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批评的批评
当下的文学批评中存在着许多令人不满的现象。在看似热点不断的文学批评中,实际上很难感受到真诚的、学理式的批评对于文学的推动。当代文学需要真诚的文学批评,需要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但目前文学批评界的风气,于此却有些南辕北辙。这些风气不予改变,当代文学批评将难以走上健康的轨道,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是极为不利的。
一、“捧杀”和“棒杀”
现在的文学批评变得越来越像是“文学表扬”了。人们可以从众多的作品研讨会,从各种媒体上,不断看到对某某作品的溢美之词。失去批评意义而只是一味唱赞美歌的文学批评,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各种期刊和媒体。而这些进行文学批评的人,却又往往是戴着批评家光环的人。那么当读者看到被他们赞不口绝的作品,往往发现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时,读者还该不该相信他们的学养,相信他们的判断能力呢?可能不仅不会再为他们头上的光环而晕眩,就连他们说的话,也不会再相信了。这样的批评家,这样的所谓批评,是不会给人信任感的。无独有偶,在“捧”的同时,现在文学批评界还兴起了一种“骂”的风气。《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1] (以下简称《悼词》)用以点带面的方式,通过对鲁迅、丁玲、巴金等著名作家的为人与为文的揭短性点评,对20世纪文学作出了整体否定的结论。
作者认为:“一切真正热爱文学的人,都会对20世纪中国文学感到遗憾,那么多有信念的作家最终成了良知的敌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荒芜世纪里。”文章认为在这个20世纪里,找不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找不到一种伟岸的人格;谁也不能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佩,谁也不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接下来他开始举例。郭沫若行吗?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去救;丁玲行吗?她丈夫的尸骨未寒就和叛徒冯达同居;沈从文呢?他出卖自己的学生……似乎所有的作家都不行,似乎所有的作家都有“隐私”,而作者又似乎无所不知,而且还会无中生有。这种简单武断的批评,既没有说服力,也缺乏的观点,让人不得不怀疑作者的目的和动机。
在“骂”的手段和策略下,文坛开始了一场无硝烟但却战火弥漫的战争。这样做,是一种真正理性的批评么?不是。充其量也不过是通过骂名人,制造一点热点,自己可以出名而已。文学这几年是有点沉寂,没有上个世纪80年代那会儿热闹,虽然文学作品的总数在成倍增加,但毫无疑问,粗制滥造的作品也在成倍增加。更多的人为了名利,放弃了严肃的思考和对生活的深入体验,以一种轻率的态度对待创作。在他们的笔下,不断制造着一堆堆的文字垃圾,几乎形成了一种无色情无文,无无聊无文,无怪论无文,无玄虚无文,无隐私无文的态势,使原本与大众和社会紧密相连的文学,远离了社会和读者。读者开始拒绝文学,开始认为那只是一种与自己无关的存在。这大概是人们冷漠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文学遭到冷遇时,文学批评不仅没有以批评的姿态出现,而且萎靡着批评的精神,或者以奉迎的姿态去讨好文学,或者以棒骂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而求取所谓“批评”的功名。现在的文学批评需要的是一种精神和品格,这是文学批评天然应该具备的独立、批判和建设的精神和品格。而“捧杀”和“棒杀”正是真正的文学批评精神的大敌。做文学批评的人应该甘于沉寂。文学批评家不是靠唱赞歌而获得存在的理由,也不是靠骂人而取得存在的权利的。那些打着批评家牌子,一味搞“捧杀”和“棒杀”的人,一味招摇撞骗的人永远成不了别林斯基式的大批评家。当一个人用“捧杀”和“棒杀”来争取自己的存在时,实际上他就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资格,充其量就是一个玩弄把戏的人。批评家应该,而且只应该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对作家作品负责,对文学负责,对读者负责。
二、浮躁与媚俗
当代文学批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像是一种表演。文学批评曾有的那种充满生命体验和感悟,以及深厚文化底蕴的姿态,已淡然远去。文学批评给我们展示的,更多的是奉迎、无聊和调侃,似乎都在热衷于制造一次又一次的“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在市场化的今天,文学批评或走向谀评,或转向酷评,或蓄意制造文学事件以耸视听。向作者提出质疑和挑战,无可厚非,亦属正常,但因为缺乏底气和纯正的动机,就使原本也许可以成为文学批评新亮点的举动,显得浮躁不安。有论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游离色彩的特征之一就是浮躁。批评的浮躁表现在批评的随意性和随机性。学院派学究式的文学评论,愈来愈专业化或学究气,脱离读者,脱离文学创作实践;要么就是完全商业化的炒作,以博得虚名。
总之,的文学批评正在被非文学化。文学批评界中食洋不化之风盛行。西方历时性存在的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一下子涌入国内,成为一个共时性的存在。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原本并不是什么坏事。但问题是,我们当代的文学批评既缺乏对西方文化批评观念的合理剖析和有效消化,又缺乏对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深入考察,在一个不成熟,不稳定,缺乏理性自觉和批评规范的氛围中,想当然地认同西方的理论,忽视了与本土现实语境的结合。用眩人耳目的批评代替批评观念的有利同化。企图脱离中国文学的现实状况和中国文学发展内在,而只是凭借西方批评理论抢占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制高点,在批评理论上标新立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在作怪。结果,他们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为,不仅成为脱离当代文学实际而建立的空中楼阁,而且成为远离社会和大众的小圈子里的自言自语。其明显后果之一,便是文学批评家理性的失缺。玩概念,耍术语,批评者满足于高谈阔论的炫耀,而往往与文学现实相去甚远。
当然,不能否定一些批评理论家对于新的批评理论的推介与探究的努力。但无论是故作深刻还是真心探究,致命的问题在于几乎是完全脱离当代文学现实。说到底,文学终究是大众的文学,文学批评固然要体现新的个性化的批评眼光,但它的目的是直接满足文化大众的理解或自我理解需要。但现在许多所谓批评理论家的东西,玩概念,耍术语,高深莫测,故弄虚玄,不看还好,越看越糊涂,你根本在其中找不到一点儿与当下文学的联系,更不能期待从中找到对当代文学发展有益的东西。
海明威曾说:30年代的一些美国作家,由于按批评家的指导写作,结果患了不育症,再也写不出任何作品了。这与中国的文学现状何其相似。一些批评家或者行话、套话满篇,或者貌似深刻其实浅薄,貌似玄妙实则空洞的批评文章,让人在他们繁多的名词术语,艰深晦涩的行文里,不知其所云。由于这种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偏差,使文学批评已经沦为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如考据、注疏、评点等,其形象生动,短小精悍,见解独到等特点,再也难以见到。而西方文学批评中的理性分析和人文关怀,同样面目模糊。既缺乏相对统一的规范的标准,又缺乏对基本批评理论的研究和整合,面对当今陌生而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现状,依原有的标准、方法,文学批评往往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许多文学批评,表面上看,言之凿凿,细一推敲,则大谬不然。比如对鲁迅,有的人在评价鲁迅时就因为鲁迅没有长篇就嘲笑鲁迅,说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且不说是不是由字数决定作品的容量及精神容量和作品灵魂的问题,仅就字数而言,此人却又认为老舍的小说写得太长也是一种过错。如此的怪胎文学批评,并非出自新手,乃是出自那些平素被目为学识渊博的批评家。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主导形态还是来自政府文学机构的专业评论家的言论,他们的文学评论不仅可以直接宣判作品价值的高低,而且这种宣判可以指导或左右公众的好恶。这种状况并不一定就好。但在当下文学批评众声喧哗之时,如果把文学批评理论建成空中楼阁,后果就只能更糟。作为批评家,要努力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先进文化的高度,从中国现实出发,从本土实际出发,寻求不同文化的互补性及发展的阶段性,发展本民族的文学批评理论。多一些踏踏实实的学风,少一些急功近利的浮躁。与此同时,文学批评越来越缺少一种关怀意识。
文学是作家审美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形式,同时,文学作品又是极具个人色彩的精神产品。它不是为适合某人的口味而生产出来的,而是作者的人生体验、人生感悟、社会感知的文字表达。因此,文学中总会包含着千差万别的个人感受和印象。这是文学的规律,也是文学的现实。作为文学批评,你就得尊重这个现实和规律,而不是以某种固有的甚至僵化陈旧的标准,以个人的好恶和口味去评判一种文学现象,特别是新出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但现在的许多文学批评,不是去深入理解作品中所蕴含的社会内容和文字下面的意义,而是生硬地一定要分出个高低对错,或将别人一棒子打死。即使你不喜欢一部作品,你也不必将其作者骂作“被洋人在马桶上干过的娘们儿”(有人这样评卫慧)。批评家的道德感怎么会如此淡漠? 虽然他们的话语句句不着边际,但却又可以这样理直气壮,带着自负的率直犀利,从人格上诋毁作者,甚至断章截句,扭曲捏造一个缺点,如同唐·吉可德将风车作为假想敌一样疯狂地进攻,大加讨伐,谋取斗士直言之美名。可以说文学批评与文学现实越来越远。
虽然面临大众产业化趋势,作家一心写作心无旁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将自己的作品与市场挂钩,以取悦大众获得存在的理由,文学创作中媚俗的东西却越来越多。有的人干脆将自己的评论置于低级庸俗的老套路上,在别人的批评声中,索性破罐子破摔:你说我痞子,我就是痞子。大脑思维全部作用到嘴上,逞一时口舌之快,只想着如何痛快地骂人,哪有余暇深入思考问题的解决。文学批评本身,作为一种学术探究,能不能拒绝与之合流,能不能多讲些道理,少些强词夺理、苛刻责难和谩骂,多一些理性的批评和人文关怀?
三、酷评与批评
近些年来,不能说文学批评悄无声息,有时候甚至还相当热闹。但只要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热闹其实并不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而起的。这样的所谓文学批评,以其尖酸刻薄、谩骂攻讦、恶意中伤、哗众取宠、招摇过市为特征,是谓“酷评”。“酷评”与文学批评在内在精神上是相违背的,它是在借文学批评之名,去博取和兜售文学之外的东西。先是《十作家批判书》[2]出笼,要把“获取了不正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继而,是声讨余秋雨;王朔也著文章,指斥鲁迅、老舍以及金庸等。一向门庭冷落的评论界,突然,一夜之间就“繁荣”了起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新热点。
但当人们去关注这种现象时,却发现这样的热点,实际上与文学并无多大关系。酷评家们热衷的好像只是骂人,贬低人,而且专骂名人。如鲁迅、老舍、钱钟书、汪曾祺、王蒙、贾平凹、梁晓声、北岛、苏童、余秋雨、金庸、王朔、王小波等。本来,权威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向权威挑战不仅正当,而且完全必要。但有一个怎样挑战的问题,是公平地、地、学理式地批评,还是故意向名人身上泼污水?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世界上要找一个无懈可击的人,是找不到的,不管他是或者不是作家。即使是《悼词》中所推崇的作家,谁能说他们就没有缺点?但这些酷评家们为何要以偏赅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比如,《悼词》作者为要“揭穿”关于鲁迅的“爱国主义神话”,指责道:“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这种指责,看起来义正词严,其实却暴露了作者既不了解革命,也不了解鲁迅思想,却硬要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的霸道作风。鲁迅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他反对赤膊上阵,提倡韧的战斗精神,这正是他深刻之处。而《悼词》作者却反而指责他并非真正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这岂不是颠倒是非,混淆正误?余秋雨“文革”中参加过写作班子,难道过去历史上的事也可以成为评价他今日作品的决定性依据?我们可以看到,酷评家们在评论名人名作时,似乎有着极大的“窥私癖”。
当代中国大众差不多都有不同程度的“情结”,加之几千年的民族传统又使他们特别注重人伦道德,常怀有道德义愤,若能煽起大众这方面的情愫,便一定能赢得大众的心。所以酷评家们便翻箱倒柜,把一些名家的政治态度和生活作风展现出来,昔日文坛争斗的内幕乃至黑幕也给抖搂出来。批评家的正业主要是评价作品的得失。为了全面分析作品,当然要涉及作家生平和人生道路,但决不是为发掘别人隐私而去发掘。即使在分析所谓的“隐私”、“内幕”时,酷评家们也全然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他们常常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无视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作家提出非分的要求。《悼词》中指责钱钟书道:“钱钟书这样的人,他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实行的是乌龟,鸵鸟政策,他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强权之下,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人格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有什么资格做‘文化昆仑’?”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钱钟书能保持一个学者的清醒头脑,以沉默表示抗争,就已经不易。“文革”刚一结束,便有学术巨著《管锥编》问世,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人,总是历史地存在着。因此,必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评估一个作家的贡献,主要应看他对前人了些什么,与同时代作家相比高出些什么,或者有什么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之处,而不应苛求过去的作家没有达到今天的要求。在社会转型期间,酷评家们在传媒诱惑和市场压力的挤压下,为了引来大众的青睐而揭短、攻讦、讨伐、厮杀。出现这些情况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一方面,旧的评论话语和批评方法日见其绌,而新的有效方法和话语又未找到或不熟练,于是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减弱乃至“失语”的状况。而另一方面,大众传媒迅猛发展,亟需一些评论装点门面。这便有了媒体批评、广告评论等现象出现。
实际上,这背后晃动着金钱和人情的影子。那些企图一夜成名的无名小卒或已有一定名声又怕失落的中小名人,以“酷评”方式,说些刺耳的话语,引来社会的注意和同行的关注。实际上,所谓酷评是违背文学批评精神的,它并不能使文学批评有所长进,只能使酷评家们越来越处于尴尬的境地。而要摆脱困境,首先就是要走向客观化。酷评,其实就是忽视、抛弃、抹煞了文学批评不可缺少的客观性而主观性过度膨胀、肆意泛滥的批评。
文学批评不能完全仰仗于自己的经验和印象。读王朔对金庸的批评文章,知道他骂金庸是因为他读不下去金庸的作品,虽然下决心耐着性子读,也似乎没有读完金庸的任何一部武侠小说。在尚未认真阅读作品的情况下,张口就骂,是无视批评对象的客观性而主观性过度膨胀的批评。不去读作品,不去读懂作品,就妄加评议,这与真正的文学批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提倡客观化的文学批评不是否定文学批评活动中批评家自我的存在,不允许批评家在文学批评论著里拥有表达自己的主观愿望、情感、欲望的权利和空间,而是在恪守文学的社会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判断能力对文学现象,特别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符合文学实际的说明和阐释。文学批评的客观化需要符合文学实际的理论指导,承认和尊重文学自身的客观,承认和坚持文学作品的客观标准,面对作品的客观面貌,对作品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当前批评的文学性正受到伤害,文学被泛化了,泛化成了无边无际的“文化”或是别的什么。
一些批评家的眼里甚至没有了文本,或者是即使看到了文本,那也只是利用它来说自己的话。他们不是从内部发掘文学的审美性,而是从外部谈论社会、历史、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把文学研究推向广泛的社会文化问题,并往往将社会文本等同于文学文本。《悼词》作者一开始就提出,要找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一种伟岸的人格”,然而找来找去找到的却是一生都没有写过文学作品,或者偶尔写过一点文学作品的人。这又怎么能称得上“文学大师”呢?显然,《悼词》批评的重点不在文学性上,而是在政治伦理上,同时兼及个人道德。贾平凹无非写了本《废都》,酷评家用得着指着人家说“纵万般风情,肾亏依然”?谁考证过庄之蝶就是贾平凹?作品中的人物是作者的原封不动的翻版?酷评家们只宜去分析作品的得失,而不应该拿作者的私生活乃至隐私来招徕顾客。
酷评家们尽管他们手中挥舞的是新式武器,而脑子里却装着许多旧意识。比如,那种“横扫一切”的架势,那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调门,强词夺理、乱加人罪的手法,要人死而不要人活的残酷无情,与理性精神相去甚远。甚至使人想起“文革”时的做法,是绝不应该视而不见的。酷评家们对于文学并非抱有建设性态度,并不能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积累和建构。当下的酷评,无非是在制造一些“文字垃圾”。企图靠骂人、揭短来引起关注,这似乎才是酷评的真正用意所在。
[1] 《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载《芙蓉》,1999年第6期。
[2]作者朱大可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