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藏学和西藏文化的几个问题
提要：本文从藏学的定义、藏学研究的起源、藏学和西藏文化的阶段及结论四个部分，阐述了对藏学研究和西藏文化的原则意见和观点。
一、定义
藏学，从其内容和一般意义考察，是一门研究藏族起源、形成、发展及社会、、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综合性。从藏学研究的本质和价值意义考察，它是中国和全人类创造的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藏族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力图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揭示西藏社会发展的本质和，通过扬弃与交流，经验，指导实践，揭示未来，促进发展而鉴别藏学研究的价值。邓小平曾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他说："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二、起源
关于藏学研究和西藏文化研究的起源，最早发端于藏族先人，其标志是：象雄、吐蕃、苏毗三大部落联盟的形成;象雄部落时期，对西藏畜牧业、音律、建筑、天文和苯教的研究；吐蕃时期，对西藏文字、藏医药、农业、牧业、天文、历算的研究；苏毗时期，对社会若干仪轨、军事、地理、水利的研究。这些研究对西藏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和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其次，是中国内地学者开展了日益广泛、系统的藏学研究，其标志是：隋末唐初（公元6世纪初）内地学者对西藏地理、文化、生产、风俗、军事、社会状况的全面考察和研究，发生了唐蕃联姻等重大事件。产生了《隋书·裴矩传》、《隋书·女国传》和后来成书的《新唐书》、《旧唐书》中的"吐蕃传"，以及《宋史》、《元史·释老传》、《明实录》、《清实录》等有大量藏学史料的典籍，还有许多木简、文书、碑铭、摩崖等藏文史料。这些为藏学史料的积累，藏学的分类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促进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外国学者对藏学的研究。其标志是：1823年，匈牙利人乔玛在西藏拉达克研习藏文，开始了西方的藏学研究。19世纪末，敦煌石窟的发现的大量藏文典籍由法国希伯和等人运往国外，为西方学者提供了第一手藏文资料。英、法、俄、美等均出现了藏学学者和一批藏学著作。从而使藏学成了一个世界性课题。
三、发展
关于藏学和西藏文化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孕育奠基期。藏学研究伴随着藏族先人在青藏高原的生存、生活、生产开始，经过18部落混战，象雄、吐蕃、苏毗三大部落鼎立，到吐蕃王朝统一全藏初期，即从公元前不久600年到公元6世纪中叶，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以对藏族人类的形成，对人与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畜牧、农耕、狩猎筹生产活动的初步总结等为内容，以口头说唱、神话传说为形式，逐步形成对天文、医学、畜牧、农耕、建筑、宗教等门类科学的初步认识。这个时期的藏学研究，虽然没有留下引人注目的、系统的文字成果，但是由于它紧紧伴随着藏族先人的生产和生活，所以，对西藏社会的发展和对迄今为止的藏学研究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至今仍是许多藏学家关注的重点。第二阶段：全面成长期。从吐蕃王朝兴起到萨迦王朝时期，相当于中国内地唐初至元代，即公元6世纪至公元13世纪中叶，约700年时间。期间，由于西藏地方政权统一，社会相对安稳，生产发展,对外交往频繁，藏学和西藏文化的研究涉猎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不少领域取得了至今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特征是：第一，在天文学、藏医药学、建筑学、绘画、语言文字等领域，成就卓著。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指派吞弥·桑布扎对各地不同藏文进行大量整理、规范，编著了8种文体书籍，其中的《虚字论》和《字音强弱论》将藏文规范为30个字母，并阐述了字母的结合方式和语法、词义、音势的变化规律。吞弥·桑布扎创造的藏文一直使用至今。藏医在吐蕃时期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到公元8世纪，宇拓云丹贡布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广泛吸取了汉地传来的医药科学，编撰、修订，完成了藏医药学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经典著作《四部医典》，至今仍是藏医药学的必修课本。第二，对外交流十分广泛，对藏学和西藏文化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仅以与中国内地交往为例，据《唐蕃交聘表》统计，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唐蕃使臣往来共290余次，其中唐使入蕃100余次，蕃使入唐180余次；据《西藏王统计》记载，吐蕃朗日松赞时期，从"汉地传来了医药和历算"，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来了大量汉地书籍，其中有：治404种病的医方，医学论著4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占卜历算书60种，汉地五行图径300部；金城公主进藏时,再次带来大量书籍，其中有《月王药诊》105章，随金城公主一起进藏的医师与西藏的医师一起，撰写了15卷医文书《续晶镜》，70卷的《诊宝》，7卷《阴宝》和大量的农书、织术等书籍。第三，多领域的藏学研究成果和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吐蕃王朝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成果和文化交流，一直延续到萨迦王朝时期。在此基础上，八思巴进一步在藏地实现了在元王朝统领下的"地同郡"、"官同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同时，西藏文化也在中原地区发挥了重大影响。八思巴担任元朝中央政府"国师"，蒙古文字的创建等，就是突出的例子。这是藏学研究和西藏文化发展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功绩，也充分展示了藏学研究和西藏文化的价值与生命力。第四，佛教自天竺和中国内地传入西藏，逐步与西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藏传佛教，成为藏学和西藏文化的重要内容。后来的历史证明，藏传佛教虽然对巩固吐蕃王朝、萨迦王朝的统治，曾经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其"缘起性空"的本体论和出世、封闭等特征，逐步显露出了对社会发展固有的消极作用。第三阶段：曲折发展期。从萨迦王朝崩溃到西藏和平解放，相当于中国内地元朝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14世纪末到本世纪50年代初期,经历了近600年时间。期间，一方面吐蕃王朝、萨迦王朝的各方面发展为藏学研究和西藏文化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政教含一"的政权统治和长期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入侵，藏学研究和西藏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缓慢发展、复杂曲折的状况。其主要特征是：第一，在此期间，西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流继续加强。仅以中央政府对西藏实行分封制的明朝为例，宣德、正统年间，一般每年使臣往来为30━40人，景泰年间增至200━━300人，到天顺年间猛增至2000━━3000人，可谓"前后络绎不绝，赏赐不赀"。除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交往，民间交往更为广泛频繁，而目完全采取自愿原则，"不愿者不强"。交往范围扩展到今日中国的青海、甘肃、陕西、四川，云南、宁夏、内蒙古等省区的18个州府，"茶马互市"、"瓷绸西泊"就是这个时期经济文化交往的典型表现。至清代和民国，这种交往和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进一步经常化、规范化。第二，伴随着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建立和强化，西藏经济、文化、的权力逐步集中到寺庙僧侣和贵族领主手中，藏学研究和西藏文化趋于专业化，同时又鲜明地呈现出为"政教合一"的政权统治和封建农奴制度服务的趋向。在帕木竹巴统治时期，所完成的藏传佛教和西藏社会百科全书的《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就是这种专业化的成果。同时，西藏的美术、诗歌、建筑、绘画等越来越局限在宗教和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统治的范围内。特别是西藏的制度，由吐蕃时期共同遵守的盟誓，演变成了保护农奴主和贵族权力的行为准则。而后，至藏巴第司政权，形成了《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确规定把藏人分成三等九级。一等一级人命价身体与黄金等重，下等下级人命价仅为一根草绳；而且规定，农奴和奴隶"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予逮捕和鞭击"，根本不允许"下人"说话。其规定的刑法，包括挖眼、割鼻、割舌、割耳、截手、剁脚、下油锅、剥皮、抽筋、投河、戴石帽等数十种，其残酷野蛮，举世罕见。这种社会制度和法律对藏学和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破坏、阻碍作用。第三，随着帝国主义染指西藏，西方学者陆续进藏探险、考察，一批从不同角度观察西藏、介绍西藏的著作相继出现。这些虽未形成普遍的文化现象，但一些具有现代科技意义的思想，逐步在西藏少数人士中传播。特别是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在一些开明人士中开始产生了要变革西藏社会的思想萌芽，本世纪初拉萨发生的龙夏改革运动就是典型代表。当时以龙夏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社会制度、扩大民权民主的先进主张。此举虽然遭到嘎厦政府的扼杀，但却反映了这一时期变革思想的萌发。第四阶段：从本世纪50年代至今的繁荣发展时期。本世纪50年代初，西藏和平解放，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50年代末，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解散了西藏历史上最后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机构━━嘎厦政府。这是西藏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从50年代末至今，藏学和西藏文化的发展进入繁荣昌盛的春天。其特征是：第一，作为藏学和西藏文化创造者的广大劳动人民，成了藏学研究和西藏文化的主人。在人格上获得解放的百万翻身农奴，进课堂、进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学知识、学文化，成长起一大批藏学专家和卓有成效的西藏文化专门人才。著名藏学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原自治区人大副主任、著名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原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著名藏学家拉巴平措等一批著名藏学家；还有人民艺术家才旦卓玛、著名作家益希单增、著名画家安多强巴、医学博士才旦等等，大多数自己曾经是农奴，或者是农奴的后代。这一大批专家、学者，不仅在藏学和西藏文化研究中取得卓越成就，而且担负了重要的领导职务。第二、有组织、有规模的藏学和西藏文化研究机构众多，学科全面，涉及广泛，成果丰厚。目前西藏区内的藏学和西藏文化研究、工作机构50多个，专业人才3万多人，其中藏族25000人左右,约占80％。全国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藏学研究和工作机构100多个，专业研究人员1万多人，研究内容涉及藏族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宗教、文学、医药学、舞蹈、、美术、建筑等各个方面。著名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甘珠尔》、《丹珠尔》等巨幅经典已陆续整理出版，一大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和西藏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藏学和西藏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日益广泛。现在中央政府每年都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对藏学研究和西藏文化发展给予了巨大关怀和支持。区内、国内的藏学界、文化界，每年都要召开不同类型的研讨会、交流会、学术报告会，举办文艺演出、文化展览等形式多样的交流研讨活动。国际范围的藏学研究和文化交流也不断开展，已经遍及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国际藏学界的不少朋友和有识之士都到过中国，来过西藏。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内、区内的藏学研究起了积极的借鉴作用。目前，有14个国家50多名专家学者在西藏区内的藏学、文化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和学习。这种广泛的交流在藏学和西藏文化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第四，主题鲜明，目的明确。国内和区内的藏学、西藏文化研究立足于历史的真实，立足于西藏经济发展、人民幸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总结经验，探寻规律，借鉴历史，启迪未来，为西藏的发展服务，为西藏各族人民服务。因而，西藏和全国的藏学研究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受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普遍敬重。
四、结论
纵观藏学和西藏文化的，分析藏学和西藏文化的现实，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藏学和西藏文化的发展，与藏民族的命运、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上事实表明，在古格王朝和象雄部落时期，藏学研究和西藏文化显露萌芽，这时正是中原的秦汉统一、民族融合交流的活跃时期。在吐蕃王朝和萨迦王朝时期，西藏地区实现了统一，社会稳定，藏学和西藏文化的研究全面成长，成果卓著。而这时，又是中原的盛唐和元朝民族广泛交往的繁荣时期。相反，在西藏18王割据和吐蕃王朝之后的分裂时期，也是中原内地五代十国、五胡十六国的封建割据时期；在这个分裂时期，不仅藏学和西藏文化的研究、发展处于低潮，甚至连有关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史料记载也十分匮乏，十分少见。近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藏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人民沉沦在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西藏百万农奴也很快获得了解放，藏学和西藏文化的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春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凡是民族团结、统一、稳定发展的时期，藏学和西藏文化就有所建树，有所发展；而西藏的民族团结、统一、发展又是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统一、发展紧密相连的，这是藏学和西藏文化发展的。第二，藏族劳动人民是藏学和西藏文化的创造者，藏学和西藏文化来自人民，应该服务于人民。事实证明，藏文是藏族人民在劳动中创造的，在吞弥·桑布扎发明统一的藏文之前已有了多种文字，由于他的研究和整理，使藏语文更为系统规范；著名的《格萨尔王》和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手工也都是劳动人民的直接创造；建筑学、胚胎发育学和天文地理中准确测量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所用的日影仪器，也都是藏族人民在劳动中发现和创造的；即使是独具魅力的寺庙建筑、宗教唐卡和雕塑、绘画，也都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藏学和西藏文化研究工作者的价值在于对劳动人民的创造、发展进行概括和提炼，并指导和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实践。因此，不应当把藏学和西藏文化局限在佛教范畴内，更不能代替西藏文化，因为，在佛教传入西藏前，藏学和西藏文化的发展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第三，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繁荣以至社会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如前所述，正是有了古格王朝、象雄部落的统一和各部落之间的交流，才有了藏学和西藏文化研究的萌芽和基础；正是有了盛唐与吐蕃、大元与萨迦，多层次、多领域、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才有了藏学和西藏文化的全面成长；正是有了今天中国和各国学者的广泛交流，才有了藏学和西藏文化研究的繁荣发展。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的封闭隔离，对这个民族和文化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有害的。第四，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是任何一个民族、一种传统文化经久不衰的生命所在。历史是发展的，作为历史组成部分的文化也必然是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它地记载历史，也以特有的方式间接地推动历史。对于科学地记载历史，积累文化，以特有的方式给历史以推动的优秀传统和文化，必然要予以继承和弘扬；对于违背历史，与历史发展相悖的过时、陈旧、腐朽部分，必然要予以剔除和抛弃。同时，还要以科学、积极、开明的态度对待历史发展中新的创造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借鉴它，吸收它，利用它，从历史发展和厂泛的文化交流中汲取新的营养，这才是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正是藏学和西藏文化近几十年来繁荣发展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