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刘申叔遗书》
1936年印成的《刘申叔遗书》，收刘师培著述74种，迄今为止，这是唯一的一种刘师培的全集，即“宁武南氏校印”本[1]，也是其时同类书籍中更为成功的一种。该书虽由刘师培的旧友南桂馨出资印行，但总其成者，实为钱玄同。近年出版的六卷本《钱玄同文集》，收录了钱玄同就编辑《刘申叔遗书》给任该书校对的郑裕孚先生的信共68封，使我们有可能看到了钱玄同躬亲此役的许多细节，包括他所坚持的指导原则、体例构想和经历的艰辛。不仅如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钱玄同曾以思想激进、言论偏激，著称于世；但他在指导该书编辑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于故友的深情、对于学术持有的大视野、以及知人论世的客观与平和，又说明他是一个至情至理、平实通达的人。所以，探讨钱玄同与《刘申叔遗书》，实为进一步认识钱玄同，尤其是他晚年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既是晚清著名的革命党人，又是传承家学的著名学者，被誉为是清代杨州学派的殿军。刘师培后归清督端方，叛变革命；入民国后，复附逆袁世凯，加入筹安会，再度失节。后经蔡元培推荐，为北京大学教授，用其所长，但不久病故。刘师培身后萧条，著述等身，却无由整理出版。1934年，旧友南桂馨愿出资刊行刘的遗书，委托郑裕孚为校勘，吴晓芝主承印代销。时黎锦熙恰与吴同为立达书局的董事，故在介绍吴、郑与刘师培的弟子刘叔雅（文典）认识的同时，复积极动员同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的钱玄同参予是役，获欣然同意。所以，他后来不无自豪地写道：“他慨允，岂料后来是钱先生给他一手编成的！”[2]
黎锦熙所以力荐钱玄同，是因为在他看来，为人结集著述，友人优于弟子。他说：“虽然弟子之于师，不若友之于师也。盖为人结集著述，第一义在存其真，不宜因有所讳而芟饰，有所主而偏重，此必其相与久而相知深，又具通识博闻见，而不阿所好者，乃能任之。”[3]而钱玄同正是最佳人选。这是有道理的：其一，钱玄同从1903年起便开始接触刘师培的著作，心仪久之，且因“有世谊，愿与订交之心甚帜”。1907年在日本章太炎处第一次与刘师培见面，直到次年秋冬间刘归国，过往甚密。他说：“自尔遂恒与刘君谈论，获益甚多”。1903-1908年间刘的著作，除登在“芜湖白话报”上的以外，“余尝尽读之”。[4]足见钱之与刘，“相与久而相知深”；其二，钱玄同为章太炎的高足，学有根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深具与民主的素养。他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北大教授，讲授“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课程，学问博大精深，早已是声名卓著的大家。在北师大历史上曾多次出任院（校）长的黎锦熙后来在《钱玄同传》中写道：“先生教授北平公私立各大学，以音韵学为主，本其师传，复运以科学方法，参以新获材料，卓然成当代大师”。所授各门课程，“皆能以历史眼光，整理，评判，以求真为主，力矫从来‘泥古’与近今‘蔑古’之弊”。[5]足见钱玄同又是一位“具通识博闻见，而不阿所好者”。当然，钱玄同所以慨然应允，也有自己的理由。一是刊行刘师培的遗书，符合自己的心愿。他与郑裕孚书说：“刊行刘书，本是十余年来，弟时萦梦寐之事。今年欣逢南先生与先生古道热肠，为亡友刊刻全书，故极愿赞助，俾得早日完成。”[6]二是时机合适。是时距刘师培病逝虽已15年，但并不算太晚，蔡元培、章太炎、黄侃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刘的许多故旧还多健在，资料的收集尚易着手。他对郑裕孚说，刘在东京写的文章，自己多能识别，“彼时弟与申叔同在东京，何文为彼所作，弟能知之”，[7]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15年时间也不算太短，刘师培晚节有亏曾激起公愤：“申叔在时，因其前后主义之违异，有许多人对彼颇不满，不但同盟会、国民党一方面，即旧派诸老亦对他不满”，[8]但经时间的冲涮，毕竟已渐归淡化，人们有可能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认识刘师培。此时刊行刘的遗书，已不会有太大的阻力。钱玄同分析，时人对刘师培变节一事的态度，可分为三派：甲派“始终谅解”，以为刘无非受小人拖累，不能自]拔，“然非其罪也”；乙派“始恶终谅”，先是愤激，欲至诋毁，逮革命既成，时过境迁，敬其学问之渊博，谅其环境之恶劣，更念及旧谊，“释怨复交，仍如曩昔”；丙派则“始终敌视”，“至今仍不屑齿及申叔者也”。[9]他认为自己属于乙派，现时虽仍有不能见谅者，但多数人毕竟释怀。
所以，也惟其如此，尽管钱玄同说，“此次征稿等事，有一部分人处，弟均不敢往询”，实则，他所最担心的还不是外部仍有不能见谅者在，而是内部即参予工作的刘师培旧友门生不能摆脱情感的羁绊，从而有违实事求是，影响所要编辑的刘师培全集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工作刚刚开始不久，钱玄同即在与郑裕孚的信中强调指出，编辑刘师培遗书必须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尊重历史，表彰学术。他说：“吾侪此时刊行申叔遗书，首在表彰其学术，次则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10]刘师培的遗书已成历史，不容改易，也无须讳饰，故当实事求，以尊重历史；其学术成就自有价值，需要继承，故当首加表彰。钱玄同不仅提出了这一原则，而且敢于坚持，一以贯之。
在是否收录《攘书》问题上，钱玄同与诸人的分岐就集中说明了这一点。《攘书》是刘师培早期藉学术宣传排满革命最具代表性的重要著作之一，被时人誉为是精辟阐发国人“类族辩物”和“春秋内夏外夷”之义的“伟著”，是“国民有欲饮革命之源泉”者，不可不读的书。[11]风行一时，影响甚大。但是，刘的门生刘叔雅反对收录该书，理由是担心“因申叔晚节之有亏，恐人见其早年之鼓吹革命而讥其后之变节”。1934年4月18日，钱玄同致书郑裕孚，力持异议。他认为，刘师培早年革命乃光荣的事情，“于理固不当讳”；此一事实，刘的许多著述多有反映，章太炎等人的著作以及邹鲁的《国民党党史稿》也多有这一方面的材料，“而于事实亦无法讳”。“夫始革命而后不革命者，其人亦多矣。一人因思想感情、环境等等之异，而前后主张及宗旨变易者，亦多矣”。梁启超始而保皇，继而立宪，与革命党激烈论战，而民国后乃拥护共和。但其刊布的全集，前后文章一一列入，未尝自讳，也很少有人讥其前后宗旨不一。至于国民党中有部分人始终不满于梁，那是另外的历史恩怨所致。刘的变节，在20年前确实令人愤慨，但时过境迁，相信多数人的评论实已趋于理性。不认识刘者，对于此事则或不知其事，或得诸传闻，不将全部资料刊布，“彼等又乌知其真相耶”？但是，最重要的理由，还在于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它虽取义于“攘夷”，实则全书主要内容还在于谈学术，“内容甚精，对于古代学术及历史发明甚至多”。即便是发挥“攘夷之义”，也绝非如今之标语宣传的文字可比，“类皆源本学术，根柢遥深，皆粹然学者之言也”。钱玄同不仅晓之理，坚持说依从表彰学术、保存史料的原则，“攘书均以刊行为宜”；而且动之以情：叔雅与申叔固为师弟，而自己与申叔“亦谊兼师友”。昔年同为同盟会员，对申叔敬爱有加，对其后来的遭际也不胜悯惜。申叔去世十多年了，今有幸刊行遗书，“弟幸获在顾问之列，以为凡申叔有价值之文章，必当乘此机缘，为之刊布，故不愿意独缺此攘书一种也”。[12] 应当说，钱玄同的上述意见，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但是，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对方不予理睬，故次年3月9日钱玄同致书郑裕孚，重申自己的意见：“总之，刘君之学，近世所稀有，而其晚节实有可议。叔雅虽欲讳饰，固不必，而如某君（非指马君）之必欲彰其过失于报端，弟亦极不以为然。”[13] 约半年后，郑裕孚忽托人传话说：“《攘书》不印了”，因为“其中有排日语，不便印”。钱玄同不胜惊诧，复信指出：“弟以为《攘书》实宜印入丛书中，……排日,绝无此事。庚子以后，辛亥以前，此十年中，国内新党，无论保皇、革命，无不联日者。抗日之事，始于民四之廿一条，而极于民廿二长城之役。刘氏书中绝无排日抗日之论也。”[14]时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排日”是敏感的问题，但《攘书》确实是“绝无此事”，那么，对方何以提出这样的借口呢？这显然与钱玄同上年4月18日的信中的下面一段话有关：“夫泛言攘夷，此在任何时代，皆不失其价值。即以今日而论，抗日非攘夷乎，打倒帝国主义非攘夷乎？四万年后，或者有打破国界之大同世界，至彼时则攘夷之义始失其价值。”[15]此话并没有错，但对方竟附会出《攘书》有“排日”的言论，足见其心劳日拙，固执之甚。不过，此后问题毕竟是解决了，对方最终同意收录《攘书》，且归钱玄同负责校勘。
如果说，钱玄同坚持收录《攘书》是反映了他不阿所好、实事求是的精神；那么，他不隐讳自己与刘师培间学术思想的分岐，拒绝“ 谦”，则同样是反映这种可贵的思想品格。《刘申叔遗书》虽印成于1936年，但其正式发行要晚到1939年。在正式刊行前不久，郑裕孚送来了由友人郭某代他拟的全书《后序》稿，请钱玄同过目。钱玄同虽然一再肯定过刘师培的学术地位和自己早期受过他的影响，但他坚决反对《后序》稿无原则抬高刘师培，无视自己与刘师培间学术思想的分岐，擅代自己做自我贬抑式的“为谦”。1938年3月1日钱玄同在给郑裕孚的信中，这样写道：“弟与申叔，朋友也，非师生也，亦非前辈后学也。少读其文，固尝受其影响，然自申叔于戊申冬回国以后直至己未冬作古，此十余年中，弟对于申叔之学，说老实话，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节有亏也，实因其思想守旧，其对于国学之见解与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近二十年来，弟读书稍多，不特对于申叔所论，不同意处甚多，即对于先师章公太炎之著作，亦多有不敢苟同者矣。故郭君之文中未免太代弟 谦，弟对于申叔不愿持此态度也。……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前二十年至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谊表彰，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弟虽无似，亦不敢以二十年以前之故步自封。故对于申叔实不愿太 谦也。”郑裕孚曾说，“郭君撰稿，多不愿他人改易”，讽示此稿不宜改动。钱玄同回答说：“但弟亦不愿他人代我 谦”。他最后断然表示：“申叔晚年之学，弟实不‘服膺’’，而‘拜见’一语，弟即对于先师章公尚不愿用，况申叔乎。故此两处不能不改。”[16]在钱玄同的强烈要求下，稿子后来作了修改。显然，这里钱玄同的态度不是不“谦虚”，而是坚持不愿做违心之论。他的意见既符合历史实际，更体现了自己立下的编辑亡友遗书的基本原则。
从“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指导思想出发，钱玄同从一开始便建议，应尽可能让更多熟悉刘师培的旧友在未来的遗书中留下自己的文字，尤其要找到一两位学术深邃的革命元老题字写序，以增加全书的历史厚重感，引导人们正确解读这位醇驳互见的传主和扩大本书的社会影响。他在致郑裕孚的书中说：“故弟始终欲得一二革命元老（且必须学术精邃者），为此书撰序题字，使世人知刘氏行为虽有可议，而其学决不可因此而埋没，且决非一二不甚认识中国字之西教徒如某君者所可妄肆诋毁者也。”在钱玄同看来，其最佳人选，又非蔡元培、章太炎莫属。他认为，蔡对刘师培始终如一，情深谊笃，其人品学品，无人不表敬意，且为党国元老，若能争取他的支持，影响实巨。他亲自写信请蔡元培撰序并题写书名：“刘申叔先生遗书”，后者果然很快应允，并表示大力支持。但对于章太炎，钱玄同却颇费斟酌。章、刘定交甚早，1908年之前，二人革命宗旨与学术旨趣，均相契合，过往甚密。章爱惜刘之才华，即便是在刘变节之后，还一再对他表示深切的关爱。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其时章门弟子遍布大江南北各著名学府，同样一言九鼎。由他出面撰序，自然也是最合适的。但刘师培晚年二度失节，终令章心寒，从此耻与为伍。章曾为苏曼殊、黄节、黄侃等许多故旧的辞世送去挽联，寄托哀思，于刘独无所表示；自定《年谱》忆及多少友人，于刘却讳莫如深。反之，分别写于1914年、1934年的《苏元瑛记事》、《黄季刚墓志铭》，却一反过去，对刘的变节与附逆一再作鞭挞，足见其失望之深。钱玄同自然深知这一点，他既表示晚年的章太炎于“过去恩怨或可淡然若忘”，“姑且冒险进言，且看结果如何”，[17]又担心事与愿违，举棋不定。他在写给蔡元培求序的信中说：“玄同本拟请两先生各撰一文，而因先师与申叔凶终隙末，恐其或有谴呵之语，反失表彰之义，故屡欲去书请书，而迟回审顾，卒未果行。”[18] 然而，正是在此期间，黄侃与章太炎相继辞世，令钱玄同追悔莫及。作为补救措施，他后来收录了章太炎的与刘师培书等十篇文章及黄的相关文两篇，并加按了语。遗书最终收录了包括蔡元培、钱玄同、张继、汪东、南桂馨等在内刘师培故交旧友的十篇文字，其中蔡的《刘君申叔事略》和钱的序，最为重要。这些文字和章、黄的文章，无疑都加重了遗书的历史厚重感，达到了钱玄同所追求的效果。
可以说，钱玄同提出并坚持“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指导原则，是刘师培遗书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固然，刘师培遗书的成功，最终还得益于它资料较为完备，编辑体例严谨与校勘之认真。钱玄同既是旧友又是专家，这使他有可能对编辑中的许多学术与技术问题，作“同情的理解”（陈寅恪语）和合乎学术规范的科学判断。
刘师培去世时虽然年仅36岁，但一生勤奋著述，总数多达约400万字，在民国初年的同辈学者中，位居前列。遗书的资料来源有三：已出版的著作，刊登于各杂志的著述和仪征刘家的藏稿。资料的收集非易，钱玄同的出力为多。黎锦熙说，“除《国粹学报》《左文集》等和直接向仪征刘家征得的遗稿外，大部分都是钱先生旧存与逛厂甸陆续得来的材料”。[19]这只是一种情况。钱玄同是学者，他通过学术人脉，更易于找到相关资料的线索。他“智取”黄侃藏稿，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钱玄知道黄侃手头藏有刘部分书稿，但因彼此失和，不便去借，一时束手无策。后来他通过吴承仕知道其友人、河南大学教授邵次公曾借黄侃所藏《西汉周官师说考》，录有副本。又有某君又向邵君转录副本。他兴奋地写信给郑裕孚说：先生只需访吴承仕，托人向邵或某君转借抄录，“如此，则此书竟能印全帙矣，岂非大快事！黄藏周礼、仪礼两注，以前我们认为最无办法者，今周礼有黄氏油印本，当由弟向其门人陆宗达君借校，仪礼可由检斋去向邵君借抄。此最难得圆满解决之问题，从此竟有解决之方法矣。”[20]其用力之勤，可见一斑。刘师培不仅著述量大，且喜欢改写旧作后重行发表，加之前后期思想变迁甚大，底稿涂抹难识，钞稿坊刻也多有疏误，这都增加了编辑校勘的难度。钱玄同因之与任校勘的郑裕孚时有磋商，留下的往还书信竟有数十封之多。从总体上看，钱玄同提出的以下主要意见，关乎全书体例，显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一，要尊重作者在不同时期著文时的署名。刘师培在不同时期的著述，曾分别用“光汉”、“申叔”、“师培”的署名。不了解刘师培的编辑，总以为74种遗书似皆可用“师培”。但钱玄同以为，“然此法殊未见当”。[21]他指出，“各种署名，或用光汉，或有师培，全是时代关系”。[22]刘初名“师培”，1903年至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诸人相识，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遂更名“光汉”。用“光汉”的时期约5年，即从1903年夏至1908年秋。但其中1907年秋至于1908年秋，刘的思想转向无政府主义，故此一年中又常以“申叔”为名，“光汉”二字渐已少用。1908年秋至于1919年冬去世，其间均复用“师培”旧名。钱玄同强调，必须尊重作者的署名，因为不同的署名反映了不同时期作者的思想与的取向，尤其是署名“光汉”，更是代表了刘师培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他说：“因刘君之更名‘光汉’实有重大之意义在，用此名之时期，刘君识见之新颖，与夫思想之超卓，不独为其个人之历史中最宜表彰之事，即在民国纪元以前二十余年间，有新思想之国学诸彦中，亦有甚至高之地位。故凡原署‘光汉’之著作，皆当一循其旧，不可改署‘师培’也”。[23]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1903年至1906年，除“国学教科书”五种署“师培”外，此期刘的文章皆署“光汉”，但1907年后，复皆署“师培”。这是因为，1907年刘避祸日本，“光汉”之名不能再见于国内报刊，所以从此《国粹学报》中的文章也都只能改署“师培”了。而教科书须经清政府学部审定，不便署“光汉”，只好一开始就署“师培”。钱玄同主张，在署名的问题上要尊重历史，一循其旧。其实，钱玄同本人文章的署名，就别具深意，常缘时代的变动而变动：晚清参加同盟会，主张排满兴汉，易名“钱夏”；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复古，多署名“疑古”；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再恢复“钱夏”，以表爱国不屈之志。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强调尊重刘师培不同时期著述的署名，不仅意在尊重历史，更重要还在于突显刘师培思想的阶段性：“……‘光汉’、‘申叔’、‘师培’，恰好表示申叔君三个时代，故署名及年月日均不可册去”。[24]
其二，重视考定文章的写作年代。钱玄同认为，“文辞撰作之年代与作者之思想见解及环境极有关系”，[25]尤其是刘师培，思想激烈而多变，文章常不注明写作年代，旧文复时常改写，考定其著述的具体年代，就显得更加重要。他在与郑裕孚的信中特别强调说：“鄙意最注意者为年代。同一性质之文字，若两篇所作之时间隔了数年或者至十年以上，见解必有不同乃至相反。凡学者大抵皆然，而刘君尤甚，缘彼之思想前后几经数次之剧变也。故编定次序时，文之性质尚易作，文之时间先后，实须大费研究考证方能定夺。”[26]刘师培的《民族志》，最初不能确定其出版时间，后钱玄同考宋教仁的日记《我之历史》，发现于是1905年8月2日记有“鄂友寄来《中国民族志》”一语，遂认定此书作于1905年或者1904年，“今姑系之前七年（1905年）”。[27]此外，《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某君孔子生日演说稿书后》、《普告汉人》、《清儒得失论》、《新方言序》、《废旧历论》诸文的年代，他也都作了考订。可见其慎重。最后钱玄同规定这样的原则：收录的遗书，凡能确知写作年代者，于目录下皆注明某年。其不能确知者，采自杂志的则注明所刊杂志的期号及出版年代。但要说明：刘师培刊于《政艺通报》、《国粹学报》的文章，一般都是随撰随登，相去不远，而后来在《四川国学杂志》等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与写作时间相去数年。同时，杂志中有一书连载一年以上者，只注始刊之年。如《国学发微》，1905-1906年在《国粹学报》连载，只注“前七年”。录自原稿，无法确定年代者，只好付诸阙如。后来的《刘申叔遗书总目》对每种遗书，都依上述原则注明了年代，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
其三，注意全书体例的统一。这包括有：（1）保持遗书的原貌，除了尊重作者的署名外，其书中的一些用字，如“夷”、“建虏”等也不应改动。钱玄同致书郑裕孚强调说：“惟其中‘夷’、‘建虏’等字，请照原印，勿改为口口，以存历史之真相，至荷！”[28]（2）各书名用字统一。刘师培的许多书名用字岐出，如《老子 补》、《春秋繁露校补》等，“ ”为古字，“校”为今字。钱玄同以为，“刘氏撰文时大概随便写，但现在如能划一最好”。“鄙意划一作‘ ’，因申叔爱写古字也”。[29]（3）“凡一书有两种或三种考释者，概以后撰者列前，前撰者列后”。[30]钱玄同以为，后撰者应认为定本，故列于前，作为正本；前撰者应认为初稿，故列于后，作为附录。同时，凡书名题“补释”者均为前撰本，题“校补”者均为后撰本，故均以“校补”列前，而以“补释”列后。例如，今《晏子春秋考定》共有三本，其最后者当列于最前：第一，《晏子春秋校补定本》，第二《晏子春为校补》，第三《晏子春秋补释》。（4）教科书和讲义之名不能改。刘师培著有伦理、经学、文学、历史、地理共五种教科书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一种。郑裕孚主张删去“教科书”及“讲义”字样，改为“伦”、“文学史”等书名。钱玄同不以为然，他认为，刘师培撰此书时本为教科书而作，故一切体例均照教科书的办法，如每册均分六课。他的序例不但为教科书而发，且是为中国教科书而发。“事实既如此，则若改去教科书字样，反将失其原意”。不仅如此，即便改名也不通。如“伦理教科书”改“伦理学”就不妥，因原书是讲伦理常识，不足言“学”。“今既重刊刘氏遗书，似以存真为宜。盖此五书者，论内容固远过于坊间所编，特色甚多，可供学者研究，而论体例，则实是教科书也”。《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共五课，内容材料精详，体例结构不免散漫，实为讲稿，不过备讲堂讲解之用，称讲义“颇足见其高出寻常讲义，若直认为文学史，则反觉组织之有缺点矣”。[31]刘师培编撰的上述教科书，在近代我国教科书史上有自己独特的价值。钱玄同坚持不能改书名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说，上述他以“申叔爱写古字”为由，主张将书名“ 补”、“校补”划一作“ 补”，是体现了对古人“同情的理解”；那未，就应当说，他坚持“教科书”、“讲义”不容删，则是充分体现了专家者言了。
在对诸如上述问题深思熟虑之后，钱玄同为《刘申叔遗书》编次了“总目”，即设计了全书的体例。“总目”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全书目录，内含：一，《左 年表》、《左 著述系年》（皆钱所制）、师友撰序及章太炎、黄侃关于申叔之文。二，所录74种遗书分六类编次：甲，论群经及小学；乙 ，论学术及文辞；丙，群书校释；丁，诗文集；戊，读书记；己，学校教本。三，跋、后序、校勘记。第二部分，全书说明，包括资料来源、体例构想，以及需要特别说明的有关问题。编书之初，1934年5月18日，钱玄同在与郑裕孚的信中就提出：“凡此之类，鄙意将来均在总目内说明，弟拟仿‘提要’办法，凡成书之年月、内容之各本异同、录自何去何从种杂志之类，均一一注明，凡一切纠纷问题，均于此总目中解决之，则印书可省许多麻烦也。”[32]说明长达八千余字，集中表达了钱玄同在编辑遗书过程中的许多思考。黎锦熙后来回忆说：“我于‘七七’事变后离平时，《刘申叔先生遗书》只差两三种未印成，而钱先生所编全书的目次，体例精严，曾与我几经商改，算定稿了。”[33]这说明，黎锦熙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全书体例的构建。凡是读过《刘申叔遗书》的人，都会感到本书使用方便，由“总目”所规范和体现的全书体例，层次分明，十分严谨。
钱玄同在指导遗书编辑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一位杰出学者严谨的学风。这不仅是指他提出了“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指导原则，和设计了严谨的全书体例，而且还在于，他在具体的编辑校勘工作中，严于把关，一丝不苟。正是钱玄同发现了拟收录的两册《群经总义讲录》虽署名“仪征刘师培”，实为廖季平所编的讲义，乃书贾作伪。他还发现了刘师培《读某君孔子生日演说稿书后》所附的《某君孔子生日纪念会演说词》一文，其中的“某君”有可能是蔡元培，即将抄稿寄沪询蔡，结果得到了证实。钱玄同亲自承担《左 外集》、《攘书》、《中国文学教科书》等书的编辑校勘工作，其中《左外集》20卷，收录文章337篇，写作时间跨度长达18年，是74种遗书中篇幅最大（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内容最丰富，也是最为复杂繁难的一种。钱玄同为之编次的目录及说明，长达七千字。他主张编辑校勘要坚持两点：一是多版本要互校。他对郑裕孚说：“鄙意凡一书今已知其数种杂志刊载或别有抄本及刻本者，似宜暂缓付刊。先取各本互校一过，校在一个本子上，作为定本而后付刊。”他自己也是坚持这样做的。在同一信中，他写道：“春秋繁露校补之题记，弟此时亦无法作圆满之答复，因手中适无此志也。弟日内拟将所有刘君各文刊在数种杂志者，查明列一表，再校其中之异同，至彼时方能将尊问圆满答复，拟请稍缓数日再行奉答。”[34]又如，《庄子校补》登载之杂志最多，钱玄同看到的有四种：《雅言》、《中国学报》、《四川国学杂志》、《国故钩沉》。他说，曾将《雅言》与《中国学报》本对勘，发现多了几条。又将《四川国学杂志》与《中国学报》逐条对勘，知其全同。据考，“此文刊登雅言，在民三之七、八、九月，四川国学杂志在民三之一、二两月，中国学报在民五之一月，最早之四川国学杂志与最晚之中国学报全同，知此必为定本。雅言所登或尚是申叔民二在山西时之寄稿迟登者也。鄙意以据中国学报来刊行为是”。[35]其严谨有若此者。二是有问题“根据原稿解决，不用吾侪主观解决”。[36]钱玄同十分重视仪征的刘家藏稿，以为许多问题可以通过与底稿校勘后得以解决，而不赞成在未与藏稿比对之前，即凭主观臆断，匆忙付印。所以他一再催促，问刘家藏稿何时寄到，必得一阅。刘师培对《白虎通义》的校补考释用功极深，钱玄同说，该书“分析极为精当，虽廖廖数语，实是一字千金，于经学上有极大之功绩”，“若次羽所藏为全璧，则真获得拱璧矣”。[37]但是，郑裕初等人不等藏稿寄到，就匆忙要将《白虎通义定本》付印，并将校样寄给了钱玄同。钱玄同极表反对：“如此付印，鄙意以为未妥”。他说，刘家藏稿目录中明明列有《白虎通义定本》，我们既打算将此书付印，自然最好是应当将家稿借来抄出，“再行付印为宜”。如所藏为著者手稿，固然最好，即非手稿，假定是《四川国学杂志》中之木刻本，也当胜于现在的确良伦氏抄本，因伦氏抄本当即系据四川木刻本。且所藏是否全璧虽不可知，但肯定不至于像伦氏抄本之缺序及卷一。况且伦氏抄本也许误字更多。“故弟极希望先生早日向次羽借得家藏本而始付印也”。[38]由于钱玄同的坚持，《白虎通义定本》最终改用了藏稿，果如所料，藏稿虽非手稿，却是《四川国学杂志》木刻本，优于伦氏抄本。
钱玄同承担刘师培遗书编辑工作时已是晚年，百病缠身，身体状况极差。1934年冬，一次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课时，头目眩晕，几乎倾倒。从此，“看不清东西，写字歪斜，伏案工作，每次总不能超过一小时”。[39]其时，钱玄同任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驻干事（后改名国语推行委员会），在授课之余还承担着《简化字表》的编制工作。此外，他还受业师章太炎的委托，与吴承仁共同编辑《章氏丛书续编》，且因病滞迟和同事间言，一时备受委屈。[40]在这种情况下，钱玄同还能对刘申叔遗书如此投入，一丝不苟，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表现了怎样的敬业精神！所以，毫不足奇，庐沟桥事变后，张饼家先生向离京在外的黎锦熙报告钱玄同的近况时，这样说：“（《刘申叔遗书》）未印竣的有一种是讲三《礼》的，为了此书，他翻阅三《礼》一类的书来校订原稿上的错误。这位时常患血压高的钱先生，在情绪极形恶劣之下，还如是之孜孜不倦！”[41] 钱玄同严于律己，在他与郑裕孚的通信中，我们却常可读到这样自谴的话：“弟因事冗，且攘书中误字太多，常须检原书对勘，故今日尚未校完，……得暇必当陆续校完奉上”；“（本当早日完成）不意反因弟之俗冗，致 阁多日，内心负疚，实无穷极。今后室内安炉，可以安坐，必当一一续办也”；“连日天气酷热，弟头脑昏脑涨，四肢无力，时时昏昏欲睡，故不能努力工作。日前又痛遭先师章太炎师先生之丧，噩耗传来，中心震悼，莫可言喻”。[42]钱玄同为全书作序，稿成于1937年3月31日，次年11月拟修改后付印，未告竣，不幸于1939年1月17日突发脑溢血逝世。他躬亲刘申叔遗书前后五年，可谓生死以之。
钱玄同实际主持全书的编辑工作，却不愿居其名。黎锦熙的序原有“钱君董其成”一句，他坚持删去，后改为：“穷搜报志，广征遗文，精校异同，顺次时序，悉存其真，则钱君之力为多也”。郑裕孚的序也谓：“兹书之就，赖诸君辐辏并力，而尤以吴兴钱公玄同商榷之功为最多”。“佚稿之旁搜，总目之编次，胥繇公力疾任之。遇有滞疑，辄与予书疏往还，必得当而后已”，钱玄同却都仍嫌过誉，堪称大家之风范。
三
钱玄同终为全书写了一篇五千言的序，复令《刘申叔遗书》增色不少。
钱玄同起初就曾表示最后要为全书作一篇序，后因身体欠佳，又表示不拟作序了。但是，1938年1月31日，他在给郑裕孚的信中突然又郑重表示一定要写序了：“弟以前本拟撰一序，去年因精力衰惫而止。今读各人之序，除劭西之意略近弟外（然亦嫌其太略），余人之论左庵学术，皆甚不相近。弟既略效绵薄，助成刊刻亡友遗著，而三十年来对于申叔之学，亦有管见欲述者（与他人所见颇多不同之点），故现在仍拟撰此序文，特此奉达。”[43]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在写此信后一年即病逝了，说明当时他的身体状况不但没有改善，且每况愈下。同时，他还有很重的全书“总目”包括说明要写。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钱玄同改变主意，决心不顾体弱，一定要写这篇序言呢？信中实已说得明白：对各人序言多不满意，“有管见欲述”即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是时钱玄同看到的旧友撰序共六篇，除黎锦熙序外，对刘师培多停留于泛泛的颂扬，而于其政治思想的变迁、学术成就及其前后期之异趋得失，无所论列，几于全然不顾。黎锦熙的序具体地肯定了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引进西方学术思想，对于促进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化，有荜路蓝缕之功。钱玄同以为黎意虽与自己略近，但失之过略。他作为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国学大家，又刚刚主持编辑了刘申叔的遗书，熟悉刘的人生与学术。他一定觉得，特别是在同样熟悉刘师培学术的章太炎、黄侃去世之后，自己有责任对亡友的一生学术包括其成就与失误，作出实事求是的与评价，以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津梁。
钱玄同的序，视野开阔，气势宏大。序文开宗明义，便从半个世纪以来学术思潮的大势上，为刘师培的学术成就作了鲜明而崇高的定位。他指出：“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思想文化者，亦最钜”。此新运动可分为两期，前期始于1884年，后期始于1917年。前期值晚清政治不纲，学术衰堕，好学深思之士因之奋起，斥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沈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这是革故鼎新的“黎明运动”，“在当时之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有包括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十二位，而刘师培继承家学，“蕴蓄既富，思力又锐”，是当中最年轻的。钱玄同显然是将刘师培视为推动中国学术早期近代化最重要的少数几位巨擘之一。这种定位与上述几篇序言泛泛的颂扬之词，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此一定位容在可商，但钱玄同的观点显然是值得重视的。钱玄同识见的卓越还在于，他不像一些旧友讳言刘早期主张排满革命，相反，却浓墨重彩给予了表彰。他说，“颠覆清廷，以建立民国之运动，实为彼时最重要之时代思潮”，刘初至上海，适值此思潮汹涌澎湃之时，“亦即加入此运动”。所撰《中国民约精义》、《攘书》等重要著作，“亦频频及此二义”。他指出，1907年后刘曾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也不讳言刘晚节有亏，但仅说晚期“倡君政复古之说，则与前期绝异矣”一句，言简而意赅。
同时，由是以进，钱玄同又认为，与政治取向的变迁相应，以1908年为界，刘师培的学术研究也有前后期之别。“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刘师培的著述最精要者有四：一，论古今学术思想；二，论小学；三，论经学；四，校释群书。其论古今学术思想的文章，皆为前期所作，以《周末学术史序》等为最精。章太炎盛赞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说：“真能洞见社会之沿革种性之蕃变者”。对于刘的著述也应当作如是观。其小学研究，前期有三大建树：一是“就字音推求字义”，使前人开创的学说，“益加恢廓”；二是“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三是“用古语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语”。三者“皆极精卓”。后期研究则相反，墨守《说文》，于注音通用字，主于《说文》中求本字；于新增事物，主于《说文》取古字名之，反对新字新词。其于经学，“前期解经，喜实事求是，喜阐发经中粹言，故虽偏重古文，偏重左氏，偏重汉儒经说，实亦不专以此自限”，但后期却走向“竺信汉儒经说甚坚”。其于群书校释，前后期皆有，以后期为多，“覃思精研究，期得至当”。
钱玄同不愧是大手笔，序的篇幅不长，但它对于刘师培大起大落、毁誉参半的一生，尤其是对其学术思想的评说，却是十分客观，也是十分深刻的。不管人们是否都赞同这篇序言的观点，它无疑是其时全面、客观和认真研究刘师培的第一篇高水准的学术。既便从今天看，它也仍然具有重要学术的价值。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钱玄同主持编辑刘申叔遗书和尽生命的最后一搏写就的序，而是将之作为考察新文化运动后钱玄同思想变动及其人格魅力的一个新视角，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中引出两点认识：
其一，思想由偏激渐归平和。人所共知，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同时也是思想最为偏激的几代表性人物之一。“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都曾是他骇人听闻的主张。但是，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后，钱玄同的思想便开始渐趋于平和。他曾对友人说：“我近来思想稍有变动，回想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44]1926年4月，他在与友人书中又说，自己“早已变成‘古今中外派’了”。他表示应当改变过去的偏激，允许别人研究孔学与旧文学。他写道：“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也也’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下旧文学，鳃理而整理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45]钱玄同晚年用长达五年的时间，为刘师培精心整理刊行遗书，这本身就是他思想归于平和的重要表征。刘师培的学术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经学、小学与群书的校勘，他极力表彰刘的学术，对其精要著作视若“拱璧”，誉之为“一字千金”，其前提显然已超出了对刘的表彰，而预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在这里，先期主张“废孔教”、“废汉文”一类的偏激，已不复存在。同时，钱玄同将近五十多年来的中国学术革新运动，分为一脉相承前后两个时期，充分肯定了以康有为、梁启启、章太炎等为代表的第一期是“黎明时期”，“沾溉来学者实无穷极”。1917年以来的第二期，虽然较之前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且“今兹方在进展之途中”，但它是前期的学术革新运动的继承与发展。他甚至这样说：刘师培主张“宜减省汉字划，宜添造新字，宜改易不适用旧训，宜提倡白话文，宜改用拼音字，宜统一国语，凡此数端，甚为切要，近二十年来均次第着手进行。刘君于三十年前已能见到，可谓先知先觉矣。”[46]他不仅一般地肯定了文化的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而且也具体地肯定了自己参与其中的新文化运动与国语运动，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这木。在这里，钱玄同先期片面强调新旧对立与摒弃传统的绝对化倾向，显然也已经克服了。钱玄同曾表示，将来这篇序，可以用白话文写，也可以用文言文写，“如精神稍好，欲其达意精切，则用白话作之，如精神不佳，且只说得含糊一点，则仍用文言，可较省力”。[47]关于白话文与文言文，新文学与旧文学的争论，曾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更视之若水火不能相容的两极，力主白话文与新文学。但现在钱玄同不仅承认二者各有所长，且他的序最终是用文言写成。钱玄同并未后退，但他的文化思想确实愈趋理性与平和了。
其二，平实通达的性情中人。全面看待钱玄同的性情品格，是正确认识钱玄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钱玄同，以往不少的记载多说他偏激，说话好走极端，常与一些朋友闹意气，心胸不免狭小。但这未必全面、准确。例如，黎锦熙就说：“（他）有时说话过分，须知他是愤激之谈，等到发作过了，他仍返于至情至理，中庸得很”。周作人也说：“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48]钱玄同这更为本质的一面，显然常常是被人忽略了。而他精心主持刊行刘申叔遗书，却使我们更多地理解了这一点。钱玄同对于晚节有亏的刘师培，“始怨而终谅”，不仅如此，对亡友常怀情感。他与郑裕孚书说：“申叔先生遗像，承赐一纸，尤感。此像当是戊申年所摄（申叔这年廿五岁），睹此遗影，怀我亡友，倍增惨怆。”[49]他自己也曾想编文集，没有时间去做，但晚年却不惜花五年的时间，力疾为亡友刊行遗书。他实事求是地高度评价了刘师培的学术地位，且于早年刘对自己的学术赐予，感念不忘。1936年黄侃去世时，他送了挽联，并于是年《制言》发表时，特意加注回顾了与黄订交及失和的经过，深表后悔之意。他希望章太炎、黄侃能为刘申叔遗书留下一些文字，未能如愿，复积极补救，终将二人的一些相关文章收了本书，使刊行的遗书更显完整厚实，用心良苦。应当承认，上述钱玄同默默地为亡友，为学术发展所做的一切，难能可贵，事实上也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这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他是一位平实通达、心胸开阔的性情中人。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中写的下面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刘先生是四代家传治‘《秋左氏传》之‘古文’经学家，是清末的革命党，又转变为清臣端方之侦探，入民国又为拥袁为帝的六君子之一，正当‘五四’运动时没于北大教授任内，是章太炎先生‘道不同’的旧交，是黄季刚先生‘年相若’的老师，而钱先生这几年病中如此出力给这位故友编校遗书，就可见他不分门户，不计短长之纯粹的‘’精神了”。[50]
要言之，钱玄同力疾刊行《刘申叔遗书》，为亡友，为中国学术发展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同时，也充分地展示了自己平实通达、至情至理的人格魅力。
[1] 1997年6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印影本，改书名为《刘师培全集》。
[2]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著《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86页，齐鲁出版社，1986年。
[3] 《黎锦熙序》，见《刘师培全集》。
[4] 《钱玄同序》，见《刘师培全集》
[5] 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48页。
[6]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5页。
[7]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88页。
[8] 《钱玄同文集》第6卷， 第187页。
[9]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2页。
[10]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3页。
[11] 《警钟日报》1904年4月14日“广告”。
[12]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1-193页。
[13]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8页。
[14]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33页。
[15]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2页。
[16]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99、300页。
[17]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8页。
[18]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77页。
[19] 《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86页。
[20]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4页。
[21] 《刘申叔遗书总目》。
[22]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2页。
[23] 《刘申叔遗书总目》。
[24]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72页。
[25] 《刘师培全集》（三），第105页。
[26]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29页。
[27] 《刘申叔遗书总目》
[28]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41页。
[29]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0页。
[30]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26页。
[31]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03、204页。
[32]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05页。
[33] 《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86页。
[34]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89、190页。
[35]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7页。
[36]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00页。
[37]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0页。
[38]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0页。
[39] 秉雄、三强、德重：《回忆我们的父亲—钱玄同》，见曹述敬《钱玄同年普》附录，第248页。
[40] 曹述敬：《钱玄同年谱》“后记”。
[41]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普》附录，第186页。
[42]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4、215、271页。
[43]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98页。
[44]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18页。
[45]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5页。有论者以为钱玄同写此信的时间，实际还要早几年，文集标明的时间不准确。
[46] 《钱玄同序》。
[47]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89页。
[48] 曹述敬：《钱玄同年谱》“后记”，第275页。
[49]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1页。
[50] 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86-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