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迷失:新时期文艺学建设的若干反思
自1980年开始，以长达5年的朦胧诗论争为标志，一批学人启动了突破传统体系的文艺学创新历程。人们在激烈的论争中宣告“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后便是方法论热潮席卷中华——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观念和批评方法潮水般地涌入封闭的中国。与此同时，诸多烙印着西方思维的本土文艺新说——主体论、本体论、价值论、生产论，形式论、内在论等等也陆续登场。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的走向日趋坚定，文学现实的世俗化色彩也日益彰显，出现了精化与大众文化的对峙。大批坚守精英立场的文论工作者不仅拒绝在价值层面认同世俗化的文学现实，也拒绝从知识层面对这种文学现实进行机理剖析。于是，以1993年前后发生的“人文精神”讨论及其不了了之为标志，中国的文论界逐渐淡出现实文学生活……及至今天，尽管批量化的新观念已经合法地写进大学教材，文论界也依然频频发言，企图干预现实的文学生活，但是，文学现实却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学界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大步前行，随之挽救“文艺学崩溃危机”的救亡之声也就在文论界广泛流传。因此，我们便不能不反思: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创新实践，为什么文艺学不仅没有实现推陈出新的承诺，反而落到救亡图存的境地?以及为了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学科建设，文艺学究竟应该向何处去?
众所周知，新时期文艺学的创新，是以“文革”终结为背景，十年浩劫对文学的摧残令人刻骨铭心，在相应的理论层面，则表现为意识形态文艺观包括工具论的绝对霸权地位。于是一旦思想解放成为可能，人们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突破传统的意识形态文艺观。尽管坚守传统的力量一直存在，但是拒绝意识形态文艺观的热浪确实构成了一道贯穿性的喧嚣风景。各种新潮学说或质疑反映论、或质疑认识论、或质疑真实论、当然也包括直接质疑意识形态论。总之，它们“以各种方式割断和消解文艺与社会生活、基础以及其他与之相毗邻的意识形态的联系，力图把文艺说成是与一定的社会因素无关的‘超现实’、‘超政治’、‘超意识形态’的东西” ① 。诚然，文艺学的创新，肯定要对传统进行突破，包括纠正传统意识形态文艺观的种种迷失，不过，以整体性地颠覆意识形态文艺观为战略趋向，则显露出认识的偏执和战略的失误。
首先，文学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并不取决于理论规定，而取决于客观存在。就客观存在而言，从孔子、柏拉图延至今日，人类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应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次，就学术的民主性而言，既然我们可以从各种非意识形态的视角对文学做出界定，又有何理由阻止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文学做出界定呢?再次，只要认真辨析就可发现，新时期文艺学的各种非意识形态话语例如主体论、本体论等等，都代表着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利益，都有着特定的思想价值诉求，都谋求成为统治性的文艺思想。所以，新时期文艺学的非意识形态运动，只不过是用另一种价值内涵的意识形态取代传统价值内涵的意识形态，这就从学理逻辑上宣告了非意识形态的文艺学创新陷入了悖论。尤其意味深长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全面转型，随着西马、后主义、文化批评等等话语形态与这种世俗化的转型构成了日益密切的阐释关系，中国的学人也逐渐转变了态度——意识形态批评又重新回归文坛，并且成为最时髦的话语形态之一。总之，最新的迹象显示，新时期文艺学创新的非意识形态走向，已经以某种自我否定而告终。于是我们就不能否认，新时期以来，文论界在非意识形态的问题上，确实耗费了过多的思想精力，这不仅影响了文艺学创新更富有现实成效的学理建设，也误导人们摆脱真实的文学现实而进入一个远离现实的文学空间。
当然，新时期文艺学创新进程中的迷失不仅仅表现在非意识形态的态度方面。从意识形态批评的中国回归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回归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人们发现了自身认识的偏颇，而是由于西方话语也采取了意识形态批评的姿态。因此，我们也就有理由追问:新时期的文艺学创新进程中，我们是否过分地表现出对话语权的迷恋以及由此而演绎出的对西方话语的过分迷信呢?
坦率地说，在当下的文论界，一些学者并不看重学术对问题的真正解决，而是看重学说被广泛认同所带来的荣耀和利益。一些文论工作者从事学术就是希望成为中国的赛义德、中国的巴赫金、中国的斯皮瓦克。然而在优势的西方文化霸权面前，中国学者的思想尊严很难得到平等的尊重。于是，在强烈的话语权欲望驱动下，也就出现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面对西方话语霸权常见的思想姿态:就话语权的沦丧而言，人们当然忿忿不平，就怎样获得话语权而言，人们又不得不走“接轨”之路。尤其是在晚近的全球化问题讨论中，这种接轨西方的意识更加自觉而主动，只不过论者将接轨西方想象为接轨“国际”，然后便宣告，文艺学民族文化身份的模糊乃是时代之必然，而且这种身份模糊恰恰是第三世界的意志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契机与策略，即便“这种主动地接近世界所付出的暂时的‘失语’之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 ② 说穿了，所谓“接轨”，就是加盟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国际文化俱乐部，按照这个国际文化俱乐部的学术兴趣来确定中国的文艺学研究方向包括判断立场。
因此，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基于对话语权和西方话语的迷恋，也就导致西方话语在中国文坛大 行其道。有学者评论说:“它表明的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思想文化界内部资源的极度匮乏。同时亦表明，单纯地追逐西方理论话语，同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文化问题。” ③ 按照某些学者的观察，这种对西方话语模式的痴迷直至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收敛，但是我们看到，直到今天，中国文论界推崇的思想偶像仍然是白色人种，操持的话语形态仍然是西方版权，面对的普遍焦虑仍然是民族失语。尽管对于90年代以来的文艺学趋向，有人极为笼统地归纳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语词，可这并不意味话语模式的单纯化，而只是意味人们已经无法明晰地辨认话语切换的分界。事实上，后现代的称谓不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话语超市，在这个超市里陈列着难以记数且边界模糊的种种话语形态——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全球化、东方学、文化批评、生态批评、意识形态批评、霸权理论……洋洋大观，众语喧哗，毫不逊色于80年代。区别仅仅在于，90年代之后的中国社会已经对这种局面普遍厌倦，从而使文论界显得有些自言自语。
更重要的是，西方话语的引进，包括在西方话语启迪下提出的各种本土新说，并没有开辟中国文艺学的新纪元，相反，文论界的声音越来越失去对文学现实的影响力。于是，中国文艺学的“失语”，中国文艺学的本土化、民族化，逐渐成为文论界的普遍焦虑，并且这种焦虑的核心还是话语权的得失问题。人们主要忧虑的是“中国当代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压迫下失去了自己的话语能力和话语系统” ④ ，而不是忧虑文艺学无法参与中国文学现状的失职。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学者便期盼古文论能够拯救中国文艺学，突出的表现就是启用一批古汉语词汇来构成文艺学的阐述。可是这些学者忽略了，语言永远是思想的外衣，古汉语对应的是古汉人的思维，而古汉人的思维又对应着古中国的文学现实。除非当代中国的文学现实与古中国的文学处境具有同一关系，否则，语词的转换，不过一种约定俗成的能指命名活动，我们除了对同一个所指赋予某种具有民族色彩的别称之外，并无任何发现意义。事实也表明，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任何一个用古文论包装的文艺学命题成全了中国文艺学的当代骄傲。
必须申明，笔者并不简单排斥学者对话语权的追求以及对西方话语或古文论的借鉴，而是想强调:其一，话语权不能成为学术的动机而只能是学术的结果，亦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之后的副产品。即使有人做学问就为了博得这种副产品，也应该懂得:只有你的学问给社会解决了实际问题才能赢得社会的话语权回报。其二，思想的借鉴必须以解决现实的文艺学问题尤其是解决的文艺学问题为目的，而不是通过标新立异去割据一块话语权的领地。顺着思路，就该对文艺学创新的合法性进行必要的审视了。我们往往有一种错觉:以为文坛新说迭起、社会热烈关注便是文艺学的繁荣或创新的成就。所以，我们常常怀念80年代文论界的风光岁月。但是，作为理性反思，我们似乎只能在活跃思维、开阔视野的意义上肯定这种思想局面。因为理论的建树归根结底还在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在于新说迭起。
其实，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反复陈述的基本上只是一个命题——文学是什么?所有的差异不过是采用哪种话语逻辑来述说而己。例如:文学是里比多的升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是语言的陌生化、是系统、是结构、是信息、是符号、是惯例、是文化、是霸权……总之，我们一度为层出不穷的新定义而兴奋不己。但问题在于，诸多新说除了利用视角的切换，给我们营造出各种不同的文学界定之外，就很难进一步提供推动变革现实的思想力量了。例如，我们一旦承认文学是里比多的升华，随之就会面临怎样实现升华的实践问题，俏皮一点说，我们是否该多吃一些肾宝，以保持性欲的旺盛从而实现里比多的圆满升华呢?显然，里比多的学说并不能给我们回答。再例如，我们一旦认同文学是一种霸权形态，随之也就会追问，我们该采取怎样的运作机制，去赢得文学的霸权地位呢?众所周知，在当下中国，文学已经毫无霸权气象可言。诸此种种，均可归结到文艺学实践功能的疲软。
显然，在中国文艺学创新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满足于通过方法的转换提出各种能够自圆其说的文学新解释，而忽略了学术最重要的功能是指导实践。马克思说过:“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⑤ 他还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⑥ 这均是对学术精神的透辟昭示，我们由此明白:其一，学术是因为真实存在的问题和自己所研究的对象而存在的，除此之外，学术本身并无自足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其次，学术的有效性取决于它对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真实而正确的揭示，至于自圆 其说，只不过是学理阐述的基本逻辑要求，超出这个限定，就很可能成为掩盖学术虚假性的口实。其三，解释只是学术的起点，学术的终点则是对实践提供相应的指导，并且，是否具有实践指导性是衡量解释是否具有真实性的根本尺度。其四，学术的荣衰不仅取决于学术本身的真实性，还取决于社会对该学术的需要程度。总之，所有从事学术的业者都应该懂得:学术是一种“术”，它并非是炫耀智商的魔方或游戏，它是以实践性为存在价值的。这也就意味:文艺学创新的出路，就在于理论与实际相吻合。
那么，文艺学的理论怎样才能符合文学的实际呢?一些学者又在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灵感——文学终结论，图像对文字的战争，文化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等说法也就成为解救当代中国文艺学困境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大意是说，由于电信时代和世俗时代的到来，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以及相应的图像载体压倒了精英化的价值取向以及相应的文字载体，使传统的文学形态走向了终结，并出现了文学性向日常生活的蔓延，所以文艺学的理论边界也就要随之开放，文化批评就是一个有益的借鉴云云。当然，反对的声音也相当强烈，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担心文艺学学科属性的消解，第二，担心文艺审美品位的降低。笔者认为，在当前探讨文艺学向何处去的论争中，各方都以自己认定的文学实际为坐标，都希望文艺学理论符合自己所认定的文学实际，缺乏共同认可的前提，难免是一场各执一辞的混战。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对什么是文学的实际建立一种共识。
我们知道，对文学的实际怎样判定，与考察者的视角有关。如果仅从视角的真实性而言，可以说各种界定都具有特定视角中的客观真实性，因而也就都可能符合文学的某种实际。于是我们也就没有理由独断地宣告，唯有某种文学实际才具有客观真实性。例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赞同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否认文学是一种生产形态，也不能因为自己认同文学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就否定文学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情况:许多对于文学实际的界说，实际上是持论者对于文学的某种价值诉求，特别是长期以来，由于从事文艺学研究的是学者，我们也就习惯于从学者的价值视角去解读文学的实际。结果就出现了文学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文学是人生的教科书，文学是人类精神的不断超越等等说法。如果仅就这些诉求的逻辑可能性以及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对应的文学现象而言，同样是符合文学实际的。然而，一旦我们遵循这种价值观的文学实际标准，立刻就会遭遇一个令人窘迫的局面: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的文学世界，从分类学的意义上，各种价值诉求的文学形态普遍被归属于文学的范畴之内。随之我们就面临两难抉择——就某种价值观而言，我们必须把大量另类价值诉求的文学作品排斥在文学的概念之外，但就分类学常识而言，我们又必须认同这些“不合格”的、“平庸”的文学作品属于文学范畴。显然，这种由价值观所确立的文学实际，往往只是反映了我们通常称之为杰作的文学现实却没有揭示普遍的文学现实，而文艺学研究恰恰是对普遍文学现实的研究。
毫无疑问，文学的现实是由文学活动的参与者所创造的。具体说来，文学的现实主要是由作家、读者、以及以意识形态面貌出现的国家意志所决定的，或者说，是全社会意志平衡的结果。这也就意味: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文学的实际是怎样的，取决于社会的公共意志，取决于社会的公共视角，取决于社会对文学的普遍使用取向。马克思说过:“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⑦ 此话极富启迪。其实，我们要求理论所符合的文学实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特定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实际，即使这种实际是平庸的，我们也必须冷静地面对，并做出客观的学理阐释，而不是回避这种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尊重社会公共意志所做出的现实文学选择，那么，就中国而言，文学的普遍现实景象就不难描述。概括说来，随着当代中国的整体文化转型，文学现实也发生了划时代的嬗变，这种嬗变的文学现实以世俗化为特征，既区别于古典的士大夫文学和民间文学，也区别于激进的革命文学和具有人本精神的启蒙文学。它张扬着一种现实关怀精神并借助各种科技手段铸造出自己独特的生存逻辑与生存姿态，尤其意味深长的是，它与国家意志达成了一种微妙的默契关系从而不动声色地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文学形态。这便是当代中国文论工作者面临的本土真实问题和必须解剖的普遍文学现实。遗 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真正潜心于破译这种文学现实的生存密码，更多的则是采取批判的姿态，苛刻地挑剔这种现实的种种肤浅与平庸，尽管这种批判并非没有必要。但更内在的原因还在于，我们难以割舍自己既有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信念。我们仍然把超越精神所建构的理想王国当作现实的王国，我们拒绝承认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更尖锐地说，我们拒绝承认大众有选择精神生活的权利而坚持精英知识分子才是精神生活的立法者。这种精神贵族的优越感，是自柏拉图以来就逐渐形成的文化潜意识，不过今天却遭到了严峻的挑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向自诩为民众导师与社会良心的精化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无法与现实对话，自己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社会的边缘族群，在这种激烈的灵魂碰撞之中，文艺学的认知出现了种种的浮躁、彷徨乃至偏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拒绝现实，就只能为现实所遗弃。我们的学术探求也只能作为心灵的日记成为个人隐私，而不能作为公信的知识为社会分享。正如有学者说:“以批判性的意见取代研究的知识体系，学科就会变成文化沙龙或文化广场，学术性也将衰退乃至消失。……回到现实社会的真实经验、真实问题中，只有这样，学科才会有充满生机的学术前景。” ⑧
注释
①陆贵山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艺思潮》，高等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②王宁:《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
③孟繁华:《众神狂欢》，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④曹卫东:《认同话语与文艺学学科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1期。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第1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6页。
⑧高小康:《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