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范式的流变与世界文学的进程
译者附言:美学家、文艺学家尤里·鲍列夫是著名俄罗斯学者。其力作《美学》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译成中文，且一版再版，在我国美学界、文艺学界颇有影响。2002年8月，尤里·鲍列夫应邀来华，出席了在西安举行的“全球化语境与民族文化、文学的前景”国际学术讨论会。他从美学角度对20世纪文学的总体气象与基本特征，对新世纪世界文学进程的发展趋向与未来前景，发表了引人深思的评论，尤其是其从文化范式的流变来检视世界文学的进程这一视界，在与会代表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经作者授权，这里译出尤里·鲍列夫专门为这次研讨会撰写的《20世纪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特征以及新世纪的前景》的第四、五部分，以飨读者。
（一）从世界文学走向全人类文学
彼此相隔甚远的诸种文学之间艺术上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就展开了。这种相互作用导致了艺术文化之新状态的形成，导致了世界文学的诞生。这一新质当时就被人们意识到了（歌德便是最早论及世界文学的人之一）。
如果说，将所有的文学都汇入自己的航道之中的世界文学进程，在19世纪就形成了，那么，世界文学演变成全人类文学的倾向与前景，在20世纪则已然显现出来并且开始发展起来。这一新质的出现未曾得到理论上的及时反思，或许是因为这一新质只是到了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末与新世纪初才变 得清晰可辨。
彼此相隔甚远的诸种文学之间相互作用之活跃与加剧，是文学从世界走向全人类的动力之一。自20世纪中期以来，这种相互作用达到空前密集的品位而获得新的品质。全人类文学形成的另一些动力，则是许许多多高质量的翻译，对外国语更为广泛的掌握，能量强大的、用一些新的方法论武装起来的文艺学的出现——后者以其对艺术文本的分析与阐释，来促成另一些文化对那些文本取得更为深切的理解与把握。在这一进程中起着巨大作用的，是那些地理上相距甚远、上相隔久远的艺术之间的相互作用，诸如东方—西方，非洲—欧洲，拉丁美洲—欧洲，还有文学与其远古的形式——与习俗礼仪形式、与宗教典礼形式、与古代民间文学的形式（咒语、符咒、誓愿），与口头的审美活动之前艺术的形式，在艺术上的相互作用。这种迅猛而高质量地增强与深化的相互作用，在20世纪下半期便成为全人类文学孕生过程的催化剂。可是这一已然开始的进程，在20世纪并未完成，20世纪将接力棒转交给了21世纪的“文学全球化”。新世纪在其一开头就已被正在迅猛发展的交际手段所武装（由于创建种种节目而丰富起来的互联网，便是这类交际手段，它可使人们去了解用任何语言写成的文本）。这情形会加速美学一体化与艺术全球化进程，而使得文学获取那种原则上崭新的品质——普遍共通的人类性、全球性——这一进程在21世纪得以实现，得以完成。
（二）人类文学的特征
a）在保持民族特色之际去获取一系列稳定的普遍共通的特征。
b）立足于本民族自身的传统，也立足于其他民族的传统，包括在时空关系上相隔甚远的那些文学的传统。既在社会意识中也在艺术传统中对全人类价值加以肯定。
c）广大读者有可能去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学，包括那些相隔甚远且在日常生活上、在风俗习惯上、在文化上差异甚大的民族的文学。
d）将其他民族文学的艺术经验与技巧整合到本民族文学中去。
e）文学定位于全人类价值，这种全人类价值每一次都是用民族精神来理解的。况且，对全人类性的理解上的民族特色，同时在其各具的特色中也得到深化，而获得许许多多普遍共通的特征。
f）东方—西方（亚洲—欧洲）的艺术综合，北方—南方（欧洲—非洲）的艺术综合，大西洋两岸（欧洲—美洲）的艺术综合 的形成。
这个问题在彼·格林采尔那篇不长的文章中得到了深刻而准确的展示。作者并未作出我力图加以简要地表述的这一结论（世界文学向全人类文学的转型），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然而，格林采尔所征引的全部材料与论断，可以作为我所提出的这一假定——即全人类文学的形成——的可靠佐证。
（三）全球化与全人类文学
与领域的全球化正在引起一种忧虑，有时甚至引起一些势头凶猛的抗议性游行。抗议者们忧虑的是，全球化是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而导致对民族生产与诸多民族政治体制的压制，导致对世界上诸多地区的新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遗憾的是，这些忧虑乃是拥有严正的根据的，尽管世界之全球化趋向本身——此乃人类活动在聚合这一现实的必不可少的进程之结果。不幸只在于:历史上任何一次能扩展人类潜能的发明革新，不仅转变为善，也转变为恶与灾难。普罗米修斯给人们的馈赠——火，其后果就是这样的，来自物家的馈赠——原子能以及其他的一些发现，其后果也是这样的。全球化会转化成一种与人类作对的恶——这一现实的危险乃是有的。文学进程的全球化趋向，有可能转变为对诸多民族的艺术传统的压制，有可能转变为大众文学对严肃的艺术文学的挤压。与此同时，文化全球化（不是美国化，而是那种全球化，在其进程中，美国的影响与日本的影响、印度的影响、法国的影响、的影响、俄罗斯的影响，乃是彼此平等地相互作用），乃是诸多艺术流脉相聚汇相整合这一不可缺少而合乎的进程，乃是条条河流融汇于人类艺术文化之整一的大海这一不可缺少而合乎规律的进程。将这一趋向置于未来而加以推论，可以作出预测:在21世纪，将形成全人类文学，这种文学的作品不会失去其民族特色，不会失去其立足于民族传统的根基。
（四）未来孕生于过去与现在
1.艺术范式的历史变化
每一个时代的艺术都推出自己关于世界的理念，关于个性的理念。而时代的整个生活就是由这种理念—范式确定的。且让我们对艺术发展进程中这些范式的更替，作一粗略地、概括地因而也是迫不得已的概念化地梳理。况且，我们要谈的是主要的（稳定的，但也有不同变体的）范式——对人的幸福生活的寻觅。这个范式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里被具体化，以具体而独特的样态表现出来，而确定整个时代生活的品格。
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范式:英雄主义。古希腊罗马时代范式的危机:阿基琉斯与赫克托尔这两位可都是英雄，而这两人当中的一个不得不去杀死另一个。“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乃是不幸的”（布莱希特语）。
中世纪文化的范式:禁绝罪孽的肉欲吧;将希望寄托于天堂吧。
中世纪文化范式的危机:无论你多么指望着天堂，生活还得在尘世上去过。若是一味地禁绝肉欲，那么人类就会灭亡。
文艺复兴时代:人——就是提坦神;去做你想做的事吧!
文艺复兴时代范式的危机:伊阿古毫无私心地毁了奥瑟罗，并没有什么缘由。伊阿古实现了“去做你想做的事吧!”这一原则:他一心想要去作恶。
古典主义的范式:你要去做的，并不是你想做的事，而是君王与国家需要你去做的。职责高于情感与个人的利益。国家高于个人，个性是服从于国家的。 古典主义范式的危机:个性不可能充分实现自身，要压抑情感以服务于合乎理性的目标。
启蒙主义的范式:人是伟大的，然而是相对的。人是“个别的”与“分子式的”（黑格尔语）。不是全部个性确定着人的生活，而是其健全的理性。国家可以将一个有声望的个性“别在”地上，甚至可以像对待胡里维尔那样去“别住”其头发，而使之屈从。一个受过启蒙走上正道的君主，可以使社会生活往善的方面改变。
启蒙主义范式的危机:健全的理性对于人的丰满的生活，乃是不够的。受过启蒙与拥有理性对于善的创造，乃是不够的，没有善良的情感与良心是无法创作出善的。
感伤主义的范式:人不应当靠理性而应当凭良心而活着。主要的范畴——令人感动。国家——此乃社会契约的结果，它应当协调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可是，要是国家不去履行契约的规定条件，人民就有权闹革命。
感伤主义范式的危机:在这一体系中，个性的位置尚未被找到。
浪漫主义的范式:个性——此乃一个完整的宇宙。人类之存在自古以来就不曾安排妥当。世界性悲哀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反映着世界的状态:恶之不朽与同恶相斗争之永恒。这种斗争为个性的生活创造出沙漠中的绿洲，但不能将恶从世界上清除。个性与国家是不打交道的。
浪漫主义范式的危机:生活在那为恶之无边无涯的沙漠所围困的一片绿洲上——这并不是个性生活的组织方式。人类是不可能与恶之永恒性相妥协的。
现实主义的范式:世界是有毛病而不如人意的。你使用暴力是难以根治它的。不能以婴孩的泪水为代价去换得整个世界的幸福。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之后，你也会大杀死无辜的莉莎维塔。结论:勿用暴力抗恶，而要自我完善。在“国家—个性”这一体系中，应当有分寸，应当有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和谐。
现实主义范式的危机:世界依旧是有毛病而不如人意的。不抵抗并不能将恶从世界上清除。黄金世纪为白银世纪所替换。个性与国家的和谐并未实现:须知体系更为复杂:进入其中的除了国家与个性，还有人民，而人民并不是铁板一块，在人民当中有各种不同的力量在起作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式:对恶施以革命的暴力可以摆脱恶。国家高于个性，个性服从于国家（“你得先想到祖国，然后再考虑自己”）。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式的危机:一如歌中所唱的:革命是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的。有一年长于一个世纪，这就是1937年。已然获得发展的个性想从国家那儿获得自由;国家应当服务于个性，那时个性便会支持国家。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世界在根本上是同个性相敌对的。世界是荒诞的。人在根本上是孤独的。国家呢?
如果世界是荒诞的，国家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国家性的缺失与极权主义横行一样地令人可怕。不可能与注定要孤独与注定要生活于敌对的世界这份命运相妥协。必需有所改变，必需找到出路。因而，后现代主义的危机出现了。
诚如这一简短的概述——关于人类对那种给人带来幸福的存在范式的寻觅之旅的概述——所展示的，一个又一个新的范式开辟出通向新的生活的道路，可是不久就会看出:总有什么不曾被成功地预见到，对人的存在的改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存在的困 境。况且每一回新的存在范式的危机的出现，都是由于人类的历史发展产生出人的一些新的需求。对这些新的需求来说，已习以为常而通行的范式便显得狭隘了。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所发生的这种情况犹如埃瑞·列茨所简明扼要地表述的那样:行呀，就算你能用额头去顶去撞而打通了一堵墙，你在下一间牢房中又怎么办呢?每一回人类都得面对新的困境，都得落入“新的牢房”而去顶去撞新的墙。
2.艺术文化的危机及其基本原因
最近几十年来艺术中并未出现有世界意义的杰作。短期内对这类杰作也不要期待。正在出现并还将出现一些有才气的、水准高的艺术作品，但像《伊利亚特》、《神曲》、《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罪与罚》、《静静的顿河》这样的有如此分量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上并未出现。这类具有世界历史规模的杰作的缺失，其原因乃在于人类之普遍的危机（进入日暮状态的不仅是欧洲，而是西方），其首要的原因就是:所有现代的人的存在的范式的危机，并没有导致新的范式的形成。
19世纪杰出的智识之士都揭示过资本主义的毛病，揭示过金钱权力的反人道的性质，揭示过自私自利这一竞争与商业之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对精神生活之毁灭性的作用。在对资产阶级的品性加以遣责的人士中，有狄更斯，也有巴尔扎克，有左拉，也有果戈理，有托尔斯泰，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黑格尔。
关于人类生存于这危险的世界之中的、或者从这有毛病的不如人意的状态中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存在范式，都曾被提出来:
1）拜伦，浪漫主义:恶是不可根治的，它隐身于生活本身的根基因而是永恒的。主人公与恶的斗争也是永恒的，虽然主人公并不能消除恶，但可以不让恶席卷整个生活，而为个性之正常的生活创造出一块哪怕是暂时的绿洲。这种斗争使主人公充满崇高精神，但常常将他引向悲剧性毁灭。
2）黑格尔:历史进程——此乃全人类努力的结果，个性作为世界历史之消极参与者，乃是被卷进其河流之中的;个性的理想不可能比千百年来所创建的世界秩序更为合理;个性要改变历史的努力，要赋予历史以人道的形式的尝试，注定要失败;个性要改造世界秩序的努力总要被世界秩序所阻挠而中断;所有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所有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3）“我需要真理有何用?我想要安宁”。只有精神灾难才会产生这种与世界文化相敌对的言论，世界文化是将人的幸福与对真理的掌握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是与个性相敌对的。应当屈从于这一点:个性——是有限有涯而有终极的，他/她注定要承受孤独、痛苦与恐惧，并且将要被死神一笔勾销（克尔凯戈尔与存在主义）。
4）尼采:世界是不完美的，个性处于不良的环境之中，所有的人都没有摆脱那不良环境的出路，但超个性（超人）能超越芸芸众生而获得幸福。
5）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狄更斯，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在那种建立在金钱权力基础上的社会中，个性的幸福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只有通过发财致富才能获得这种幸福，而发财致富对于一个完整的个性乃是不可企及的，或者在精神上是毁灭性的。在富裕之外找到幸福——那是乌托邦，而用“纯洁干净的”、不带毁灭性的手段去获得富裕，——也是乌托邦。19世纪资产阶级制度本身是充满矛盾的。
6）马克思:为了建立普遍共有的社会公正，必需对世界加以强制性改造。改造世界这一历史使命，应当由无产阶级来完成。
7）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 斯批判现实主义:用暴力来消除世界的毛病是只有毁灭性的:a）不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力量会胜过光明正大的反抗力量，后者没有能力获得群众性与组织性（普希金的《杜勃罗夫斯基》、《上尉的女儿》、《青铜骑士》）;b）针对恶（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暴力会转化为对无辜者（莉莎维塔）的毁灭，而且还会c）毁灭反抗者本人的个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形象）;d）暴力能从消除恶的手段变成个人计怨仇泄私愤的手段、自我肯定的手段、自尊心游戏的手段、内心情结得以表现的场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彼得·维尔霍文斯基的形象）;e）不能以一婴孩的泪水为代价来换得整个世界的幸福。结论:勿以暴力抗恶，而要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别祖霍夫、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它们在恶的荒漠中创造出一片善的绿洲（这与浪漫派的思想相似，但在浪漫派那里，绿洲——此乃斗争的结果）。对这一问题的艺术研究，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恐怖与革命的暴力提供了重要的论据。然而社会存在是如此没有人性，自我完善既不能使个性有保障，也不能使安全有保障，更不能使幸福有保障。
20世纪也提出了关于存在以及将人类从资本主义的不完美之中拯救出来的种种范式。在所有的范式中，马克思的学说在生活中得到了现实的体现，在俄罗斯、东欧、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的生活中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体现，而且还波及智利、尼加拉瓜以及一系列非洲国家的生活。在一些国家（中国、北朝鲜、古巴）里，这一历史试验仍在继续。十月革命以降且在这一革命影响下，资产阶级学会了节制其过分的贪婪，为了自身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而与劳动者分享其收入。这样一来，现如今被雇佣的工作者就不仅能使自身的体力得以恢复再生，而且还能使自己的某些利益得到满足。可是，尽管资本主义社会里生活有了这种普遍的改善，这种改善也是由20世纪里生产的巨大增长而决定的，资产阶级的本性与本质依旧还是立足于贪得无厌。
随着苏联的解体，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情境。世界陷入精神绝境。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均是彼此对立的资本主义范式与共产主义范式，都承受了危机。与此相应，彼此对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艺术观，也都承受了危机。在先前的那些时代里，在某一种艺术思潮的范式危机到来之前，一种新的范式便孕育成熟了而已开始在文化中发挥功能，这种新范式，或是由文学或是由艺术，或是由或是由政治来制订的。可是，现如今，不论是谁，不论是文化的哪个领域里，都不再拥有新范式。这是人类的危机，其出现乃是由于那种普遍公认的范式的缺失，而正是那种范式确立社会行进的目标。
这一危机的特征与表现如下:
1）日本家在谈论的终结。
2）国际变成了要么是即兴式而受一时情绪支配的，要么就更经常的是实用型的而缺少那种有理念的政治，而后者则是确定了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生活的，那时社会存在的范式尚未经受危机。
3）近二三十年来，是有许多有才气的、有趣的文学作品、作品、哲学作品问世，但是这世界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拥有世界性历史意义，而达到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样的水准。在短期内也不能期待艺术上或哲学上或政治上的文化腾飞达到那样的水准，直至精神生产的某个领域会提供出一种从人类精神危机中走出来的路径，或者，即便是勾勒出 人类存在新范式的轮廓也好。
4）那种确定着历史的战略目标的范式之缺失，就导致了一些有大气魄有大威信的知识分子与智力精英个性从文化中消失，而那些精英分子则是能在世界存在的紧要关头振臂一呼，来捍卫公道，或是为了及时防止某个政治家、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当下就要发生的疯狂，或者就是为了让世界听到这个声音。在20世纪，高尔基、罗曼·罗兰、拉赛尔、雅斯贝尔斯、萨特、加缪……就是这样的个性。何况在人类危机的条件下，对这样的精神领袖与思想主宰式的个性的社会需求，也跌落下去了。否则，索尔仁尼琴在今天就会在某种范围内扮演这一角色，这并不是因为他找到了新的存在范式与人类的追求（遗憾的是，甚至连他也没能做到），而是因为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多地致力于精神上的努力，来展示那些旧理想的危机与人类目标的危机。那些有大气魄大威信的个性从文化中的消失，就是由于人类发展的战略性范式在这世界上的缺失。
或许，新世纪会解决这一对现代世界如此重要的课题。我这里且尝试对这一新范式的轮廓作一初步的勾勒。
1.初步的引论
这样活下去是不行的!但我们还是在活着!我们生活于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生活于对个性的强暴与人权之间，生活于横行霸道与之间，生活于绝望与希望之间。
早在19世纪的政治学、历史哲学、现实主义的艺术观中，“个性—国家”体系得到了肯定。如今，这一体系已是不够用了。人民与个性相互作用，而且人民也并不是诸多个性之简单的集合。阿·普拉东诺夫曾简要而准确地表述过个性在人民的创造中的作用:“没有我，人民是不完整的”。“个性—人民—国家”——这一系统更为正确些，但依然是不完整的。一个平安富足的国家可能去毁灭另一个平安富足的国家。全球化，诚如我在前文所述，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是有一些正面的社会潜能的。因而人类应当成为体系的要素。换言之，需要的体系是:“个性—人民—国家—人类”。新的交际方式交往手段（互联网、电视等等）能保障这一体系，能使民主得到完善，能用富有主动精神激励首创能力的民主来取代现代受操纵受控制的民主。
下面我会更详细地探讨这一重要而尖锐的问题。但首先我要强调两点:1）文化与人类之新的存在范式，可能由文学来提出，也可能由哲学来提出，可能由政论来提出，也可能由政治学来提出;2）电视已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存在的中心问题之一。关于电视的功能与它在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是应当特别地谈一谈的。
2.关于极端的民主制
政权对于一个社会将其存在组织起来乃是必需的。政权可能是极权主义的与半极权主义的、民主的与半民主的、独裁的君主专制式的、宪法上受到限制的君主立宪式的、寡头执政式的、共和政体式的……执政治邦的形式多极了。而且诚如丘吉尔所准确地表述的，民主制是有许许多多的缺点，但人类尚未发明出什么比它更好的。应当去发明!否则，即便是那些最民主的社会的不完美之处也是无法解除的，那些最民主的社会还在承受这类痼疾:吸毒、自杀、强盗抢劫、贪污受贿、官僚主义、官吏们的为所欲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施以暴力。诸多政权中最好的一种——民主制，其不完美之处多极了。其缺陷由来已久，千百年来不曾消失:正是雅典的民主制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将其最优秀的时代之子苏格拉底判处了死刑!不仅仅是革命会毁灭自己的儿女!
叔本华说过，一个手中权力在握的人一 定会利用——哪怕是部分地利用——那权力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当代俄罗斯，这一看法已无需证明，事实本身触目惊心:比如，国有的股份证券的私有化过程中的诈骗行为;或者，杜马的许多代表的月平均收入为5000美元（而俄罗斯教授的月薪只是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或者，日里诺夫斯基私宅中的居住面积高达3000平方米（哈斯布拉托夫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曾是纪录保持者，不过他的寓所只是500平方米）。随他的便吧，且让精英们利用其手中的一部分权力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吧，但愿其权力的另一部分——哪怕是一小部分——用于对国家利益的保障。但愿政权的效率即使能与那效率甚低的蒸汽机（7%）相当（93%用于自己，7%用于社会）。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将会比我们现在生活得好一些，国家将会发展，而不是停滞不前。
在俄罗斯，在沉醉于并不很大但却是史无前例的自由之中的俄罗斯，极端的民主之嚣张已然开始，并且尚在延续;对财产的犯罪性的瓜分与再瓜分;对国家性的弱化，这种弱化所带来的危险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一群群公民在财产状况上被两极化（“一种人得到的是整个的面包圈，另一种人——得到的则是面包圈上的小窟窿。这就是民主制的共和国”）:官员们未受到监督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横行霸道正促成贪污受贿。新的情境是:先前是政权堵住了我们的嘴巴，现如今——则是政权塞住了自己的耳朵。
那些最民主的选举的民主，也要受到两种情形的限制:1）选举名单;2）借助于电视与另一些现代信息媒体对社会意识加以操纵。种种选举都在承受政权当局的左右（在最好的情形下选举者可以推选的是个性，而不是政权的性质）。不仅仅在俄罗斯，而且在美国、法国、德国……其民主选举都是这样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政权是借人民之手自己选自己。这可以避免无政府状态，可以避免那些对国家是致命性的偶发事变。可是这里潜伏着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一个政权只有在它受到人民监督与人民校正之时，才会是有效率的与可靠的。现代民主的缺陷是:这种校正之有效机制的缺失，政权与人民之相互关系上这一逆向联系的缺失。
政治家们常常会利用一些思想，对于那些思想，可以用一位伟大的物家的一句名言来评价:“这一思想要成为正确的还不够疯狂”。这疯狂的世界自会有一些天才般疯狂的思想与之呼应。只有深深地扩散到政治家的意志之中的这些思想，才能创造奇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战败而沦为赤贫的民族竟能在上创造出“德国奇迹”与“日本奇迹”。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与在遭围攻的斯大林格勒创造了“俄罗斯奇迹”的俄罗斯，曾不止一次地在文化上成就了奇迹的俄罗斯，现如今则应当去实现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奇迹。而要找到走向这个目标的道路，必需靠全体人民。
以其在现代世界上所形成的这个样态呈现出来的民主制，正在承受极为深重的危机。难道轰炸南斯拉夫的那些人道德上与政治上的愚蠢（此一愚蠢不应与“疯狂的思想”混为一谈）行径上，不是表现了西方民主制的危机?结果，不是那些从科索沃逃出的阿尔巴尼亚族人，而是大约30万左右的塞尔维亚族人被赶出了科索沃。至于法国参议院拒不承认1915年对土耳其军队的种族灭绝般大屠杀的事实，或者，德国国防军在1999年对南斯拉夫的袭击中加入轰炸者的行列，——而在40年代初德国人就曾在那儿屠杀了大约150万人——凡此种种，岂不令人吃惊令人发指!
我们俄罗斯的极端的民主政治之嚣张，也是其危机的证明。在极权主义体制下，官员害怕的是上司的专横独断。在现今的民主 政治体制下，官员头上的只有苍天。可是官员并不畏惧上帝，即便他在节日里站在圣殿里一手执香烛一手狂热地划十字，只要电视台摄影机对准了他。既然独裁者没了，上帝也没了——那就随心所欲地去偷去盗吧!心欲所需的东西多得很。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人是宽的，应当使之变窄些才好。
俄罗斯的不幸多得无以计数（如果指的仅仅是傻瓜与道路）!可是曾有一些时光是更糟糕的，然而一如凤凰俄罗斯会从灰烬中再生。俄罗斯会振奋起来的。要知道俄罗斯小孩喜爱的玩具——乃是“不倒翁”。
3.人民的智慧与生活的体验——对于政权乃是思想材料的源泉。
最好的民主制，只可能是受到政权与人民互相监督而限制的、受到人民的主动精神首创能力支持的民主制。这里潜藏着使民主制得以完善的可能性——将它提升到社会效率与人道主义的新水平。
在政治中一如在中，思想材料乃是必需的，甚至一些错误的思想也是重要的:劳伦斯关于没有空气的空间中存在着以太的思想，就被爱因斯坦超越了，而成为其创建相对论的一个思想上的推动因素。这种有益于发展的错误思想，在根本上区别于诸如李森科院士的思想之类的愚蠢。
俄罗斯人在思索着世界的命运与自己祖国的命运。对全球性思维的喜好——此乃俄罗斯人的优良品质之一。漠视对这一喜好而不加以使用，是愚蠢的。
并不是所有人民的见解都是正确的，甚至并不是所有正确的都是可实现的，甚至许多正确的而又可实现的见解，还在政权了解它们之前就变成陈旧的了。可是这类见解却能向政权提供出极其丰富的思想材料——那些反映着人民的利益与意见之光谱的各种解决方案所需的思想材料。为了让政权现实地考虑人民的心愿与理想，一些最富首创精神的公民应当借助于电视与互联网来做一做这种游戏:“要是我成为总统或总理，我要做下一些什么事?”
4·富有首创精神的民主制
需要一环扣一环的举措，其决定性的环节——将这世界的智力潜能吸纳到世界的运作机制中去，激活人民的首创精神，对电视的新型的运用。
根据著名的现代信息媒体理论家麦克鲁恩的预测，如今不论是在我们这儿还是在国外，电视都是被用作对大众意识加以操纵的一种工具。政治家提出一个任务，然后其指挥班子就去编选出加以缜密推敲仔细算计的信息，电视则将此信息传送给观众，与此同时就使观众的思想与情感随之而形成，那些思想与情感便引导他们走向所需要的行动。对于科索沃事件或车臣事件，西方观众与俄罗斯观众看出的乃是根本不同的“画面”。这就是有目的性的信息与对意识的操纵。
在19世纪，一个人是上学受，获得世界观与生活体验，而在这个基础上去接受信息，作出决定，采取行动。现如今，一个人要采取行动，既不需要受教育，也不需要有世界观，不需要有生活体验，甚至都不一定非要作出决定不可。决定由政治家（此人正是那操纵者）替他作出了，政治家借助于电视，给他发出那已装好了的、作出决定所需要的、有目的性的信息。信息可以有不同的变体，但其旨在操纵的目标不变。
然而电视（一如互联网）可以拒绝对意识的操纵，而成为政权与人民之间逆向的、充满信息的联络工具，可以成为人民与其知识分子的生活智慧与生活体验的蓄电池与传送器。为此，就需要将智识之士们的“智力交锋”展现在观众眼前，就需要将那些在国家生活与个人生活上最尖锐与最迫切的问题上人民所提出的建议采集起来。
人民的提案与智识之士的思想，应当按 主题分类分级，应当得到加工处理（对它们加以简明而清晰的陈述与由专家们对之加以评价），不同的解决方案可以转呈政府，政府则对所提供的思想中的全部合理的加以采用。政权的代表在其发言中可以对人民的提案加以回答，那些提案则是由电视播出的。
这里所建议的对电视的使用有如下优势:
1）激活人民的积极性，并将它导向社会性的创造建设;2）理顺政权、人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3）调动国家的智力潜能、人民的生活智慧与生活体验用于国家的发展;4）克服民主制的危机，寻求其富有首创精神的形态，这种形态的民主制不是操纵性地使用现代信息媒体;5）有可能缩小代表的权力;6）预防社会义愤而引发的动乱，每当人民的心愿久久不被考虑，这种动乱就会出现。
对电视的如此使用与民主制的如此发展，是难以实现的:1）谁也不需要它们，除了人民;2）官僚们会拼命地反对的，他们不无理由地担心，其举动将被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且贪污受贿与专横独断的种种障碍都将会出现。
富有首创精神的民主制主张，国家的全部政治的建设都要考虑并立足于人民的看法，而不是众生的意见（众生是没有个性的，可以对之加以操纵，人民则是由拥有自己看法的诸多个性所组成）。富有首创精神的民主制，是向公民们提供社会性的首创精神，而不是对他们加以操纵。
总之，21世纪的范式——普遍性，即人们的存在之全人类体系的建构（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的人道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包含着各种不同种类的趋同会聚辐合，能克服分离分立分裂，主张一个人既是其祖国的爱国者又是世界公民，而生活于“个性—人民—国家—人类”这一体系之中，其中的“个性—人民—国家”这个链环，乃是作为富有首创精神的民主制来运作的，这种民主制能实现人民与执政精英之间直接的逆向联系，这种民主制还主张国家的、民族的、宗教上的利他主义与宽容性。普遍性源出于这一公理:世界的最高价值——此乃个性，人权与全人类的协同一致均应荫及个性。
上文提出的范式—社会性的假定，尚需讨论与进一步的思考推敲。所说的这些并非全无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推出了存在范式，现如今这种范式却缺失了。在这几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里，文化第一次没能完成其诸多使命中的这一份使命。此乃文化的报复——因为人类的大部分背离了文化，将文化变成了大众消费的商品并在炮制文化的替代品。文化人正在被挤出（首先是在经济上）俄罗斯。科学与艺术活动家在物质生活上得不到保障，这在战争年代里是可以理解的且被英勇地承受了，而在现如今，在那些什么也未创造但却是百万富翁的背景下，就是令人难以承受的了。
即使在西方，高雅文化也并不受尊敬:杰出的学者或作家的物质生活境况与社会地位，与著名的足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拳击手、流行艺术明星的境况与地位，乃是无法相比的。可是这还算不上什么不幸。不幸乃在于，一些现代文化构想的实现，要求有一些器具、设备、出版能力，而要获得这一切是需要资金的。况且，将这些资金投入基础科学与高雅艺术，不是收不回来，就是其回收要延搁到许多年之后。而没有基础科学与高雅艺术的超前发展，文化就会凋萎衰败。
在一个并不推重文化的社会里，文化就不再去履行其主要的使命，于是，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在这几乎是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里活着而没有存在范式。这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有表现:比如，现今世界上的政 治家们常常是像实用主义者那样在行动，而并不去寻求有理念的、有体系的、理论上被论证的战略性解决。
对那种真正与人相配的生活方式的寻求，对人类存在的现代范式的寻求——应当成为整个人类的关心点，应当成为在创造文化的智识之士们与知识分子们的关心点，应当成为在领导国家的政治家们的关心点。联合国理应对这个问题也给予一定关注的。人类的生活乃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时至21世纪初，文化中对历史行进的目标在观念上的缺失，对存在范式的缺失，已导致世界文学中不止一个十年没有出现那种能有指望获得经典品位的大作品，尽管一些有才气的作家参与了艺术进程。
上文所陈述的范式的轮廓，与尚未由谁表述出来的另一些思想，都应当在作家所创建的艺术现实中获得支点。据我预测，这将是俄罗斯作家，因为:1）普遍的“世界状态”（黑格尔语），其不安宁的、危机四伏的状态，在俄罗斯得到了特别充分的展现;2）巨大的、罕见的、悲剧性的社会经历，在俄罗斯作家那里得到了积累;3）当代作家身后有近二百年来俄罗斯文学之能量强大的传统;4）正是在俄罗斯，现如今生活将那些存在之高度形而上学的社会问题，摆到了作家面前，不解决那些问题，国家与人民都不能避免那全球性的危险与威胁。
俄罗斯文化的社会体验是多姿多彩与充满悲剧性的。俄罗斯文化在19世纪与20世纪积累了特别丰富的寻求人类道路的经验。我们且期待着。我们且期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