[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2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6]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11—12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7]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1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雨果：《悲惨世界》，扉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9]雨果：《悲惨世界》，11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0]雨果：《悲惨世界》，4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1]雨果：《悲惨世界》，8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2]雨果：《悲惨世界》，19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3]雨果：《悲惨世界》，381—3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4]雨果：《悲惨世界》，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5]雨果：《悲惨世界》，2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6]雨果：《悲惨世界》，130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7]雨果：《悲惨世界》，130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8]雨果：《悲惨世界》，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9]雨果：《悲惨世界》，12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0]雨果：《悲惨世界》，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1]雨果：《悲惨世界》，7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2]雨果：《悲惨世界》，11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3]雨果：《悲惨世界》，69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4]雨果：《悲惨世界》，11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5]雨果：《悲惨世界》，11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6]雨果：《悲惨世界》，11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7]雨果：《悲惨世界》，6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8]雨果：《悲惨世界》，105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9]雨果：《悲惨世界》，12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0]雨果：《悲惨世界》，11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1]雨果：《悲惨世界》，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2]雨果：《悲惨世界》，16—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3]雨果：《悲惨世界》，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4]雨果：《悲惨世界》，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5]雨果：《悲惨世界》，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6]雨果：《悲惨世界》，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7]雨果：《悲惨世界》，1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8]雨果：《悲惨世界》，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9]雨果：《悲惨世界》，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40]雨果：《悲惨世界》，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41]雨果：《悲惨世界》，81—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42]雨果：《悲惨世界》，108—10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43]雨果：《悲惨世界》，14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44]雨果：《悲惨世界》，2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