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恋爱”：索解十七年小说的一种叙事模式
摘要：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意识形态运作中，知识分子一直被指认为具有异质性的群体。这样的指认与社会象征系统对女性这一性别的潜在定位其实颇为相似。将这两个异质性的群体重叠编码，成了这一时期文化本文的一个有意无意的表意策略，由此衍生出一种在十七年文学中相当普遍的叙事模式——“改造+恋爱”。这一叙事模式同时也是一种完满的文化象征结构，它不仅表达现实生活中的权力结构，而且再生产了这种结构。而一旦“知识分子身份”与“女性身份”发生错位，这一象征结构就会出现深度的裂隙，完满不再。这一象征结构的运作、裂变、接受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参与，无不折射出当代文化场域中错综复杂的权力纠葛。
关键词：改造+恋爱；叙事模式；文化象征结构；性别
“理解潜意识的……就等于开始理解意识形态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我们是如何习得和实践这些我们必须赖以生存的思想和规律的。”换一句话说“潜意识……（是）再生产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王国。”[1](p149)这也许是我们理解1950-1970年代的意识形态象征结构的关键。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运作中，知识分子一直被指认为具有弱质性、异质性的群体。这样的定位与社会象征系统对女性这一性别的潜在定位其实颇为相似。自晚清以来，性话语在其潜在层面上其实一直在设定女性这一性别之于强盛的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的“他者”异质性、弱质性。只有省略女性这一性别所具有的局限性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民族的现代化转型。①1950—1970年代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厌女情结”正是在现代性焦虑中无意识地沿袭了对女性的这种文化设定。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与“女性”这两种身份已然具有天生的同质性。因此，将二者重叠编码便非常顺理成章。②普遍存在于十七年小说中的“改造+恋爱”叙事模式正是这种编码的产物。这一广为流行的叙事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象征结构。本文拟以这一时期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小说文本为研究个案，探求这一叙事模式/文化象征结构的运作、裂变、接受及其与社会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中所折射出的复杂的文化权力意涵。
一 “改造+恋爱”叙事模式的运作机制
在十七年小说中，相对于工农兵的形象，知识分子形象的规模是很有限的（尤其在1957 年以后）。而自我改造、自我贬抑的知识女性形象在其中却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知识女性的自我改造无不与她们在恋爱对象上的重新选择密切相关。即离开落后或不革命的男性（知识分子出身），选择革命男性（工农干部、或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恋爱对象。在很多文本中，恋爱上的“弃旧迎新”甚至被表述为知识女性改造“旧我”的全部内容。《青春之歌》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城市知识女性银环，《风云初记》中的大学生李佩钟、《三里湾》中的中学生范灵芝、《艳阳天》中回乡知青焦淑红、《在和平的日子里》中的技术员韦珍、《春种秋收》中的高小毕业生刘玉翠……这些知识女性的遭遇如出一辙，①而可以纳入这一叙事套路的文本远不止这些。与革命男性的恋爱的过程同时也是知识女性不断改造自我、走向新生的过程。恋爱上新的归属，同时意味着政治上新的身份、新的命名。这些知识女性的形象在当时总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反响，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镜像。
参照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我们将上述文本大同小异的叙事套路命名为“改造+恋爱”。其实，“改造+恋爱”的叙事模式显然可以看成是“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在特定时代的延续、。“革命+恋爱”叙事中，性别身份与政治身份设置的秩序一般是：男性——和工农打成一片的革命知识分子；女性——沉湎于个人生活小圈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丁玲《韦护》中的韦护与丽嘉、《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二）》中的望微和玛丽，蒋光赤《冲出云层的月亮》中的李尚志和王曼英；胡也频《光明在我们前面》中的刘希坚和白华； 胡也频《到莫斯科去》中的施洵白与素裳……。这样一种性别与政治身份的对应秩序在“改造+恋爱”的叙事中演变为：男性——工农革命干部（或工农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改造者，女性——积极投身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改造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疑充分体现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这一角色由女性扮演是再恰当不过了。而富有神性的革命只有依靠男性这一具有“菲勒斯”意义保证的性别才能承载。革命主体/实体无疑应该是雄性的。革命不仅意味着攻击性、破坏性，革命同时也意味着创造与秩序。而无论是破坏还是创造都只能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
知识分子与女性“双重异质性”的互相指涉、互相重合，在《风云初记》的李佩钟身上表现得颇为突出。小说中有一段李佩钟请高庆山吃饺子的细节特别典型：“她自己吃得很慢很少，那样小的饺子要咬好几口，嘴张得比饺子尖还小一些。高庆山是一口一个，顿时吃得一头大汗。李佩钟把自己干净的手巾送过去，带着一股香味，高庆山不好意思大擦，抹抹嘴就放下了。”吃完饭，李佩钟无端又向高庆山卖弄一番自己的文才，并传达一些暧昧的情感信息。当然，高庆山以坦荡、磊落的胸襟放逐了这份情感。尽管隐含作者孙犁在揶揄李佩钟时常常言不由衷，但在小说中，李佩钟身上所有女性与知识分子的特征还是被粗暴地漫画化、异质化了。
当然，在“改造+恋爱”的叙事中，知识女性的“异质性”并没有被叙述成对革命共同体构成严重威胁的破坏性力量（这也是“改造+恋爱”叙事与“革命+恋爱”叙事不同之处），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归顺性的弱质。女性这一性别更多指称稚弱、无助、天真、轻信。她们无不以无限敬仰的姿态、诚惶诚恐地接受来自男性革命权威的导引、改造、保护；而那些具有工农身份或准工农身份的革命男性，秉承着意识形态“象征之父”的律法，在幼稚的知识女性面前俨然有一种“父”的威严与慈祥：“果然党把杨晓冬派进来了，银环第一次接触他，便鲜明地感到这位新来的领导同志，对革命忠诚，对同志热爱，对自己的得失毫不计较；有了这样的领导，感到有了依靠，仿佛她是一只小雏鸡，正怀着惶恐的心情害怕鹞子和毒蛇的时候，杨晓冬象只保护她的老母鸡进了都市了。”“银环每次接触过杨晓冬之后，思想上总是感到充实和提高，精神也感到兴奋、愉快，再也没有以前那些寂寞空虚的感觉。”（《野火春风斗古城》）
恋爱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照榜样，寻找差距的过程：“焦淑红这会儿也感到自己各方面都还不成熟。……就是对走在身旁的这个萧长春，她也看不透。……他的文化没有自己高，他也没有自己那样引人注目，可是，他就象从天上掉下来一般，顶住东山坞的天地；他的海量，多难受的事情他也能忍受容纳，他能干，怎样扎手的人，他也能对付；他公而忘私，没有一点儿个人的打算，就好像在他心里边，没给自己的事情留下一点点地盘。仅仅是一天光景，焦淑红对这个支部书记有了多么深刻的发现呀！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学得像他那样呢？”（《艳阳天》第一部）
男性/女性，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彼此对应，构成一种明显的等级差序。这种差序的确立同时也意味着监控的实施，正如福柯所言，“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性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有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2](p127)而自我改造、自我忏悔、甚至自轻自溅，事实上都难以洗去知识女性身上的双重的异质、赎去双重的原罪，她们在革命共同体中身份暧昧。李佩钟的婚姻状态、情感世界、政治身份、以及最后的死，始终处于晦暗不明中，它们彼此之间似乎互相隐喻。而林道静脱胎换骨的成长，也不过是知识女性一相情愿的自我确认，并没有通过主导意识形态的验收。所以，当小说由作者自己改编成电影时，她便非常自觉地将叙事终止于林道静入党，暗示着根本不存在林道静进一步成长为党的事业领导核心的可能性（如小说所表现的那样）。银环和焦淑红最终不过成长为杨晓冬、萧长春生活上的照顾者、工作上的助手罢了。她们既接受“象征之父”的秩序与法的规训，却又永远进入不了这个秩序，永远在秩序的边缘游走……
这正是“讲述话语的年代”知识分子处境的绝妙的象征。籍此，公共政治与性别政治之间达成了共谋。性别权力秩序在政治权力秩序中找到新的依存点，而政治权力秩序在性别权力秩序中则找到完满的表述形态，借助性别政治这一最古老、最常识化、最化的权力机制，主导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监控和规训获得最广泛同时又最不容置疑的认同。“改造+恋爱”叙事模式无疑为“知识分子改造”这场1950-1970年代最重要的的意识形态运作提供了极其有效的符号资源。毋庸讳言，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它在社会无意识领域中的性别化运作。
二 完满与裂隙
文学文本作为一种内部的文本，其意义来自它与外部文本即社会文本之间的“文本间性”。“改造+恋爱”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结构与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中大量涌现的女知青嫁男农民的现象实际上构成一种意味深长的“互文性”。女知青嫁给男农民一直被作为知识青年扎根，接受贫下中农再（改造）的典范广为宣讲、提倡，甚至被提到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的高度。这二十多年间依次出现王培珍、邢燕子、张国清、白启娴等以婚姻的形式与农民相结合的轰动全国的女知青的典型。此外，各地都还有自己地方性的典型。吊诡的是，这一时期几乎不见有关男知青娶女农民的宣传提倡。据资料统计女知青嫁男农民的人数达到数十万人，大大超过男知青娶女农民的人数。[3] (p149-161) “女知青嫁男农民”现象，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与此同时，在这场性别化的政治运作中，对知识女性的性的重新配置不仅仅提供了象征资源，它同时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贫困农村廉价的婚姻资源。民族国家取代家族、血缘之父获得对女性的性资源的控制与支配的合法地位。这也一直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面向。
另一个与“改造+恋爱”象征结构形成“互文性”的是这一时期现实生活中大量出现的革命干部嫌弃自己工农出身的妻子，喜欢城里女学生的现象。这一时期重要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在悬崖上》、《在茫茫的草原上》、《铁水奔流》、《乘风破浪》以及轰动一时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①无不涉及到革命男性的变心。当然，叙事也无不以“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的模式来彰显意识形态规训的力量，可我们还是捕捉到了叙事背后的信息：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为革命主体/实体（男性）提供巨大滋养、抚慰（多半要以自我牺牲为前提）的底层劳动妇女，在革命胜利以后的“日常生活”中渐渐剥蚀尽其往日被披盖上的诗意与神性外衣，露出其粗俗的庐山真面目。于是，革命男性的情感倾向纷纷转向优雅、美丽的知识女性。这种情感转向无疑被认为对革命共同体极具危害性而遭致压抑、否定，但却以潜隐的方式在“改造+恋爱”爱情模式中获得堂而皇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文本的合法性必然同时意味着实践的合法性。这正是“改造+恋爱”叙事模式流行的深刻的现实基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广为流行的“改造+恋爱”叙事模式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结构，“不仅仅表达社会中支配性的结构，而且更为关键的，帮助建构并再生产了这种结构。” 因为，“在一定的局限度内，象征性结构具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权利——即建构的权利。”（布迪厄语）象征结构“正是通过权力场域与文化场域之间结构性的同源而塑造日常意识和支配的支柱关系。”[4]正是这种同源性为“改造+恋爱”这一象征结构生产、运作提供了重要动力。而正是在这样的生产、运作中，公共政治与性别政治结成牢靠的共谋，二者互相渗透、互相支撑、互相建构，共同支持“改造+恋爱”这一象征结构的完满运作，并在这种完满运作中被不断再生产……
而一旦这种共谋性的权力结构遭遇危机，“改造+恋爱”叙事的完满便要大打折扣。危机来自这一叙事模式中性别身份与政治身份固定搭配的错位。即原有的男性/女性，工农干部/知识分子的对应搭配模式变更为：男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改造者，女性——工农干部、改造者。那也就是说“象征之父”的律法不再由男性这一具有“菲勒斯”意义保证的性别来承载，而是由女性这一原本处于秩序边缘的性别来承担。例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我们夫妇之间》和《在悬崖上》。虽然这两个文本同样也是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改造+恋爱”的故事，但由于现实政治权力秩序再也无法挪用传统的性别权力资源，叙事运作便出现深度裂隙，甚至走向自我解构。
《在悬崖上》叙事的裂隙在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最后“悬崖勒马”，回到工人出身的妻子身边，直接原因似乎并非意识形态“规训”的力量，而是第三者加丽亚拒绝了“我”的求婚。这样一来，读者不禁要问“假如加丽亚不拒绝的话，那结局将会是怎样呢？”叙述者显然也意识到这样的漏洞，唯一弥补的办法便是封死加丽亚接受“我”的求婚的可能性，将她塑造成一个从不考虑婚姻、惯于玩弄男人的道德堕落者（在此之前就曾因为作风问题受过处分）。只有将加丽亚彻底妖魔化，才能促成“我”最后的回归。虽然，叙事通过挪用“祸水女人”的这一古老文化象征勉强得以完成，但有关“知识分子改造”的叙述还是无法自圆其说。
而在《我们夫妇之间》中，“我”（小说主人公李克）与工农出身的妻子（张同志）矛盾的和解，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我”被妻子的政治热情、革命干劲、心地的善良所感动而进行了自我反省——这符合主导意识形态“对照工农、寻找差距”的改造定规。但叙事的潜在层面却又表明，“我的妻”也在悄无声息地接受“我”的生活趣味的同化、城市文明的熏陶（“我”是城市文明的代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性，“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了！”粗话没有了，“见了生人也显得很有礼貌，最使我奇怪的是：她在小市上也买了一双旧皮鞋，逢到集会、游行的时候就穿上了！” 小说的最后写到和好如初的“我”和妻子站在屋顶的阳台上的情景“一朵白云在又高又蓝的天边飞过……夕阳照到她的脸上，映出了一片红霞。微风佛着她蓬松的额发，她闭着眼睛……我突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呵！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
稍加留意，便会发现这段文字实际上充满了“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我”最喜欢的就是城里女人的蓬松的额发，而农民出身的妻子则原本对此深恶痛绝，斥之为“草鸡窝”。但现在妻子自己也留起了“草鸡窝”。“我”事实上只是在政治上认同妻子，在生活品味上依然保持了自己的趣味，并且还正在用这种趣味同化妻子。这无疑与主流意识形态工农/知识分子，改造/被改造的定位大相径庭。一个“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改造故事最终走向了知识分子同化工农的结局。
这两个文本“改造+恋爱”叙事的裂隙恰恰从相反的方向证明了性别政治对意识形态“完满”的积极意义。
三 深层而多元的权力纠葛
《我们夫妇之间》和《在悬崖上》这两个以知识分子改造为宗旨的叙事何以最终却无法自圆其说，甚至走向反面。这在当时严酷的文学环境中的确匪夷所思。其中所包蕴的远不止是压抑/反抗这样互相对立的权力机制，而是触及文化场域中更加复杂多元的权力纠葛。并指向了五四启蒙以来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关于“自我”的身份认同问题。
五四启蒙语境中的“现代自我”事实上是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男性个体（却一直以中性的面目出现），而“自由恋爱”则是启蒙叙事用以表达这个“现代自我”的核心能指。如果说，“一个人不能基于他的自身而是自我”，[5]（p50）自我只能产生于一个“他者”体系中；那么，在现代文学的开端，这个“他者体系”实际上是被建立在两性关系域中。这就是为什么五四知识分子虽然凌厉地批判、否弃传统的“旧家”，认为它是万恶之源，却大都赞成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之上的、以西方模式为样本的“新家”，尤其是西方现代“核心家庭”。“旧家”的中心是“父子”，“新家”的中心则是“夫妇”——两性关系。而以爱情、性别分工、女性的责任、义务等现代资产阶级两性关系伦理为立根基础的西方核心家庭，正是导致易卜生的娜拉出走的“玩偶之家”。但五四启蒙话语修正了这一切。五四的“娜拉”是从父亲的家（旧家）中出走的，而非从丈夫的家（新家）中出走的，而且，“出走”只是在未来丈夫的导引下离开父亲的旧家奔向丈夫的新家。有关导引与被导引、启蒙与被启蒙的爱情叙事已然奠定了五四“自我”的基本话语空间。
那也就是说，尽管20 世纪上半叶公共空间风云变幻，但“家”作为男性个人主体认同的最初的场域，事实上一直在保证这一认同在私人空间（两性关系域）的有效性。但这种有效性在1949年之后随着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对私人领域的渗透而受到严重挑战。
上述两个文本中工农出身的妻子们无论觉悟、社会地位以及在家庭事务中拥有的权力都超过小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她们秉承了意识形态“象征之父”的秩序与法，对丈夫们进行“规训”。《在悬崖上》中的妻子在丈夫面前是“大姐加领导”，而《我们夫妇之间》的妻子作为根据地英雄模范，俨然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不仅撼动了千百年来男性“齐家”的理想，也是对启蒙叙事以来两性关系模式的彻底颠覆。当然，女性并没有赎回自身，依仗“象征之父”的权威从丈夫手中追索回的权力份额当然是要悉数归还这位非血缘的“象征之父”。因此，夫妻矛盾冲突事实上是“象征之父”权威与夫权之间的冲突。冲突以夫权让渡威权份额，臣服于“象征之父”的秩序与法而告终。
这样的让渡必然带来个体男性身份认同的深度焦虑。这种焦虑势必要进入这两个文本的第一人称男性知识分子叙事人的视角，并转化为隐秘的叙事动力——通过巧妙修辞策略来超越这种焦虑。那就是为妻子们设置了“双重身份”。一方面，她们被描述成深谙主导意识形态法则的“新女性”，另一方面，她们又被描画成非常标准的贤妻良母。尤其是《在悬崖上》中的妻子的形象，活脱就是儒家传统“女德故事”中的贤妇形象的革命干部版（这种对女性双重身份的设置在当时男性作家笔下相当普遍）。因为只有这样，丈夫们的接受“规训”、回心转意才既不违背主导意识形态的“改造定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象征之父”巨大身影下个体男性的“去势”焦虑。由于社会结构中一直缺少一个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样一个国家之外的社会公共领域来个人认同，所有的“公共”领域全是国家意识形态政治生活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的二分法实际上是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划分。因此，家庭具有站在国家对面的基本设制的特殊和有力的地位。”[6]（p251） 家庭事实上成为唯一的具有安全感的个人空间。男性创作主体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认同，暗含着对妇女政治角色的拒绝（这一角色常使女性作为被“招募”的“主体”不自觉地扮演了主导意识形态“规训”男性个体的中介），对受国家意识形态长驱直入蚕食的个人空间的一份无力的抵抗与坚守。当然，这种抵抗与坚守是以抵押女人为代价的。性别权力成为男人最后的涉渡之舟。
通过对女性双重角色身份的设置，男性个体悄然分享着原本应当被悉数征用的性别权力份额，身份认同的焦虑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性别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盟也受到了侵蚀，“改造+恋爱”的叙事便完满不再。这是主导意识形态所无法容忍的，两个文本在当年所受到的猛烈的挞伐在今天看来确实是“情理之中”。但权力的复杂勾连还不止这些。
在当年针对《我们夫妇之间》的众多批评中，丁玲的批评格外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李克实际上是个很讨厌的知识分子。他最使人讨厌的地方，倒不是他有一些知识分子爱吃点好的、好抽烟，或喜欢听爵士的坏习气，或是其他一般知识分子的缺点。最让人讨厌的是：他高高在上地欣赏他的老婆的优点哪，缺点哪，或者假装出来的什么诚恳地流泪了哪，感动了哪，或者硬着脖子，吊着嗓门向老婆歌颂几句在政治上我是远不如你哪，或者就又象一个高贵的人儿一样，在讽刺完了以后，又俯下头去，吻她的脸拉……李克最使人讨厌的地方，就是他装出一个高明的样子，嬉皮笑脸来玩弄他的老婆——一个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7]
很明显，相比于其他评论只是指责这篇小说诬蔑工农干部，丁玲的批评始终特别地强调这个工农干部的性别身份。所引这段文字更是明确地从女性的视角（平等意识）对叙事的男性视域进行指控。但她深知这样的指控是无法获得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因而也是无力的。因此，在概念的能指上进行了一次巧妙的置换，将“老婆”置换成“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一旦将张同志“老婆”的身份完全的隐去，一旦“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成了张同志唯一的身份，批评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女权批评在成功地挪用主导意识形态霸权的同时也被后者成功地遮蔽与终止。
也许福柯对权力的独特看法能帮助我们理解上述错综复杂的权力勾连。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像传统权力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而是弥散的，存在于社会关系运作之中。权力的形式和社会关系的类型是一致的，每个团体和每个个人既行使权力又服从权力。权力应该被理解为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权力关系的复合。参与权力建构的个体，权力也将同时保障其利益。[8](P21、P95)
社会的意义是在语言和文化中被表达和建构的。而语言和文化是一种象征系统，它由许许多多象征结构及其之间的关系构成。在1950-1970年代的文化空间中，文学叙事无疑是生产象征结构的主要场所。“改造+恋爱”叙事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结构，不仅表征了一个特殊时段社会意义生产中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之间的权力纠缠，同时还成为一个断裂点，籍此，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当代文化场域更加复杂多元的文化权力意涵。因为性别是表达权力的最基本的途径与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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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
[3] 刘小萌，下乡女知识青年婚姻剖析[A]，刘青峰，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
[4] [法]罗伊克·华康德，从意识形态到象征性暴力——马克思与布迪厄著作中的文化、阶级与意识[J]，褚思真编译，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第二卷（3）。
[5][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6]南尼特·芬克，东西方女权主义[A]，王昌滨译，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C]，北京：三联书店，1997。
[7]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J]，文艺报，第4卷（8）。
[8]李银河，福柯与性[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注释：
① 在中国现代性起源语境中，妇女常常被想象成是古老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令人头痛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妇女”与“贫弱”常常处于可以互相置换的“同质”地位。“女”常常不是作为与男性相对的另一性别，而是成为表征一种需要转变的落后、衰微、丑陋状态的符码。在民族国家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作为一种“他性”的“女性性”是需要被革除和改造的。“厌女”作为一种现代性焦虑的典型表征，一直成为文化本文表述女性这一性别的绝对“前本文”。
② 戴锦华在《〈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一文中持相同的观点，参见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① 《风云初记》中的李佩钟的境遇略有些不同。她参加革命后与反动丈夫分道扬镳，虚心接受工农干部高庆山的、引导，成长为一名抗日女县长。她一直对高庆山怀有一种特殊的敬爱之情。尽管农民出生、已有家室的高庆山始终无视甚至鄙视这种感情。
① 据沈西蒙自己介绍在《霓虹灯下的哨兵》初稿中，陈喜变心原因是上海进步女学生赵霞爱上了他。由于剧本的主题是“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让进步女学生充当腐蚀革命队伍的角色，似不太妥当，于是，在剧本的定稿中，进步的女学生赵霞的角色换成了伪装成进步女学生的女特务、美女蛇曲曼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