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之后：中国后现代的艰难行程
【主持人语】 当代学术语境中，“后在”始终是一个暧昧不清、令人尴尬的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后现代”在西方本就是一个思想繁杂的理论谱系，进入中国后的理论旅行，更使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后现代”与中国当下现实的种种问题缠绕在一起。本期推出的三篇文章，意在通过考察“后现代”在中国的与现状，梳理“后现代”的谱系特征，捕捉“后现代”的踪迹，以期对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提供批判性思想资源。主张差异多元是后现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后现代的讨论应该有多种视角和声音，以下三篇文章皆是一家之言，同时也欢迎不同观点的对话讨论。
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虽然经历了风吹雨打，但多少还有些堂皇悲壮。因为现代主义搭上了“文革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快车，是作为一种时代的变革前驱而被渲染的。现代派文学及其思想理论一直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样板和标本，它所经历的那些意识形态领域的磨练，表明它对新旧思想体系都构成巨大的冲击。事实上，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影响力很有限，转化为文学创作成果的就更少见。所谓“85新潮”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值得怀疑的。但现代主义确实构成了一种观念的冲击，它虽然没有有效地建构新的体系，但它瓦解了旧有的秩序。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过渡时期，现代主义当然也显得不伦不类，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文坛就一度时兴过“伪现代派”的说法，那种揶揄的语调，与80年代初对现代派的急切渴望相比，真有一种老谋深算的意味。确实，现代主义并未在中国当代文化中扎下根，因为整个现代主义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知识积累，在当代中国并未打下基础。现代主义的那种反叛性和超越性，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状都大相径庭。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就是在现代主义开创的暧昧场景中登台，它本身显得更加暧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的最初时期，它的身份几乎没有任何合法性。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出台相比，它既无天时（需要新思想的历史机遇），又无地利（改革开放形成的文化态势），更无人和（文学界创新的共同愿望）。然而，后现代主义夹着尾巴躲在“现代派”的麾下步入历史。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比现代主义晚多少，大陆最早使用“后现代”这一词汇的可能是董鼎山在《读书》1980年第12期上发表题为《所谓“后现代派”小说》，这篇评介性质的短文，是否就是汉语中的“后现代”一词的创造，还难以断言。在，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就有“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说法。大陆的“后现代主义”词汇是否受到台港的影响尚不确定，但已经有其在先，大陆就很难争夺这一发明权。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介绍现代派的文丛和文章中，就有不少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只不过那时把这些后现代主义的作品称之为后期现代派。如袁可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984年），其中有不少篇幅选用后期现代主义作品。在该书中，袁可嘉把荒诞派戏剧和法国新小说等作品，称之为“后期现代主义”。但袁可嘉1982年在《国外社会》（第11期）就发表文章《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可见袁可嘉的这套文丛付梓较早，没有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说法。陈焜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1981年）也多处论述到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等现代派特征。他没有使用“后期现代派”的说法。在伍蠡甫主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1983年）中，也选有法国新小说和荒诞派戏剧阐述文学观念的文章。很显然，法国新小说、荒诞派戏剧以及黑色幽默，都可以归入后现代主义。但该选本没有使用“后现代”这一概念。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少量的用“后现代主义”来评介西方文学的新近成果。后现代在中国的传播得力于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听者云集，这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教仪式。传教士本人并不信教，杰姆逊一直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激烈批判者。但奇怪的是，杰姆逊本人却在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中成长为一个独树一帜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1986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唐小兵翻译的杰姆逊的讲演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使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迅速波及中国各地。
20世纪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这种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其传播面其实并不广泛，只限于少数外国文学、文艺理论和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当时，在众多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中，王宁是最早不遗余力推介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学者。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大凡涉及到西方的理论思潮，免不了首先要以批判的眼光加以介绍，但王宁似乎怀着更大的肯定性热情加以阐发。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一直是在批判与怀疑的语境中长大的。最早进行后现代主义引介和阐释的研究者其实寥寥无几，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部分翻译的理章才陆续问世。1991年，王宁等翻译出版了由荷兰人佛克马编选的《走向后现代主义》，这部书立即受到欢迎。1992年，王岳川与尚水编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出版，也引起相当的反响。1993年，刘象愚等翻译出版哈桑的《后现代的转折》一书。紧接着一系列的国内学者的著作陆续出版。其中有：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年），王治河著《扑朔迷离的游戏》（1993年），张颐武著《在边缘处追索》（1993年），陈晓明著《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1993年）、《解构的踪迹》（1994年），王宁著《多元并生的时代》（1994年），赵祖谟主编《中国后现代文学丛书》（四卷，1994年），以及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周伦佑主编和国内数位后学研究者编辑推出的《当代潮流：后现代经典丛书》（5卷，1995年）等等。这些著述在学术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较大反响。
关于后现代研究的文章在当时还只是偶尔在主流学术刊物中发表，倒是有几家在学术界并不太知名的刊物成为新生力量。《艺术广角》、《当代电影》等刊物一度是“后学”的主要阵地，有关先锋派和前卫艺术的论述占据了这些刊物的主要篇幅，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很少见的。据我所知，最早在刊物中办后现代专辑的，倒是美术界的《艺术潮流》。这可能是一本在香港出版和印刷的刊物，1993年第2期发表了一组关于后现代的文章。随后，主流刊物《文艺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都有讨论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现象的专辑出现。一些以后现代为主题的会议对后现代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小型讨论会，在会上发言的有赵一凡、王宁、盛宁和笔者本人。由于盛宁一直关注后现代问题，由他任主编的《外国文学评论》，也给后现代研究开辟了一方之地。较有声势的会议当属1993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和1994年在西安召开的“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研讨会”等。
在上述的概述中，似乎后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经风起云涌。事实上，比起远为庞大的主流学术活动，后现代主义在学界只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在风雨飘摇中浪迹天涯。如此诗意的表述其实隐含着严酷的学术话语斗争。据王岳川统计，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发表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评论有近800篇。在这些文章中，批评、质疑、拒斥后现代主义的并不在少数。相当多的文章带着明显偏激的情绪化指责。例如，孙绍振先生就认为，后现代主义不过是一个残酷的文化杀手，一头蚕食现代精神价值的怪兽，他断言：后现代的出现“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一场令人震惊的文化灾变”。作为孙先生的学生，我深知孙先生的情绪化激愤的后面，还有无边的宽容作为依托。始终站在当代文化前沿的孙绍振先生，不过是对他偶然间错过了一班车发一下牢骚而已。但其他更多的激烈文字，则是要从当代文化秩序整顿与价值建构的高度，对后现代进行批判与抗拒。有学者指出，在当下中国由后现代发动的这场解构运动，“引发了一场全面的‘溃败’与瓦解”，呼吁要“守住那最后的精神家园”。在诸多的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中，贺奕的批判显得全面而彻底。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精神价值空疏。他在《群体性精神逃亡：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一文中指出：“由于缺乏某种终极价值体系作为依托，这种作用最终将流于短促狭隘和浅薄，中国后现代论者鼓吹的某些观念，诸如拆除深度，追求瞬间快感，往往包藏着希求与现实中的恶势力达成妥协的潜台词，主张放弃精神维度和意识，暗含着他们推委责任和自我宽恕的需要，标榜多元化，也背离了强调反叛和创新的初衷，完全沦为对虚伪和丑恶的认同，对平庸和堕落的骄纵。令人可悲的是，这些观念于他们不仅是文化阐释估价的尺码，更上升为一种与全民刁滑风气相濡染的人生态度。”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对后现代主义定性批判最激烈的言辞。在贺奕的其他论述中，还可以看到后现代被定性为具有“堕落和反动本质”，不过是中国文化消极面的“全面复辟”。很显然，后现代主义在批判者的叙述中已经被妖魔化，加诸于后现代身上的那些恶劣品质，诸如，反价值标准、反人性、反崇高、不要深度、没有原则、怎么样都行等等，这些在后现代的表述中都有严格的理论前提和必要的限定。但在批判者这里，这些前提和限定被取消，它们从特定的文本和历史语境中孤立出来，然后再推向极端。后现代在当代中国就这样被叙述成十恶不赦的妖孽和卑鄙下作的混账。对后现代的批判看上去更像大胆的指控和缺席的审判，批判从来不指名道姓，没有具体的文本，没有任何具体的事例。假想的后果被当成既成事实，毫不留情地栽到后现代的身上。后现代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当代文化的任何一桩丑闻，任何一项罪恶，看不出与后现代的阐释者有任何关系。后现代的言说者，作为一小撮在这个庞大的文化秩序中极为边缘的游走者，何以会令那么多的人怒发冲冠，这确实是一件奇怪的事。对中国后现代的定义也充满了歧义和自相矛盾。当后现代派被定义为反动派和破坏者时，那就说明定义者是认同现有的文化秩序的，后现代主义十恶不赦，就在于扰乱了现存的崇高而美满的文化体系；当后现代主义被定义为合谋者时，它到底与谁合谋？那么，在那个崇高美满的秩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有力量的存在物吗？如此看来，那个崇高美满的体系居然可以独立于什么势力而能秩序井然，安然无恙。这如果不是自欺欺人，那就是思维混乱，或者有意颠倒黑白。
后现代确实危及到真理先天占有者的权力地位，这些批判与反抗的过激化姿态不难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话语的焦虑状态，如何成为表达言说的中心这始终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追求，而以靠近真理的姿态展开言说，这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率的一种言说。后现代不过是侥幸成为知识分子失语症自我诊断的一个话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无物之阵中的一个仅有的小小障碍，无的放矢的批判终于有了对象。与其说人们怀着激愤讨伐后现代，不如说是带着狂喜进行鞭挞。否则，那么多的形容词与长篇累牍的宣判就变得不可理解了。
后现代就这样从一个稚嫩的小浑蛋，被摔打成一个庞然大物———一个话语生产的永动机。关于后现代的话语不断增殖，不管是批判还是申辩，贬斥还是颂扬，它都变得不可拒绝。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好像超越了那段怀疑、犹豫和彷徨的历史，但人们好像突然间可以对后现代主义泰然处之了。这种接纳并不是从理论上和学理的意义上，更多的则是从现实的直接经验。例如，中国介入全球化的现实，中国迅速而大规模的城市化，互联网和电信的普及，全球化的影视传媒的影响等等，这些使人们接受后现代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很长时期以来，我都不太使用“后现代”这个词汇，只要能用惯常的词语我就回避那些加上“后”缀的术语。这倒不是因为我怯懦，而是疲惫和麻木。但现在，几乎是突然间我才意识到，我们是真的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话语空间，不在这个话语平台上言说，已经没有别的去处。例如，现在时髦的“现代性”、“全球化”、“后殖民”、“帝国”等说法，都在后现代的框架之内，至少和后现代沾亲带故。人们现在开始熟练地运用那些词汇，那些方法和观念。这也许是一个妥协的极好机遇，人们避免了尴尬，更积极的说法就是达到沟通与理解。谁让我们处在一个多元而又宽容的时代呢？
当然，如此说来，又有人指责说，中国后现代研究者都只是在努力为跨国资本主义重新进入中国大陆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和依据而已,然后又仅仅以西方的消费理论来全盘解释整个国家市场上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很显然，为“跨国资本”提供理论合法性诸如此类说法是夸大了中国后学的能量。中国的“后学”，主要是试图从原来的知识和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努力，这就转过去寻求新的西方理论资源，这与跨国资本实在搭不上界。但是，全球化和市场化对中国的是否有益，这是一个在经验上完全可以得到理解和解释的现象，只要立足于对中国文化、经济现状的基本了解即可。很显然，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部分后现代言说者与“新左派”对中国当下现实的解释就存在一定分歧。因此，“后学”话语在中国当下并没有随着后现代文化更大面积的兴起而形成一种整体，相反，随着问题普遍化和思想的深化，分歧和分化会显得更加严重。
后现代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我也不相信后现代的言说者和反对者都有多么高远而悲壮的情怀。对于后现代的言说者来说，这不过是知识演绎的必然结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观念和立场。观念的转化依赖于知识，而不是相反，观念是知识而然的延伸。我们总是过于偏执一种观念和立场，以为观念和立场将决定知识的优劣；事实上，只有以知识为依托的观念和立场的差异才是真实的距离。观念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知识孕育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后现代的言说者，实在是因为较早触及到了这种知识，因而才会有诸如此类的立场和观念出现。后现代的言说者，既不是什么悲壮的叛逆者，也不是什么下作的合谋者，只是对一种知识的探寻和热爱，使他们以这种方式存在。
后现代也因为它的舶来品本性而受到质疑，在主张中国文学批评本土化的人们看来，它的知识身份不具有合法性。我想，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思考：其一，文学理论与批评这门学科就是现代性的一门知识，它本身从基础到概念体系都来自西方，那些早些时候的西方知识可以为中国所用，被默许为“中国本土化”的，我以为这种默许因为习以为常而使人们忽略了它的外来色彩。但这里显然存在双重标准，何以新近的知识就是西方的，就不能用呢？其二，本土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能指望在短时期内就能奏效。其三，本土化与全球化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全球化才使本土化成为一个问题和需要，而本土化只能在全球化的格局里才有意义。本土化的诉求本身构成全球化的一部分，离开了全球化，本土化的诉求就显得多余，因而本土化的纯粹性也是可疑的。其四，中国文化是一种大国文化，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打算成为与西方相对立的差异性的他者文化。建立一种大国文化，或者说，一种大国文化的新生，无疑是最大可能地吸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成果。中国文化也许历经过唐代的兼收并蓄，纳百川而归海的时期，才有那个时期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也许现代性以来的中国文化也正在经历又一次的文化大融合，最大可能吸取西方文化的成就，才可能使中国文化在未来的时代变得博大深厚而充满活力。这个时期很可能是一百年、二百年，也可能更久。
如此看来，就没有必要为我们现在吸收西方的文化成果而感到愧疚不安，再退一步来说，对于寻求知识增长和思想自由表达的知识分子来说，知识的民族（国家）身份真的是那么重要吗？这一问题正是后现代知识的难题。后现代强调差异性，也强化文化身份，但在中国，后现代本身就遭遇身份合法性的窘境，而反后现代性的人们，却又正是采用了后现代强调文化差异性的立场。这本身表明，在中国，很多问题并不是那么单纯，人们的立场和言说，总是处在悖论的边缘。
在后现代的言说已经普遍化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后现代的历史。当然不是要为中国的后现代塑造某种历史，而是有必要把后现代作为一种知识汇集在一起。虽然后现代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夹杂着不少的喧闹，人们也大都因为当初的激烈反对和刻意回避，使得现在要切入后现代知识体系，感到一种知识伦理的障碍。我想，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现在，应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更富有建设性的后现代理论和知识。建设性的后现代理论与后现代神学这两方面在当今西方理论界的活跃就清楚表明，后现代并不是反人性和反历史的，后现代也并不是一味拆除精神家园，它完全可能建构，实际上它正是在追求这个时代人们可能的精神家园。尽管此一后现代非彼一后现代，但它至少表明后现代不是天然地就是破坏性的、反动的和堕落的。后现代理应有它的多面性和丰富性。
我们并没有迎来一个“后”的时代，但后现代知识会让我们的时代更生动和富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