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思想者到素养教育者
编者按：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和文化都获得了空前的和繁荣，在文艺理论、文艺美学研究以及文论建设方面，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本期特邀著名学者王一川及其学术团队对30年以来文艺理论、文艺美学与文论建设状况进行回望与前瞻，以期为学界提供有益的借鉴。
整理近30年来文论记忆碎片，我禁不住想起沈从文《边城》的结尾：碧溪岨的白塔对茶峒风水至关重要，塔圮坍了，人们纷纷捐钱重修，于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不料叙述人话锋一转说：“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在若有所失的惆怅中，我重新忆起改革开放或“新时期”以来的一幕幕。我的记忆之门有若干扇，分头通向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论、古代文论、当下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的关系及其演变等，哪扇门都会给我以新感受，但这里只想简要钩沉出1978至2008年间文艺理论者的飘动身影，这身影可折射文艺理论者在探索文艺理论时所处的自身角色状况及其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在当下引发的问题。理论者在文艺理论形成和传播中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身处某种位置，有着某种功能并产生某种结果，这些正属于文艺理论者的角色问题。从这角色的不断演变的匆匆身影可见出这时期文艺理论的风云变幻，也可为把握当下文艺理论走向提供一种参照。限于篇幅，我只能采取简化和粗放的描述方式。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文艺理论经历了三次转向：1978至1989年为启蒙论转向，1990至1999年为专业论转向，2000年至今为素养论转向。这样说当然并不否认其间贯穿着其他种种大大小小的变化或传承。需要说明，文艺一词在本文其实多是指文学，这样使用是想尝试回归鲁迅年代及后来曾一度风行的旧义：文艺就是指文学这种语言或具有语言艺术属性的文学，文艺理论或文艺学当重新含有关于文学这种语言艺术的学问的含义。我们这些年一致拥戴英美式“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时，常常可能遗忘自己曾有过的文艺理论传统把文学首先和归根到底看做一种语言艺术。
一 启蒙论转向：文艺变革的思想者
在改革开放之初，文艺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还有着今天看来已变得陌生的奇特位置：与那时的政治运动为中心的惯性作用相应，文艺还扮演着政治斗争的先锋或前哨等角色，而文艺理论仍旧在充当着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的指导角色。相应地，文艺理论家被视为艺术真理的代言人和立法者。那时文艺理论家队伍主要由我国文艺体制内的两类人员构成：第一类是以中宣部、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中国社会院及其各省份下属机构为主干的文艺理论专家加政治家；第二类则是高等学校的文艺教师。这两类体制内人员在开初并不存在多大的分别，因为都必须听从来自中宣部的统一的文艺政策指令。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革”十年间的极端形势把现代文艺理论挤压成政治斗争的变形工具，甚至用来夺取文艺理论家的身家性命，上述两类人员都被迫陷于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或信仰危机。无论是第一类中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还是第二类中的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他们在痛苦的噩梦醒来过后，都禁不住愤怒地控诉那种“用‘最最革命’的词藻装饰起来的惨无人道的野蛮暴行”①，并且急于与那段不可再有的畸形理论场断然诀别。他们发自内心地要挣脱梦靥而重新寻求文化启蒙之光，也就是要重新接续那被“文革”野蛮中断了的现代文艺理论或文艺理论现代性的固有链条。而按照这股现代性链条，文艺理论不是政治斗争的单纯工具，而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全面发展的人”的文化启蒙曙光；文艺理论者不只是被动的文艺政策执行者，而是自由自觉的与具体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文艺思想者。正是这样，他们共同期待着重新实行文艺理论的启蒙论转向，以及重新成为文艺运动的思想者。
最初的破冰之举要数公开发表的两则毛泽东指示和朱光潜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手稿》（简称《巴黎手稿》）的“人性论”解读。毛泽东的一则指示来自《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发表的何其芳遗作《毛泽东之歌》：“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另一则指示来自《人民日报》1977年12月31日发表的毛泽东致陈毅关于“形象思维”的通信：“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一年里发表的这两则“最高指示”，分别开启和激活了蕴蓄已久的文艺理论美学化浪潮和文艺方法论浪潮。而随后《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82岁高龄美学家朱光潜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整部书的论述，都是从人性论出发，他证明人的本质力量应该尽量发挥，他强调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便是人性。马克思正是从人性论出发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要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这里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及“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的思想，则为理论家们在文艺领域推进“人性”和“人道主义”新潮铺平了道路。他在文章末尾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强劲呐喊：“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恢复文艺应有的创作自由，现在正是时候了！”这两则权威话语和美学名家的阐释实际上为随即汹涌的文艺理论改革开放潮流起到了号角与契机作用，更让亟盼重新做文艺思想者的文艺理论家们如沐春风。
借助毛泽东关于“共同美”和“形象思维”的指示及随后关于马克思《巴黎手稿》的人性论思想的讨论，文艺理论界涌动起多股相互交织的思想解放潮流，概括起来，主要的有三股：美学化、人学化、方法化。文艺理论的美学化，意味着文艺摆脱“为政治服务”的偏狭的意识形态视野，向着美或审美的广阔原野开放。这股潮流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美学热”。正是在这种超常的热潮中，文艺的本质在审美而不在意识形态成为许多人的新的共同信念，而50年代的美学讨论乃至“五四”美学传统都被逐一重新激活。这种文艺理论美学化的突出的学科实绩之一就是文艺美学在文艺学中的诞生。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胡经之先生首倡而全国美学家群起响应的文艺美学学科，就这样在原有美学学科基础上作为国家体制和学术体制中的新学科而独立发展，从而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后备人才培养和输送奠定了学科基础。而后来在寻求独立的艺术界则进一步分离出新的艺术美学学科，在美学领域形成哲学美学、文艺美学和艺术美学的三分格局。这可能是改革开放30年里声势最为浩大、赢得最多共识但又实绩相对缺乏的一股文艺理论主潮（其原因当另行讨论）。与美学化潮流更多地激起理论界的共鸣相比，文艺理论的人学化潮流在文艺创作界和文学史研究界更显得如鱼得水。这是有关文艺表现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种种未必完全相同的意向的统称，它们共同地要求把人性、人道或异化等内涵重新植入文艺理论体系中，强调尊重人、个人和人性。这股人学化潮流随后演变为文艺理论中的“主体性”、“向内转”等思潮（伴随着论争），而在学科上则演化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的人文学科自觉。文艺理论的方法化潮流是随着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而逐渐涌起的。虽然“形象思维”论争很快终止，但由此开启的关于文艺理论研究方法的热潮毕竟被点燃了。文艺理论的方法化，是指把文艺研究不是看做过去那种必须服从上级的文艺行政事务，而是视为理论家们可以自由探讨和运用的学科专业行为。这意味着文艺研究从行政化到专业化的转变。逐渐涌出或重新涌出的方法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或现代派）、“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心理分析美学、存在主义、生命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阐释学、现象学等。而在学科归属上，方法化的结晶则是注重古今中西各种方法融通的比较诗学作为学科从文艺学和比较文学的融汇中生长出来，独立发展。
同文艺理论的美学化、人学化和方法化主潮交织在一起的，则是那时理论家们持续高涨的思想者角色意识。他们相信自己就是文艺思潮或运动中的新的思想者。但这里的思想者不同于通常在书斋沉思的思想者（如笛卡尔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的静观者或怀疑者），而是思想着理论如何变为全民参加的社会实践的专家加政治家，更准确点说，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旨在改造世界的思想—实践者：“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文艺理论家自觉自己不是静默的沉思者，而是一定要改变现实的文艺运动的政治改革家。因此，这种思想者其实应准确地理解为政治—思想者，是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结合体。而改革开放头十年的文艺理论进程，虽然始终伴随着波折，但并没有减退，更不能消解理论家们对自己的文艺思想家角色的自我认同以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认同。
分析这种文艺思想家角色意识，可以从中见出一种更深的知识型预设：文艺理论必然能凭借自身的新思想去指导文艺创作、批评和阅读，同理，文艺理论家必然地是文艺运动、文艺生活的指导者。也就是说，文艺理论充当精英与公众联系的纽带：理论的改革一定要深入作家与读者，转化成为他们的创作与阅读实践。在此时，文艺理论家与其说是罗丹意义上的静默思想者，不如说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偷取天火给人类的新文化创生的英雄，或者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德拉克洛瓦笔下的引导人民抗争的自由女神。当然，总体上看，文艺理论家还是文艺思想的自觉的创造者，也就是文艺思想者文艺变革的设计师。正是这种自觉信念驱使着他们激荡起美学化、人学化和方法化等一浪又一浪文论浪潮。
二 专业论转向：文艺研究的专家
但问题在于，正像任何一种人文思潮一样，文艺理论浪潮的持续兴盛应当是有条件的。且不论这种条件中如何包括了社会环境、文化语境、社会心理等多重复杂因素，单从直接的思想关联看，文艺理论浪潮应当依赖于文艺思想和更深广的文化思想资源的支撑。在此开放时代，至少四个原因决定了这场启蒙论转向及其推崇的思想者角色会渐趋夭折：第一个原因是苏联文论已无法给予中国文论过去曾有的那种持续的典范性支持。充满改革渴求的中国文艺理论家们在习惯性地投向苏联时，会难免生出自己比“老大哥”更为先锋的幻觉。第二个原因是在不断涌入的英美新潮文论中，再也无法寻觅中国理论家们沉浸和自恋于其中的思想者的伟大身影了，就连“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把革命从广场退却到书房、从社会撤退到语言了。第三个原因可能是真正致命的：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文艺正在根据“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逻辑发展着，不再急切地充当“为政治服务”年代那种政治运动的晴雨表、风向标或锐利工具了，更不再以理论家们的文艺思想为指导了，而是逐渐地成为人们的文艺生活乃至日常文化娱乐生活的组成部分。这种作为生活的文艺必然会从当年的备受关注的政治运动的中心位置发生重大偏移，出现今日所谓“去中心”情形。正如阳雨（王蒙）当年所敏锐观察的那样：“人们变得日益务实以后，一个社会日益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经济活动上而不是集中在政治动荡、政治变革和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意识形态上的时候，对文学的热度会降温。很遗憾，但似乎事实如此。……如果一个社会动辄可以被一篇小说一篇特写一个文学口号所激动所‘煽动’起来，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运行机制特别是言论与决策状况不大健全，不大顺畅。说明这个社会的人心不稳，思想不稳，处于动荡之中或动荡前夕。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许多成员只是为了‘解闷儿’而读文学作品，冷落了一些巨作，也并非完全可悲。”②同理，如果新时代作家和读者分别都不复听从“救世型的思想家”的指导而创作和阅读，那也实属正常。文艺理论家的新思想不再被作家和读者奉为指针而必须遵循，这意味着理论家与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经典性逻辑链条断裂了。如此，文艺思想者又向谁去灌输思想呢？第四个更深刻而微妙的原因在于，过去“为政治服务”年代位于艺术家族中心因而屡受重视的文艺，其光芒如今已被新的核心媒介电影和电视无情地遮蔽了。当影视凭借其核心媒介优势掠走昔日拥戴文艺的大量公众时，谁还来听从日渐与中心疏离的冷寂中的文艺理论家的号令呢？当政府把当年管理文艺的精力转而投寄到影视上面时，文艺的去中心化其实已不可逆转。阳雨关于“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的上述判断同张艺谋《红高粱》夺取“金熊奖”从而被视为民族文化英雄的事件都发生在1988年初，不能看做简单的偶然巧合，而显然可以视为文艺与影视发生无可挽回的角色交替的醒目界碑。
1989年，改革开放年代的文艺理论断然终结它的启蒙论时段而开始了新的专业论转向。其实，文艺理论的专业化进程早已内含在改革开放年代文艺理论的逻辑中了。文艺理论的美学化、人学化和方法化分别指向的就是作为人才培养专业机构的文艺美学、人文学和比较诗学学科。在“建设为中心”的年代里，文艺理论家从思想斗争前线退回到专业探究园地、从启蒙思想家蜕变为学科专家，是必然的。因而与其说是上述“风波”的转变效应足以致命，不如说它成了文艺理论专业论转向的高效催化剂。20世纪90年代初陆续出现的“后新时期”、“第三世界批评”、“人文精神”、“审美文化”、“后殖民批评”、“学术史”、“大众文化”等新的文论话语及其论争，其声势和影响力都不可谓不大，其展现的中国学人的理论原创冲动也不可谓不强烈，但都由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强力作用，而被牢牢地挤压在学院的专业院墙内，其声音无法穿越院墙的隔绝而抵达普通公众，甚至也无法传递到专业作家和圈内读者耳边，与他们的创作和阅读过程逐渐疏离乃至疏远。在这时，文艺理论家们就是制造了自以为是的新锐思想，也不大会在作家和读者心中激荡起任何春潮，有时甚至连些许涟漪也振荡不起，因为后者已习惯于按自己的方式自行其是了。遥想当年的“朦胧诗”、“伤痕文学”、“人道主义和异化”等论争，哪一次不是关系到作家的创作生命和普通读者的立场的继续？你是赞成还是反对这部作品或这种观点，会被认为直接反映出你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政治立场，透视出你的“左”或“右”、“社”或“资”。而今这些文艺思想论争即使有价值和能量，充其量也只在文艺研究圈内激发起专业探究的学术热情，而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轻易拨动全社会的高度敏感而同一的政治神经了。如果说，启蒙论转向时期文艺理论还曾力图以思想家的伟大姿态去指导整个文学界的学术研究的话，那么，到了这个专业论时段，思想家身影已渐行渐远直至淡隐了。彼时的文艺理论家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自信和雄姿，想方设法地鼓荡起一个个文艺新潮来，引领其它学科跟风，它们有时甚至连想不跟风也不行；而此时的它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也不得不默然接受新的宿命：文艺理论只是成为越来越专业化的学科，具体说就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的七个二级学科之一（其它六个二级学科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实，这才是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文艺理论的常态角色，而当年文艺理论奋勇引领文化新潮的身影恰是那个反常态年代的写照。
文艺理论家之转变为文艺学科的专家，也就是指他们成为了文艺学术研究的专业技师。而在过去，他们需要扮演不折不扣的文艺政治家加思想家的角色，他们的文艺思想被要求引领或配合文艺的社会政治动员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理论的专业论转向及理论家的专家角色，事实上构成上一时段启蒙论转向及思想者角色的一种反题形式。这里由思想者角色向专家角色的转型，其实正体现了向着性进程中知识分子的理性化的主流形式的一种回归。如果说专家加政治家型知识分子代表了现代性理性化形式的一种支流，那么，技术治国型知识分子则赫然代表着它的主流。正如社会学家指出的那样：“在现代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类型是技术专家治国型的变体，它的优势随着发展的先进水平和相伴而至的社会生活的合理化而出现。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使官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平稳运作和工业社会的其他形式合法化。它们主要分布在国家官僚机构、大学、大公司、军队、媒体和文化产业之中。”③在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以“安定团结”为压倒一切的政治诉求的年代，文艺理论家被规范在等级化的专业技术岗位，谨守专业规范而从事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他们从群情涌动的热血沸腾的思想者广场回归个体专业学术园地去冷寂地耕耘和育人，事实上正反映了一种不以理论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回归现代性主流的理性化选择。在这时，受到重视的就不是理论家的政治敏锐和思想热忱，而是他们可以逐代传授的专业知识与学科技能。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文艺理论成为理论家自身的远离公众的专业技术园地，与作家创作和读者阅读的距离愈来愈远，相互联系的纽带趋于断裂或至少似连实断。
三 素养论转向：文艺素养的者
同上面两次转向较易区分不同，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三次转向是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表象中悄然而又决然地发生的。来自上一时段的文艺理论专业化和理论家专家化进程还在延伸，但这种延伸中毕竟有新的动因在悄然滋长。需要看到两方面因素的推动作用：一是在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文艺理论被要求承担更重的文艺专业人才培养任务；二是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高速增长或持续发展，特别是当前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潮流的迅速扩张，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渴望了解文艺鉴赏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以便充实自己的人文或文化素养，从而会对文艺理论知识的普及提出更加广泛的需求。这两方面对文艺理论分别提出了提高和普及的要求。文艺理论提高是指对各层次高级专门人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及各类职后培训人员）实施文艺知识与技能的专门培养，也就是文艺专门知识的精英教育；文艺理论普及则是指对社会的普通公众实行文艺专业知识的广泛普及，即文艺专门知识的公众教育。
正是来自这两方面的推动，导致文艺理论逐渐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文艺素养培育道路，直到出现文艺素养论转向。文艺素养论转向是指文艺理论的职能从文艺思想启蒙和专业探究向着更基本的国民文艺素养教育转变的过程。国民在这里与公民概念相当，但指称范围略大，是指国家的公民和未成年人等，相近于人民。近几年来文艺理论界研究路径的变化正突出地显示了这种国民文艺素养教育的兴旺：一方面，理论家们更加用心地深入钻研文艺理论专业问题，在不断充实自身的专业素养的同时也不断提升各层次年轻的学子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他们又想方设法地把自身的上述专业研究成果加以通俗化处理，面向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予以普及，以便帮助他们形成必要的文艺素养。前者的标志是那些层出不穷的专业论著、丛书、杂志等，后者则是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各种文艺理论与批评教材、名家文艺理论讲演录、文艺经典文本解读、文艺理论读本、文艺理论随笔等通俗读物。这样做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与上一时段理论家们常常不情愿地从思想广场转入专业园地相比，如今的理论家多已恍然淡忘或不曾经历20世纪80年代有过的思想的激越，诸如文艺思想论战、创作观念的争鸣、批评思维的开放等，而代之以习惯性的文艺理论专业问题钻研与交流、专业知识传授（包括专业素养的提升和普及）等。至于种类和数量都日渐繁多的文艺理论学术研讨及研讨会，多局限在文艺理论学术“圈”内，很少能吸引作家和广大公众的眼球。
在这种素养论转向情势下，文艺理论家面临新的角色转变：他们更多的不再是原来理解的文艺思想者或文艺专家，而是文艺教育者（或广义上的教师）。具体地说，他们面对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全国性文艺运动所需要的统一的文艺思想指导或文艺专业建设所需要的学术探究，而是“小康社会”或“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国民文艺素养的养成，既有精英也有普通公众的文艺素养。他们的角色也就相应地从文艺思想的传播者或文艺专家，变成了文艺知识传承的教师，也就是成为增强国民文艺素养的教育者。这就意味着知识范式预设的转变：文艺理论转变成为文艺知识的代际传承或养成的课堂。
结语：通向文艺素养学
在经历了上面的记忆之旅后来回望改革开放30年文论演变，我眼中依次浮现出由远而近的三重身影：渐行渐远的思想者背影、轮廓分明的专家雕像和更为清晰而活跃的教育者身姿。套用黑格尔的三段论式模型说，从政治—思想家到不问政治的专家再到国民素养的教育者，这三者之间大致构成正题、反题和合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这里的正题与反题的内涵稍微容易理解，但合题则需略加解释。合题是指，文艺理论家作为文艺素养的教育者，意味着有限度地打破此前的专业化界限而在新的层次上重新回归于非专业化公众群，从而似乎重新获得了30年前文艺理论曾经享有的那种公众普及性和统一的权威性。但事实上，这里的分别仍然是大体明确的：文艺理论在启蒙论转向时的确享有来自过去年代的政治—思想的统一权威，但如今在素养论转向年代，在历经此前专业论转向年代的学科化或专业化规范的过滤后，往昔那种统一的政治—思想权威毕竟已被稀释、蒸发或变形了，转化为虽然面向社会公众但却政治色彩相对淡薄、富于专业化特点的文艺传统的传承过程。
应当讲，这个转变过程不可逆转但又令人抱憾。其不可逆转处在于，当前“小康社会”或“和谐社会”建设确实需要推进国民文艺素养的培育，从而文艺理论的素养论转向有其毋庸置疑的必然性和积极性。其抱憾处在于，如果一味地仅仅满足于文艺传统的传承而忽略或无视对其的批判性或反思性审视，这种文艺传承还有多大的合理性？我们今天面对着承继古今中外的多重文艺遗产，如古典性、现代性和外来性文艺遗产，肯定既不能全盘照搬也不能盲目拒斥，而是需要随时予以理性的分析、甄别或筛选，在此基础上寻求创造性转化。在这里，有必要适当借鉴来自媒介学与传播学的“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理论，这种理论面对媒介时代复杂多变的媒介情势，致力于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努力提升他们对于媒介系统的认识、识别、破译和运用等素养。媒介素养理论把媒介看做人为的非透明的复杂构造、机制和关系，致力于探求其，对国民实施媒介素养教育。
由这种媒介素养理论，可以联想到文艺理论正在从事的文艺素养教育工作。我国已经从文艺启蒙时代经过文艺专业化时代而转向今日的文艺素养时代。在那风云激荡的革命（或救亡）时代，文艺不无道理地被当做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富于审美魅力的感性工具去运用，那时重视的自然是文艺启蒙价值；而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年代，革命的时代最强音被代之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大建设并举的国策，此时的文艺已转变成国民生活必备的综合素养之一可归属于其中的审美—素养，正像国民同时需要饮食与衣着素养、安全素养、文字与文化素养、道德素养、情感素养、理智素养、社会尊重素养、自我实现素养等一样。文艺素养（当然也可称文学素养）作为国民的审美—艺术素养之一，是指对于语言艺术及相关文化的认知与体验素质及其养成。如果说，文艺启蒙一词更多地指向文艺认识现实与改造现实的功能，重在让人们借助文艺的特殊光芒去洞烛现实的规律以便改造它，所以常用“镜”与“灯”的隐喻；那么，文艺素养一词则侧重于体现文艺对个体素质的养成功能，着眼于文艺如何服务于国民的自幼至长乃至终身的人格塑造或涵养，此时我倒宁愿借用茶作喻，数片绿茶竟可以让整杯清水都满溢茶的芳香且回味悠长，文艺素养对国民的整个人生的意义不正如此吗？当“镜子”忠实反射你所身处于其中的世界的纷纭世象、“灯”纵情释放你自我内心的情感波澜时，“茶”却静静而执著地濡染和芬芳着你的整个人生。对今天一心一意奔“全面小康”的国民来说，文艺固然仍会有着传统的反射与照亮功能，但却可能更多地体现出其熏染或涵养功能。这时，文艺素养就可能会受到文艺学的更多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学或文艺理论可以实际地成为一种文艺素养学或文学素养学，正像美学和艺术学可以分别成为审美素养学和艺术素养学一样，其研究重心在于国民文艺素养的养成规律，这与过去的重心先后在文艺思想的启蒙和文艺专业的技能化上是不同的。如果说，审美素养学和艺术素养学分别研究国民审美素养和艺术素养的养成规律，那么，文艺素养学（或文学素养学）则研究国民文艺素养的养成规律。我之所以倾向于用文艺素养学而不是文学素养学，是想求得两个效果：一是重新强调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艺术特性，二是更加重视在当今媒介文化时代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已经难以分割地紧密缠绕的艺术现实。
当然，这里只是提出初步设想，而国民文艺素养的教育及其理论建构工作任重道远，有待于从现在起步，利用可以利用的所有媒介手段和方式着手进行。无论是否赞同我的这种素养论转向观察与文艺素养学构想，文艺理论者想必都会对自身的当前处境和角色有着冷静的估计、选择和调整（当然个体选择会多样化）。我自己内心对80年代如流星般划过冥暗夜空的思想者光影难以忘怀，但又无法不承认当前文艺理论者转变成文艺素养教育者的现实合理性。当人们可能会为文艺理论学科的未来而忧虑时，我倒觉得国民文艺素养学及国民文艺素养教育恰恰不失为文艺理论学科的新出路之一。缅怀思想者传统的恰当方式，与其说是对过去的思想者记忆恋恋不舍，不如说是把那不灭的思想者精神火焰转而倾注到今日国民文艺素养的教育及研究中。借助文艺素养学，文艺理论家或许会找到其新的角色和位置。《边城》最后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在我此刻的幻觉中，渐行渐远的思想者背影越发行踪飘忽，独坐书斋的专家身影忽明忽暗，恍惚中它们又似乎正叠合成文艺素养教育者的越来越清晰的影像。
注释：
①转引自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
② 阳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1988年1月30日《文艺报》，1988年2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
③［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