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艺术化”的中国现代命题及其当代意义

一
　　
　　把人生和相联系，以艺术作为人格培育的重要手段是传统文化“诗”教、“乐”教的悠久传统。而把艺术境界作为理想人生的重要尺度，崇尚艺术化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境界，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富有代表性的人生理想。但是，这种对艺术、美和人、人生之关系的态度，这种深蕴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崇尚艺术化的人生旨趣与理想，始终没有上升为明确的理论话语。20世纪上半叶，在民族命运和民族文化的严峻危机前，经过田汉、宗白华、梁启超、朱光潜、丰子恺、郭沫若等一批初具美学意识的中国现代美学家、艺术家的努力，在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思想领域中，“人生艺术化”这个富有理想色彩、在当时不免令人有高蹈之叹的理论命题却逐渐明晰并最终确立。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是一个集体的成果，它不是由某一个人完成的。也正因此，它呈现出历时性的、丰富、完善的过程与共时性的冲突、互补、交融的状态。在动态的多维化的发展与交融中，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逐渐形成并明晰了自己的主流精神、主导品格及其代表性成果，这就是以田汉、宗白华等开其端绪，梁启超奠定核心精神旨向，朱光潜确立理论表述予以系统建构，丰子恺、宗白华等共同丰富发展的思想理论。这一理论以热爱生命、讲求责任的积极的人生倾向，注重情感（趣味、情趣）、重视理想（意境、境界）的浪漫的审美品格，弘扬生命、追寻意义的诗性的意向，相交融为远功利而入世的中国式审美人生精神。它要求主体以人格精神的艺术化提升来超越小我纵身大化，追求生命境界和生命意义的积极实现。它融审美与启蒙为一体，重在关注艺术之美对人的精神与人格的唤醒与提升。由此，“人生艺术化”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唤醒人性觉醒和社会改造的激情号角！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追寻人性完善和生命价值的诗意理想！
　　从理论史来看，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的相关思想初萌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1919年，田汉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较早提出了“生活艺术化”的口号。20世纪20年代初，宗白华在多篇文章中多次提及了“艺术人生观”、“艺术式人生”、“艺术的人生态度”、“艺术的生活”等概念。田汉强调超越现实生活之痛苦，宗白华弘扬建构艺术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他们都体现出将艺术之美、艺术精神和人生、生活相联系，力图使后者获得超越、提升和美化的思想倾向。他们的论述虽尚浅拙粗放，却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的最初萌芽。
　　“人生艺术化”的核心精神旨向奠基于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由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探讨转向对艺术和美的价值意义的追寻。他在多篇与演讲稿中明确提出并集中阐释了趣味主义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的问题，从而不仅明确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1）的口号，还颇具特色地将理想人生的基本原则、方式和状态界定为“无所为而为”的趣味精神（2）。梁启超从哲学层面建构了趣味的范畴与原则，又从艺术、为学、、劳动、生活等具体的实践层面剖析了如何贯彻“无所为而为”的趣味原则从而建构艺术化生活的具体方式与途径。趣味的范畴非梁启超首创，但梁启超是中西美学史上第一个将趣味从中国传统文论的艺术范畴和西方美学的审美范畴拓展到人生领域的美学家。由对趣味的哲学阐述和美学阐释，梁启超开拓了审美人生的趣味范式。梁启超强调趣味是富有情感与创造力的个体生命积极融入外部环境（众生与宇宙运化）之中而超越忘怀小我的壮美生命境界。他以“无所为而为”的生命精神为美的极致，弘扬生命创造的激情与信念。梁启超的中虽未直接出现“人生艺术化”这一表述，但他对趣味主义的倡导与阐释，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开启了融哲思与意趣为一体的有味生活的实践方向，确立了以激扬生命、精神至上、不执小我为内核的“生活的艺术化”的审美人生精神。这种趣味主义的审美人生精神奠定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基本致思方向与重要精神基础，深刻地启示和影响了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思想的建构演化特征。
　　“人生艺术化”的理论表述成型于朱光潜。由梁启超对“生活的艺术化”的精神阐释到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系统建构，第一个关键而重要的界碑也是朱光潜。梁启超的趣味人生理想重在思想的阐发与精神的建构，在理论特征上并不那么明晰，也缺乏系统的理论建设。朱光潜的发扬及其理论建构，不仅正式确立了“人生艺术化”的理论表述，也为其日后发展为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思想领域中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命题奠定了相当关键的一步。大体言，自20世纪20年代前后始至三四十年代，与本命题有关的理论表述有“生活艺术化”（田汉）、“生活（的）艺术化”（梁启超、宗白华、郭沫若、丰子恺）、“艺术式的人生”（宗白华）、“艺术人生观”（宗白华）、“艺术的人生态度”（宗白华）、“艺术的生活”（宗白华）、“人生的艺术化”（朱光潜、宗白华）等。其中，1932年，朱光潜写作发表了《谈美》。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朱光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人生的艺术化”这一理论表述，并明确提出“所谓人生的艺术化也就是人生的情趣化”，“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3）等理论主张。朱光潜承续了20年代前半叶尤其是梁启超的致思方向，不仅把梁启超“趣味”的范畴发展为“情趣”的范畴，把“生活的艺术化”的口号拓展为“人生的艺术化”的命题，更是在内在旨趣上承续了梁启超以“无所为而为”的趣味精神来觉醒人性改造社会的精神意向。当然，朱光潜也有自己在理论上的发展和精神上的拓展。梁启超的“趣味”强调了情感在生命美创造中的意义，主张提情为趣（美）。朱光潜的“情趣”则进一步发挥了真善美合一的思想，主张融创造与欣赏为一体，以情趣为美。梁启超的“生活的艺术化”强调生命应在“无所为而为”的创造中超越小我体验“春意”。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则主张生命不仅要践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还要彻行“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具体体味生命的情趣，即“慢慢走，欣赏啊”！
　　经过朱光潜的界定与阐发，“人生艺术化”这一命题在现代中国艺术、审美、文化领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这一命题引起了诸多学人与艺术家的关注，他们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此命题，共同丰富拓深了这一命题的理论内涵与精神特质。其中，朱光潜由文学与诗谈情趣人生，丰子恺由童心与绝缘谈真率人生，宗白华由生命情调和艺术境界谈自由人生，不仅进一步延续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融审美与启蒙、崇高与浪漫为一体的理论特征，也进一步丰富拓展了这一命题的诗性特质及其所内蕴的以激扬生命、不执小我、精神自由为核心的主体精神。
　　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就不能绕开王国维。所谓现代美学，从世界美学史的发展来看，康德无疑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人物之一。康德以严密的理论思辨确立了以情感为中心的自由判断，从而赋予了审美以无利害性的独立地位。在中国，王国维以对美的“可爱玩而不可利用”的界定，率先开拓了中国现代美学无功利性的现代性品格。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把艺术审美视为超脱生命欲望解脱人生痛苦的唯一途径。应该承认，王国维美学思想内在地涉及了人生、艺术、美的关系问题，这与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具有一致性。他通过对境界（意境）理论的建构和悲剧理论的阐释，已将对艺术之美的品鉴拓宽到了人生的境域，并具有相当的深刻性。但王国维之审美无功利性是以彻底的解脱为审美之终极目的的，这种精神旨向与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主导精神走向有着重要的差别。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在讨论人生、艺术、美的关系问题时，其基本的路径是以“出（世）”来“入（世）”。它的理想蓝图是以艺术和审美为中介，通过艺术化的审美人格和人生态度的建构，激活生命活力，超越小我之欲，即“出”；以此出发，建构内蕴真善的审美人格精神和人生境界，实现和体味人生的自由情韵，即“入”。激活生命、品味人生、提升人格构成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根本宗旨。“出”是为了更好地“入”，超越现实是为了更好地升华人格、创造生活、品味人生，这才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精神旨趣和价值走向，而非在艺术和美的观照中消灭欲望忘怀人生，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以“出（世）”来“入（世）”的人生情怀与审美旨趣正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最为突出的理论标志与精神标志。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思想重要而富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之一，“人生艺术化”命题辐射了人生态度、人生方式、人生境界、人生理想诸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它追求人生的审美超越和人格的审美建构，视艺术为至高的美，骐骥把自由、真率、情感、生动、圆满、完整、和谐、秩序、创造等艺术精神与艺术品格融会到人生境界和人格修养之中，通过超越粗鄙、麻木、虚伪之纯物质人生，来达成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形上实现，达成人格精神和人生境界之诗意提升，从而实现并体行一种有味的自由生活。简而言之，“人生艺术化”就是要把生命安顿在审美的自由升华中！ 　　二
　　
　　从人类实践看，人生与生活中的化（性）追求大体呈现为三个不同的层面（方向）。其一是生活形式的艺术化（性）。主要是把艺术化（性）理解为装饰性或新奇性，具体表现为对生活用品、生活环境与人体的艺术化装（修）饰。其二是生活技巧或社会关系的艺术化（性）。即把艺术化（性）理解为生存与生活的技巧，具体表现为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人际关系等的处理艺术。其三就是人格与心灵的艺术化（性）。这个艺术化（性）是人类对自我精神的自由追求，是对人格与心灵之美的向往与骐骥。我以为，这才是“人生艺术化”命题的最高境界，也才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本义。
　　以艺术作为寻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途径，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传统。从孔子的颜回乐处、曾点气象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所向往的就是一种将道德内化为情感的艺术化生命境界。庄子更是中国文化中艺术化人格的典型代表之一，庖丁解牛之自由，羽化蝴蝶之畅神，鲲鹏展翅之潇洒，深切艺术精神之韵致。而魏晋名士的风流生活，更是将艺术的自由精神、个性精神、生命意识、情感原则展现得淋漓尽致。乘兴而来，兴尽而归。魏晋名士着眼于生活的过程、着眼于生命的本身，不在意于结局、不刻意于所得的人生态度，确实内蕴了艺术无功利性的根本精神。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追求艺术化生活理想的主要是在野的或具有在野意向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是一群在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失意的而在精神上又对自我有所要求的主体，按照中国文化“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他们在内心情感上是充斥了失落和忧愤的，艺术化生活于他们更多的是内心痛苦的一种释放形式和寄托方式。随着封建社会走向晚期，先秦儒道对人生境界的壮阔追求，魏晋士人对于生命情怀的淋漓挥洒，逐渐内敛为一种精致优雅、闲适洒脱的生活情趣，它虽然保留了对于人格精神的向往，但对外在生活方式的追求逐渐成为更为令人瞩目的重心。这些被边缘化的主体以与世俗化生活疏离的艺术化生存形态，来表明自己高洁的人格情趣与价值旨趣，同时也予自己无所作为的生存事实以精神的自我安抚。“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隐”也要隐得高雅而有格调，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内心情结，是内在的精英主义意识和实际上的边缘化事实的一种调和方式。在这种精神形态下，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艺术化生活甚至蜕化为弱小的个体为了在强大的现实前寻求自保而实践的某种生存的艺术（技巧）。
　　在西方文化中，现代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思潮和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也是推崇生活与艺术的联系、追求生活的艺术化和审美化的。西方现代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思潮的弄潮者主要追求的是一种新奇时尚的生活，他们面对的是西方现代社会日趋机械、物质的生命，在内心情感上愤怒大于痛苦，更多的是对现实的讽刺。西方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的实践者则更多地在追求一种感性至上的生活，他们直面的是西方后现代社会的商业背景、逐利目的，主体在消费主义原则下彻底欲望化，被直接的感官享乐所淹没。由此，前者是由理想始而激愤终，除了以外在的新异夺人眼球外，更多的还是对现实之世俗的无奈。因此，“生活艺术化”虽是唯美主义手中对抗世俗生活的武器，但最终却在生活的形式和物质性上与生活妥协了。像王尔德、莫里斯等唯美主义的倡导者和力行者的行径言止，更多地表现为对生活形式、生活享受的奢靡趣味，以至于人们认为唯美主义也正蔓衍出颓废主义的气息。唯美主义提升的主要是大众对于生活的形式观感，而并没有真正提升他们内在的人生品位和人格情趣。当然唯美主义在骨子里还是源自理想的，与此相反，西方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思潮则从根本上悬置了理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拥蹇者是欣欣然优游于生活中的主体，沃尔夫冈·韦尔施把他们戏称为“美学人”，是“身体、灵魂和心智”都具有“时尚设计”，但却“抛弃了寻根问底的幻想，潇潇洒洒站在一边，享受着生活的一切机遇”的“自恋主义”者（4）。生活就是艺术，存在就是美。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中，艺术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普众的艺术，也是有史以来最不是艺术的艺术。艺术超越于生活的内在诗意早已消弥于滚滚的生活洪流之中。从现代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思潮到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西方文化看似以艺术和审美作为生活的一种理想方向，但在实际的生活实践和人生实践中，它们都没有真正成为人生和生命的美的精神导引。如果说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思潮对资本及其文化原则所可能导致的人性戕害尚保持了一定的警醒并试图寻找到相抗衡的武器，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大潮则正契合着当代消费主义的文化情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大潮涌动中，沃尔夫冈·韦尔施、迈克·费瑟斯通等西方后现代学者正是通过对这种生活思潮的与研究，内隐着或表现出某种嘲讽、反思与批评。
　　
　　三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具有自己孕生的特定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具体来看，一方面是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实现民族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是晚清以降中华民族积弱积贫、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屈辱历史，及其在列强侵辱、国运飘摇、中西文明撞击的大背景下国人的人格委顿、精神缺失、生命力萎靡，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救亡”与“启蒙”并重的突出特点。“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路径”（5），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切入与关注现实的一条途径。人格的艺术化塑造与人性的审美启蒙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萌生的直接因素。其次，以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为代表的“人生艺术化”的倡导者，大都有留学与游历西方的直接经历，同时又具有深厚的国学渊源与民族文化情结，他们对中西文明有切身的体验与对比，较早意识到了片面发展科技文明所内隐的实用主义和机械理性等种种弊端，由此，他们对于生命境界和人生意义的追寻不仅构成了这一命题的深层文化背景，也使这一命题在当下语境下具有了突出的意义。如果说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在当时主要是对民族精神和大众人格启蒙之路的思索，而在今天，其人生美学观与诗性艺术观也成为对人类自由与解放之途的一种追寻！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吸纳了丰富的中西资源。其思想渊源可溯自中国古典美学的“乐”、“游”精神和美学的形上传统，西方现代美学的审美无利害思想、情感意蕴，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的诗性精神、创造意趣以及西方现代美学的生命意味等。同时，在接受中西资源和从现实提问的具体语境中，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也蜕生出了有别于中西相关传统的自己的特定的理论内涵与精神品格。作为人性启蒙和审美启蒙在中国现代艺术与美学领域的独特激响，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对精神和审美的倚重，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一条以精神提升与个体改造为基点、以艺术与美为中介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审美救赎之路，是上的改良主义和文化上的审美主义在中国现代历史土壤中的产物。不须讳言，在当时严峻的民族与政治危机面前，这种思路与结论明显是超前的，它所选择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充满了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也因此在当时乃至后来不断被诟病。但是，其中所深隐的民族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切的文化忧思，却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弥可珍贵的。如果站在今天新的历史语境，抛开简单狭隘的实用主义立场，将眼光拓展到中华民族和人类发展的整个宏阔进程，那么这一在我们民族最为严峻的历史境遇和文化危机下所蕴生的富有浪漫精神与诗性旨趣的人格理想和人生理想，无疑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刻的启益的。首先，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并不否认生命实践的基础意义，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极力倡导生命实践的。它以感性与理性统一、个体与群体和谐、真善和美融汇的理想，以对情感作为生命最为内在的动力、情感的美化作为道德与真理的人性实现的肯定，提出了一条由精神到实践的人生提升的情感化道路，从而与消解价值的“人生无目的论”、排斥感性的“人生纯精神论”具有重要的差异，也与尼采、福柯等为代表的西方审美主义以“上帝死了”、“人死了”为审美拯救寻找前提、以感性个体解放为唯一原则构成内在的差别。其次，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放之今天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对于我们建设当代生活，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它对当代生活中商品主导的物欲性、科技理性至上的片面性、个人主义中心的自私性、悲观颓废弥散的无意义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批判意义；对当代审美生活中追求形式化与纯娱乐的泛审美倾向、崇尚感官享乐和悬置价值意义的后现代审美思潮，亦具有积极的美学批判锋芒。再者，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从人格精神入手的审美致思之路，虽无法直接解决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和严峻的社会现实，但其精神启蒙之路，对于民族素养和国民人格的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而其对于生命境界和人生价值的形上追寻，则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呈现出人性和理想的诗意光芒。尤其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技术联系的空前加强和加速发展下，“人生艺术化”理论的人生美学观和诗性艺术观，其对于人的生命意义和诗性价值的追求，其对于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对于工具理性和机械人性的反思，则呈现出温暖的光芒和深长的韵味。
　　
　　注释：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和“为而不有”主义》，《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2）可参看拙著《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第二章第一节，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3）朱光潜：《谈美》，《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出版社，1992年版。
　　（4）[德]沃尔夫冈·韦尔施著，陆扬、张岩冰译：《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3页。
　　（5）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