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当前文艺思潮的正确走向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艺思潮发生了不少显著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艺思潮虽然波澜起伏，暗潮汹涌，但是，它的仍然是有的。我们只有发现并正确地把握了这种内在规律，才有可能正确地引导当前中国文艺思潮的走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把握和引导往往停留在简单的批评上。在把握对立的文艺思潮时，人们仅仅将它宣布是错误的。正如恩格斯所深刻指出的：“仅仅宣布一种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对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把握和引导就是必要的政治批评和深入的理论批评的有机结合。我们从人们对当代中国文艺界的多元论思想的深入批判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发展的脉络。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多元论思想的批判主要是政治的。有人指出，所谓“多元化”，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百家里的一家，多元里的一元。认为它不能容忍马克思主义的主元地位，反对把它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而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发展之必然，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这种政治批判显然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那位在20世纪80年代鼓吹“文学本质多元论”的作家为了支持“躲避崇高”的创作倾向，竟然赤裸裸地宣扬粗鄙存在观。他认为：“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即，既“承认人的差别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要求。”这就是一种只承认人的存在而否认人的超越和发展的粗鄙存在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消灭大部分作家，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的也仍然是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这种只承认人的存在的粗鄙存在观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批判，提出了存在观。科学存在观认为，我们应该尊重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绝不能放弃对不同的选择做出真假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的权利。《水浒传》与《荡寇志》，《红楼梦》的原作与续书，难道没有价值高下优劣的分别?《红楼梦》原作与续书在情节、结构上是不同的，一是由欢而悲，一是由悲而欢，其根本原因是对小说所展现的基本冲突的性质及其解决方式的不同看法。曹雪芹写的是叛逆者与封建礼教之间的冲突，其结局是叛逆者被黑暗势力所窒息、扼杀，读书大多写的是林黛玉与薛宝钗在爱情上的争夺，结局是有情人成眷属，贾府兴旺繁盛，两种写法、两种观念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显然，这里就有一个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的真假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而只承认人的存在的粗鄙存在观反对这种判断，就必然否认人的超越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分歧逐渐发展到社会分化。这种社会分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分化的一个部分。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指出：“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社会的公仆演变成社会的主人的这种历史演变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也屡有发生。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不但发生了社会背叛，而且发生了精神背叛。当前中国文学对这种背叛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映，如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和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在《国画》中，作者生动地描写了知识分子朱怀镜在社会背叛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朱怀镜只是真切地感到这社会的确越来越阶层化了，有些人更是越来越贵族化了。尽管做官的仍被称作公仆，尽管有钱的人仍尊你为上帝，可事实就是事实。下层人想快些进入上层，拿时兴的官话说，就是实现超常规发展，你就得有超常规的手段。朱怀镜经过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认同了异化，走向了背叛。在分化和背叛后，朱怀镜逐渐地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步步高升。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中，阎真更细腻充分地凸现了知识分子池大为的内心斗争、痛苦和煎熬。和朱怀镜这种典型的官员不同，池大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既有从社会基层民众中分化出来，跻身社会上层的痛苦和矛盾，也有放弃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骨气的失落和空虚。阎真不但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池大为的衍变和蜕化，而且较为深入挖掘了这种蜕变的历史根源。池大为是双重背叛：一是从社会基层民众中分化出来，彻底地背叛了基层民众；二是主动地放弃了真正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尊严。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在这种背叛中，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精神上发生了霉变，有的是没有感觉到这种精神霉变，有的感觉到自己的精神霉变，但是不承认这种精神霉变，有的还认为这种精神霉变是一种进步，有的甚至在反省和忏悔中自觉地实现这种精神霉变。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舍弃理想主义，顺从现世主义，表面上是一种精神背叛，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背叛。在池大为参与的一次全省血吸虫抽样调查中，他发现华源县的血吸虫发病率为6％，而他们的调查报告却上报3.62％。虽然池大为心里想着那些无助的病人，很久都安定不下来，因为当年他的父亲和他在那个偏远的山村，也处于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但他还是沉默了，放弃了“吼一声的责任”。6％的发病率与3.62％的发病率相差2.38％。说真话，就意味着2.38％的病人能得到及时，将减少痛苦和死亡；说假话，就意味着这2.38％的病人将缺医少药，将增加痛苦和死亡。而说假话虽然损害和践踏了底层人民的利益，但维护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维护了个人利益。在人民利益和少数集团利益(包括个人利益)的斗争中，池大为倾向了后者。池大为的这种沉默和放弃就是对这2.38％的病人犯罪。就是参与对底层人民的犯罪活动。他背叛了他的父亲，背叛了像他的父亲一样无助的人。也就是说，池大为背叛了他的社会出身。可见，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退却和背叛，实际上是他们社会背叛的结果。而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社会背叛又是当前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演变的产物。因此，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发生退却和背叛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中国社会不少人从社会公仆到社会主人的这种历史演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思潮仍然或直接或间接地都是围绕当代中国实现化的进程展开的。而不同文艺思想倾向的分歧则主要是由当代中国在观上的分歧引起的。只有把握了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才能甄别并把握当前中国文艺思潮的正确走向。21世纪初，为了纠正以往中国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上的一些偏误，我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种科学发展观不但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而且也是我们正确地把握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的科学武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深刻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基础上高度科学地概括了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一是采取较残酷的形式，一是采取较人道的形式。马克思说：“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的障碍除去。”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既有较残酷的形式，也有较人道的形式。中国当代历史是一个未完成时，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不能重复前人的错误，甚至为了发展而犯罪。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不仅是历史的全面进步，而且是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马克思说：“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尽管历史的阵痛不可避免，但是，人们的主观努力是可以缩短和减轻这个分娩的痛苦的。在历史的变革和社会的转型时期，当代中国既有一些作家对当前中国出现的为了历史的发展而采取较残酷的形式的现象放逐了必要的道德批判，甚至还有作家拼命地肯定并跻身那些不合理的现存秩序，也有不少作家猛烈地批判了当前中国出现的一些延长和加重分娩的痛苦的现象。有些作家认为存在的价值不在于抽象的理想中，而在彻底的“现实化”过程中。即对现实的强烈参与认同，并去热烈拥抱。“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入上层了。”在《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3期上，有一位中国作家以“在‘中国梦’的面前坚定信心”为题认为：“二十年来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正是一个依靠自己改变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这个新的‘中国梦’是一个成功的梦，一个凭自己的勇气、智慧、创造精神争取美好生活的梦，一个充满希望的梦想。这是一个强者的梦想，一个每个人冲向未来的梦想。这正是中国社会尽管面临巨大挑战仍然能够凝结成一个社群，而没有分崩离析的基本前提。”而底层文学所反映的底层民众“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无法忍受，相反他们仍然对于生活怀有信念，对于世界有一份坚定和乐观的抱负。他们相信凭自己艰苦的劳作和机敏的争取，完全有可能为自己开创一个美满的未来。他们并不想绝望地走向社会的反面，也并不激烈地抨击当下的生活，而是在困难中互相慰勉，在挑战中从容面对”。的确，“中国梦”是美好的，但是，在当前中国，这个“中国梦”有的人有条件实现，有的人则没有条件实现。也就是说，人们做这个“中国梦”都是很容易的，但是，实现这个“中国梦”却是因人而异的。何况，这个“中国梦”还存在不同的实现道路。鲁迅在致颜黎民的信中说他看电影，“但不看什么‘获美一得宝’之类”。因为这种“得宝”“获美”的美梦实现道路不过是一种麻醉人民的“鸦片”。显然，这种既不管人们实现的条件，也不管这个“中国梦”实现的不同道路的“中国梦”，不过是一种“成功人士”的神话的拙劣编造。而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对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1999年，王晓明在深刻地反思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时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成功人士”的神话。他说：“进入90年代以后，我常常有一种强烈的困惑：生活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那以后接着来的，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说80年代知识分子鼓吹‘现代化’，这当然是不错的，可是，我在90年代亲见的这种种变化，实在和80年代人们的期望相差太远，倘若这就是‘现代化’，那我过去对‘现代化’也实在是太无知了!”王晓明以“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现代化”为题尖锐地指出：“由广告和传媒塑造成形的那个富有、漂亮，享受名车、豪宅的‘成功人士’，大有充任当代中国人‘现代化’想像的聚焦点的气势。事实上，这些流行想像已经蒙住了许多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发展背后的隐患，看不见生态平衡的危机，自然更看不见‘新富人’的掠夺和底层人民的苦难，甚至使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些事情。”王晓明对这种“成功人士”的神话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王晓明指出：“倘说那‘成助人士’的神话、那新的主导意识形态、那由广告和传媒合力编造的共同富裕的幻觉，早已成为新的掠夺的吹鼓手和辩护士，成为哄骗被掠夺者的蒙眼布，那么，一一戳破这些神话和幻觉，是不是也就仿佛砍断了新的压迫和掠夺的一根吸盘，给它的横行增加了障碍呢?我不禁想起鲁迅70年前所用的那个大时代’的概念，当下的中国似乎就正处在这样的时代之中。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如果那新的压迫和掠夺竟然继续通行无阻，社会的前景就势必不堪设想。”对这些十分对立的文艺思想，如果我们在全面掌握当代中国的不同发展观上正确地把握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科学发展道路，就不难认识它们的是非。

　　我们不仅要全面地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艺思潮不同的思想倾向，而且要把握这些对立的思想倾向的实质。否则，我们难以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正确走向。近20年来，我们之所以没有被翻来覆去的东西风吹拂得左右摇摆，是因为我们在科学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努力抓住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正确走向，不畏浮云遮望眼。在当前中国文艺界，既有大力提倡文学的批判精神的，也有极力否定文学的批判精神的。这两种文艺观念在人的发展观上都存在很大的误区。极力否定文学的批判精神的人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反对“理想”与“要求”的谬论，不过是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庸人罢了。而大力提倡文学的批判精神的人在人的发展观上则陷入了虚无存在观的窠臼。有人要求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这种虚无存在观从人类的某种完美理想状态出发，彻底否认现实的存在。它只看到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这实质上无异于取消了多样的存在。刘再复提出的文学的主体性理论就是这种虚无存在观的表现。2002年，仍然有人指出：“‘主体性的失落’是主体艺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所要说的是：人本来是有主体性的自由的人，但后来主体性失落了，人变成了非人。人：理想的人，历史：理想的人变为现实的人以后的历史，因此，符合主体论文艺学尺度的人和历史都是传奇化了的，而现实的人和历史则被判定为‘非人’和‘前史。’”这种从理想出发彻底否定现实的虚无存在观虽然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判，但并没有消失。我们在深入地批判虚无存在观和粗鄙存在观的过程中形成了辩证地批判现实的科学存在观。这种科学存在观既承认人的局限性，又承认人的超越性。它既不是完全认同现实，也不是彻底否定现实，而是要求既要看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又要看到现实正是理想实现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针对现实提出某种理想，与人们在实现这种理想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我们绝不能因为人们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的努力。这种科学存在观既反对片面地追求历史的进步，完全顺应历史的发展，也反对道德理想主义，沉湎审美世界的解放的幻想之中，而致力于社会平等，追求历史进步和道德进步的统一，维护基层民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存在观在人的发展观上只是反对空洞的批判精神，而提倡与建构精神相统一的批判精神。因此，我们认为有些文艺批评在高扬文艺的批判精神时不但脱离了批评对象，而且脱离了现实生活。文学的批判精神是作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作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否则，作家的批判就是“用头立地”。也就是说，文学的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