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化”与日本文化借鉴的历史考察
【内容提要】
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下，日本社会出现了“美国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二战之后更为显而易见。美国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在日本向消费社会转变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给日本传统文化的延存与带来严重的考验。具有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传统的日本，并没有被“美国化”，相反在保留本国文化传统的同时，从美国大众文化传播中吸取了很多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成分或观念以及形成现代消费社会的动力资源。
日本是个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民族。纵观日本的，文化借鉴在日本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20世纪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崛起，其外向型的文化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像很多国家一样，感到了美国大众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波，“美国化”遂成为日本维护传统的民族认同所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这种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显得更为突出。不过，日本具有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美国文化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影响战后日本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日本并没有被“美国化”，相反在保留本国文化传统的同时，从美国大众文化传播中吸取了很多适应当地环境的成分或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讲汲取了形成现代消费社会的动力资源。
一二战前日本“美国化”的表现
美国与日本中间隔着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在海上不发达的年代，两国之间很少有往来，19世纪中叶之前基本上相互都不甚了解。日本向世界打开国门，与美国有很大的关系。1853年和1854年，美国海军少将佩里两度率舰队到达日本海岸，最终迫使日本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从此以后，日本放弃了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走上了一条向世界开放的道路，成功地从西方国家借鉴到本国发展所需要的东西。美国著名学者小约瑟夫·奈谈到这一点时指出：“日本是19世纪向全球化开放自身的第一个亚洲社会，成功地借鉴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注：Joseph S. Nye Jr.，“Asia’s First Globalizer,”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3, No.4,Autumn 2000, pp.121-2.)美国迫使日本打开了国门。开放后的日本尽管没有把学习的对象只限于美国，不过正在崛起的美国却成为日本寻求发展资源的主要对象国。很多著名人士主张向美国学习，如被誉为日本“现代实业界之父”的涩泽荣一1902年初作为东京商会的代表第一次访问美国，对美国生气勃勃的社会和有条不紊的社会组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主张将美国作为日本效仿的模式，解决日本所面临的和社会问题。为了更好地借鉴美国的发展经验，1918年他在东京大学创办了美国研究机构。涩泽荣一是其所处时代主张日本向美国学习的代表，他的这种思想对日本人认识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实，日本向世界开放之后，渴望能够有机会对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1860年，日本派出官方使团首次抵达美国，此后除了如两国交战的特殊年代之外，官方或私人组团访问美国基本上没有中断过。日本是个很讲究实用性的民族，来到美国访问的很多日本人回国后将他们对美国的观感结集出版，类似这样的书不下数百种，但很少有著作对美国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不过，实用性决定了日本人对美国的观察细致入微。日本很有名的法学教授鹤见裕辅在192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想要观察美国习俗的人，如果只看到纽约和芝加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美国人的生活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小镇和。……美国的真正力量在于其地方社会习俗。”(注：Robert S. Schwantes, Japanese and Americans: A Century of Cultural Relations,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y Harper, 1955, pp.20-1.)日本人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主要是出于对这个国家更深入的了解，对美国赞扬者甚多，但也不乏对美国社会持激烈批评态度者，尤其对其充斥着物质主义的气氛和美国人疯狂追求金钱予以抨击。对美国文化的评价，日本知识分子几乎与欧洲文人如出一辙。他们常常说，美国人有文明，但缺少文化。他们懂得如何舒适地过日子，但在理性的高度、精神的富有以及内在的美上欠缺很大。在西方，文化只存在于法国或能够产生诸如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世界级名人的国家。美国的历史很短，很难形成具有历史底蕴的文化特性，充其量只是由爵士乐、电影和电视等构成的一种大众文化。不管是赞扬也好，还是批评也罢，他们对美国的描述肯定不乏文化偏见在内，但却大大有助于普通日本人对美国的了解，也正是日本文人不屑一顾的美国大众消费文化随着日美经济往来的密切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转向现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日本像很多国家一样出现了“美国化”的趋势。
东京大学社会情报传播研究所教授吉见俊哉，是主要研究美国消费文化对日本社会影响的学者。他的研究表明，日本文化的“美国化”不是开始于二战之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而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日本社会就显现出“美国化”的征兆。事实的确如此。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消费品大规模地进入日本市场，好莱坞电影把美国人的价值观传输给日本人，美国的生活方式深受住在诸如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居民的青睐。在大阪，美国生活方式广泛传播，人们开始对美国式的消费文化变得逐渐熟悉起来，到处都充满着现代生活气息，美国的消费品随处可见，尤其在青年人的身上出现了对传统生活方式叛逆的追逐“时尚”的倾向。大阪在20年代后期是“美国化”程度最深的城市，被称为“日本的美国”，成为很多学者研究这一时期日本“美国化”的“典型”。东京的银座明治时期被日本政府设计为西化的模式，街道的式样明显模仿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主街，类似于英国殖民地的风格。后来，法国生活方式开始流行，法式酒吧纷纷出现。30年代之后，这些英国和法国时尚在美国消费文化的冲击下很快就变得无影无踪。
在很多日本人看来，东京的银座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在美国现代消费文化影响下社会发生深刻转变的缩影，也是日本现代生活方式的主要象征。正因为如此，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有500余条购物街以“银座”命名，目的显然在于突出它们的“现代生活”形象。
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化”已经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在很多与美国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出现，并且呈现出加剧的趋势。日本也是其中之一，“美国化”问题引起了很多日本文人的关注。1929年，室伏高信在一本题为《美国》的书中直言不讳地发问：你能在哪些方面发现日本没有被美国化？没有美国日本如何能够存在？我们在哪些方面能够避开美国化？室伏高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明确，即“我甚至敢宣称，美国已经变成了世界，日本只是今天的美国”。美国输出其文明的国家或地区不仅包括拉丁美洲、日本、和印度，而且包括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甚至共产党领导的苏联以及永恒之城罗马也感到了这种文明的威胁。所以，世界正在进入美国时代，美国不仅左右着世界经济，而且控制了基于美元之上的世界文明。另一位日本学者新居格在同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世界正在趋向这样一个时代，即在这个时代，各国的情趣、食品味道和风格正在融合在一起，美国生活方式在他称为“鸡尾酒时代”的世界广为流行。年轻人热衷于爵士乐，愿意模仿好莱坞明星的发型、打扮和服饰，在美式大楼内工作、周六下午观看篮球比赛或驾车出游、晚上参加舞会或去电影院等称为他所处时代大城市的时髦生活方式。他还特别强调了美国生活方式的“时髦”与苏联社会思想的“流行”之间的一致之处。用他的话来说，在日本，坚持苏联意识形态的人常常喜欢美国人的生活情趣，保持美国生活方式的现代青年非常熟知社会主义的思想。(注：室伏高信和新居格的观点详见Shunya Yoshimi,“Consuming ‘America’: from Symbol to System,”in Chua Beng Huat, ed., Consumption in Asia: Lifestyles and Ident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202-3。)室伏高信和新居格的描述主要基于他们对日本社会的观察，但得出的结论都显得有些极端，在20年代日本学界对“美国化”展开的广泛讨论中相当引人注目，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时的日本正面临着美国大众文化大规模“入侵”对传统生活方式延续的威胁。
二战后日本“美国化”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战争策源地的法西斯国家之一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大施侵略淫威，试图建立以其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这种勃勃野心与长期致力于东亚地区“门户开放”的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两国最终交战，断绝了一切往来。不过，战前在日本社会形成的现代消费文化观念并未因两国处于战争状态而消失，只不过战争的特殊年代压抑了人们对物质欲望的本能追求。战争结束后，美国作为战胜国单独占领了日本，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了一番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改革是按照杜鲁门1945年9月6日正式批准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这一文件进行的。这份文件的精神主要有两点：一是保证日本非军事化，不再对和平构成威胁；二是铲除封建基础，在上实现民主化。这一改革是基于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甚至西方文化二元对立之上进行的。麦克阿瑟将军1951年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比较了美国战后对日本和德国的占领，详细地阐述了日本如何在美国的指导下成为一个“好学生”。在麦克阿瑟看来，日本人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样很容易追随新的模式，接受新的思想。(注：John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6, p.303.)麦克阿瑟的观点在美国人当中很有代表性，明显包含着对日本文化的“贬低”，而日本人善于接受对本国发展有利的外来文化成分却在这里被说成是他们像“小孩”一样易于接受美国这个“大人”的谆谆教导，也会按照“大人”的安排行事。不过，毋庸讳言，美国在日本强制推行的改革对战后日本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美国一手操纵的日本新宪法的制定，确立了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政体，标志着日本完成了从军国主义专制体制向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过渡。
此时，很多日本人面对本国的侵略行为带来的无法弥补的巨大灾难，开始对日本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把民族复兴的“宝”压在对外部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的借鉴上。对日本文化中的劣根性的反思尽管不会必然带来对外来文化的全面接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美国文化大规模的进入减少了一个民族在心理上抵制的障碍。因此，与战前相比，战后美国对日本发展的影响几乎波及各个领域，日本人真正感受到了“美国化”时代的到来。
日本战后的“美国化”与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有很大的关系。美国对日本推行的“民主化改造”以及提供大批的经济援助，主要是想在东亚地区扶植一个能够与敌对意识形态相抗衡的“桥头堡”，以维护自己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在美国对日本施加影响的过程中，美国占领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人数尽管逐年减少，但一直是在日本本土向当地人展示美国现代生活的最大群体。他们通过自身的行为，把在很多日本人看来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带入了当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直接对与他们接触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文化观念发生了影响。吉见俊哉把日本大众文化的形成与美国在日本设立的军事基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正是通过与占领军的直接接触，日本的大众文化在战后才开始占有一席之地。美国强力的文化影响，如爵士乐、时尚和性文化等，都是从美国基地传播开来，很快在日本生根结果。(注：Shunya Yoshimi,“‘America’as Desire and Violence: Americanization in Postwar Japan and Asia during the Cold War,” translated by David Buist,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4, No.3, December 2003, p.439.)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战后驻日美军数量最多，持续时间也较长，因此他们对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观念影响很大，在所谓日本社会的“美国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战败的日本也许迫于美国占领当局的压力走上了以美国为效仿模式的民主化之路，但其中并不排除日本人以一种主动的态度向他们认为将会促进其国家复兴的美国文化学习的因素在内。美国最终帮助日本完成了“民主化”的改造，但并非意味着日本全盘接受了美国在政治制度上的安排。在一个与美国文化完全相异的国家移植美国式的民主制恐怕并非简单之事，要想使他们的文化心理完全归属西方更谈何容易。一旦这种被动的任人安排的状态结束，受其文化传统的影响，日本人或多或少总会对美国人为他们设计好的政体提出异议。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日本从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中借鉴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但最后还是让这一貌似从美国移植过来的体制打上本土文化的印记与起源国的体制区别开来。当然，在战后日本政体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上，作为一种外部强制性的力量，美国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决定性的。这也是很多人常常以此为例试图说明战后日本“美国化”程度很高的一个主要理由。
三“美国化”与日本文化的借鉴
学者们一般都承认，如果不考虑美国的因素，就很难对日本战后的发展做出全面的评价以及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换句话来说，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度成为决定日本未来走向的关键性因素。应庆义塾大学教授渡边靖把这种沉迷于美国的现象说成是战后日本“美国化”深广度的标志，他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日本战后这一代人着迷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讲，美国与汉堡包、可口可乐、水洗裤、牛仔裤、摇摆舞、流行以及迪斯科的传播相一致，它发现在电影、电视、录音带和录像中得到最独特和最强有力的表达”(注：Yasushi Watanabe,“‘Japan’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merican Influences o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Post war Japan,”Passages, Vol.2, No.1, 2000, p.23.)。1949年12月，一个年仅13岁的日本小姑娘致信麦克阿瑟将军，以非常恳切的语言请求给她到美国学习的机会。不管这位小姑娘最后能否如愿以偿，但她的举措多少反映了战后初期那一代人迫切想通过向美国学习来振兴日本民族的愿望，美国的文化产品和消费品能够在日本大行其道显然与日本人的这种愿望有着很大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进入了持续稳定的增长时期，朝鲜战争带来的经济繁荣标志着日本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经济的繁荣不仅给人们带来物质上的丰富，而且导致人们不再以怀疑的眼光审视传统的日本文化，战后初期在日本人中间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感逐渐消失。这种倾向在很多学者的著述中体现出来。加藤周一的《杂交文化》和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加藤认为，日本文化已经把各种外国文化吸收在内，实质上是一种混合文化，人们没有必要因为外国文化的进入使日本文化越来越失去纯正性而感到悲哀。他继而认为，日本人应该承认他们的文化是混合的并应为之感到自豪，而不该对这种变化表示遗憾。梅棹忠夫认为，日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趋向现代化。在他看来，按照现代文明，日本属于西方，但按照文化，日本同时属于亚洲。因此，日本不必在其现代化上追随西方的模式。他提出了日本与西方现代化的平行发展：日本正在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走向现代化。80年代初，日本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把日本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归因于日本的本土文化。(注：Watanabe, “‘Japan’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pp.26,28.)这些学者的观点尽管有所不同，但都是以一种肯定的眼光看待经过“改造”了的日本文化，在日本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很有意思的是，日本学者很少像西欧学者那样对“美国化”大张挞伐，而是以吸收外来文化为荣，这是日本的一个传统。他们可能会对充斥于美国社会的问题提出批评，但却很少强烈抵制进入日本本土的美国文化。日本人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可谓“理直气壮”，并没有感到本土文化或民族认同受到外来文化的严重挑战或威胁。这样一种心态很大程度上导致日本人并不在乎美国文化产品或消费品进入日本市场，至于带来他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属于正常。美国的快餐店很受日本人的欢迎，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了日本饮食的“美国化”。作者认为，尤其是日本的年轻一代已经形成了对美国快餐的爱好，“肯德基炸鸡非常受欢迎，致使在日本每周新开张两家连锁店。在日本的美国餐饮连锁经营店中，麦当劳最为成功，共有650家，无论老少都喜欢吃巨无霸”(注：Jan Townsen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Japanese Appetite,” Sacramento Bee, June 7, 1989, p.FD8.)。这篇文章描述的是80年代末的状况，时至今日，日本人对美国快餐食品的喜好并未发生多大改变，甚至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1996年底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流行很广的小故事，说一个日本小姑娘到达洛杉矶，她环顾四周，对她妈妈说，“瞧，妈妈，他们这里也有麦当劳。”(注：Thomas L.Friedman, “Big Mac II,” New York Time, December 11, 1996, p.A27.)弗里德曼的本意是想说明麦当劳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但同时也表明麦当劳在日本的普遍性。美国的快餐文化已经成为日本消费文化的组成部分。
美国的影视业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好莱坞大片很长时期内在日本影院和电视屏幕上占据优势地位。在冷战初期，美国政府把好莱坞影片作为宣传美国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工具，很多影片有意识地描述了美国社会的积极方面，以虚构或纪实的情节展现出美国人的“积极向上、勇往直前以及拯救世界”等价值观。日本立教大学法学和政治学教授五十岚晓郎对此评论说，在日本，好莱坞电影是最成功的反共产主义的宣传工具，得到美国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这些电影通过描写美国社会的各种情景所达到的宣传效果远远超过了美国政府的预料之外。挤满影院的观众欣赏着体现在这些电影中的美国社会的自由与富裕。(注：Akio Igarashi,“‘Americanization’: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http://conconflicts.ssrc.org/USA/ igarashi/.)1953年电视节目开始在日本播放，这种新型的媒介使人们足不出户便可获得更多的信息，而且无须花费太多的钱，所以在日本很快得到普及。在电视刚出现的时候，由于受制作技术和资金的限制，日本电视台常常直接从美国进口电视节目，美国拍摄的家庭情景剧在日本很受欢迎。这些电视连续剧宣扬了“理想化”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在日本人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日本进入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时代时，日本人很有信心地从这些家庭剧中看到了他们富裕生活的未来。因此，日本一些影视公司以后也模仿这些家庭剧拍摄相同题材，吸引了很多观众。
美国迪士尼公司不断推出的卡通电影对日本儿童甚至成年人脑海中的美国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们以为美国就是“富裕”和“现代”的象征。1958年，日本电视台（Nippon TV）开始每两周播出一次称为“迪士尼乐园”的节目，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向观众展现了一幅“虚构”的美国社会图景。对日本观众来说，这套节目可以说是把娱乐性、趣味性与宣传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强了他们脑海中美国作为一个“繁荣富裕”国家的形象。正是日本儿童对迪士尼卡通片中活灵活现的拟人动物形象的喜爱，才促成了迪士尼公司在日本市场上的成功。1982年，在美国迪士尼公司和日本梓设计公司的通力合作下，迪士尼乐园落户东京的千叶。东京迪士尼乐园1983年春天隆重开张，即刻成为全球性的话题，在日本一度掀起了“迪士尼热”，投资者由此获得丰厚的利润。这个在美国境外的世界性主题公园，每年平均接待游客1500余万人次，有些年份还更多，如2000年游客人数达到1730万。东京迪士尼乐园保持了美国迪士尼乐园的正宗风格，几乎是美国迪士尼乐园在海外的复制。毋庸置疑，普通老百姓从迪士尼乐园提供的节目中获得了精神的愉悦和身心的放松，不过这些表演所宣扬的价值观也会对游客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正是法国一些上层人士强烈反对在巴黎郊外修建迪士尼乐园的原因。日本人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做出过激的反应，但体现在迪士尼乐园中的美国文化观念对当地人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源于美国的现代消费主义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吉见俊哉把东京迪士尼乐园说成是提供了一个“今天设计有方的日本高度有机化的消费主义范例。它的起源与成功被视为战后日本‘美国化’的顶点”(注：Yoshimi, “Consuming ‘America’: from Symbol to System,” p.202.)。
法国文人把欧洲迪士尼乐园谴责为“文化的切尔诺贝利”，实际上“迪士尼文化”在欧洲远不及在日本流行。日本人对此也不在乎，似乎只要能赚钱就行，至于会给本土文化造成什么负面作用，他们好像并未考虑。对“迪士尼文化”给日本社会的影响，这方面的专家吉见俊哉和能登路雅子有自己的见解。他们不认为这是美国的“文化入侵”，而是日本人对美国文化的消费，这些来自美国的文化产品会“迅速地被吸收进日本本土价值观和惯例的体系之内”。他们尽管主要通过研究“迪士尼文化”在日本的流行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这种结论却反映了日本学界或政界对待美国大众文化在日本传播的主流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界以辞典的形式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书，取名为《美国文化》，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考察“美国”如何深入进日本文化和习俗之中。这套书的结论是，日本战后的“美国生活方式”现象不应该被看做是美国军事和政治压力的结果，而是视为涉及日本人民的情感和欲望的深刻结构变化的进程。在战后历史发展进程中，日本人民通过对“美国”的渴望和反感重构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感。(注：Yoshimi, “‘America’as Desire and Violence,” pp.433-4.)吉见俊哉批评了这套书的局限性，不过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贯穿于书中的一个主题，即战后美国的现代消费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但日本人并不是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而是把这些来自境外的文化成分融合进本土文化之中，其间经过了选择与消化最终变成了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
四如何看待日本的“美国化”
在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美国大众文化正以迅猛之势向世界各地蔓延。很多国家的学者对此深感不安，唯恐本国传统文化难以抵挡住这股“洪流”而发生趋向“美国化”的变异，因此中对“美国化”的抨击可谓不绝于耳。日本可以说是美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大国，据统计，1992年到1999年期间，美国出口到东亚的文化产品增长了175％，其中绝大多数美国电视节目出口到日本市场。日本在1999年进口了价值5.79亿美元的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当年日本市场占美国出口到东亚地区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的63％。
(注：Dal Yong Jin,“Globalization of Japanese Culture: Economic Power vs. Cultural Power,1989-2002,” Prometheus, Vol.21, No.3, September 2003,p.337.)这种状况至今也没有多大变化。与历史上相比，美国大众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至少在表面上处在所谓的“美国化”过程中。日本学者对美国文化大规模的进入倒是显得很平静，甚至有人还针对抵制美国文化入侵的呼声进行了反批评。如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认为不应该担心“美国化”或全球化。他举例说明了历史上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在日本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五百旗头真试图通过历史的经验来告诫人们对“美国化”持一种正常的心态。他的观点在很多学者看来多少有些难以接受，甚至会遭到激烈的批评，但这种观点很少能在日本学界和社会激起较大的波澜，原因在于五百旗头真是从日本发展的角度来阐释“美国化”并不足惧，相反会给日本吸收外来文化提供了机会。他的这种看法貌似激进，但实际上并没有超出日本学界对外来文化态度的主流观点。
战后日本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带来变化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美国文化的广泛传播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日本学者对此并不讳言。能登路雅子指出：“作为世界上对美国产品最热情的消费国之一，日本消化和采用了美国文化符号中的精华，使之成为本国社会变革的强有力的媒介。”(注：Masako Notoj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John Philip and Disneyland in Japan,” in Reinhold Wagnleitner and Elaine Tyler May, eds.,“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the Foreign Politics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0 p.219.)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松田武研究了战后美国与日本文化关系逐渐确立的历史进程，认为日美文化交流的制度化使提供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交流渠道成为可能，正是通过这一渠道，美国的新思想、信息、技术以及美国知识分子才能没有障碍地到达战后的日本。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导致日本知识界的许多大牌人物变得亲美，而且促成了日本价值观和文化更富有成效。(注：Takeshi Matsuda, “Institutionalizing Postwar U.S.-Japan Cultural Interchange: The Making of Pro-American Liberals,1945-1955,” in Takeshi Matsuda, ed.,The Age of Creolization in the Pacific: In Search of Emerging Cultures and Shared Values in the Japan-American Borderland, Hiroshima: Keisuisha, 2001,pp.41-2.)松田武尽管没有谈及“美国化”这一概念，但他显然赞成美国文化对战后日本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大阪相爱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戴维·布莱克·威尔斯用“克里奥化”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概念工具分析了发生在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个概念实际上涉及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日本文化的转变。在威尔斯看来，“这既不是西方化或美国化，也不是全球同质化和同化的某一其他形式”。他从这个角度分析了日本和美国跨文化交流的“克里奥化”过程，由此得出结论：“克里奥化现在可以被看做一种深刻的相互文化交流过程，一种空间的社会构建，不仅仅只是殖民化的民族对支配文化的文化适应。人际关系和物质文化（食品、服饰和人工制品等），当然还有语言、音乐和文学等，程度不同地都受到文化相互作用的影响。”(注：David Blake Wills,“Creole Times: Notes on Understanding Creolization for Transnational Japan-America,” in Takeshi Matsuda, ed.,The Age of Creolization in the Pacific, pp.4,18.)这些学者尽管只是针对美国文化对日本发生影响而言的，但却对研究学术界非常关注的全球“美国化”很有启迪。
小约瑟夫·奈认为全球化对日本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历史的经验表明，日本的发展不止是让其他亚洲国家看到一个亚洲国家在军事和经济力量上能够成功地与世界其他国家竞争，而且在一个半世纪的全球化之后，它既可能适应全球化，又可能保持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那些担心全球化将导致世界同质化的人应该仔细考察一下一个半世纪全球化之后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注：Nye,“Asia's First Globalizer,” p.122.)他的观点在国际学术界恐怕不会占据主导地位，但却是从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了这一结论的。日本也许是个特例，但它通过借鉴外国文化而使本国传统文化不断适应外部世界变化的做法值得人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