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日据时期的“离岛写作”与“归岸之响”

　　[摘要] 在日据时期，许多作家离乡背井，在外地创作了为数可观的文学作品。此类因诸多不同原因在台湾之外创作的台湾作家作品，即所谓之“离岛写作”（Exodus Writings ）。这些作品的文本在台湾岛外问世后，都又或早或晚地传播到台湾。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可谓之“归岸文学”。这种“归岸文学”对台湾岛内留守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薪传、对台湾文学吸取其他地区进步文化而自身，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台湾文学；日据时期；离岛写作；归岸文学
　　一、离岛写作——“流散美学”（Diaspora aesthetic）现象

　　台湾日据时期，有许多作家离乡背井，在外地创作了为数可观的文学作品。他们有的是因而离开台湾，有的是为了求学而离开台湾，有的则是因为从商而暂离台湾，还有的是因为不堪沦为异族的臣民，而离台内渡祖国大陆，即因原因而离岛。诸如此类众多的在台湾之外创作的台湾作家作品，即所谓之“离岛写作”（Exodus Writings ）。如：

　　1921年，洪弃生（洪月樵）游历大陆各地，饱览祖国风光，写作了文言散文集《八洲游记》，另外还写成了文言诗集《八洲游草》，1924年，此诗集在连横主编的《台湾诗荟》上发表。

　　1927年，林献堂率其两子及林茂生（林耕南）等游历欧美，其间著文言散文《环球游记》。林献堂是台中雾峰望族，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人，他的《环球游记》是台湾文化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较早的著作之一。

　　林华光、杨浩然曾在大陆参加“秋野社”的文学活动，并曾经在1927年在《秋野》月刊上著文介绍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 　　台湾绘图本散文家陈炳煌（笔名鸡笼生），1916年赴大陆就读于福州鹤龄英华书院。1918年就读香港拔萃书院。后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东南亚长期旅游，后到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台湾新民报》社上海支局长，并陆续在该报的文艺版上发表《海外见闻录》、《大上海》、《百货店》与《漫画集》等作品。

　　1930年代，许多台湾青年，如新竹人郑连捷、台中人何非光和台南人刘灿波（后改名刘吶鸥）等，到上海从事电影事业，并获得成功。何非光集演、编、导诸才艺于一身，1934年曾与阮玲玉合作演出《再会吧，上海》，1940年编导了揭露日军暴行的《东亚之光》。

　　吴浊流在1941年曾经来到大陆，先后到过南京与上海，曾任南京《新大陆报》记者。周定山（一吼）则曾经担任过《漳州日报》的编辑。

　　一些在台湾岛外书写的作品文本，又或早或晚地回到台湾，产生影响。这种因山河破碎和外族胁迫而流离异乡的文学现象，国外常称其为流散（Diaspora）写作，而此种美学现象，西方理论则称之为流散美学（Diaspora aesthetic）。所谓“归岸之响”，则是一个具有双向性的概念。一方面，台湾的离岛作家的文学作品可以在岛外产生反响，或者有时又会通过某种渠道再返回岛内而传播流传；另一方面，有一些台湾岛外的其他地区作家却又来到台湾，留下他们的墨宝。这种特殊的处于台湾文学的外围的文学现象，谓之“归岸文学”，此种“归岸文学”之流播，则谓“归岸之响”。 　　二、 离台内渡写作

　　（一）台湾作家的内渡写作

　　1895年4月17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日本政府抢夺了台湾，为使自己在台湾的统治不受阻碍，在第五款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徒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日本政府以占有土地为原则，给台湾人两年时间的考量，台湾人在限期之内可以离开台湾，不做“日本臣民”。《马关条约》规定的“住民去就决定日”，1897年5月8日为最后期限，据统计，在此之前，因“义不臣倭”而离去的台湾人，有 6456 人。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举人罗秀惠、淡水县举人黄宗鼎同台籍官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等即满含义愤联名呈文，疾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汪春源泣血上奏：台民“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表达了台湾民众誓死抗日、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这些富有民族气节的台湾士绅在家乡沦日后，许多人满怀悲愤内渡大陆。这些内渡的台湾文化人与迁居地民众友好相处，有的还与在地人家结为美好姻缘，如厦门鼓浪屿菽庄花园1园主夫人龚云环是清末泉州翰林龚咏樵（显增）的女儿，龚家和林家由此成为亲家。菽庄花园创设了菽庄吟社，经常举办寿菊酬唱、华诞贺词、饯别放歌等文学活动。1924年，花园主人林尔嘉往台湾、日本旅游，并寄寓瑞士，1931年又返回鼓浪屿。林尔嘉爱菊成癖，在园中种植数千盆各种菊花。每逢菊花盛开，便邀请菽庄吟社诗友作寿菊雅集。

　　许南英（1855 -1917），字蕴白，一作允白、子蕴，号窥园主人，台南府（今台南市）安平县人，祖籍广东揭阳。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三甲第61名进士。1895年离台，寄籍漳州，居漳州海沧墟，将其宅命名为“借沧海居”。他常到厦门参加菽庄吟社的诗钟吟会，后曾远渡南洋。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回国，历任广东徐闻、阳春、三水知县，曾调署阳江同知。民国初，曾担任福建龙溪知事。1916年（民国五年）返台，停留数月后，又应邀赴苏门答腊棉兰为侨绅张鸿南编辑“事略”。1917年，因穷愁怀乡抑郁而死。因其台南赤嵌城故居有地数亩，许南英名其为“窥园”，其诗集由此得名《窥园留草》。1914年（民国三年），台湾北部矿业界巨子颜云年、颜国年兄弟新居环镜楼在基隆落成时，柬邀全省诗人，在其新居举行击钵吟会，参加者有100多人，许南英也从厦门归台，被邀请主持诗盟，“与会者乃议轮值举行联吟大会，日据时期吟风之盛，可谓此为契机也。”2

　　黄宗鼎（黄彦威，1862-1954）1895年曾与汪春源、罗秀惠、叶题雁、李清琦等向都察院上书，抵制割台之议。台湾沦陷后，黄宗鼎、黄彦鸿兄弟被迫离台内渡，归籍于福建侯官。后黄宗鼎曾任山西朔州知州，夏县、大宁、蒲县、永济等县知县，福建建宁、河南兰丰县知事，山西北路高等审判分厅厅长、北京财政部科员，1953年曾被聘为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浣月斋吟稿》3。黄彦鸿则曾于1898年中为进士，后为翰林。黄宗鼎、黄彦鸿诗画皆承家学渊源。他们的后人黄正襄、黄畲、黄均皆为诗人、画家。黄宗鼎的儿子黄正襄1926年生于台湾淡水，1943年随父到北平居住，现任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协会会员、齐白石函授学院副院长兼国画系教授。

　　汪春源、汪受田（汪艺农）父子在大陆写作了大量诗歌，惜大多散逸难觅。汪春源、汪艺农父子曾经共同参加厦门菽庄吟社的击钵联吟活动。汪春源曾为许南英《窥园留草》作“汪序”，文曰：

　　汪序

　　春源蚤岁获交于允白许君，彼此观摩，遂成益友。维时台学使灌阳唐公文治方新，礼延耐公施先生掌教台澎讲院；于制义试帖外，倡为诗、古文词之学。院中月课，春源与君辄冠曹偶。君少孤，家贫力学，天资挺特；春源驽钝，常恐祖生先我着鞭。未几，君果以会魁授兵部主事。春源勉从君后，虽幸而得售，迄未能与君春秋同榜齐年，深以为恧。

　　君以崖自号，胸之所寓，笔之于诗。赤嵌城南故居有地数弓，杂莳花木，署曰“窥园”，日与朋侪觞咏；间或写梅弄翰以自娱，君盖淡于仕进者。亡何割台祸起，时春源以公车诣阙上书，不报；君与台帅同仇戮力，赍志不酬，恝然为蹈海之举。春源亦弃家避地，彼此流落闽南。终以劳燕分飞，一行作吏粤东、江右，不相见者几二十稔。辛亥鼎革，春源与君先后还山，同入菽庄吟社于鼓浪洞天者又数载。何意君之老健崛强犹昔，将为九万里图南之鹏，竟乘桴而居夷以死也！吾道之穷，宁仅诗人然也！

　　君诗不事涂饰，栩栩然自镜其元象。春源固陋，何足以序君之诗！回念数十年：陵谷沧桑，陆沉天醉，死生聚散于泯棼杂乱中者，君诗历历在心目焉。矧附相知之末，能无酸辛乌邑于山阳之笛、黄公之垆？读君之诗，屋梁落月，犹见颜色也！

　　岁在重光作噩（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嘉平月祀灶日，如弟汪春源拜序。

　　汪春源（1869-1923），字杏泉，号少羲，晚号柳塘，台南人。汪春源曾经在1910年3月26日，在江西省南康府安义知县任上，寄给其妹婿吴汝吉一封信，文中对其妹妹的去世表示了哀悼，叙述了自己“沧桑变后，琐尾流离”、“寄居厦岛，颠沛龙溪县因寄籍”，他“承示家六嫂及舍侄等困苦情形，读竟涕下”，本想“挈其内渡”，但是自己虽任知县，却“清风两袖，力不从心”4。信中还问询了蔡玉屏等亲友的近况。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在日据初期，这种来自大陆的家书对于台湾亲友来说无啻于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柱。因此，汪春源此信及其另外7封书信原件为台南吴氏家族所珍藏，直到2004年为台湾学者发现。汪春源之子汪受田则曾任《漳州日报》主笔，是闽南地区知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爱国进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辛亥老人。

　　相对于扎根于大陆的老一辈文化人，张我军等是内渡求学、往返于陆台之间的新一代台湾文化人的代表。

　　张我军（1902-1955），台北板桥人，祖籍福建省南靖县。5他1921年到厦门协助林木土创设新高银行支店，并在厦门同文书院学习汉文，此时期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改名为张我军。自1921年起，张我军即往返于陆台之间，其作品也或发表于台湾；或发表于大陆；也有的发表于日本，而后又随该报刊返回台湾而发生影响。可以说，张我军是“离岸写作”与“归岸之响”的典型代表。1923年5月，他的第一首作品、律诗《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发表于《台湾》杂志。1923年7月10日，其第一篇日文随笔作品《排华政策在华南》在《台湾》杂志发表。1923年10月，律诗《咏时事》发表于《台湾》杂志。1924年1月12日，他在上海“台湾人大会”严词谴责日本驻台湾的内田总督的暴政。1924年，他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结识了后成为其妻子的定居北京的湖北姑娘罗文淑。在北京读书期间，他兼任了《台湾民报》社驻北京通讯员。其第一首国语（白话）诗歌《沉寂》便发表在1924年3月25日《台湾民报》。1924年10月因遣散费用尽，返回台湾任《台湾民报》汉文栏编辑。1925年，张我军再度赴北京求学，考入中国大学文学系，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张我军曾与鲁迅有过交往。他曾于1926年8月11日到鲁迅寓所拜访，并赠送鲁迅《台湾民报》四册，得到鲁迅的勉励。鲁迅在当天日记写道：“张我权（按：张我军之笔误）来并赠《台湾民报》四本。”一年后还追忆此事：“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61929年张我军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先后在该校及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大学担任日语讲师。抗战期间，曾任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任教时期转而从事日语教材编写及翻译。1929年，张我军还曾再次看望了回北京探望病母的鲁迅。1938年，张我军曾在北平担任《中国文艺》主编。张我军1921年到大陆，1946年台湾光复后才回台湾。

　　张我军在“1934年10月记于北平”7的《中国人口问题研究》8译者序中曾提及自己在翻译此书时，与另一位台湾作家洪炎秋的合作：“第一章与第五章系我军所译；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章为炎秋所译。”9洪炎秋（1902-1980），洪弃生之子，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台湾同乡会会长。

　　张深切（1904-1965），号楚女，南投埔里人。幼时受父母影响，极具抗日思想，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曾因为坚持使用台湾方言，被勒令退学。退学后赴日留学，在日本就读小学、中学、学校、青山学院，但均肄业，后返回祖国大陆，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就学期间与林文程、张秀哲等组织广东革命青年会。后因从大陆向台湾传播革命思想，被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与赖明弘等人推进台湾新文学运动，筹设台湾文艺大学，创办中日文文艺杂志《台湾文艺》。后又到沦陷中的华北，创办《中国文艺》杂志，与张我军交好。1939年左右华北沦陷时期曾任《中国文艺》杂志社长、主编。《中国文艺》杂志后因宣传民族思想遭到日军的查禁。台湾光复后张深切返回台湾，发表了多种著作。其中较著名者有《遍地红》等。电影剧本《遍地红》原题《雾社樱花遍地红》，描写了雾社事件，歌颂台湾高山族同胞的抗日精神。作者谓其为“在大陆沦陷前为西北影片公司写的电影剧本”10，作于“七七事变”之前。

　　钟理和（1915-1960）在日据时期的创作主要完成于大陆。钟理和，屏东高树乡广兴村（旧称“大路关”）人，祖籍广东梅县。1940年，因同姓结婚为乡里、父亲反对，偕钟台妹远渡大陆，奔逃沈阳。1941年迁居北平，写《泰东旅馆》（未完稿）。1944年写成《新生》、《薄芒》、《夹竹桃》、《生与死》等。1945年写成《逝》、《门》，并在北平马德增书店出版其第一本创作集《夹竹桃》。1946年，他携家眷回到台湾。

　　许地山（1893-1941）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是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享有盛誉的小说家、散文家、学者。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南，其父为著名诗人许南英。许地山随父回大陆后落籍福建漳州龙溪。许地山幼时家境富裕，甲午战后，四处漂泊，除在大陆生活外，还曾在缅甸停留了两年的时间。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参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起他的爱国民主思想和创作热情，1921年他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其第一篇小说《命命鸟》。1922年又毕业于燕大宗教学院，获神学学士学位。1923-192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民俗学、佛学等。回国途中短期逗留印度，研究梵文及佛学。1927年起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编委，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课。1935年因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不合，赴香港大学任教授。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香港文协主席，积极参与抗日救国运动，后因劳累过度而病逝。许地山前期代表作为小说《缀网劳蛛》和具有朴实淳厚风格的散文名篇《落花生》。他的早期小说受其佛教思想影响，取材独特，想象丰富。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多以南洋生活为背景，富有浓郁的南国风味和异域情调，故事曲折离奇，充满浪漫气息。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往往表现出“生本不乐”的宿命论思想；在执著探索人生意义的同时，却又表现出玄想与宗教成分。1928年以后，其小说创作风格发生了变化。虽仍保持着清新的格调，但已着力于对黑暗现实的描写和批判，现实主义因素增强。短篇小说集《危巢坠简》尖锐讽刺了腐恶官吏、冒牌博士、放浪小姐，同情被压迫民众。他后期的优秀作品《春桃》描写动乱困厄中敢与难友、残疾丈夫共居而不拘世俗礼法的女性，《铁鱼的鳃》描写抗战期间爱国志士的报国无门。他的创作并不丰硕，但在文坛上却独具特色。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危巢坠简》，散文集《空山灵雨》，小说、剧本集《解放者》、《杂感集》，小说集《无法投递之邮件》、《解放者》，论著《印度文学》、《道教史》（上）等。许地山将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佛学的禅思玄想和基督教的博爱集于一身。其作品语言秀丽，文采斐然，充满“灵异”11情调，他崇尚“蜘蛛哲学”12，喜欢以东南亚的异域风情入文，而且“更多地是从哲学意义上考虑问题，表现的是哲学家的求真和宗教家的向善意向”13。许地山还曾将其父许南英的遗诗共计1039首，按年编次，略加补删后，于1933年6月，在北平付梓刊行，前附“窥园先生自定年谱”及许地山所撰《窥园先生诗传》二文，末附《窥园词》50首，书名《窥园留草》14。

　　刘呐鸥在20世纪大陆文学史上曾掀起了一阵新感觉派热潮。刘呐鸥（1905－1940），本名刘灿波，笔名洛生、呐呐鸥。台南柳营人，生于日本，长于台湾。家境富裕，16岁长荣中学毕业后，离台赴日本东京青山学院学习日文文学。1926年日本应庆大学毕业后回中国大陆，在上海震旦大学插读法文特别班，与杜衡、戴望舒、施蛰存是同学。1928年，他在上海创办第一线书店，编辑发行杂志《无轨列车》和《新文艺》，《无轨列车》刊载新感觉派小说，他也由此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他又经营水沫书店,出版了一些进步书刊,也翻译过《艺术社会学》以及日本新感觉派小说集。他1930年出版的《都市风景线》收入其八篇小说，是我国第一本较多地采用派手法的短篇小说集。 　　刘呐鸥在日本学习多年，深受日本新感觉派的泛现代主义特征的影响。他善于运用电影蒙太奇手法、意识流手法、心理分析方法、象征讽喻手法以及两男追一女的三角恋爱情节，并往往把故事场景定位在舞厅、咖啡室、汽车上，借此突显都市文明象征。其小说善于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展示人物的潜意识，恰切地揭示人物的心理。

　　刘吶鸥还表现出对电影的特别兴趣。1931年，他与人合编《现代电影》，并自编自导言情片《永远的微笑》。1934年，他发表《现代表情美造型》，高度赞美了好莱坞影星琼?克劳馥和葛丽泰?嘉宝，认为这种表情是最能打动男子的心。1936年，刘吶鸥曾为“艺华”制片厂编导《初恋》，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编剧《密电码》。艺华影业公司1938年4月首映了由刘呐鸥编剧，徐苏灵导演的电影《初恋》。这部影片被左翼电影运动称为“软性电影”爱情题材影片的代表作。

　　刘呐鸥1940年遇刺身亡，遗体归葬台湾。1943年当时红极一时的李香兰(山口淑子)，奉令到台湾参加拍摄《沙鸯之钟》15，曾到台南祭祀刘呐鸥。李香兰在抗战期间生活于伪满洲国，后定居日本，现为日本议员，她对刘呐鸥的祭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呐鸥的亲日倾向，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同样沦陷于日本军国势力铁蹄之下的“满洲地区”与台湾的相似的不幸遭遇，以及未能把握住正确方向的文化人共同的悲情与遗憾。

　　鸡笼生，本名陈炳煌，漫画作家。曾就读于上海，居住上海数十年，将上海的里弄生活、风土人情，细致描绘成漫画，并加文字说明，1943年在《兴南新闻》日报（《台湾新民报》改刊而成）副刊连载，后汇成《大上海》一书出版。

　　此外，还有一些台湾文学青年曾经游学大陆。比如，在《鲁迅日记》中就曾经记述了1927年2月至3月间他与台湾在大陆青年张秀哲、张死光等的交往。张秀哲当时在广州岭南大学就读，曾著有《毋忘台湾》（与杨成志合著。）等作。时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长的郭沫若曾经应张秀哲请求，为其所著《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后改名《毋忘台湾》）作序。张死光即此后在台湾文坛颇为活跃的作家张深切，当时正在广州中山大学就读。1927年，当时在广州的台湾文学青年如郭德金（刚军）、林剑腾（赤剑）等，也曾拜访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向他求教求文。

　　（二）民间书写的内渡

　　在此同时，有一些民间文学形式也是先回归祖国，出版、印刷、或者口头承传、获得保存，再通过各种渠道返回，发生影响。比如，上海开文书局就在台湾日据时期印行台湾歌仔册，保存宝贵的中华民族区域民间文化。有一些台湾歌仔艺人则回到大陆，将台湾歌仔戏传播到大陆16。如《戏曲志?福建卷》记载：“王银河（1906-1975）芗剧乐师。台湾省台北市人。从小家贫，九岁随父往厦门谋生。十二岁在厦门学做米粉，暇余参加将军祠的仁义社台湾歌仔阵，学拉大广弦。经十年磨炼，学就一手好技巧。民国十七年（1928年），由票友下海，被歌仔阵双珠凤班聘为大广弦手。”17王银河为闽南最早的歌仔戏传人之一。1925年，厦门梨园戏班双珠凤聘请台湾歌仔戏艺人矮仔宝（本名戴水宝）传授歌仔戏，改为歌仔戏班。“双珠凤班班主曾琛，台湾人。原在厦门经营水果行业，往来于台、厦之间。1920年，曾琛从台湾买得小梨园演员7人来厦建班，……双珠凤戏馆设在厦门土崎。同年7月在土崎开台，演出小梨园剧目。1925年，双珠凤出国到泗水演出。回厦后，因业务不佳，……曾琛决定改弦更张，以高薪聘请台湾歌仔戏师傅戴水宝（又名矮仔宝）来厦传授歌仔戏，并增聘歌仔戏艺人。……也在这一年，双珠凤改唱歌仔戏，成为闽南第一个歌仔戏班。”18“双珠凤”曾到泉州演出，据亲历者回忆：“时间大约是1927-1930年间。就我童年记忆所及，我看到的第一出台湾歌仔戏是《安童哥》”19，“双珠凤演出的第一出歌仔戏是《山伯英台》，在厦门鼓浪屿戏园演出，风靡一时。”201926年，台湾歌仔戏班玉兰社在厦门新世界剧场演出达4个月之久，盛况空前，影响很大。比较受观众欢迎的剧目有《孟姜女》、《唐伯虎点秋香》、《秦世美》等。211939年5月，台湾歌仔戏爱莲社在厦门龙山戏院演出，受到群众欢迎。1940年下半年，“厦门戏景不佳，戏班营业不好，不少艺员离班谋生，班头王胡归亦返回台湾。”22霓生社1916年在台北组建，班主为周永生。1929年初，厦门龙山戏院聘请霓生社到厦门公演，主要艺人有月中娥、青春好、冲霄凤，戏班演出的剧目有《山伯英台》、《陈三五娘》、《孟姜女》、《孟丽君》等。厦门《思明日报》1930年5月至10月的广告版不断有刊登霓生社在厦门龙山戏院演出的广告，演出剧目相当多，其中有孝子感动天地大好戏《大舜耕田》、义仆杀生为主大悲剧《九更天》、梁祝同学结为生死夫妻《山伯英台》，特演千古义妖传《雷峰塔》等等。在广告中标明：台湾歌剧霓生社名班或霓生社女班。2320世纪30年代曾有四位台湾歌仔戏艺人被厦门观众誉为“歌仔戏四大柱”。这四位名角是赛月金、味如珍、诸都美、锦上花。赛月金1910年出生在台北新庄一个贫穷农家，三岁时被卖为布袋戏、车鼓戏艺人的养女，从小便随养父四处演出。赛月金最初学习的剧目是师傅根据歌仔册教授的《陈三五娘》、《山伯英台》，七字一句，四句一首，唱词基本定型。1926年第一次跟随玉兰社戏班到厦门演出，受到观众欢迎，并从此定居于厦门。此后数次回台湾，但主要活跃于厦门的歌仔戏舞台，为闽南戏曲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离台赴日写作

　　王白渊（1902—1965），彰化人。16岁进台北师范，1925年赴日，进东京美专。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诗集《荆棘之道》。毕业后，他任教于岩手县女子师范学校，1932年加入“台湾人文化圈”，因成员中有人参加“反帝游行”而受牵连入狱。被释后，转赴上海，任职于华联通讯社，以无线电接听日本消息，并翻译成中文后交给大陆有关抗日部门。1935年，受聘于上海美术专校，生活安定后，和大夏大学的一位四川籍女生结婚。“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被日军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判刑8年，送回台北服刑。1930年代，王白渊在东京的文化、文学界比较活跃，曾在仅出版三期的《福尔摩沙》上发表了三首诗和一篇小说。《唐璜与加彭尼》是一篇寓言小说，小说借“唐璜”和“加彭尼”24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外国人物，演绎了一段新奇故事，隐喻了人生哲理，反讽了现实社会。小说想象大胆，构思奇特，充满了浪漫主义特色，是王白渊唯一的一篇小说。1931年，王白渊还在盛冈出版了诗集《荆棘之道》，并参加了东京“台湾研究会”。

　　台湾艺术研究会为在日本东京的台湾爱好文学青年创设的一个文艺社团，其成立经历了一番演化过程。1931年3月29日，由王白渊、林兑、叶秋木、吴坤煌、张丽旭等人，在东京成立一个文化联盟，目的是“借文学形式，大众以革命”。后经继续讨论，决定先发行时报，进行宣传活动，以获得更多支持者，并推吴坤煌负责发行。至8月13日，时报发行70份，因同仁被日本警察追究，团体解散而告夭折。经过这次事变之后，他们更注重斗争的策略性与组织的严密性。1932年3月20日，由在东京的苏维熊、魏上春、张文环、吴鸿秋、巫永福、黄波堂、王白渊、刘捷、吴坤煌等人，重新组合，成立台湾艺术研究会，制定会则，确定“以提高发展台湾新文艺为目的”，推苏维熊为负责人。1933年7月15日，正式出版日文文艺杂志《福尔摩沙》，主编苏维熊，编辑张文环，发行人施学习。《福尔摩沙》以改进和创造台湾新文艺为旗帜。该刊共发行三期，设立各种专栏。评论方面有：苏维熊的《对于台湾歌谣一试论》、杨行东的《台湾文艺界的期望》、刘捷的《一九三三年的台湾文艺》等。小说方面有：张文环的《落蕾》、《贞操》、巫永福的《首与体》、《黑龙》，吴天赏的《龙》，王白渊的《唐璜与加彭尼》、赖庆的《纳妾风波》，吴希圣的《豚》，张碧华的《上弦月》等。诗歌方面有：施学习的《自杀行》，苏维熊的《春夜恨》、《哑口诗人》、《不变之客》，王白渊的《行路难》、《可爱的K子》，杨基振的《诗》，陈传缵的《朦胧的矛盾》，陈兆柏的《运命》，翁闹的《淡水海边》，王登山的《盐田的风景》，托微的《紫金山下》等。1934年6月15日发行至第三期之后，因经费难以为继，遂告停刊。旋而同仁也汇合于台湾文艺联盟，研究会便自行解散。这个团体与刊物活跃的时间虽不太长，但对文学运动却有重要的贡献。 　　吴新荣与苏新两人早年同在东京留学，都曾在东京参加左翼的台湾青年会“社会科学研究部”，后来苏新未完成学业返台从事工人运动，吴新荣则于日本东京医专毕业后返回故乡佳里行医。吴新荣（1906-1967）在留日期间，因受新文学影响，还曾与台籍同学创办文学杂志《里门会志》及《南瀛》。

　　陈垂映（1916-），台中县人。1933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系，后转入系，1939年毕业。1940年返台任职于大和拓殖公司。1942年赴新加坡，光复后先后任职于彰化银行、中国信托公司。1933年短篇小说《“モンユユ” の女》入选《台湾新民报》征文，从此踏上文坛。留日时参加过“南瀛会”和台湾文艺联盟东京支部。1935年短篇小说《黑潮越えて》入选《大阪每日新闻》征文。1936年长篇小说《暖流寒流》由台湾文艺联盟东京支部发行，奠定了他小说家的地位。他以日文创作，作品以小说为主，另有新诗和随笔。重要作品还有小说集《失踪》（1936）、《月末の溜息》、《凤凰花》、《丽秋の结婚》、《败北》，诗歌《返回人的本色吧》（1935）、《致岛上青年们》（1935）、《蔷薇》、《辽东の家》、《双曲线》、《从妹の赠物》，随笔《をんたのにひ》等。

　　林献堂于1940年10月离日返台前作留别诗，虚谷、蔡培火、陈茂源、叶荣钟、高天成、谢溪秋、甘文芳、杨子培、吕晚村、黄桂华等人皆作和诗，当时林献堂、蔡培火、杨肇嘉、陈茂源、谢溪秋、甘文芳、叶荣钟、杨子培等新文化运动者皆在日本，他们时相往来，谈时。后来因林献堂跌折腿骨，卧病六十余天，无聊之际，遂创“东京诗友会”，诗友们常于“雨声庵”聚会吟诗。1940年林献堂归台前，由虚谷编成《海上唱和集》，收录当时吟咏之作近三百首。

　　吴景祺留日归台时，辑四国松山高等学校及东京帝国大学在学中发表的旧作，成《两京剩稿》，文四篇，诗三百首，并附原台大久保天随及清举人罗秀蕙二人序。吴景祺字考省，一字凤起，别号鸣臬樵隐，云林县人。幼受家教长而负笈东渡，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中国文学。留学期间与同学创办《双叶》、《罄声》、《哲文杂志》等文艺杂志，为斯文会、艺文会、雅声社、随鸥吟社等社员，不断发表诗文，而受日教授及同学所推重。归台后，悠游陇亩，专事吟咏，至台湾光复止，以布衣自处，此期间出诗集五种，驰名远近，曾被推为云峰吟社社长，1946年出任台中县斗六初级中学校校长，1948年卸任。

　　叶荣钟曾经两次到日本留学，在1930年夏天返台之后即投入台湾自治联盟；然后与黄春成创办《南音》。

　　留日台湾青年蔡嵩林和赖明弘曾经访问过郭沫若。蔡嵩林在1934年7月15日《先发部队》第一号发表了《郭沫若先生的访问记》，赖明弘则在1935年2月号的《台湾文艺》上发表了《访问郭沫若先生》。

　　此外，有一些作家虽然身居台湾，但其作品在日本发表。如杨逵的代表作《送报夫》（1932年，用日语书写）就是在他从日本回到台湾后，于1934年入选东京《文学评论》第二奖，全文在日本发表的。

　　四、台湾作家及民间艺人在其他国家、地区的写作

　　林献堂1927年著有《环球游记》。林献堂（1881-1956），台中县雾峰望族。该游记是他偕子与林耕南（茂生）等同游欧美诸国后所作。他被尊称为“台湾议会之父”，也被称为“台湾第一公民，台湾自治运动领袖及文化的保姆”，是台湾抗日史上举足轻重的人。该文所载为欧美见闻，对于当时尚属封闭状态的台湾具有启开民智的巨大作用。虽然它用文言文写就，但文字浅白，描写生动，特别是从其内容看，显然属新文学之列。作品在1927年间《台湾民报》上连载152回，可见其广受欢迎之盛况。林献堂由此成为台湾写下第一本环球游记的人。

　　歌仔戏是闽南文化的产物，体现了闽南方言文化区域的精神特征、民众性格和审美情趣，所以它有着广阔的生长土壤。歌仔戏传入厦门的最初阶段引起了社会的不同反响，众说纷纭。文化界的大声呼吁，非但没有使歌仔戏被严禁起来，反而有大批的观众被吸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与普通民众文化需求相适应。歌仔戏是一种极为通俗的戏曲形式，它的语言、基础乃是闽台观众熟悉的方言、民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从台湾到闽南，到东南亚闽南华侨聚居地，整个闽南方言文化区域都流传歌仔戏。台湾最早的歌仔戏班有丹桂社、双凤社、江云社、德胜社四个班。据台湾歌仔戏艺人王定三回忆，他24岁时（约1930年左右）曾跟随德盛社到新加坡、菲律宾演出。251928年，厦门的双珠凤戏班远渡重洋，到新加坡演出，常常爆满，还被邀请到陈嘉庚、胡文虎公馆演唱。1930年左右，台湾歌仔戏班德盛社整班人员五六十人到新加坡、菲律宾演出，所到之处，华侨为之疯狂，杀鸡宰羊款待艺人，演出达六个月之久。1930年，台湾歌仔戏凤凰班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演出，在闽南侨民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对漂泊海外的游子，最大的慰藉是乡音乡戏，亲切通俗的歌仔戏不仅抚慰了他们思乡的情感，而且唤起了原乡人的情感认同。闽南侨民从心里接纳了歌仔戏，所以凤凰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盛演数年不衰。

　　综上所述，台湾日据时期的这种“离岛写作”显示了台湾作家们坚守中华文化与民族气节、弘扬民族精神的坚韧毅力。而其中一些作品传播回到台湾以后，又对台湾岛内留守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薪传、增强台湾民众的民族凝聚力、对台湾文学吸取其他地区进步文化而发展自身，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注释】

　　1菽庄花园创建于1913年，1895年，不甘忍受日本人统治的台北富绅林维源举家迁到厦门，1913年，林维源的长子林尔嘉（1875-1951）在鼓浪屿比照台北板桥林家花园，修筑了菽庄花园。

　　2台湾省委员会编，张炳南监修、李汝和主修、廖汉臣纂修，《台湾省通志卷六?学艺志?艺文篇》全一册，台中：台湾省政府印刷厂，1971年6月30日，63页。

　　3参见汪毅夫著《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11页

　　4参见汪毅夫《闽南民间文献考释举隅》，《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109页

　　5参见张光正《张我军年表》,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初版1刷,511页。

　　6《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三册，425页。

　　7参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1刷411页。

　　8日本学者饭田茂三郎《中国人口问题研究》译本1934年10月由北平人人书店出版。

　　9参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1刷411页。

　　10参见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卷六?学艺志?艺文篇》全一册，张炳南监修、李汝和主修、廖汉臣纂修，台中：台湾省政府印刷厂，1971年6月30日，95页。

　　11宋益乔《许地山灵异小说?序》, 宋益乔选编《许地山灵异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初版1刷,封面。

　　12宋益乔《许地山灵异小说?序》, 宋益乔选编《许地山灵异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初版1刷,5页。

　　13宋益乔《许地山灵异小说?序》, 宋益乔选编《许地山灵异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初版1刷,5页。

　　14见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卷六?学艺志?艺文篇》全一册，张炳南监修、李汝和主修、廖汉臣纂修，台中：台湾省政府印刷厂，1971年6月30日，第47页。

　　152000年3、4月号的《源》杂志译《沙韵之钟》，根据吴漫沙的同名小说改编，为描述原住民的故事。

　　16有关歌仔戏在闽台区域的流播，详见陈耕《闽台民间戏曲的传承与变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初版1刷。

　　17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福建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初版1刷，663页。

　　18颜梓和：《歌仔戏班“双珠凤”的采访资料》，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编《歌仔戏资料汇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19沈继生《歌仔戏在泉州的传承》，《海峡两岸歌仔戏学术研讨论文集》，台湾“文建会”1996年版，第51页。

　　20颜梓和：《有关歌仔戏的采访资料》，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编《歌仔戏资料汇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21参见曾学文：《赛月金访谈录》，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编《歌仔戏资料汇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22中国戏曲志编委会：《中国戏曲志?福建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初版1刷，第95页。

　　23厦门《思明日报》1930年5-10月广告版，转引自陈耕《闽台民间戏曲的传承与变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初版1刷140页。

　　24 “加彭尼”是小说创作时家喻户晓的美国黑社会首领。

　　25施叔青《台湾歌仔戏初探》,施叔青《西方人看中国戏剧》,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