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傳統

一、我對「京都學派」的疑義
　　正如我們亦可以從本次會議的主持者之一，張寳三教授的大作《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研究論集》1之題目了解到的那樣：好像在從事中國學的研究者之間，「京都學派」這一學派的存在幾乎已作爲自明之事實而爲人所接受。不，不僅限於研究者，於媒體之類，常將京都大學的中國學指稱為「京都學派」，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同樣的一般看法在普通讀書人中亦落實了吧。
    然而，「京都學派」的存在真是自明之事体嗎？我對此甚懷疑問。因爲，我恐怕也被外界看作是「京都學派」之一員，而我自身却完全沒有這種自覺與歸屬意識。再者，在我的周圍，不用説「京都學派」，就連具有明確的學派意識與組織形態的學派集團的影子幾乎也看不到（當然，以學會與研究室為主體的學術雜誌多有刊行，此外所設置的共同研究會亦多得不勝枚舉。這些有一定的組織，並且各自具備一定程度的個別性特色——可以稱之爲學風，此雖無法否定，但直接將其判定為學派並非妥當）。因此，現在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承認存在著作爲嚴密意義上的學派的「京都學派」。
    如此而言，我想一定會有人提出如下意見吧：何必那樣嚴密地對學派進行定義呢？京都大學的學問一般都稱爲京都學派，或者就算不拿出那樣廣寬的姿態，京都大學的中國學也確實存在著一種猶如傳統的東西，所以將其稱之爲「京都學派」就是了，沒有必要採取那樣嚴厲的態度。說實話，我平常也并不是那麽嚴密地考慮。本來，「京都學派」的存在與否，於我自身而言，無關緊要。只不過，作爲學術史來論述「京都學派」的話，那樣恐怕不行。再者，原本我對輕易地濫用「京都學派」這一稱呼，不禁抱有不快之感。即，既沒有認真地讀過每一位研究者的著作，又不顧研究者各自所處的種種情況、環境，無視各自的個性，不分青紅皂白，就想貼上「某某學派」的標籤，我厭惡這種輕易之擧。固然，我並不是說論及「京都學派」的各位都是那樣，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是真摯地致力於研究的。但是，我想一部分人有這種輕易之擧，這是難以否定的。
    京都大學的中國學，其今昔都決非一樣2。文學有文學的，哲學有哲學的，而史學有史學的，每個領域都自有其不同的基本立場，此勿須待言。加之，在其各自的内部亦存在著各種立場、方法。例如，關於東洋史學的基本性格，礪波護氏作有如下敍述：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3）記述道：京都的東洋史，是名為内藤湖南的學者為開祖，因而與名為白鳥庫吉的學者相比，帶有強烈的支那學的要素。但此論述與事實不符。京都大學的東洋史，其實是名為桑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