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人对《金刚经》的接受
【内容提要】
《金刚经》是唐宋时期流传最广、也是唐宋时期文人最热衷的一部经典。唐宋文人对其谈空论幻的义理很感兴趣，在阐释《金刚经》的义理是表现出以儒道融合佛教的倾向，文人也将对《金刚经》的理解运用于诗文创作与批评之中。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也崇信《金刚经》具有神异功能，奉持《金刚经》可得庇佑。
【关键词】 《金刚经》 流传 空理 神异
《金刚经》（注：本文所引用《金刚经》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所影印出版之《金刚经集注》。）是由佛弟子阿难记述的释迦牟尼与须菩提的答问，阐发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宗旨。有后秦鸠摩罗什、北魏菩提流支、陈真谛、隋达摩笈多、唐玄奘和唐义净六种汉译本传世。在佛教传入中土的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金刚经》是流传最广、也是唐宋时期文人最热衷的一部经典。
一、《金刚经》是唐宋时期在文人中最普及的一部佛经
《金刚经》在唐宋时期是一部广泛流传的经典。上至封建最高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读经、抄经，对《金刚经》的崇信要超出其他的佛教经典，而文人不仅读经、抄经，他们还可以解经并在文化活动中予以推广，对《金刚经》的普遍崇信热情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玄宗朝及其他以儒道为主导时期，统治者有对《金刚经》的大力推崇。在张九龄任宰相时期，唐玄宗亲注《金刚经》颁布天下，张九龄作文“贺御注《金刚经》”：“右内待尹凤祥宣敕垂示臣等御注《金刚经》。但佛法宗旨，撮在此经。人间习传，多所未悟。陛下曲垂圣意，敷演微言，幽关妙键，豁然洞达。虽臣等愚昧，本自难晓，伏览睿旨，亦即发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诚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术，道已广度其宗，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伏望降出御文，内外传授。”（注：《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7页。）唐玄宗以帝王之尊，亲注《金刚经》并颁布天下，在以道教为国教的李唐王朝，这是对这部佛教经典的极大推崇。张九龄是一位宿习儒业的文人，他以宰相之位上贺表，当然表现出他对这部佛经的推崇。他甚至以为“佛法宗旨，撮在此经”，作为一位文人，他更感叹尽管大众都诵读崇信这部经典，但是“人间习传，多所未悟”，这种批评，肯定是建立在对《金刚经》的了悟基础之上的。
在普通民众中有将佛教中《金刚经》与儒家《论语》道家《老子》相提的倾向。“唐咸通中俳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谕，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褒衣搏带摄齐以升座，自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座’。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谕。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为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若非妇人，待嫁何为。”
（注：《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58页。）当然，这只是俳优的戏说调笑，但是，在儒释道三教中，所举的经典，都代表着这一教派的最高权威，也都为人们所熟知。选择《论语》和《道德经》作为儒道的经典代表是理所当然的，而以《金刚经》作为浩如烟海的佛经的代表经典，只可能是在大众对这部经书普遍熟知并且普遍崇信的基础之上。
文人好以《金刚经》的理论来论事。“武后营大像于司马坂，以张廷圭谏止。其疏全用浮图《金刚经》义解析，盖因其所溺，易于回晓。亦足以见一时士大夫习尚也。而新史削去，岂以为非雅耶。”（注：《习学记言》卷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9册第720页。本文所引用之《四库全书》均出自此版本，以下但标册数与页码。）士大夫习尚好用《金刚经》，于此可见。宋代叶适所谈的这件事，在《旧唐书》里有记载。《旧唐书》有张廷圭给武则天的疏，其上疏中多引用《金刚经》。“则天税天下僧尼出钱欲于白司马坂营建大像，张廷圭上疏谏曰：佛者以觉知为意、因心而成。不可以诸相见也。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经云：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于此经中受持及四句偈等为人演说，其福胜彼。如佛所言，则陛下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河之金以为像，劳则甚矣，费则多矣，而所获福不逾于一禅房之匹夫。菩萨作福德，不应贪著，盖有为之法不足高也。”（注：《旧唐书》卷一百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张廷圭其人，据《旧唐书、本传》，“少以文学知名，性慷慨有志尚”，长安中，为监察御史，开元时为礼部侍郎，开元二十二年卒赠工部尚书，谥曰贞穆。从其经历亦可知这是一位以正统的儒学立身守官的人物。然而他以《金刚经》为思想武器反对武则天修建大佛像，而且，文章中引用的《金刚经》关于不著于相行佛道、不著于相行布施的说法，既见出他对《金刚经》的恰切把握又恰到好处地针对了武则天大兴土木的弊病，的确可见出唐代士大夫的习尚。宋代所编的《旧唐书》将此疏删去，叶适推测可能编者以为不雅，所谓不雅，是指的不符合儒家的思想规范，没有以儒家思想为武器来说服武则天。
宋代是儒学复兴的朝代，赵宋王朝以儒立国，文人学士以儒立身。但是，从内心倾向而言，人们对《金刚经》仍有阅读的兴趣。
“太祖晚年自西洛驻跸白马寺而生信心。洎回京阙写《金刚经》读之。赵普奏事见之，上曰：不欲泄于甲胄之士，或有见者，止谓朕读兵书可也。”（注：《类说》卷十九，《四库全书》第873册第337页。）
宋代的时代氛围与唐代已大不相同。唐代统治者可将所注的佛经颁布天下，可以有群臣进贺，宋代统治者读佛经却要以读兵书掩饰。内心受到《金刚经》的吸引而因为时代的思想氛围必须作出掩饰，宋代的文人也是如此。
“学者，所学为人也。盖尹和靖语徐丈见尹和靖问曰：某有意于学而未知所以为问。先生曰：此语自好。若果有此意，归而求之有余。师又尝语人曰：放教虚闲，见道。先生在从班时，朝士迎天竺观音于郊外，先生与往。有问何以迎观音也？先生曰：众人皆迎，某安敢违众。又问：然则拜乎？曰：固将拜也。问者曰：不得已而拜之与抑诚拜也?
曰：彼亦贤者也.见贤斯诚敬而拜之矣.先生日诵《金刚经》一卷,曰：是其母所训,不敢违也。徐丈语及苏氏使民战栗义，问曰如何？先生怫然曰：训经而欲新奇无所不至矣。”（注：《晦庵集》卷七十一，《记和靖先生五事》，《四库全书》第1145册第403页。）
宋太祖与赵普都是以儒治国者，作为天下仿效的统治者，读佛经，要有别的托词与借口，宋太祖以读兵书遮掩。和靖以遵母训言事。然而我们却从中看出，即算是在浓郁的儒学氛围之中，也难遏止对《金刚经》的阅读热情，需要遮掩、需要找借口，但是仍然坚持读《金刚经》，可见这部经书的吸引力。宋代文人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在其求仕、入仕的过程中，竭力要表现的是自己的醇儒的思想，不能有外道的驳杂。退隐之后，情况就会有变化。
“王荆公再罢相居钟山，无复他学，作《字说》，外即取《藏经》读之。虽则溷间，亦不废。自言《字说》深处亦多出于佛书。作《金刚经解》。裕陵尝宣取，今行于世。其余如《楞严》、《华严》、《维摩》、《圆觉》皆间有悦意，以为尽其所言至矣。谓禅学为无有其徒，自作法门，以动世之未有知音者。”（注：《岩下放言》卷上，《四库全书》第863册第729页。）
苏轼写出他的家仆朝云临死诵《金刚经》：“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子。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盖尝从泗上比丘尼文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注：《东坡全集》后集卷五，《悼朝云诗并引》，书店，1986年版第517页。）
普通的民众，他们无须掩自己的阅读。不过到了后世，儒学家对这个问题处理以较为通达。“明黄正宪，每早起则读《金刚经》，终朝则读《周易》，且以西方北方圣人并言，则书概可知矣。”（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七。）
阅读《金刚经》太普遍，以于像读儒家经典一样，闹出囫囵吞枣的笑话。“鹿溪生黄允，钦人也。从学陈莹中、黄鲁直，文字固不凡，与余谭经，每叹今时为《春秋》者，不采圣人之志，但计数，其后逐传，则谕鲁三桓、郑七穆，穷经则书甲子者若干，书侵战者为几，皆由汉二刘、唐武平一启其端。是犹世愚者皆学佛而诵《金刚经》纂，吾未晓，迫问之，则曰：有一十三‘恒河沙’三十八‘何以故’。”（注：《铁围山从谈》卷四，《四库全书》第1037册第589页。）
对《金刚经》的阅读热情也引发了文人书法家的书写热情。唐宋著名的书法家几乎都书写过《金刚经》。据《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六，宋王安石书《金刚经》的书法作品风格是：“骨多肉少则瘦，肉多骨少则肥。惟骨肉相称，然后为尽。或谓荆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见此经，则知传者不识荆公书，遽以常所见清劲为瘦也。”王安石在其文《书金刚经义赠吴圭》中谈自己书写《金刚经》的用意：“惟佛世尊，具正等觉，于十方刹，见无边身。于一寻身，说无量义。然旁行之所载，累译之所通，理穷于不可得，性尽于无所住，《金刚般若波罗蜜》为最上乘者，如斯而己矣。”（注：《临川文集》卷七十一。《四库全书》第1105册第595页。）
二、《金刚经》的义理对唐宋文人的吸引与启迪
文人对《金刚经》的兴趣，首先是受这部经书的义理吸引。在谈空说幻方面，《金刚经》比其他佛经而言，更为彻底，表达上也更为简捷。彻底的空性观，对有执着的人而言，是一剂猛药。它又言简而义切，要言不烦，适合于作为佛经的典型代表。正因为如此，唐宋文人有许多作有《金刚经》解，当然，这种注解和阐释，从佛学的角度而言有许多是不得要旨的，甚至是错解。这种情况也受到过批评。
“《金刚经》，佛书骨髓也。达摩西来，始传中土。训释凡数百家，而浅者滞卑近不契经意，深者骛高虚适负经旨。其有如普觉，如纯阳诸大宗师，卓卓超诣盖寡。及复有一种葛藤话，屋下架屋，床上迭床，井底窥天，窗外窥景。使览者惘然，滋益障碍。瞿昙氏梯航群迷，愿人人作佛意不孤邪。欤，不自通人，孰祛其蔽？吾训里有居士曰静庵刘君元璋，以儒会释，根器不凡。隐处苍翠间徵寂妙悟直证本心。尝曰：西方圣人说经救世，本自正大、本自明白，注家或以奇奥泥之，多被真乘，不见实相。”（注：《水云村稿》卷五《金刚经解序》，《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379页。）
“陈氏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离于文字。文字不必多读，只《金刚经》一卷足矣。世之贤士大无营于世而致力于此经者，昔尝陋之。今知其亦不痴也。此经要处，只九个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梵语九字，华言一字，一‘觉’字耳。中庸‘诚’字即此字也。此经于一切有名有相有觉有见，皆扫为虚妄（佛非佛，法非法。众生我相非我相之类）。其所建立者，独此九字（惟阿耨般若菩提则不曰非阿耨般若菩提，盖世念尽空则实体自见也）其字九，其物一。是一以贯之，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也。是不诚无物之物，非万物散殊之物也。年过五十宜即留意，勿复因循。此与日用百不相妨，独在心不忘耳。但日读一遍，读之千遍，其旨自明，蚤蚤知则得力。朱子曰：《金刚经》大意只在须菩提问‘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两句上，故说不应住色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六。）
受《金刚经》义理的启示进而对《金刚经》义理作进一步的阐发以至于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南宗禅的领袖人物慧能。据《坛经》记载，慧能是闻诵《金刚经》而开悟的。“忽有一客买柴，遂令慧能送至于官店。客将柴去，慧能得钱，却向门前，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慧能一闻，心明便悟。乃问客曰：从何处来持此经典？客答曰：我于蕲州黄梅县东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见今在彼，门人有千余众。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注：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本文所引之《坛经》均出自本书。）又据《坛经》记载，弘忍传法给慧能传的也是《金刚经》：“五祖夜至三更，唤慧能堂内，说《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
从唐代《金刚经》的流传的普及程度而言，岭南慧能是完全有可能听到《金刚经》的。而且，据史籍记载，六祖慧能作有《金刚经解》（新旧《唐书经籍志》都有著录）。慧能的《金刚经解》在禅门亦有较大影响。《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五有《题六祖释金刚经》“金刚般若，灵智妙心者也。诸佛与我及众生类三无差别，然诸佛已知而信者，我今知而信者，唯众生未知未信则当教导之。故世尊以后五百岁，持戒修福者能生信心为实。然以心信心犹为三法，如人不睡而能有梦，则知是病。故世尊又曰：以是信解，不生法相。如来世尊既以明告显说以为经，祖师从而注释之，恩德可谓大矣。而传布未广，予窃患之，故化清信檀越，镂版印施，普千大众云。政和五年十月日。”
慧能的禅学思想主要源自于《金刚经》。首先，《金刚经》的般若性空思想对慧能影响很大。《金刚经》主要阐发“实相非相”的佛教义理，它采用的是“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的三段论式，《金刚经》表现出彻底的性空思想：“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坛经》中记载，导致弘忍将法衣不传给神秀而传给慧能的关键事件是神秀与慧能听作的两首不同的偈句。慧能凭着对《金刚经》的感悟写出了奠定他禅宗祖师地位的偈句：“慧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呈自本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慧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慧能的偈句实际上是针对神秀偈句之意。慧能是否定菩提、否定智慧，也否定净染的区别。这种思想与《金刚经》的“实相非相”的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
慧能对《金刚经》思想继承与发挥的另一重要精神是“无住”。《金刚经》是这样表述“无住”的思想的：“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法。”“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色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坛经》中对“无住”的思想作了较详细的解说：“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在慧能禅法思想里，“无住”是一个基本的、中心的要领无住是无染。人的本性的清净，并不是由于它净寂不动，而是因为它念念不住。念念不住即是不为一念所缚，念念不住即是无念。因而无住即是无念。无住也是无相。“无住”是一种动态的静止，是永恒的短暂，是对否定的肯定。它充满了辩证的精神。这种禅法思想对后世的禅宗影响也很大。
比较宗教界人士，将《金刚经》视为佛教经典的典型代表的文人学士对《金刚经》的义理进行探讨的热中程度丝毫不减。当然，文人的探讨带有文人的特性，在发挥经典的原意方面不及宗教人士，但是，他们由于具有深厚的外学背景，以儒解释、以道解释，化深奥为浅显、化生僻为通俗，对于普及佛经起到重要作用。
有意思的是，罗钦顺实际上是儒学家，其传记入明史儒林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罗钦顺“其痛辟佛教、反复抉摘、因人之所明而牖之，尤为详尽剀切。高攀龙尝称，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洵有裨于正学矣。”以一位痛辟佛学的儒学家，引用同为儒学家的朱熹的话来解释《金刚经》的无心即空观，这反映出宋明儒学对儒释的融合。罗钦顺反佛，但是，他反复阐述佛学特别是《金刚经》的观点。“尝曰佛书数种，姑就其所见而论之。《金刚经》、《心经》可为简尽。《圆觉》词意稍复，《法华》紧要指示处才十二三，余皆闲言语耳。且多诞谩。达摩虽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后来说话不胜其多。亦尝略究其始终。其教人发心之初，无真非妄。故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同上）
以自悟自明作为最高境界。“故《金刚经》云：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是以有言皆是谤也。今则仙翁歌咏性道，亦不获已，而言之固已赘矣。此余所以不复加解释者，不欲为画蛇添足也。惟愿猛烈高明之士，不由外得，直于自己胸中自悟自明，卓越独耀，直下承当，受用将去，不问喧静。语默酒肆花街，恁么也得，不恁么也得。头头无别，处处和谐，尽十方世界，具一只眼，出一双手，妙用纵横，四通八达，盖天盖地，随处运动而莫非真，随所施为而无不可。则知这里本来天性具足，无欠无余，拟议自弛矣。所能俱忘矣。无问地应、无思无虑，虽性之一字，抑亦用不着也。”（注：《悟真篇注疏、直指详说》，《四库全书》第1061册第522页。）这段话是宋代著名道家人物所说。《悟真篇》宋代道家领袖人物张伯端的著作，其注疏为翁葆光所作。
以智慧作为宗旨。“智慧比金刚，能碎诸烦恼。良哉须菩提，为众非草草。再三立问端，一起复一倒。要以撼瞿昙，俾之摅怀抱。瞿昙了不异，意切如姥媪。始终谈四相，毕竟尽除扫。为言福德性，胜施千万宝。因果本来空，种种惟心造。默观契予意，披味恨不早。已喜识真吾，何妨行六道。”（注：宋郭印：《云溪集》卷五，《读金刚经》，《四库全书》第1134册第31页。）
实际上，对悟自性及对智慧的强调，并不合乎《金刚经》的思想。释迦牟尼在《金刚经》中反复告诫“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扫除一切，法亦应扫。这种思维方式对传统文人而言，并不是很好接受，他们更愿意有破有立。
文人对《金刚经》的探讨，有时在佛教教义方面是很深入的。苏辙《书金刚经后》“又读《金刚经》，说四果人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味触法，是名须陀洹。乃废经而叹曰：须陀洹所证，则观世音所谓初于闻中入流无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尘，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于斯陀洹含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阿那含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盖往则入尘，来则返本。斯陀含虽能来矣，而未能无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无来。至阿罗汉则往来意尽，无法可得。然则所谓四果者，其实一法也。但历三空，有浅深之异耳。予观二经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注：《唐宋八大作家文钞》，卷一百六十四，《四库全书》第1384册第937页。）
唐宋时期，书写《金刚经》成为风气。既要告诫众人不著于相又不能减灭大众的信奉热情，文人应邀为所写《金刚经》作的序跋中见出智慧。“闻昔有人，受持诸经，摄心专妙，常以手指，作捉笔状，于虚空中，写诸经法。是人去后，此写经处，严净，雨不能湿。凡见闻者，孰不赞叹，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独拊掌言：惜此藏经，止有半藏。仍知此法，有一念在，即为尘劳，而况可以，声求色见？今此长者，谭君文初，以念亲故，示入诸相。取黄金屑，书《金刚经》，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诸根，六尘清净。方此之时，不见有经，而况其字？字不可见，何者为金？我观谭君，孝慈忠信，内行纯备。以是众善，庄严此经。色相之外，炳然焕发。诸世间眼，不具正见。使此经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说，应如是见。东坡居士，说是法已，复还其经。”（注：《东坡全集》后集卷二十《金刚经跋尾》，书店，1986年版第665页。）
文人在对《金刚经》义理的探讨方面，具有创意的是以诗解经。“元云峤居士徐士英作《金刚经口义》，多以儒书证佛言。其解一相无相分四果之义，以杜诗证之，亦甚可喜。其说曰，第一果云，不入声色香味触法则是知欲境当避。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结小红’之始也。第二果云，一往来则是蹈欲境不再，此果之硕，如；‘红绽雨肥梅’之时也。第三果云，不来则是弃欲境，如遗此果之已熟如‘四月熟黄梅’之际也。第四果云，离则欲则是去欲境已远，此果之既收，如‘挂壁移筐果’之日也。以果字说经，又一一证以杜诗，亦可为诗禅也已。”（注：《丹铅余录》，卷十七，《四库全书》第855册第120页。
“愚斋云，崇观间陈子高有诗名，集中有：‘五月菊云黄’。菊有本性，霜余见幽茂，名缁。喻般若。太史谨占候云：《云僧雪庵诗》‘满径露溥黄般若，戛檐袅翠真如。’按六祖《金刚经解》，何名？般若是梵语，唐言智慧也。《传灯录》云：僧问忠国师古德云，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不知若为？国师曰：《华严经》云，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随缘赴感靡不周，而常处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于法界，岂非法身乎？《般若经》云，色无边故般若亦无边。黄花既不越于色，岂显而易见般若乎？《传灯》又云，赵州或谓，青青翠竹，尽是真如；无非般若。”（注：《百菊集谱》，卷三《四库全书》第845册第76页。）
以《金刚经》的思想解文章和辞赋。“东莱先生注观澜文，谓《后赤壁赋》结结尾用韩文鼎联句，叙弥明意，文豹谓不然。盖弥明真异人，文公真纪实也。与此不同，《金刚经》曰：一切有为时，如梦幻泡影。东坡先生贯通内典，深悟此理。尝试赋《西江月》云：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赤壁之游，乐则乐矣。转眼之间，其乐安在？以是观之，则我与二客，鹤与道士皆一梦也。”（注：《说郛》卷三十八上《四库全书》第878册第94页。）
除了将《金刚经》与诗词文章互相阐释以外，僧人和文人也会以诗歌来表现自已的对《金刚经》的心得和体悟。寒山诗：“人以身为本，本以心为柄。本在心莫邪，心邪丧本命。未能免此殃，何言懒照镜。不念金刚经，却令菩萨病。”（注：《全唐诗》第十二函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8页。）高适诗：《同马太守听九思法师讲金刚经》“吾师晋阳宝，杰出山河最。途经世谛间，心到空王外。鸣钟山虎伏，说法天龙会。了义同建瓴，梵法若吹籁。深知亿劫苦，善喻恒沙大。舍施割肌肤，攀缘去亲爱。招提何清净，良牧驻轻盖。露冕众香中，临人觉苑内。心持佛印久，标割魔军退。愿开初地因，永奉弥天对。”（注：《全唐诗》第三函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8页。）
当然，既使是再喜爱《金刚经》，它仍然只是佛教的经典，与封建文人赖以安身立命儒家理论相比，文人自然可以对其提出批评。“《金刚经》只欲说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为幻迹，此所以偏于空虚也。圣人则道器合言，所以皆实。”（注：《读书录》卷五，《四库全书》第711册第619页。）不过，批评的声音是微弱的。
三、对《金刚经》神异功能的崇信
唐宋时期，人们对《金刚经》的热诚，特别是《金刚经》能在上至封建统治阶层，下至普通民众中得到普通的诵读、奉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念诵、奉持《金刚经》能得到庇佑有普遍的信念。即使是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的文人，由于时代思想水平的局限性，更由于作为一名文人他很有可能经历的那种由不得自身掌控的人生大起大落，使得许多文化程度相当高的文人也会像普通民众一样，愿意相信《金刚经》的神异功能。
编成于北宋前期的《太平广记》从卷一百零二至卷一百零八共七卷全为《金刚经》的灵验报应故事。而佛教其他经典的灵验报应故事只有卷一百零九有关《法华经》一卷，一百一十及一百二十关于《观音经》两卷。《太平广记》中没有关于持奉儒道两家的经典的灵验报应故事。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唐宋时期，人们相信《金刚经》比较其他经典有更为突出的灵验功能。至于《金刚经》的灵验功能，一般都表现在危难的时刻。作为文人，本应该更关注自己才华是否出众、文章是否可受到赏识、科考是否高中等，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上述诸方面的灵验故事，或许文人以为这些尚可自己掌控吧。
念诵《金刚经》能免牢狱之灾。封建统治时期，法制观念淡漠，拘役甚至重刑的惩罚往往系之于掌权者的一念之间。文人往往有参与的热情，而且大多情况下参与政治也是其职责。一言既出，成败荣辱，得之偶然，这给宗教的影响留下了空间。“萧禹，梁武帝玄孙、梁王之子。梁灭，入隋仕至中书令，封国公。女炀帝皇后，笃信佛法。常持《金刚经》。议伐高丽不合旨。上大怒，与贺若弼、高烦同禁，欲置于法。禹就其所，八日念《金刚经》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脱，守者失色。复为著至殿前，独宥禹，二人即重罚。因著般若经灵验一十八条，乃造宝塔贮经，檀香为之，高三尺、感一俞石像忽在庭中，奉安塔中获舍利百粒。贞观十一年，见普贤菩萨冉冉向西而去。”（注：《太平广记》卷一百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88页。本文所引用《太平广记》均出自此版，以下单标页码。）“唐裴宣礼，天后朝为地官侍郎，常持《金刚经》。坐事被系，宣礼迫忧。唯至心念经，枷巢一旦自脱。推官亲访之，遂得雪免。御史任植同禁，亦念经获免。”
③④⑤《太平广记》卷一百四，第700页、第701页、第687页、第712页。）获罪和获免都太偶然，只能归之于念经。
念诵《金刚经》可祛病长寿。“唐吴思玄，天后朝为太学博士，信释氏，持《金刚经》日两遍，多有灵应。后稍怠，日夜一遍。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细儿言事如神，星下祈祷，思玄往就，见细儿惊曰：公有何术，鬼见皆走。思玄私负知是经力，倍加精励，日念五遍。兄疾医无效，思玄至心念经，三日而愈。思玄曾于渭桥，见一老人年八十余，著衰服，问之曰：为所生母也。思玄怪之，答曰：母年四十三时，有异僧教云，汝欲长寿否，但念《金刚经》。母即发心，日念两遍，终一百七。姨及邻母诵之，并过百岁，今遵母业已九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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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诵《金刚经》能脱杀身之祸。“睦彦通。隋人，精持《金刚经》，日课十遍。李密盗起，彦通宰武牢，邑人欲杀之以应义旗。彦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贼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涧，迫急跃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盘石上，都无伤处。空中有言曰：汝为念经所致。因得还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气,累日不灭。后位至方伯，九十余终。”
?④“唐临安陈哲者，家住余杭，精一练行，持《金刚经》。广德初，武康草贼朱潭寇余杭，哲富于财，将搬移产避之。寻而贼至，哲谓是官军，问贼今近远。群贼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争以剑刺之，每下一剑，则有五色圆光径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贼惊叹，谓是圣人，莫不惭悔，舍之而去。”?⑤念诵《金刚经》之所以能够脱去杀身之祸，往往也是因为《金刚经》能感动敌对的双方。也就是说，在信奉《金刚经》这一点上是相通的。《春渚纪闻》卷二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湖州安吉县沈二公者，金兵未至，梦一僧告之曰：汝前身所杀冤报至矣。汝家皆可远避，汝独守舍。见有一人长大，以刀破门而入者，汝无惧即语之曰，汝是燕山府李立否，但延颈受刀，俟其不杀，则前冤解矣。不数日，金人奄至其家，先与邻人鼠伏远山，二公者，虽欲往不可得也。因坐其家视贼之过。明日，果有一少年破门而入，见公怒目以视，沈安坐不动，仰视之曰：汝非燕山府李立耶？其人收刃视之曰：我未杀汝，汝安知我姓名乡里如是之详也？沈告以梦，李方叹息未已，顾案间有佛经一帙，问沈曰：此何经也？沈曰：是我日诵《金刚经》也。李曰：汝涌此经五年矣。然我以前冤报汝，汝后复杀我冤报传深，何时相解。”
念诵《金刚经》能度惊涛骇浪。“白人哲，龙朔中为珠阳尉，差远米辽东，入海遇风，四望昏黑。人哲急念、《金刚经》三百遍，忽如梦寐，见一梵僧曰：汝念真经，故来救汝。”（《类说》卷四十一）这事在《太平广记》卷一百三亦有记载：“唐白仁哲，龙朔中为虢州朱阳尉，运米辽东，过海遇风，四望昏黑。仁哲忧址，急念《金刚经》得三右遍，忽如梦寐，见一梵僧谓曰：汝念真经，故来救汝。须臾风定，八十余人得济。”
念诵《金刚经》甚至能感动阴曹地府阎王小鬼，使死者复生。《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唐陆康成，尝任京兆府曹绶，不避强御。公退，忽见亡故吏抱案数百纸请押，问曰：公已去世，何得来？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视之，但有人姓名，略无他事。吏曰：皆来年兵刃死者。问曰：得无我乎？有则检示。吏曰：有。因大骇曰：君既旧吏，得无情耶？曰：故我来启明公耳。唯《金刚经》可托。即失之。乃遂读《金刚经》，日数十遍。明年朱此果反，署为御史。康成吒此曰：贼臣敢干国。此震怒，命数百骑环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刚经》，矢无伤者。此曰：儒以忠信为甲骨，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隐于终志山，竟不复仕。”又《说郛》卷一百十六“江陵开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刚经》三七遍。长庆初得病卒。至冥司，见若王者，问师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刚经》。乃揖是殿，令登绣坐，念经七遍，侍卫悉合掌阶下，拷掠论对皆停息而听，念毕后，遣一吏引还，王下阶，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间，勿废读诵。因随吏行数十里，至一大坑，吏因临坑自后推之，若陨空焉，死已七日，惟面不冷。法正今尚在，年八十余荆州僧常靖亲见其事。”
为了说明念诵《金刚经》与不念诵《金刚经》的区别，《说郛》卷一百十六讲述了一个故事，四个小鬼本来是要勾取董进朝的性命，只因为他平时念诵《金刚经》甚至都使冥司得到庇福，四个小鬼放过了他，而以与他同姓同年的邻居家的儿子代替。显然这是草菅人命，四个小鬼也说是“枉命相代”。但是，通过这个事例，更说明奉持《金刚经》的效应。“董进朝，元和中入军。初在军时，宿直城东楼上。一夕月明，忽见四人著黄从东来，聚立下城，说已姓名，状若捕。因相语曰：董进朝常持《金刚经》，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辈久蒙其惠，如何杀之？须枉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待无所赖矣。其一人云：董进朝对门有一有同姓同年，寿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见。进朝惊异之，及明闻对门复魂声，问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进朝感泣说之，因为殡葬，供养父母焉。后出家，法号慧通，住兴元唐安寺。”
一部经典，它不公在义理方面赢得文人探计的兴趣，而且，也赢得广大社会成员不分阶层不分身份地崇信，这是这部经典传播的成功。我们也可从《金刚经》中找到推崇祉异的文本依据。
《金刚经》是谈空说性的经典，它的彻底的空观使人可以产生超越祸福的心境。在遇风浪、陷牢狱、染疾病、处危难时刻，可起镇静精神的作用。同时《金刚经》和佛教其他的经典一样，有着对佛法不可思议神奇力量的宣扬，这使人们即使身处绝境亦满怀期待。而与其它佛教经典不同的，还有它长短适中的篇幅。这一切使得《金刚经》成为了佛教典籍中最为流传的文本。