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龙城录》真伪新考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龙城录》并非柳宗元所作，但作伪者也不是王铚或刘焘;此书的编造大约是在北宋前期，即宋太祖至仁宗前期这大约六七十年中。
【关键词】 柳宗元 《龙城录》
世传柳宗元《龙城录》二卷，宋、元人以为伪托。何薳《春渚纪闻》卷五、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八、吴师道《敬乡录》卷一、杨慎《丹铅总录》卷二七、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四等谓为王铚（性之）所作;洪迈《夷坚志》支戊卷五、《容斋随笔》卷一○则谓为刘焘（无言）所造。独清人曾钊《面城楼集钞》卷二《龙城集跋》力驳其说，谓为柳宗元作。近年来，一些古小说研究的学者进一步研究，认为《龙城录》为王铚或刘焘伪造之说无据，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此书为柳宗元所作无疑。所以，对此书的真伪问题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正反两造的观点及论据
人们认为《龙城录》非柳宗元作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新唐书·艺文志》等北宋书目未加著录。《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云:“《唐志》无此书，盖依托也。”第二，此书和《柳宗元集》的文风不同。《朱子语类》卷一三八云:“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笔力!此记衰弱之甚。”第三，此书据古人诗文中词语故实附会而作。《朱子语类》卷一三八云:“（《龙城录》）皆写古人诗文中不可晓知底于其中，似暗影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四引朱熹语云:“今观《录》中所载帝命取书事，似为韩愈《调张籍》诗‘天官遣六丁，雷电下取将’二句作解;赵师雄罗浮梦事，似为苏轼《梅花诗》‘月下缟衣来扣门’作解。”至于说书为王铚或刘焘伪作，则未提供更多的证据。
人们认为《龙城录》为柳宗元所作而非王铚作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此书曾为王铚同时或稍前之许彦周及樊汝霖所称引，故非王铚作。曾钊《面城楼集钞》卷二云:“按《许彦周诗话》，柳子厚守柳州日，筑城得白石，微辨刻画曰‘龙城柳，神所守……’云云……今《龙城录》正载此文，然则许云‘子厚自记者’，谓自记其事于《龙城录》云尔。性之绍兴初始以荐为枢密院编修，而许《诗话》成于建炎戊申，则《龙城录》非性之作一证也。《五百家韩昌黎集》注引樊汝霖曰:‘子厚《龙城录》云云……第据《通考》樊著《韩文公志》，樊宣和六年进士，是樊在性之前，安有性之依托而樊称之之理?则非性之作又一证也。”第二，此书与柳文文风不同，是由于文体性质不同。曾钊《面城楼集钞》说:“（《龙城录》）所录似与柳文不类，然出于随笔札记，本不求工，亦犹昌黎、习之《论语笔解》与其文集如出两人耳。”
当代学者程毅中先生《唐代小说琐记》一文 （载《文史》第二十六辑） 认为不能轻易否定柳宗元对《龙城录》的著作权，李剑国先生《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龙城录》则在曾钊说的基础上，作了更为详尽的考证。《叙录》指出:第一，成书于建炎、绍兴之际的孔传《续六帖》也曾引《龙城录》，说明书“必不出于同时之王铚之手”，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将《龙城录》列于唐末诸小说之间，说明尤氏以此书为唐人书。第二，据《万姓统谱》，字无言之刘焘虽为北宋哲宗元祐三年进士，在许顗、樊汝霖、孔传之前，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诗中已多次引用《龙城录》典故，北宋人作之《五色线》卷下曾明引《龙城录》，北宋人伪造托名唐钟辂之《续前定录》征采《龙城录》5条，其书为仁宗庆历元年编成的《崇文总目》所著录，时代均在刘焘前，说明书决非刘焘作。第三，韩愈《调张籍》用“六丁”事，《答道士寄树鸡》用华阳洞小儿化龙事，《柳州罗池庙碑》用“罗池石刻”事，“三作写作时间既可在柳宗元刺柳卒官后”，则韩诗文“用《龙城录》中事正顺理成章”。第四，韩愈同时诗人殷尧藩《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友人山中梅花》二诗中也用了《龙城录》中“罗浮梦”的典故，故“朱熹等称伪托者正就韩、苏等人诗文而撰”，“真本末倒置之论”。至于行文不类柳文，《叙录》则认为是由于“《龙城》乃为消遣之作，初无寓意，故与他作大不类”。
双方的观点截然相反:一是认为《龙城录》为伪作，作伪者是宋人王铚或刘焘;一是认为《龙城录》确为柳宗元所作。显然，人们都忽视了第三种可能，即此书既非王铚或刘焘所作，也非柳宗元所作，而是另一位不知名的文士所伪造。由于李剑国先生已经搜集了许多证据，作了精密的考证，确凿地证明了《龙城录》出现在宋仁宗即北宋中期之前，这就排除了《龙城录》为北宋后期或南北宋之交的刘焘或王铚伪造的可能性，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论定《龙城录》不是刘焘或王铚伪造，并不等于说它就一定是柳宗元所作。因此，《龙城录》是否伪作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应当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从内容看《龙城录》的真伪
前人及今人在讨论到《龙城录》真伪时往往只注意到它的风格问题:持伪作说者认为《龙城录》风格不类柳文，持柳作说者则认为二者的不同不过是文体风格的不同。我们知道，文风很难作为判断文献真伪的确切证据，更重要的证据应当是文字记载的内容本身。而从内容来看，《龙城录》所载与其它典籍的记载即事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很难令人相信它是出于唐人，特别是柳宗元这样一代文豪之手。通观全书，至少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作者对唐代的典制颇为隔膜。如卷上“神尧皇帝破龙门贼”条云:“神尧皇帝拜河东节度使，九月，领大使，击龙门贼母端儿。”按《唐会要》卷七八云:“景云二年四月，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此始有节度使之号。”显然，《龙城录》说李渊隋末为“节度使”是错误的。据《旧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一年，炀帝幸汾阳宫，命高祖往山西、河东黜陟讨捕。”《新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一年，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资治通鉴》卷一八二也作“抚慰大使”。曾官尚书省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熟谙唐代典制，不应当犯这种低级的常识性错误，何况，这里说的是唐朝开国之君的履历，用语更不应当随意更改。
又如卷下“尹知章梦持巨凿破其腹”条云:“尹知章，字文叔，绛州翼城人。……开元中，张说表诸朝，上召见延英。上问:‘曹植《幽思赋》何为远取景物为句?意旨安在?’知章对以植所谓赋作不徒然……擢礼部侍郎、集贤院正字。”这段文字也有许多失实之处。第一，《旧唐书·尹知章传》云:“睿宗初即位，中书令张说荐知章有古人之风，足以坐镇雅俗，拜礼部员外郎，转国子博士。”《旧唐书·尹知章传》云:“张说表诸朝，擢礼部员外郎，转国子博士。”《新唐书·马怀素传》也说:“即拜怀素秘书监，乃召国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次绪定秘书，奏知章是正文字。”故尹知章官仅至礼部员外郎，而非礼部侍郎。第二，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玄宗命马怀素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图书，地点在乾元殿。至于丽正殿修书院改名为集贤院，事在开元十三年四月，见《玉海》卷一六○引韦述《集贤注记》;而据《旧唐书·尹知章传》知章卒于开元六年，在他生前尚无集贤院之名，更不可能充任“集贤院正字”一职。第三，据《新唐书·百官志二》，集贤殿书院正字二人，从九品上，与从六品上之礼部员外郎相去十阶，与正四品下的礼部侍郎品级更加悬隔，尹知章不可能以礼部侍郎而兼集贤正字一职。柳宗元曾校书秘省，又身历礼部员外郎一职，不应当对台阁故事陌生到如此颠三倒四的地步。
二、作者对于史实和地理比较陌生。如卷下“太宗沉书于滹沱”条云:“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于图籍有交关语言构怨连结文书数百事……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复省。”按，滹沱水源出今山西东北部，流经河北注入渤海，而据《旧唐书·太宗纪上》，太宗为秦王时平王世充，战场在河南洛阳。如果要将文书沉入水中的话，抛到黄河、伊水或洛水中都可以，为什么要遣人送到远在千余里外的滹沱河中去?难道转送途中不怕泄漏?难道当着众臣销毁文书不更加能安定人心吗?太宗在贞观十九年御驾亲征高丽时到过河北定州，如果确有沉书滹沱之事的话，那和平王世充也应当没有关系了。
又如卷下“老叟讲明种艺之言”条云:“余南迁，度高乡，道逢老叟，帅年少于路次，讲明种艺。”但据《汉书·地理志》，高乡县属琅邪郡，在今山东省境。《太平寰宇记》卷二四“密州莒县”:“故高乡城，汉县，在今县东南七十三里，晋永嘉后废。”柳宗元永贞元年贬永州司马、元和十年出为柳州刺史，都不可能经由高乡。这段文字的旨意和柳宗元名作《种树郭橐驼传》略同。作伪者本意是借以暗示此书确为柳宗元作，但由于不明地理，反倒露出马脚了。
三、作者对于唐代文献很不熟悉。如卷下“高皇帝宴赏牡丹”条称，上官婉儿“有文集一百卷行于世”。但《旧唐书·上官昭容传》记载:“及韦庶人败，婉儿亦斩于旗下。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新唐书·艺文志四》也仅著录“《上官昭容集》二十卷”。《龙城录》却说是“文集一百卷”，差距未免太大。如果是一位名位不达的文人，诗文散佚，文集卷数无定，倒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上官婉儿自幼配入掖庭，生长宫中，久司文翰，诗文主要应当保存在宫中。她的文集既是在她死后一两年中由太平公主奏请，玄宗下令编撰 （见《张燕公集》卷一六《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纵有遗漏，也不至于有八十卷之多。段公路《北户录》卷三记上官昭容曾作《乞拔刀子》诗，唐人崔龟图注云:“有集二十卷 ① ，诗在集中。玄宗收取其诗汇集之，令张说为序。集贤故事:旧宣索书皆进副本，无副本者则促功写进，后亦不能守其事。如上官昭容，旧无副本，因宣索便进正本。库中今阙此书矣。”这就是说，《上官昭容集》连集贤院书库中都没有收藏，民间怎会出现另一个一百卷的本子?可见所谓“文集一百卷行于世”的说法是无稽的。柳宗元曾为校书郎，对本朝的典籍和故事又怎么会这样无知?又如卷下“开元藏书七万卷”条云:“有唐惟开元最备文籍，集贤院所藏至七万卷。当时之学士，盖为褚无量、裴煜之、郑谭、马怀素、张说、侯行果、陆坚、康子元辈，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阙文。”记开元集贤院藏书数及学士人数，以在集贤院修书四十年的韦述所撰《集贤注记》记载最为准确详细。据《职官分纪》卷一五及《玉海》卷五二引《集贤注记》，开元十九年冬，集贤院四库书总数为八万九千卷。《玉海》卷一六七引韦述《集贤注记》记院中学士人数云:“自马怀素至韦见素，知院学士及修书使前后总十一人。自卢?至敬会真，开元五年至十三年丽正学士及侍讲、修［撰、校］理官前后总四十人。自贺知章至窦华，开元十三年四月至天宝十四载集贤院学士、直学士三十三人。自韦?至高瞻，开元十三年四月迄天宝十五载二月集贤院修撰、校理、待制及文学直等总五十九人。”都和《龙城录》所记不同，而且《龙城录》所记学士裴煜之、郑谭二人也未见其它典籍。
四、作者所记唐代人物与史籍不合。如卷下“贾奭著书仙去”条云:“贾奭，河阳人，字师道，与余先人同室读书。……有子餗，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于父风。”按《旧唐书·贾餗传》:“贾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宁。”《新唐书·宰相世系五下》“河南贾氏”也称:贾餗祖胄，父宁。都和《龙城录》不同。而且，贾餗元和末已登朝为考功员外郎，《柳河东集》卷一二《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记述其父柳镇友人六十七人，其中“自（郑）元均至（张）宣力，皆没没无显仕者”，亦不及贾奭、贾餗父子，故贾奭其人之有无，实属可疑。此外，文中提到的友人贾宣伯、李照（明叔）、君诲（《类说》引作“居诲”）、李育之等，也都不见唐代典籍，不知何人。
五、作者所记唐人著作均不见于史志目录，亦无人道及。如卷上“上帝追摄王知远易总”条记王知远撰《易总》十五卷，“王渐作孝经义”条记王渐作《孝经义》五十卷，卷下“贾奭著书仙去”条记贾奭作《鸣皋子》二十卷，“张复条山集论世外事”条记张复作《条山集》三十卷，均不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及其它载籍。其所记前代著作如晋哀帝《丹青符经》五卷、《丹台篆》三卷、张昶《龙山史记》、沈约《龙山史记注》也从未见它书著录。
又如“韩仲卿梦曹子建求序”条记载:韩仲卿梦曹植言“文集在建邺李氏”，求为序。“仲卿既寤，检邺中书，得子建集，分为十卷。异而序之，即仲卿作也。”韩仲卿编曹植集十卷并作序事，它书从未言及。而且，《隋书·经籍志》载“《魏陈思王曹植集》三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下》载“《魏陈思王集》二十卷、又三十卷”两种，《新唐书·艺文志四》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盖三十卷者，隋时旧本，二十卷者为后来合并重编，实无两集。”至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著录《陈思王集》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七则著录《曹子建集》十卷。所以曹植集在唐代仅有二十卷本及三十卷本流传，十卷本是后出之本。《龙城录》作者盖据后出的曹植集造为此条。
六、《龙城录》所记有柳宗元卒后之事。如卷下“裴令公训子”条云:“裴令公常训其子:‘凡吾辈但可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为万乘之相，则天也。’”裴度功高权重，官至中书令，所以唐人称之为裴令公而不名，见于《刘宾客集》外集卷四、《白氏长庆集》卷二九、《姚少监诗集》卷九、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太平广记》卷一五六引《逸史》、同书卷四三七引《集异记》、《唐摭言》卷一三诸书。《齐东野语》卷二○“书种文种”条引此条即径云“裴度常训其子云”。但大和九年裴度方册中书令，这已是柳宗元卒后十五年的事了。
十分明显，这些记载差异都不是用文体风格的不同所能解释的，而是说明，《龙城录》的作者对于唐代的一切都不甚了了。把这样一部错漏甚多的著作硬安在柳宗元的名下，是不合适的。至于书中所言多虚幻荒诞之事，南宋末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一“柳子厚《龙城录》”条已疑之。他说:“子厚尝曰:‘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援天以为高。’其《月令论》、《断刑论》、《天说》、《□说》、《非国语》等篇皆此意。而《龙城录》乃多眩怪不经，又何也?”这种矛盾，也只有断《龙城录》非柳宗元作才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唐人诗文中引用《龙城录》事典的考察
认为《龙城录》为柳作者，最主要的理由是书中提到的事见于韩愈《调张籍》等诗文和唐人殷尧藩的诗中。李剑国先生指出:“同时诗人殷尧藩亦曾用罗浮梦为事典，《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云:‘梅花清入罗浮梦，荔子红分广海程。’《友人山中梅花》云:‘好风吹醒罗浮梦，莫听空林翠羽声。’ （《全唐诗》卷四九二） 按刘禹锡刺连在元和十年，与柳宗元刺柳同时，其时《龙城录》尚未出。意者宗元刺柳前已传此事于友朋间，故尧藩得以用之，而最后成书则在刺柳间耳。”依李先生所考，殷诗写在《龙城录》成书之前，说殷诗用《龙城录》中的典故已经有些牵强了;但如果能够论定殷诗确为殷尧藩所作的话，这倒不失为《龙城录》为中唐人作的确切证据，说其事是柳宗元写作前传于友朋间也有可能。遗憾的是，这条史料是不可靠的，这两首诗并非殷尧藩所作。
首先，《全唐诗》卷四九二殷尧藩诗集本身就是明人所伪造。这一卷中共收殷诗88首、残句1，其集源出于《唐音统签·丁签》卷一一三。《统签》卷首叙录称此集出自“宋刻本”，但该集中《宫词》等5首为元人萨都剌诗，见其《雁门集》;《春游》乃元人虞集诗，见其《道园学古录》;《过雍陶博士邸中饮》等16首为明人史谨诗，见其《独醉亭集》;《帝京二首》等3首为明人吴伯宗诗，见其《荣进集》。而且，收入殷集时，诗题大都经过改窜。集中诗只有《吴宫》等19首见于《文苑英华》、《唐诗纪事》、《万首唐人绝句》、《云溪友议》、《诗人主客图》和《古今岁时杂咏》，可以确认为殷尧藩的作品。对此，拙文《〈全唐诗·殷尧藩集〉考辨》 （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七辑） 已作考察。后来，笔者继续查考，发现殷尧藩这一卷诗中可明确指出真实作者的伪作实际上不止拙文所考出的25首，还有《过友人幽居》、《奉送刘使君归王屋山隐居》、《寄许浑秀才》、《陆丞相故宅》、《夜过洞庭》、《游山南寺二首》其二、《经靖安里》7首为南宋王柏所作，见其《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二和卷三;《关中伤乱后》、《酬雍秀才二首》其一、《春怨》3首为萨都剌诗，见其《雁门集》卷二、卷七和卷三;《李舍人席上感遇》、《寄许浑秀才》、《席上听琴》3首为史谨作，见其《独醉亭集》卷中及卷上。至此，《全唐诗·殷尧藩集》中已可确定为宋、元、明人所作诗且得其主名者已有38首，占全卷诗歌总数的42%，充分说明这一诗集乃由明人杂取殷尧藩诗及后人诗混编伪造而成，其中所载作品，如非见诸唐宋记载可确考为殷尧藩诗者，不可引以为据。拙文曾指出:如《钟山》诗有“昨日钟山甘露降，琉璃满赐出宫瓢”之句，而明太祖建都金陵时，洪武二年及五年冬都有钟山降甘露的记载;《喜雨》诗“山上乱云随手变，浙东飞雨过江来”，袭用了苏轼《有美堂暴雨》中“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的名句;《李节度平虏诗》末联“太平从此销兵甲，记取红羊换劫年”中丙午、丁未年“红羊劫”之说在宋代靖康（元年为丙午）、建炎（元年为丁未）之后才广为流行，诗中“平虏”，当指明洪武初对元的战争。这些诗都是南宋至明初人作。集中有些诗题中虽嵌入了唐人的姓名，如《金陵上李公垂（绅）侍郎》、《赠龙阳尉马戴》等，但考之该人事迹却凿枘难安。《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等诗也有同样的情况。
《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云:“遐荒迢递五羊城，归兴浓消客里情。家近似忘山路险，土甘殊觉瘴烟轻。梅花清入罗浮梦，荔子红分广海程。此去定知偿隐趣，石田春雨读书耕。”连州，今广东连县，唐代隶属湖南观察使。《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九“江南道”，潭州湖南观察使管州七，其一为连州。据《大清一统志》卷三五二，连州宋代划归广南东路，元至元十七年属广南南道，明洪武十四年属广州府。诗开始就说“遐荒迢递五羊城”，把连州和五羊城广州联系在一起，所写应当是宋代以后连州隶属广州时的事。其次，据两《唐书·刘禹锡传》、《全唐文》卷六一○刘禹锡《子刘子自传》及卞孝萱先生《刘禹锡的氏族籍贯问题》 （载《南开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3期） 考证，刘禹锡是匈奴后裔，随魏孝文帝迁都，遂“占籍洛阳”，后又迁居荥阳，祖先坟墓在荥阳檀山原，尽管他童年曾在江南嘉兴度过，但和岭南的广州却没有任何联系。诗却说“归兴浓消客里情”，说“家近似忘山路险”、“石田春雨读书耕”，显然被送者是岭南人，在岭南薄有田产，这都和刘禹锡生平事迹不合。第三，刘禹锡曾两次被任命为连州刺史。第一次是在永贞元年九月，永贞革新失败后自屯田员外郎贬为连州刺史，不是自“侍御”授;而且他并未到任，半路上走到江陵就再贬朗州司马。第二次是在元和十年自朗州应召回京后，初授播州刺史，因裴度等求情改授连州刺史，也不是从“侍御”授。刘禹锡两任连州刺史都带有贬谪性质，和诗“偿隐趣”等也毫不相及。所以诗决不是送刘禹锡之作，也不是殷尧藩或其他唐代诗人所作，当是作伪者取宋至明初人诗改易诗题羼入殷诗中。伪造殷尧藩集的人只知道刘禹锡曾经做过连州刺史，却不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下出任连州刺史，甚至连中唐时连州隶属湖南的事实都未弄清楚，所以露出了许多破绽。
殷集中另一首诗用罗浮梦典故的《友人山中梅花》诗云:“南国看花动远情，沈郎诗苦瘦容生。铁心自拟山中赋，玉笛谁将月下横?临水一枝春占早，照人千树雪同清。好风吹醒罗浮梦，莫听空林翠羽声。”诗中“铁心”句用晚唐皮日休《桃花赋·序》疑宋广平（璟）“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词” （《皮子文薮》卷一） 而能作《梅花赋》事，“玉笛谁将月下横”、“照人千树雪同清”则化用姜夔《暗香》中“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及“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词意，都是诗非中唐人殷尧藩所作的内证。加之，这一诗集本身为明人伪造，所以，这首诗也不能作为殷尧藩使用《龙城录》中事典的证据。
这样一来，所谓《龙城录》被唐人使用的证据就只剩下韩愈的三篇诗文了。我们不妨将《龙城录》的文字和韩愈诗文对照一下:
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龙城录》“上帝追摄王远知易总”条云:“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远知……作《易总》十五卷，世秘其本。一日，因曝书，雷雨忽至，阴云腾沓，直入卧内，雷殷殷然，赤电绕室。暝雾中，一老人下……怒曰:‘所泄者书何在?上帝命吾摄六丁雷电追取。’……所取将书乃《易总》耳。”
韩愈《答道士寄树鸡》:“烦君自入华阳洞，直割乖龙左耳来。”《龙城录》“华阳洞小儿化为龙”条云:“茅山隐士吴绰，素擅洁誉。神凤初，因采药于华阳洞口，见一小儿，手把大珠三颗，其色莹然，戏于松下。绰见之，因前询谁氏子，儿奔忙入洞中……化作龙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绰素刚胆，以药斧劚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龙亦不见。”
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记》中《迎享送神诗》:“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龙城录》“罗池石刻”条云:“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予于斯欤?”
“六丁六甲”神源出道教，文人中和民间已早有流传，《后汉书·梁节王畅传》有“从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的记载，《抱朴子》卷四《金丹》提到“玉女六甲六丁神女来侍之”。龙耳宝珠则出自佛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卷四有善友太子欲从龙王“乞左耳中如意摩尼宝珠”事。我们不能据此断定“韩诗必用《龙城录》典”。相反，《龙城录》所载和韩愈诗文若合符节，连“雷电”、“取将”、“驱厉鬼”等语词也完全相同，不能不使人产生此书依托韩文而作的想法，正印证了朱熹所说《龙城录》“皆写古人诗文中不可晓知底于其中，似暗影出”的观点。此外，《龙城录》还特别记载了韩愈父亲韩仲卿梦曹植求文集序及韩愈言李白跨赤虬仙去、梦吞丹篆、夜坐谈鬼神三事，言皆不经，又记载和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类似的老农之言，也明显地暴露了作者依托韩愈诗文作伪并嫁名柳宗元的用心。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五《跋柳州罗池庙碑》还指出:“且夫柳州之有惠政于柳，其遗爱之拳拳于民而庙祀之，宜也。必以祸福惊动之，以示其奇，则反浅矣。若《龙城录》为王性之所伪作，其载罗池石刻之文，盖因昌黎诗中语而附会以成之，非昌黎反用其语也。《木笔杂钞》乃还取以证昌黎诗，误矣。今柳州有柳子遗墨，书此数语。而其文稍与《录》不符，盖亦柳人之伪也。”虽然全氏所说“《龙城录》为王性之所伪作”之说为不确，但他关于“罗池石刻”之文乃因韩文附会而成，还是很有见地的。
《龙城录》产生的时代
柳宗元的文集原集“三十通”，是他的友人刘禹锡遵照他的遗命编撰的。但是，刘禹锡在柳集序言《唐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中并没有提到柳宗元作过《龙城录》一书。唐人撰写的笔记往往流传甚广，常为他人笔记及其它著作广为引用和展转传录。如张鷟《朝野佥载》即为刘餗《隋唐嘉话》、段成式《酉阳杂俎》等书所引录。刘肃编《大唐新语》除唐《国史》外还采用了《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笔记，其中内容又为后来的《芝田录》、《传载》、《定命录》所转录。胡璩《谭宾丞》则主要取唐《国史》及《朝野佥载》、《封氏闻见记》、《大唐新语》诸书编成。韦绚大中十年写成的《刘宾客嘉话录》一出，同时人范摅不但在他的《云溪友议》序言中加以表彰，而且在书中摘编了其中的文字，说明这类著作流播得迅速而广远。可是，《龙城录》一书中的记载除见于韩愈诗文外，未见唐五代他人著作引用。直到北宋，才有托名唐钟辂的《续前定录》引录其中5条，佚名所编《异人录》引录其中25条 （见《类说》卷十二，至于《四库全书》辑自《永乐大典》的吴淑《江淮异人录》所录2条，实出《异人录》，《道藏》本《江淮异人录》无之，详参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江淮异人录》所考）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和反常的现象。
《龙城录》一书不但未被唐五代人所征引，而且宋初所编《太平御览》前所附《经史图书纲目》列书1690种（据中华书局《重印太平御览前言》中统计，实际引书为1689种），并未将《龙城录》载入。《太平广记》广收笔记小说，可是不论旧刻本所附的《太平广记》引用书目343种，还是近人《太平广记引得》据书目及实际引书统计所得的475种，也不包括《龙城录》在内。如果此书确为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所作，宋代馆阁诸公不会看不到，看到了也不会受到如此冷淡的对待。直到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编成的《崇文总目》才首次将此书著录，可是并没有著录书的作者和卷数。稍后嘉祐五年（1060）修成的《新唐书·艺文志》都没有著录《龙城录》。同样，生活在宋仁宗至徽宗朝的王谠据唐人笔记小说50种编成《唐语林》一书，今存《原序目》中著录了48种书名，还是没有《龙城录》。中华书局出版周勋初先生整理的《唐语林校证》一书，详细考察了该书的材料来源，也没有发现书中采用《龙城录》的痕迹。王谠生活的时代，《龙城录》已经广泛流传引用，王谠既专事唐人笔记编撰，也一定会多方搜求。所以他未见此书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是认为此书并非柳宗元所作，甚至不是唐人所作，才摒而未录。此后，由于《龙城录》本身作伪的痕迹很多，遂有《龙城录》为王铚或刘焘伪作之说，而且迅速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至于作伪者究竟是不是王铚或刘焘，反倒无人深究了。综合前述，我认为《龙城录》并非柳宗元所作，但作伪者也不是王铚或刘焘;此书的编造大约是在北宋前期，即宋太祖至仁宗前期这大约六七十年中。今天，我们澄清王铚或刘焘伪作《龙城录》之说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否定伪作说中合理的成分，不假思索地承认此书确为柳宗元作，那就上了作伪者的大当了。
注 释
①《十万卷楼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北户录》作“三十卷”，此据《类说》卷一三《北户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