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霸权与文学消费主义
在一次学术交流中，曾有人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之后整个民族的审美水平，或者说是审美愿望正在不断地跌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说，先不正面回答你问题。我可以先讲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对日本人民爱好读书感到极其震惊，车上每一个人都拿着一本书在读。出于好奇心，我想知道他们在读什么，结果看到他们读的大多是漫画或其他图文书籍。在欧洲，发现地铁里面卖的都是时尚杂志，和严肃文学没有关系。俄罗斯的图书报刊摊点卖的书，也几乎看不到我们学院经典的作品。所以，我的回答是:审美要求和审美水平的不断跌落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文化或文学的时尚化，已成为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
赵京华先生翻译了柄谷行人的一本书———《日本文学的起源》。柄谷行人是日本三大批评家之一，也是当代日本最有影响的批评家。这本书成书于70年代，在中文版的序言里面，柄谷行人指出，让文学重新去寻找意义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20年前他就做了这样的宣告。在包括欧美的一些文学批评家那里，也逐渐听到一些关于文学的噩耗:文学已经死亡了，我们搞文学批评的人都是为文学哭丧的。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当时听了之后都非常不理解。这和我们从事文学专业有关系，对这个专业我们可能还有一种和职业相关的理解。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逐渐感到这种现象在中国已经不期而遇。最近不同的传媒、不同的学术团体都相继开一些会议，如《南方文坛》召开的会议讨学究竟要呼唤什么，《文艺报》和河北师大联合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文学时尚化批判的问题。《文艺报》开设了“文学是否真的丧失了想象力”专栏等等。我们通过国际的学术交往和国内同行们所表达出的这种忧虑，包括讨论这个话题本身，就能深刻地感受到文学时尚化现象的严重性，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活里或者文化生活里，这已经成为一个普泛性的现象。另一个方面，中国也好，其他发达国家也好，这个现象的普泛化，应该和媒体帝国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在我们今天的文化生活里，媒体的霸权主义和媒体帝国主义的宰制，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日常生活里面最重要的文化意识形态。
大家读过葛兰西的著作，在他的理论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hegemony，我们通常把它翻译成“霸权”，事实上，它的本意应该是“领导权”。他在提出“领导权”这个概念的同时，还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叫做运动战，一个概念叫做阵地战。在他看来，东方国家是可以通过运动战，也就是通过诉诸于革命暴力，推翻原有政权，建立起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政权。俄国、中国都是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他觉得阵地战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通过传媒提出一种意识形态，通过市民社会，比如说像教会、学校、工会等组织，使文化领导权能够被民众所自愿地认同。就是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通过暴力推翻一个政权，这种可能性是很渺茫的，因为它的日常生活相对比较稳定。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被民众所认同、所接受，你才能颠覆一种意识形态。阵地战通过传媒不断去影响市民社会、影响民众，从而获得文化领导权。这个意思是说，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霸权是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统治，是强制性的，文化领导权依靠自觉认同。我曾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把文化领导权比做婚姻，两个异性只有互相认同才能结婚;也好比商业合同，两家只有互相认同的时候，才能签署合作契约，所以文化领导权是双方的选择。
80年代中期，我们的传媒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平面传媒，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生变化，很多作家协会的刊物纷纷改刊。80年代的《人民文学》、《诗刊》、《收获》、《十月》这些杂志的发行都在十几万、100万册，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是《大众电影》，发行量可达800万册。那个时候，它可能是不断出现俊男靓女图片的唯一一家杂志。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杂志的发行量锐减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90年代以后具有时尚化特征的杂志出现了，比如说《时尚》、《瑞丽》、《世界服装之苑》这些表达中产阶层趣味的杂志，已经成为我们文化市场的“主打”品牌，它们宣扬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读者认同。这种时尚性的文化杂志，所带来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的，它隐含的是一种消费主义的和中产阶层的意识形态。《时尚》杂志创刊于1993年，它的发刊词当时还比较暧昧，对时尚的阐释可能还不准确。经过十年的成长它已成为同类杂志中最具竞争力的一份杂志，在文化市场上几乎所向披靡，并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瑞丽》也一样，现在已经为三种类型，有三种《瑞丽》，有专门给中学生看的，有针对中年女性的，还有面向青年女性的。杂志的选题、图片、文字的设计都极其专业和精细。《瑞丽》特别像日本的杂志，制作非常细致、图片非常考究，这些中产阶层杂志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中产阶层的生活趣味，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主宰力和最具支配力的一种意识形态。
我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持非常激进的批判的态度。这个朋友问我，中产阶层伤害你什么了？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很难回答，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对文学时尚化的批判态度可能还处在两难的境地之中。中产阶层并没有伤害我，关键是作为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还存在的话，我们还以这个角色来自我想象，并且在社会生活里以这种身份自我认同，那么对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也有很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持这种态度，比如中产阶级最发达的美国，像丹尼尔·贝尔和赖特·米尔斯，他们一个是左派运动之父，一个是最具保守主义倾向的理论家，他们在理论层面的争论持续了多年，唯独在对待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批判这一点上，他们完全一致。为什么一个激进的左派和一个右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同时排斥和否定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呢？他们做过一个区分，美国白领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和美国老式的中产阶级是不同的。美国老式的中产阶级有实业在支撑着他们，这使他们必须具有处理、判断现实问题的能力，他不依附任何人，有独立性;但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是这样，他们是董事、经理、医生、大学教授、律师等等，在一个公司里、在一个企业里他们是高级职员，他们不能对老板的意志说三道四，如果不是这样，他就很难在这个位置上做下去。他只有唯命是听做个执行人。新兴中产阶级的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现实的能力。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以《时尚》、《瑞丽》、《世界服装之苑》为代表的中产阶层杂志，它们对现实的关系是一种认同的诱导关系，它们没有任何批判的愿望。我们社会生活存在那么多不合理的现象，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土地沙化、决策失误等，在时尚杂志里，想看到对这些问题的关怀和批判是不可能的，它们甚至连起码的愿望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传媒对生活是一种虚假的承诺，那里提供的一切是只可期望而难以实现的。它以幻觉的方式对民众和消费者构成了一种诱惑。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批判中产阶层和它的文化代言人的。这种争论可能由于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内心的诉求不同而不同。中产阶层和时尚生活的文化代言人，可能构成了媒体霸权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形象。
媒体的文化霸权主义在社会文化领域里造成了等级概念，有的批评家说，大众文化和严肃文化界限的消失，使我们的等级观念彻底地消失了。比如《人民文学》过去就是至高无上的，《佛山文艺》就等而下之，这种关系就构成等级支配关系。这种看法有道理，但今天等级关系消失了吗？实际上在我们生活里这种等级关系比比皆是。白领和蓝领，老板和打工者，这种等级关系消失了吗？造成的等级关系甚至比造成的等级关系更加残酷无情!我们看到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报道，工厂里的女工受到侮辱，外国的投资者对中国女工或者普通工人造成的伤害，这种等级关系消失了吗？没有。中产阶层的文化趣味当然是一种等级关系，一个白领阅读一本《时尚》杂志是和他的身份相符的，一个打工者只能阅读《佛山文艺》，因为里面反映打工生活，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文化要求。
中产阶层杂志有非常虚幻的东西。就里面的广告来说，名车名表名服装，豪华，一个体面的男人应该有多少套西装，多少件衬衣，多少双袜子如何如何。事实上它只是用一种幻觉的方式，给你构成了一种非常格式化的生活。这种虚幻的意识形态使人只是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幻觉构成了一种假象关系，对现实完全丧失了批判的要求，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现代性的过程是使我们批评性的资源越来越耗尽的过程。
我有一段时间跑了很多大学，说起来都很可笑，我在辽大做兼职教授，帮他们跑博士点。和国内很多知名学者聊天，我说我们话题转换太快了， 80年代我们谈启蒙、谈人道主义、谈伤痕文学、谈现代化。我们今天谈什么？买车、买房、跑博士点，现在天上飞的有一半人在跑博士点。光文艺学就有十几所院校在争博士点，全国有多少所院校多少个专业在争博士点？大学教授还能够对现实关注、还能对现实问题诉诸批判吗？过去我们说大学教授待遇太低，包括我们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大学教授的待遇是提高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应该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一部分，他们对现实关怀和批判的意志和愿望也同时逐步地下跌。这和中产阶层趣味对我们的侵蚀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媒体的霸权主义和社会生活的时尚化构成了一种合谋的关系。
时尚是由媒体制造出来的，媒体的声音在今天几乎无处不在，它的诱导和侵蚀力是非常大的。搞社会学的学者说，中国的城市化或民工潮不断涌现和电视传媒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他们通过电视发现了城市生活，只有通过电视才能把城市这种灯红酒绿的东西用一种幻觉的方式带到他们眼前。在偏远的地方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现城里生活，很多小说写到这种情况，最初诱发农民到城里来有贫困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祖祖辈辈都贫困。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知道了外部世界。就像我们改革开放后大家都去美国，以想象的方式理解美国的自由民主。现在大家都回来了，海归了。
音像传媒近20年来在中国的发展是最快的， 80年代以后电视业迅猛发展，但我们缺乏电视节目的生产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是通过台港文化的反哺实现的。中国接触最早的是处于“半地下”状态的台港文化。“半地下状态”是因为这些文化被认为是“带菌的”、不健康的。许多人感到忧虑。但是这种文化却不胫而走。到90年代初期以后，港台文化具有了合法性，被主流传媒所认同了，电视台放映《霍元甲》、《万水千山总是情》、《几度夕阳红》、《月朦胧鸟朦胧》等等。这些作品实际上都是非常时尚化的东西。特别是90年代以后，时尚文化的高涨，可能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比如像韩流———韩国的劲歌劲舞，包括韩剧到中国之后刮起的巨大旋风。很多少年男女头发都染成黄色的，学劲歌跳劲舞，听不懂也愿意听。但时尚风刮得再猛烈也会稍纵即逝，韩流很快又被的文化像《流星花园》、F4取代了，现在大家又唱《两只蝴蝶》了。
时尚的制造有时是国家意识形态支配的，它背后有诉求的原因。比如韩国政府文化部门的目标是，让韩流在东亚获得的成功带动韩国出口贸易的。有些时尚不是通过经济诉求制造的，比如国内有一年大家都穿唐装，风靡全国，《宰相刘罗锅》无意之间使北京的芋头一夜之间脱销了!这都变成一种时尚性的消费，这些消费并不是通过传媒有意策划的，不像韩流，它是通过韩国文化部门有意策划的，像金喜善、安在旭这些人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文化生活里面来了，电视里经常看到三星手机的代言者韩国美女金喜善。时尚化和媒体所建立起的关系是我们要警惕的。影像文化可能还不具有代表性，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
网络是社会文化时尚最具覆盖性和煽动性的媒体，我们称之为第四媒体。在网络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因为它的表意形式，比如说网络里有各种各样的闪客;也不是因为网络的页面设计有极大的诱惑性，引诱人们去阅读，更重要的是网络文学中学生以上到大学的低年级学生，网络语言成了流行语言。我们看过《第一次亲密接触》，《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甚至严肃作家，比如林焱，他重写《白毛女》，发表在《大家》杂志上，包括最近的《沙家浜》的改编。一种新的语言，就像流行感冒一样风行于世。我们每个人都用手机，不断接受的信息，使用的基本上都是网络语言。作协创研部的蒋巍，过去是个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获过几次全国大奖。他模仿二十岁女孩子的口吻写了个长篇———《今夜我让你无眠》(今年作家出版社发行时改为《今夜艳如玫瑰》)。这个长篇在网上发了几章，就收到了很多帖，大家都以为他是个二十岁的美眉。我对此感到非常不理解，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作家，模仿一个美眉的方式去写小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作为个人来说，将自己想象成二十岁的美眉感到很幸福，我要祝福他，但作为一个作家我感到非常失望。这样一种时尚性的东西不仅在青年中流行，甚至影响到了过去很严肃的作家。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时尚的表达方式或文学的时尚化可能逐渐成为一个潮流。从90年代到今天，文学批评家大概都认为，能够超越1949年以前重要的长篇小说的作品可能不多。许多媒体认为中国20年来，整个文学生产、文学创造在不断发展，但我个人认为这可能还是数量的意义。近几年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概是1200多部，如果按照过去经典化的评价方式来要求这些作品的话，应该说能够达到1949年前，比如《子夜》、《家》、《财主的儿女们》等这种水平的长篇，可能就不多了。
女性文学这些年的变化非常大，它由意识形态的话语逐渐走向了时尚话语。过去我们没有女性主义文学，解放后像宗璞、刘真、茹志娟这样的作家只有在风格学意义上才能够谈论她们的女性写作。评论界评价她们的时候用词都是细腻、隽永、空灵等等，不是女性主义的文学立场。9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的小说在中国应该说是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像林白、陈染、徐坤、海南她们的小说，把过去女性内心受到的压抑通过小说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对文学一体化、文学意识形态化的一个有力挑战，对建立一个多元的文化格局是有贡献的。但从女性作家整体创作来说，并没有脱离男性话语的叙事策略。我曾表达过一个看法，过去男性压迫、歧视女性是不对的，但在女性主义小说里出现“逆向性别歧视”，对男性进行歧视也是不对的。看陈染的小说，严歌苓的小说，对男性的萎缩、卑微均有夸张的描写，这种写作策略仍然是男性的写作策略，叙事策略上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90年代之后女性文学逐渐走向时尚化，最先的批评，不是来自文学界的批评，而是来自意识形态的批评。对卫慧的《上海宝贝》，我们不是从道德化的角度来评价它，而是说，从审美的角度，它也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新的审美经验。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比较，卫慧对男女情爱的描述大概还不如人家。进入新世纪后，女性时尚化写作有增无减。今年年初，有一个长篇，一个旅居加拿大的作家贝拉写的，小说命名为《9·11的生死婚礼》，据说被一个国家用103万美元的天价买了版权。这个十几万字的小长篇，叙述的是中国留日女学生纯洁，先是爱上了比她小五岁的日本男孩海天，后来又爱上了比她大很多岁的美国老男人格拉姆，格拉姆有家室，海天家里又不同意婚娶。但“纯洁”游刃有余地周旋于两个男性之间。对女主人公以“纯洁”命名，这本身就是个反讽。海天对她的追逐非常激烈、坚定、至死不渝。然后两个人结婚了，作家用了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写格拉姆在他们的婚礼上飞车赶到，然后格拉姆把她抢走了。女主人公走还是不走没有主意，朦胧中还是跟了格拉姆。之后，他们找到一个旅馆疯狂地做爱。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格拉姆在9. 11事件中遇难，海天离开了纯洁之后跳了富士山。就是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小说在市场上几乎畅行无阻。里面最时尚化的表达是个人生活无限的开放性，里面有一句话，是纯洁内心的独白:“我觉得一个女人是完全可以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的。”日常生活里面最时尚的东西写进了作品，更致命的是，时尚还要搭乘美国大力传播的反恐的意识形态，它搭乘的是最大的一个时尚。
今年还有一些作品，像大家所熟悉的池莉，她的每部作品几乎都被改编成电视剧。她将不久前出版的一部作品命名为《有了快感你就喊》。文学这样的时尚化追逐确实是越来越成为风气，这和文学的市场化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在忧虑，就像柄谷行人说的，让文学富于深刻意义的时代永远地成为过去了。我们今天批判文学的时尚化本身也有我们的问题，批判时尚化的起点，就是经典文化和意识形态优越感的失落。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反省这个批判视角。像文化研究刚刚兴起、伯明翰学派初建的时候，它所关注的是在主流文化和学院精英建制里面被忽略的亚文化，如吸毒、朋克、同性恋、肥皂剧、广告、工人阶级写作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文学时尚化的关注是不是一定要采取批判化的视角呢？我自己也感觉是一种“两难”。
最近讨论时有人说，文学时尚化应该提到关乎中国文学是否能够生存的战略性高度，显然是积极地支持文学的时尚化，推动文学时尚化的发展。我个人不认同这种看法。我觉得文学和市场是两回事情，市场应该遵循“有效需求论”，文学能够作为产品在市场上流通的时候，事实上它和文学性并没有建立可靠关系。比如刚才讲的，有些网络小说，也包括《9·11的生死婚礼》和《上海宝贝》的策划，在市场上可以大行其道，这时候它是个稀缺性的商品，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就是有效需求。但文学关心的不是市场，文学关心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人的心灵的领域，现在这个领域已经不大被关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内心总要遇到危机，总要寻找心灵安放的地方，这就是心灵家园。心灵不能总在流浪。文学恰恰是能够提供心灵、理想安放的家园的。
文学时尚化是以走向市场作为诉求，不仅像卫慧、贝拉、池莉这样的女作家，包括很有影响的男作家，他们的创作里对文学时尚化的追逐仍然非常明确。李建军(他是最近非常激进的批评家)认为中国严肃文学的时尚化是从贾平凹开始的。大家读过《废都》，书商的宣传画写着“当代《金瓶梅》”，这句话比任何批评家的批评影响都要大得多。你也可以把它概括成“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的故事”，还有什么评论能够比这种批评更有影响呢？当然它背后可能隐含着另外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深刻的想法，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知识分子究竟如何能够获得自我确认变成内在的一个焦虑，但是他把个人的经验植入作品里，也就是说在女性那里男性才能够获得自我确认。这种东西在那个时代恰恰是个最大的时尚。
前几年有部小说《桃李》，在北大开研讨会，很多同学都指责张者:如果爱北大的话就不该这样写北大。张者说谁告诉你我写北大了？我没写北大。他念本科在西南师大，西南师大的同学和老师说你不能够这样写西南师大。小说写一个教授、博导和研究生的关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和漂亮女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写作如果说它是个别的现象，对丰富我们多元化文学创作的格局是值得肯定的，小说有各种各样的写法。但是大家都在追逐这个东西，我就感到不安了。不知道我们的文学除了时尚化、市场化是否就别无选择了。前几年还有一部写得比较好的作品《经典关系》，作者莫怀戚本身就是重庆师大的写作教师。《经典关系》写的都是师生、夫妻、朋友、翁婿、父子等等，日常生活里最重要的关系，所以把它叫做经典关系。看完之后你才知道这个社会生活是多么可怕!最亲密的人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前面走的就是你的亲人，后面他干的恰恰是一种背叛、欺诈的事情。“经典关系”都变成这个样子，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民族还有什么值得我们信任？对时尚化的批判之后要建设什么，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20世纪以来我们形成的思想文化传统就是一个批评性的传统、破坏性的传统。我们从打倒孔家店开始，一直在破坏，旧世界破坏掉了，但新世界是否建立起来了，新的文化是否建立起来了变成了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始终在变，这与中国的性有关，中国的现代性始终是个不确定的方案。这个“不确定的方案”还没有成为过去，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面，什么样的文化应该批判或应该弘扬并不是明确的。
最后一点，对文学时尚化的批判，作为一个批评家也好，作为一个读者也好，我内心是矛盾的。回到我们起初的话题，我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意愿在不断跌落，但是另外一方面，审美的东西在生活里面被普泛化了。比如汽车，都是流线型的，高楼大厦都是玻璃幕墙的，造型越来越优美。商场里面花枝招展，城市到处是绿地、花园。情人节要献花，圣诞节要买圣诞树。生活到处充满了美。为什么在日常生活里大家对这种时尚的追逐没有反感，生活的时尚化每个人都不反感不拒斥，而对文学的时尚化就一定要批判它，不能容忍它？这是不是构成了某种矛盾呢？
第二点，文学本身是关乎人类精神世界的艺术形式，关注人类心灵的矛盾、不安、焦虑、孤独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它和时尚能够构成同构对应的关系吗？社会生活有什么样的时尚，我们的文学作品就一定要追逐它吗？在时尚的掩盖之下，每个人内心的痛苦、焦虑、不安、孤独都被时尚话语遮蔽了，物质生活越是发展，每个人的心理疾患就越严重。那种躁动感、焦虑感，如果不关注人的心理疾患，不关注人的心灵，那么文学还有必要存在吗？
对时尚化的批判我自己也觉得很困惑，报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很长时间，我也曾写过文章参与讨论。有人持非常激进的态度，表示就是要推动时尚化的发展，认为时尚化发展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的一种进步。另一些激进的批评家对此有非常激烈的批判态度。但对时尚化的彻底否定我又感到犹豫，整体上说，我对文学时尚化的批判还一直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