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对于汉代外戚研究状况述评

　   摘要：汉代外戚在上一直是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群体。许多年来，人们从未曾忽视对这个群体的研究。本文目的即是对近20年的研究成果做一。近年来的研究多集中在外戚这个专题上，更确切地说是集中在外戚政治的出现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上。研究角度是多方面的，"权力均衡"、"集团利益"等成了新的研究视角。此外近些年也开展了对在外戚政治中产生巨大影响的外戚个人的进一步研究。对于外戚个人的历史作用能够客观评价。本文还将目前开展的外戚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概括成五点，以备将来进一步研究。

　　Abstract: the power groups of emperors` mothers or wives in the Han dynasties are very attractive. In the passed years, people have never ingored the study of the special groups. The goal of the paper is to summarize the present state about the study of the power groups of emperors` mothers or wives. It`s very clear, most studys are about petticoat influence. Today, the points of the study become more and more.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benefit of group" are knowed as new study points. Arpart from that, the study also includes the person who had acted important role in the petticoat influence .It`s a very great development ,that the objective enveluations were gived to the ralatives of an emperors` mothers or wives. Lastly, in the paper the defects of the recent study were summarized five clauses, getting ready for the father stu

　　外戚，按照正史后妃纪、传及外戚传的记载，其成份是指皇室的外姓亲属以及后妃系统的亲族，还包括皇家公主的夫族。实际上，他（她）们是一个直接依附于太后、皇后或皇帝宠妃的裙带集团。其中又以汉代的外戚集团最为活跃，所以他们一直倍受关注。从司马迁作《史记》始，即有《外戚世家》的记载，清代赵翼论《廿二史札记·汉代后妃多出低贱》，至今研究一直未中断。近20年间,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但研究专著较少，仅李禹阶、秦学颀所著《外戚与皇权》（西南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是以汉代外戚为主，对外戚集团的出现和长久存在及其与皇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专著。其他，朱雷著《外戚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汪高鑫编著《外戚秘录》（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李家鸿著《历代祸患丛书--外戚之祸》（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等书则都属对于外戚活动的史实记载。但这一期有关汉代外戚的却很多。

　　一、总体看来，近年来的研究重心集中在外戚政治上

（一） 研究重点--外戚政治形成的原因及外戚政治的表现。

　　外戚政治一贯被认为是中国宗法专制主义的毒瘤。对于它形成的原因，张志哲认为所谓外戚政治是由于后妃参政而引起的封建政治体制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是封建王朝宫廷政治的必然产物（《论外戚政治》，福建，1986年第1期）。文章从皇帝的婚姻制度来解释外戚政治，对皇帝制度也略有所涉及，但这仅是解释了外戚政治产生的直接原因，至于深层次的原因则未解释清楚。而李禹阶在《外戚政治与君主专制制度》（西南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一文中则从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身弊病来解释外戚政治产生的必然性。他认为：首先，外戚干政是封建社会君主专制政治内部矛盾的附产物；其次，外戚政治是君主继承制难产的必然趋势；再次，外戚干政往往源于皇权某种政治目的的需要。总之，在政治体制上，外戚政治是解决中国文官制度对专制制度离心力的一种补充手段。它的存在制约与抑制了流官性的官僚制度对皇权歧异趋向，加强了专制制度的孤立性、专断性。至于外戚政治的表现，两文认识基本相同，即：控制中枢、操纵国政；拉帮结派、朋比为党；玩弄阴谋、擅断朝政；暴虐腐化，秽乱宫闱。

　　朱子彦在分析外戚政治形成原因时，他的思路则有异于上述两文。他对两汉外戚参政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西汉外戚政治的形成是受汉初政治格局影响，而东汉外戚政治的出现则含有皇帝笼络功臣的因素。当然，总体看来，汉代外戚之所以能擅权，还是由于皇帝的宠信和加强皇权的需要（《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4期）。

　　上述文章以整个汉代外戚政治为例进行分析。而栾保群《由西汉外戚专政谈外戚与皇权的关系》（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一文则仅以西汉为例探讨外戚政治的形成原因及其与皇权的关系。在西汉，外戚政治的与西汉皇权的集权化程度呈正比，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皇权专制的一种形式。同样，秦学颀则针对东汉前期外戚都出自士族这一有别于西汉外戚多出身微贱的历史现象，研究了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的特殊关系，认为二者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西南师大学报 ，1995年第1期）。

　　在众多的关于外戚政治的文章中，笔者认为宫廷威《两汉外戚擅政原因浅析》（汉中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一文分析、论证的最为全面。作者区分了外戚辅政与外戚擅政的不同，而我们所注重的两汉外戚政治则更多的是外戚擅政。对于外戚擅政的原因，作者从政治、和宗法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全面和客观。这不像现在大多数文章更多地从政治方面找原因。

（二） 研究角度

　　1、 皇权与外戚政治
　　（1） 从尚书职权的变化为研究突破点进行研究。典型的如余行迈《从尚书职权的变化看两汉中央集权与外戚宦官专政的关系》（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作者就从两汉内朝官尚书职权的变化入手研究。文章认为皇权独揽一切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它的不断加强便是皇权的不断提高。而在阶级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发展中。皇权的不断提高则往往引起内朝官的得势，外朝法定相权的被取代，正规宰相制度的被蔑弃，而外戚则由于多任内朝官而得以专权，加剧政治混乱，动摇瘫痪，瓦解中央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等等。
　　（2） 以内外朝的形成发展为研究突破点。这其中包括一系列的文章，有：苏诚鉴《论西汉"中外朝"的形成及其作用》（江淮论坛，1983年第4期）、黄宛峰《东汉三公、尚书职权辨析》（先秦、秦汉史，1991年第12期）、罗义俊《论汉武帝时代内朝的创置和健全》（先秦、秦汉史，1988年第8期）、韩养民《汉武帝时期的中外朝》（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张启琛《东汉王朝行政中枢权力的分割》（安徽史学，1988年第10期）等。这些文章都认为内朝形成的特征和标志为：天子撇开宰相，参决改革，运行政治，在内朝中任用外戚，使外戚得以把持中央权柄。可以说，外戚政治与内朝的形成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3） 从官制入手研究。可以说这是一种综合的全面的研究，如秦学颀《汉代官制与外戚政治》一文，就以汉武帝为界，将汉代官制的发展分为前后两阶段进行比较研究。作者以为就中央官制而言，最为重要的变化，一是宰相制度由丞相制变为三公制；二是内朝的设立和权力的发展，凌驾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之上。但这两方面的变化都与外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最后都集中到由外戚内干枢机，外控军政，为外戚专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可以说外戚政治乃是中央官制发展变化的枢纽（南都学坛，1992年第3期）。
　　外戚政治虽与皇权间关系紧密，但上述这些文章却往往对皇帝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的概念区分不是那么明确，有混淆的迹象。
　　2、后妃制度
　　外戚一直被认为是皇帝婚姻制度的直接产物，而外戚干政也被认为是与后妃干政紧密联系。所以，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后妃制度出发研究外戚政治的文章。
　　卫广来《论西汉纳妃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通过对西汉三种纳妃方式的透视及对西汉纳妃制度的研究，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此制度在性能上已经变质，。随着宫妃人数的日益增多，外戚的势力逐步发展起来。最终导致西汉后期，外戚集团在政治上独占优势，几家外戚轮流执政，彼此争权，最后王氏获胜，王莽篡汉，刘氏江山落到姓王的手里。而卞直甫则在研究汉代后妃的历史作用时，指出外戚专权是两汉后妃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之一（《汉代后妃历史作用》，历史教学，1990年第10期）。陈思虎《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后妃问题初探》（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则从更长的时间中探讨了后妃与外戚政治的关系。
　　3、女主政治
　　皇帝幼弱、太后临朝被认为是出现外戚政治的直接原因。如：杜芳琴认为：太后临朝必援引外戚作为后盾。尤其是汉代执政太后无?quot;委事父兄"。外戚势力的扩张经常导致皇权、宦官与外戚的权力斗争和朝臣与专权外戚的正邪清浊的尖锐矛盾。这种统治层的内战常弄得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直至政权崩溃。总之，作者以为太后临朝是外戚与皇权之间联系的桥梁（《中国女主政治略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而沈宏则单就东汉一朝"干政"皇后进行研究后认为：在东汉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皇后不断临朝，她们对东汉历史上外戚、宦官的专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作者也不主张把外戚、宦官之乱都归咎于她们身上（《东汉干政皇后的历史作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此外，金铁纯《众女师范，母后表仪--东汉明帝马皇后一生》（南都学坛，1993年第4期）、李鹤庆《东汉一位有作为的皇太后》（历史知识，1986年第2期）、李润英《皇后之冠邓绥》（文史知识，1989年第8期）、王鑫义《女政治家：东汉和帝皇后邓绥》（安徽史学，1995年第2期）等一系列文章则多从侧面或反面反映了太后干政与外戚政治之间的联系。其中王鑫义的文章还在邓绥任用外戚问题上为之申辩，他认为邓绥之兄邓骘虽非上将之选，但如与东汉其他外戚相比，邓骘的优点却多于缺点，且邓骘兄弟在相当程度上能自我约拘，在贵不骄。在东汉外戚中是比较突出的。末了，作者还?quot;平心而论，在封建专政时代，哪一个统治者不重用自己的亲属，而亲属中又有几个是真正有能耐的？"其实，笔者以为重要的是解释为什么外戚政治能够长期存在，而不必要为了褒扬某人而为一些既成事实翻案。
　　4、皇帝个人
　　秦学颀《汉武帝与外戚政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一文就主要谈汉武帝个人与汉代外戚政治发展的关系。文章认为汉武帝实行"有为"政治，把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推进到一个新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汉武帝有意识地利用外戚作为维护和强化皇权的工具。他一面培植外戚势力以削夺、分割列侯和守旧大臣的军政大权；另一方面，当外戚势力发展起来后，他又施展阴谋，用亲近外戚打击疏远外戚，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而外戚势力也就在这一连串的阴谋与屠杀中急剧发展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中一个位尊权重的集团。总之，从汉武帝以后，外戚政治便与君主集权专制统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两汉政治的重要内容。从皇帝个人角度去研究外戚政治是有必要的。毕竟，不同时间段内的社会背景不同，而不同皇帝的个人素质亦不相同，对于外戚的信赖程度也有所不同。具体地分析不同时期的外戚政治是进行外戚研究的又一条途径。

　　二、近20年来由于各种社会的迅速发展，历史学也迅速发展，不仅表现在成果上，也表现在新的研究理论及研究角度的运用上

　　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论文，开始从集团的角度来研究汉代外戚政治。它们将权力视为一个整体，不同集团间要保持权利均衡。为保持均衡，外戚被皇权利用，形成了一个新的势力集团，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　

　　方燕《东汉外戚、宦官之间的斗争与士大夫的分化整合》（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将外戚、宦官、士大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利益集团。文章通过具体分析各集团间的不同利益及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从而解释士大夫与东汉外戚、宦官之间斗争的关系。作者认为，由于士人分别与外戚和宦官集团的结合，加剧了外戚与宦官之祸的烈度。秦学颀《汉初政治格局与诸吕之乱》（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则更具典型性。此文强调了"权力均衡"的重要性。作者以为：汉初，君臣之间"义"的关系较为淡薄，而"利"的关系却非常突出。这样，君臣之间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一定的利害冲突。同姓诸侯王与功臣列侯成为西汉之初内外相维的两大支柱。而吕氏外戚则以开国功臣及宗室外亲的双重身份维持着朝廷内外刘姓宗室与功臣列侯之间的平衡。而其暴兴之后的种种悖逆行为破坏?quot;权力均衡"，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金春峰《东汉末经学的衰落与党锢之祸》（先秦、秦汉史，1987年第9期）亦从权力分配的角度解释士、外戚、宦官与皇权的关系，从侧面反映了外戚政治产生的原因。

　　除了上述研究角度的新变化外，近年来对于外戚在政治上的历史作用也有了新的看法。这集中体现于刘太祥的《东汉外戚的作用》（南都学坛，1995年第1期）一文。作者认为东汉的外戚们并居权要，内侍帷幄，参与谋议，谏诤朝政；总领军戎，抗御外寇，维护治安；敦尚儒术，招贤纳士；清风亮节，律己治国，孜孜为政。他们对东汉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由于他们出身外戚，而且结局悲惨，大都被谴归乡里，或流放边郡，或因罪杀戮，也确实出现一些贪婪残暴、穷奢极欲、专权跋扈之徒，致使长期以来史学界把外戚一概贬斥?quot;皇权的异己力量"，"腐朽势力的代表"。其实，这是不公正的。不论是皇帝、外戚，抑或是宦官、官僚执政，主要看他们的政策方针是否有利于政治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幸福，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由其身份地位和结局所决定。所以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以偏盖全。笔者以为这种评价外戚历史作用的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

　　三、近年来对于外戚的研究有很大，表现在对某些有重大影响的外戚个人的研究上

　　（一） 吕后

　　作为吕氏外戚集团的核心人物，关于吕后的评价是正反皆有的。
　　邓经光《怎样评价吕后》（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胡一华《吕雉"叛国篡权"辨》（丽水师范专校学报，1991年第1期）皆属为吕后正名的文章。两文均认为：从主要方面看，吕后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对于吕后临朝，两篇文章亦认为是吕后为防止朝纲落入功臣集团之手而不得已为之。而吕氏外戚集团虽然表面上煊赫一时，声势甚大，但它依赖皇权而生存和发展，又始终为吕后所控制，并没有形成左右局势的力量。所以不应对吕后持完全批判的态度。

　　而荀德麟在《略论汉高祖吕后时期的与》（先秦、秦汉史，1986年第3期）一文中，从经济发展角度入手，对吕后横加批判。该文视吕后为一阴谋家，认为吕后临朝的8年不利于国计民生，徒增纷乱，且诸吕用事乱国。总之，在文中，吕后是无一可表的人物。笔者却以为，评价一历史人物应该客观点而不应单从某一方面去判断。并不能因为吕后是女主临朝，而对其持否定态度。

　　（二） 卫青、霍去病

　　此二人属卫氏外戚集团的成员。近年来涉及此二人的文章多数是着眼于他们的抗击匈奴方面，视他们为由军功而受封的军功侯。这类文章包括：庚才《西汉名将卫青》（历史知识，1984年第2期）、孙中家《试论卫青》（北方论丛，1985年第2期）、吕锡生《略论卫青的出身、战功、将才》（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以及王宗维《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西北大学，1982年第3期）、杨东晨《霍去病：兼谈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性质》（中学历史教学，1987年第6期）。

　　总体看来，对卫青、霍去病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因为他们抗拒匈奴的行为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且他们一直处于皇权的领导之下，没有擅权行为。

　　（三）霍光

　　霍光，在汉代外戚政治发展过程中是一很重要的人物，但专门论述他的文章在近些年中并不多。对于他的论述往往是与论述"中外朝"出现结合在一起。

　　苏诚鉴就认为：霍光以"辅政"名义，自任"大将军"，"领尚书事"以人臣而兼君上之权，并格以"治内、治外"之分，剥夺丞相召集百官议事之权；同时，拉帮结派分裂朝臣，"中外朝"体制于是形成。自此以后，就成为外戚专权，以至篡夺刘氏王朝的得力工具（《论两汉"中外朝"的形成及其作用》，江淮，1983年第4期）

　　当然，文章论及的仅是霍光与中外朝兴起的关系，对霍光的个人品质并未涉及。

　刘曙光《论汉武帝托孤》（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一文对霍光的品质持肯定态度，认为霍光是忠信之人。而吕志毅则持相反态度，认为：世人誉霍光为汉家忠臣是皮毛之见，作者认为霍光是老谋深算，精明狡黠之徒，对霍光的赞扬，画其形貌于麒麟阁是昧着天地良心，以掩人耳目之举（《论霍光》，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笔者以为，对于霍光的研究还应深入，上述文章对于霍光的评价都有失公允，不能全面地客观地给霍光一个说法。

　　（四）王莽

　　王莽是一个以外戚身份夺取皇帝宝座的人。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很低。近年来所发的一些对于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当然评价不仅关于王莽个人，还涉及王莽所进行的改革。

　　华世锐在《试评王莽及其改制》（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中指责"王莽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认为他的改制无进步意义可言。

　　但丁荣然《也评王莽及其改革》（先秦、秦汉史，1991年第12期）一文则持相反意见。文章认为王莽"篡位说"是历史的偏见，是以成败论英雄。而对王莽改革，作者也认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复杂导致改革的失败。而董旭的《对王莽的再认识》（河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霍雨佳《论王莽》（先秦秦汉史，1992年第12期）、李国宁《王莽辨》（驻马店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也都是为王莽正名的文章。认为王莽其实是西汉王朝的替罪羊。王莽改制，其实是想为贫苦人民做好事，干一番改天换地的大事业，以扬名千古，结果却是国破身亡，被后人唾骂，这也是这个空想改革家的悲剧。

　　上述两派意见，对于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无论是贬是褒，都有失之偏颇之嫌，不够客观。当然，对于王莽的评价也有较客观，能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分析的。如孟聚《王莽"篡窃"别论》（许昌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提出：在对王莽这个历史人物进行全面评价的时候，其个人品质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不应回避的问题。我们不否认，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莽代汉自王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欺虞奸诈的过程。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因而不能作为评价王莽这个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依据。而王莽代汉立新，此外，对于王莽的研也不是"篡窃"二字的内涵所能概括得了的。这是一场来自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更替，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产物。总之，在评价王莽及其改制的时候，我们不能因其品质上的某种缺陷，而对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持否定态度。

　　（五）窦宪

　　近年来对于窦宪的研究更多地涉及到他以外戚身份参与政权的行为上。

　　张启琛《论窦宪出击北匈奴》（安徽史学，1993年第3期）一文就认为窦宪出击北匈奴是东汉外戚乱政的首次典型表现；即外戚窦宪集团借助国家机器发动荒唐战争，达到了他们扩大权势，擅权乱政的目的。而罗炳舟、赵建邦《"籍外戚之权，掌国家之柄"的窦宪》（南都学坛，1991年第4期）一文则具体论述了窦宪掌权时的所作所为：专宪后宫、强侵豪夺、残害忠良、征剿匈奴、擅改旧制。文章对窦宪的评价是极低的。认为窦宪的擅权破坏了东汉中央集权制，也动摇了东汉王朝的阶级基础。

　　对于窦宪的抗击匈奴战争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具体分析的，对于战争的性质也仍有研究的价值。但遗憾的是方绳楠《东汉窦宪打击匈奴是什么性质的战争》（历史教学，1979年第5期）却属问题解答，而未对窦宪个人或此次战争有深入细致的研究。

　　四、关于近20年来史学界对于汉代外戚研究的概况大致如以上文章所述

　　总之，近20年的研究是不断深入和发展的，其程度不断加深。由初期对个人、家族等的研究转为对外戚政治长期存在必然性的探索；而且研究的角度也在不断增多，不拘泥于前人的框架，一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也被引入到外戚研究中去。但这些研究中也还存在些有待深入的不足之处：

　　首先，关于外戚研究，大多重视外戚与政治的关系，而对于外戚在经济上的地位、状况、影响以及外戚的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很少，或根本没有。

　　其次，在外戚政治的研究中，只注重研究外戚在中央的影响，而无视外戚在地方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

　　再次，对于外戚政治长期存在并发展的原因分析不够透彻。

　　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区分"中央集权制"与"皇帝制度"两个概念。这两种制度可以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在中央，这两种制度是相互冲突的；而在地方，这两种制度则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在中央，皇帝与官僚集团间存在着权力之争；而在地方，则表现为中央对地方实行集权。中央集权制实际上起到了维护皇帝制度的作用。

　　区分了上述两概念，我们则可看到在中央，皇帝与官僚集团和宗室贵族间存在权利之争，而外戚则依附于皇权，所以皇帝爱用外戚牵制其他可能瓜分皇权的势力集团。

　　可以说，皇帝制度与中央集权制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外戚政治的长期存在。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对上述论述加以补充。当然，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皇帝任用外戚，二是太后任用外戚。

　　第四，对于两汉外戚研究，应作具体分析，具体研究，而不应统而视之。因为两汉时期的状况很复杂，且各个不同时期，各种势力集团间的力量对比不一样，那么外戚在当时政治中的影响和作用也必然不一样。只有具体分析，才能得到近可能贴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第五，目前对于汉代外戚的研究还多属横向研究，即仅限于汉代一个时期，而未注意到汉代正处于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发展时期，是处于时代的变革中。且此时外戚政治所表现出的危害在历史上也最剧烈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笔者以为还应该进行一些纵向的比较研究，从中分析外戚政治出现和长期存在的原因。

　　社会科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科学也如此。但这些发展总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的。所以，本文的写作目的也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求对汉代外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